你怎样思考问题
我们正处在一个继往开来的新时期。现实生活中有多少问题需要我们去思考；实现“四化”的新长征中，有多少新的课题等待着我们去探索。我们这一代青年是大有作为的一代，也是积极思考的一代。是啊，面对着许多新情况，不思考怎么行？但是，怎样才能学会正确的思考？究竟哪一种思想方法是正确的？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研究探索吧。
一、心之官则思
人会思想
人是会思想的。
人的行动，都是在一定的思想指导下进行的。
会思想，这是人区别于其他动物的一个重要标志。
马克思曾经指出：“蜘蛛的活动与织工的活动相似，蜜蜂建筑蜂房的本领使人间的许多建筑师感到惭愧。但是，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有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蜡建筑蜂房以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干什么？怎样干？人们在办事之前总是要这样想一想的。
孟子说：“心之官则思”。这里说的心就是头脑，孟子对头脑的作用下了正确的定义，指出了人的头脑是思想的器官。人的思想，就是客观存在的事物在人的头脑中的反映。
人的头脑，好像是一座加工厂。它利用眼、耳、鼻、舌、身得来的感性材料，形成概念，进行判断和推理，从而对客观存在的事物，对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各种现象，进行分析和综合，找到它们互相之间的联系和区别，认识它们的矛盾和运动，它们的本质，它们发展变化的规律，于是形成了各种思想、理论、计划或方案，来指导人们的行动。这就叫作认识过程。
人的这种认识过程，说起来好像很复杂，其实是每个人每天都在进行的。
譬如，一个3岁的孩子，已经能够区别“凳子”和“椅子”、“饼干”和“烧饼”，他就是根据自己的经验，认识了这些概念之间的区别和联系，构成了正确的判断。
又譬如，当一个孩子从开始只知道一个苹果加一个苹果是两个苹果，一件玩具加一件玩具是两件玩具，进而懂得了“1+1=2”的时候，他已开始有了抽象思维的能力，把苹果、玩具等东西的数量属性和它们的香、甜、美丽、有趣等其他属性区别开来，把这个数量属性单独地抽象出来认识了。
多想出智慧
人人都会思想。青年时期尤其是思想活跃的时期。
青年人精力旺盛，刚开始接触社会，刚开始来到浩瀚的知识海洋的岸边，沙滩上五光十色的贝壳，人间变幻的风云，向他提出了一连串的为什么。有多少未知的领域，在等待他探索。这里有自然的奥秘，有历史的规律，也有青年人的前途和命运。什么是做人的道理？有没有学习的捷径？为什么人的进步会有快慢？怎样处理友谊和爱情？……问题简直有成千上万，青年人怎么能不思考呢？
多想是一件好事。多想可以出智慧，可以使人的头脑锻炼得更敏锐。古人说要“三思而行”。毛泽东同志也一再提倡“多思”。列宁、斯大林也经常劝人要善于思索。我们青年人要使学习有进步，工作有创造，事业有成就，就要学会开动思想的机器，多思。
英国著名的物理学家、最早完成原子核裂变实验的卢瑟福，一天深夜走进他的实验室，看到一个学生仍然俯身于工作台上。卢瑟福问他：“这么晚了，你还在做什么？”学生说：“我在工作。”“那你白天做什么了？”“我也工作。”“那么你早晨也工作吗？”“是的，教授，早上我也工作。”学生以为这位著名的学者会称赞他，然而卢瑟福却问道：“可是，这样一来你用什么时间来思考呢？”
当然，卢瑟福提出的问题也不免有些片面性，脑力劳动本身就是和思考联系在一起的，但是有时陷在工作中时间久了，往往容易出现“当局者迷”的现象，对问题缺少冷静深刻的思考。卢瑟福强调了深入思考的重要性，不仅对有志于研究科学的青年，对从事任何工作的青年，都是很有教益的。
我们常常可以看到：两个学生，在同样的学习条件下，一个凡事都要问一个为什么，追根究底，积极开动脑筋，认真思索；另一个却是满足于老师讲什么，他就听什么，不去开动脑筋，常常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他们的学习效果就大不一样。不积极开动脑筋，即使接触了大量的实际材料，也会像过眼烟云一样，转瞬即逝，而不能从纷纭复杂的现象中看到事物之间的本质联系，认识事物的规律，增长自己的才干。结果往往是“如入宝山空手而回”。古人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又说：“行成于思”。说的都是思考对于学习和工作的重要作用。
要有正确的思想方法
只是“多想”，还不能保证想得都对。
同样的问题，大家都在想，想的结果却往往大不一样。例如，关于前途、理想、幸福，等等，是每个青年都在想的问题。有的青年想到的是国家有前途，自己也有前途，特别是看到四个现代化要在自己这一代实现，更感到自豪。而有的青年想到的却是前途渺茫，个人没出路，是“倒霉的一代”。为什么会出现如此截然不同的看法呢，就是因为他们的世界观不同，思想方法不同。
人们认识事物总是从亲身的感受开始的。粉碎“四人帮”以后，人们看到“天安门事件”平反了，许多受迫害的同志得到昭雪了，工厂的生产、学校的教学秩序恢复了，农业政策落实了，粮食、肉、蛋增加了，社会风气比过去好多了，去年又提出了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国民经济长期比例失调的情况已开始逐步改善。这是人们看到的一个方面。与此同时，人们也看到许多弊病还继续存在，看到我们在生产、科学研究、管理、生活水平等方面和国外的差距，看到当前存在的各种困难。面对这两种同时并存的情况，应该怎样认识呢？究竟什么是形势的主流？发展的趋势将会如何？如果我们看不到改善的一面，只看到存在的问题，甚至把它看成是主流，就会使我们丧失信心，感到前途渺茫。如果我们既看到好的一面，又看到存在的问题，并且能比较客观地估计它们的发展趋势，就能增强信心，奋发图强，为实现“四化”而努力。可见，思想方法正确与否，对我们正确认识问题和处理问题有很大的关系。
人们认识事物，不可能一次就把事物的一切方面都彻底认识清楚。这是因为人的认识不是沿着直线发展的，而是螺旋形前进的。认识了一个方面，前进了一步；认识了另一个方面，又前进一步。每一步都是认识曲线中的一段。如果在任何一步上停止下来，就可能把认识的曲线变成直线，就会从正确走向错误。例如，我们学初等数学，知道1+1=2，这当然是正确的。但只是在十进位制的数学中是正确的。到了二进位的数学中，就变成1+1=10了。到了逻辑代数中，还会出现1+1=1的情况。所以我们要能正确的判断事物，就必须学会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
事实上，每个人在思考问题的时候都有一定的方法。不过有的自觉，有的不自觉。有的方法正确，有的不正确。有的人在这个问题上运用了正确的思想方法，得出了正确的结论，在那个问题上又运用了错误的方法，做出了错误的判断。研究思想方法问题，就是要研究人的思维的规律，了解在什么情况和条件下，我们的思想容易发生偏差，从而知所趋避，自觉地运用正确的方法来思考。
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
错误的思想方法表现是多种多样的，但归结起来，不外乎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两种。
唯心主义的思想方法常把事物发展变化的原因归于天命或者某个人的个人意志。一些青年碰到许多不如意的事往往埋怨自己命运不济。有的说早生20年，我也会成为英雄。有的说晚生10年，不遇上“四人帮”的破坏，也不至于这么倒霉。有的学习成绩不佳，就埋怨自己脑子不好使，不如别人聪明。这种唯心主义的思想方法，往往使他们放松主观努力，成天价怨天尤人，不去认真总结经验教训，也就不可能真正了解并掌握事物发展的规律和学习的规律。
还有的人看问题一切以自己的希望和心愿作标准，合我的意就认为是好的，不合我的意就认为不好；符合我利益的政策和方针就是对的，与我个人利益不一致的方针政策就是不对的，其他一概不管。这样看问题，必然要把问题看偏，不可能全面地、客观地看清事实的真相。甚至面对大好形势，他们也会因自己的某些困难未能解决，而看不清大局的前途，乃至悲观失望，丧失信心。
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就是用孤立的、静止的和片面的观点去看世界，不承认事物的相互联系、事物的内容矛盾和事物的发展变化。在有些人的眼光中：好就是绝对的好，坏就是绝对的坏。他们不能想象，社会主义社会也会有不如资本主义社会的地方；而一旦发现有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某些方面超过我们，就怀疑起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来。他们看见了旧社会和“四人帮”遗留下来的不正之风，就对社会主义的新道德、新风尚能不能发扬光大，失去信心。这种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在历史的转折关头，在革命和建设事业迅猛前进的时代，往往会成为阻碍我们大步前进的绊脚石。
思维的科学
正是在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真正提出了“关于思维的科学”，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它要求按照世界的本来面目认识世界，是什么样子就是什么样子，既不夸大又不缩小。它强调人的社会实践对于人的认识的决定作用，认为正确的认识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它认为发展是对立的统一，要求从事物的整体、事物的发展运动、事物的内部矛盾和外部联系去认识事物的规律。马克思和恩格斯运用这个唯一正确的思想方法，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发现了它的基本矛盾必然要使它走向灭亡，必然要为更高级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所代替，从而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列宁运用这个唯一正确的思想方法，分析了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帝国主义的各种矛盾，领导了俄国的十月革命，创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运用这个唯一正确的思想方法，分析了中国社会的各种矛盾，制定了中国革命的正确路线和政策，找到了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正确道路，领导全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今天进入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的历史时期，一大堆新问题放在我们面前，也只有运用这个唯一正确的思想方法，才能在实践中找到一条中国式的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道路。如果思想方法不对头，对于适应新时期的需要所采取的一些正确政策和做法，就会难以理解和接受，或者是抱残守缺，打不破过时的老框框。在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领域，我们要顺利地前进，也不能不运用辩证的方法来思考。因为自然界发展的过程本身就是辩证的。所以，只有辩证法能够帮助自然科学战胜理论困难。在我们的科学研究中，从确定课题，搜集和整理材料，明确主攻方向，进行实验，得出结论到对于研究成果的实际应用，每一步都离不开唯物辩证法的指导。
立场、观点和方法
然而，长期以来，人们往往对于思想方法的问题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似乎只要站稳了无产阶级立场就可以了，思想方法正确与否则无关紧要。他们对于自己或其他同志在工作上、思想上的错误，也不注意从思想方法上找一找原因。这样，对于我们更好地进行工作和学习是很不利的。
立场、观点和方法本来是统一的，互相影响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从根本上说，就是一个东西。你对世界的看法怎样，你就会用怎样的方法去认识和变革世界。
无产阶级由于它是在先进的大机器工业中生产的劳动者，由于它大公无私的阶级特性，不需要歪曲和隐瞒任何事实真相，比较容易接受唯物辩证法的思想方法。而一切反动的剥削阶级，为了维持他们的反动统治，总是不愿意承认真理，总是害怕历史的发展，害怕他们自己被推翻。因此，他们的思想方法，也总是容易倾向于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一些受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影响的人，对于那些同他们个人利益有抵触的真理，也往往不愿意相信，他们的思想方法也往往容易不对头。我们平常说“见利忘义”“利令智昏”，说的都是这种情况。虽然，对许多人来说，问题并没有到这么严重的程度，但他们的聪明毕竟也在不同的程度上受到个人得失的闭塞。
无产阶级比较容易接受唯物辩证法的思想方法，但是，这并不是说，只要是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就自然会运用正确的思想方法去想问题。好心办坏事的情况，在实际生活中也是常有的。话剧《陈毅出山》中的游击队司令韩山河，由于对抗日统一战线的政策不理解，差一点把陈毅同志枪毙了。但我们不能因此而说他的阶级立场有什么问题，他的毛病就出在思想方法不对头上。思想方法上的问题，不仅有阶级的根源，还有认识上的根源。有些同志虽然有朴素的阶级感情，但是由于学习不够，还是不能科学地认识世界。有时候，他们自以为是在维护革命的利益，实际上却是在阻碍革命的前进，甚至于会干出敌人希望他们干的蠢事；有时，他们自以为是在同敌人做坚决的斗争，实际上却是误伤了自己的战友。应该看到，唯物论和唯心论，辩证法和形而上学之间的矛盾，即使在阶级完全消灭以后，也还将长期存在下去。
而且，我们还应当看到，各个不同阶级的意识形态互相影响的事实。在几千年的旧社会中，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曾经长期地占据着统治地位，对广大劳动人民不可能没有严重的毒害。加以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还很低，科学技术还很不发达，这又不能不限制了人们的眼界。我国原来又是一个小资产阶级十分广大的国家，受着小生产的狭隘性、散漫性、孤立性和保守性的影响，一些人在思想方法上就容易表现为观察问题时的主观性和片面性，即把自己的主观愿望、感想和空谈当作实际，把片面当成全面，局部当成整体，容易产生左右摇摆、好走极端、华而不实、投机取巧等等毛病。林彪、“四人帮”正是利用了这个特点，大肆贩卖他们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来搞乱人们的思想。一时间，搞得唯心主义盛行，形而上学猖獗。对于这些毒害，我们绝不能低估，它至今仍然妨碍着有些同志的思想解放，以致他们还不敢大胆地实事求是地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
事实告诉我们：端正思想方法，仍旧是我们面临的一项艰巨任务。
二、源头活水何处来
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朱熹的这首《观书有感》，说的是人的思想必须有“源头活水”的不断补充，才能永葆清新。但是，朱熹是个唯心主义者，他并不懂得也没有真正找到过思想的源泉。
人的正确思想究竟是从哪里来的？认识的“源头活水”何在？我们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长途中，究竟应该从哪里迈出这第一步呢？
思想是客观实际的反映
实践，只有实践，才是我们认识的源头活水。
我们知道，思想是客观实际的反映。反映得正确，符合客观实际，就是正确的思想；反映得不正确，不符合客观实际，就是错误的思想。不顾客观实际，睁着眼睛说瞎话，完全是主观唯心主义思想的反映。现在我们大家都知道地球是圆的，这是通过人们长期的实践才得出的正确结论，麦哲伦环游地球证明了这一点，从人造地球卫星上对地球拍摄的照片更证明了这一点。但是，在古代，由于科学技术的落后，人们就曾经认为“天圆地方”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在旧社会，除了生产规模的狭小，限制了人们的眼界外，剥削阶级的偏见，经常歪曲了客观现实，使人们看不清事物的本质。譬如，他们把地主残酷剥削农民，说成是天经地义的。林彪、“四人帮”继承地主、资产阶级的衣钵，大搞主观唯心主义，明明是革命干部，却偏要说成是“叛徒、特务、走资派”，明明国民经济已被他们搞到了崩溃的边缘，还要胡吹什么“形势大好”。真是睁着眼睛说瞎话。然而，指鹿为马，鹿并不会就变成马。谎言即使重复千遍，也不会变成真理。事实是真正的权威，一切无视客观实际的假道理，不管说得多么美妙动听，在客观的事实面前，最后都必然要像肥皂泡那样破灭。
好人也难免会有错误的思想，这是由于主观认识和客观存在不一致所造成的。这个矛盾靠什么才能解决呢？客观的东西怎样才能在头脑中得到正确的反映呢？是实践，只有实践才能使主客观矛盾得到统一。
认识始于实践
“认识从实践始”，只有在变革客观事物的实践过程中，人的感官才能感知外界的客观事物，人的头脑才能对这些感性材料进行加工制作，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达到理性的认识，形成各种理论、思想、计划、方案。“神农尝百草”，固然是神话，但如果不是无数“神农”——人民群众在和疾病斗争过程中所积累的经验，就不可能形成中国医药学这个伟大的宝库。游牧和农业的发展都和季节有关，这就促进了天文学和数学的发展。水利建设和城市建设促进了力学的发展。没有高能加速器对基本粒子进行变革，我们就不可能有今天这样的对所谓基本粒子的知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也是从革命实践中产生出来的。毛泽东同志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之所以能够做出他们的理论，除了他们的天才条件之外，主要地是他们亲自参加了当时的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实践，没有这后一个条件，任何天才也是不能成功的。”
经过实践得到的理性认识，还须再回到改造世界的实践中去。这是检验人们的思想、理论、政策、计划是否正确的唯一办法。只有当人们实现了自己的预想，才能证明原来的思想、理论等是正确的，否则就是错误的。
我们说，许多自然科学的理论是真理，并不是说发现或者创立这些理论的科学家是什么圣人，他们说出来的话是“金口玉言”，而是因为这些理论已经被后来的科学实践所证明了。我们说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也不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是什么“先哲”。马克思和恩格斯开始的时候也只是两个年轻人，并不是很出名的。他们开始创立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时候，不过是欧洲工人运动中的一个派别，并没有占据什么统治地位。但是，经过一百多年来革命实践的检验，却一再证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是科学的真理。所以，判定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
中国人对马克思主义也是逐渐认识的。1840年鸦片战争的炮火惊醒了清廷“老大帝国”的迷梦，一些先进的中国人开始睁开眼睛来看世界，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但是，长时期中，中国人并不知道有马克思主义，也不知道有马克思和恩格斯这两个人。林则徐、魏源等人在同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对西方进行了初步的调查研究，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以为有了洋枪洋炮就可以打败帝国主义的侵略。然而不行，封建帝国的腐朽政治不改革，什么新东西也学不成。洪秀全从基督教的教义里借来了“平等”的概念，发动了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一次农民革命。然而也不行。因为没有新的生产力，没有新的生产关系，站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上毕竟改造不了中国。康有为、梁启超搬来了英、日等国君主立宪的办法，想要对封建的政治进行改良，为资本主义的发展争一席之地。然而也不行。改良也要触动贵族地主的利益，腐朽的封建统治者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决不能允许对“祖宗法度”做任何一点变动。孙中山异军突起，倡言革命，果然推翻了清朝皇帝，许多人以为这样就可以“外抗强权，内建民国”了。谁知道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也行不通。帝国主义不允许中国发展资本主义，他们支持封建势力，制造军阀割据，使中国一天天面临被瓜分的危险。“中华民国”始终是一块空招牌。所有的办法都试过了，都不灵，眼看就要做亡国奴了。正在这个时候，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才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这个认识不是轻易得来的，是经过中国人民长期革命实践反复检验的真理。现在有的同志被眼前的一些暂时困难蒙住了眼睛，看不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甚至错误地认为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他们没有亲身经受过旧社会的苦，不知道近代和现代的中国革命史，不知道这一百多年革命实践的经验和教训。
我们党对毛泽东思想的认识，也曾经经历了反复实践的过程。在我们党的幼年时期，曾经犯过右的和“左”的错误。这些错误曾经使革命遭受极大的损失，几乎使革命濒于绝境。1927年我国大革命失败以后，毛泽东同志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从中国的具体实际出发而不是从本本出发，创造性地解决了我国革命的一系列根本问题，找到了我国革命的正确道路。他和他的战友们缔造了人民的军队，创建了革命的根据地，指挥了长期的革命战争。正是在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才使革命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如果没有毛泽东思想，我们的党，很可能至今还在黑暗中苦斗。这样的论断，是许多老一代革命家从几十年的革命实践中得到的亲身体会，是千真万确的真理。
一个民族、一个党的认识离不开实践，个人的认识也同样离不开实践。张志新所以能认清林彪、“四人帮”的反革命嘴脸，首先是由于她亲身参加了“文化大革命”的实践。开始时，她曾经响应号召，和同伴们一起投入运动。正是斗争的实践使她产生了疑问，形成了新的认识。她的这个认识过程实际上也正是千千万万善良的中国人先后经历过的认识过程。丙辰清明天安门广场上向周恩来敬献花圈的青年，其中有很多不就是当年冲冲杀杀的红卫兵吗？他们觉悟得虽没有张志新那么早，但实践毕竟是最严峻的老师，生活终于使他们认清了真假。而当千千万万群众都被实践擦亮了眼睛的时候，冒充马克思主义者的骗子手就再也混不下去了。
投身到改造世界的斗争中去
我们这一代青年，要认识社会，认识自然，也必须投身到改造世界的斗争中去。
譬如，对于社会上的不正之风，大家都很讨厌。但只有当我们在实践中看清这种不正之风怎样损害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败坏党的威信，对革命事业造成多大的损失；看到那些搞不正之风的同志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是如何下降的；看到这种不正之风怎样毒害了这些同志的子女，从而毁了这些年轻人真正的前途时，我们才能更深刻地认识这种不正之风的本质。特别是当我们在实践中进一步了解这种不正之风产生的历史条件，了解党和人民是怎样同这种不正之风做斗争的，我们才能正确地找到它的阶级根源和社会根源，增强同它做斗争的信心，懂得怎样抵制以至最后消灭不正之风。
又譬如，许多青年都希望自己所从事的工作能够早日用上先进的技术，为国家生产更多更好的产品。但是谈到技术革新，又觉得技术太复杂，困难很多，自己知识不足，好像“老虎吃天”，不知从何下口。这个矛盾也只有投身到技术革新的实践中去才能够得到解决。只有在干的过程中，才能更清楚地看到会遇到些什么困难，究竟需要哪些知识。也只有在一次次的失败和成功中，我们才能对机械、电器、物体的强度和缺陷，相互之间运动的规律，等等，越摸越清楚。越是革新，越能看到革新的潜力，办法也会越来越多，人也越干越聪明了。
学生的学习也是如此。自然科学规律的掌握离不开实验的基础。不做习题就掌握不了数学的公式。不经过多少次的练习，光背熟了语法规则，还是写不好作文。陆游晚年教子说：“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确实是经验之谈。
用实践作试金石
旧社会的商店，为了招徕顾客，往往在广告上吹得天花乱坠，说自己的产品是如何如何好，价格又是如何如何便宜，为了薄利多销，可以“买一放三”，而且“童叟无欺”。他们挂的招牌，也无不是为自己脸上贴金。例如，自从王麻子的剪刀出名以后，许多剪刀铺老板好像都得了天花。“真王麻子”“真正王麻子”的招牌层出不穷。上当的不能说没有。但是，多数老百姓心里自有另一本账。他们买东西毕竟还是要看你卖的究竟是什么货，要的是什么价，而不是只看你的招牌。判断人也是如此。恩格斯说：“对头脑正常的人说来，判断一个人当然不是看他的声明，而是看他的行为；不是看他自称如何如何，而是看他做些什么和实际是怎样一个人。”林彪、“四人帮”自吹自擂，打倒一切，好似别人都是反革命修正主义、走资派，唯独他们这一伙得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真传。但是中国人民还是从他们倒行逆施所带来的恶果中认清了他们的真面目。这个经验告诉我们：有了实践这块试金石，我们就能辨别一切动听言辞的真伪。
实践和书本知识
坚持实践第一，当然不是否定学习书本知识的必要。人类社会的发展已经经历了100万年以上的历史，长期的实践使人类积累了无数的知识。自从五六千年以前人类发明文字以来，许多知识被记录了下来。今天，人类社会实践的领域越来越宽广，越来越深入。没有一个人可以做到参加一切领域中的实践，当然更没有可能去一一重复我们祖先的全部实践。但是，我们却完全有必要也有可能吸收前人和他人从实践中获得的知识，并在这个基础上继续前进。牛顿在谈到他为什么能取得科学上的巨大成就时说：“那是因为我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的缘故。”如果拒绝利用前人的成就，每一个人都从头做起，那科学还怎么能够发展呢？目前，全世界每年大约要发表500万篇科学论文。这也是一笔宝贵的知识财富。这些知识，对我们来说，固然是间接的经验，但只要是真正的科学知识，在前人或者他人来说，也还是从直接经验发源的。我们不但不应该拒绝利用它们，而且“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成为共产主义者”。不过我们在利用书本知识的时候，还是要注意结合实际，经过我们自己的实践，发展新的知识，改正那些不够完善、不够准确的观点，补充新的结论。
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实践
坚持实践第一的原则，不是否认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而是正确地说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源泉，找到正确地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道路，真正发挥革命理论的指导作用。
人们在实践中得到理论的认识，就是为了用来指导自己进一步的实践，并且在实践中继续探求未知的规律。否则，人们研究理论问题干什么呢？
在自然科学中，这样的事例是举不胜举的。
古代的人们懂得了物质的燃烧离不开空气，于是才发明了鼓风机，大大提高了燃烧的温度，使金属冶炼成为可能。
近代的人们进一步懂得了燃烧的本质是物质的氧化作用，懂得氧气在空气中只占1/5左右，于是才发展了各种形式的吹氧炼钢，使炼钢技术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正是由于人们认识了热是经过传导、对流和辐射这三种途径传播的，人们才能做出热水瓶这样的保温器。
如果没有电子运动理论的指导，什么收音机、电视机、计算机、机器人等等，都不可能做出来。
当然，这些理论要发挥对实践的指导作用，就必须是真正的科学的理论。
在社会科学领域里也是这样。如果把“四人帮”鼓吹的“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当作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把“大锅饭”“铁饭碗”当作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把现代迷信当作“高举”的旗帜，用这样的假科学、假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指导实践，那就非碰钉子不可，群众唾弃这些东西是理所当然的。
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就是“实事求是”。具体来讲，就是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主观世界的东西都要经过实践的检验。离开了这些根本的东西，就谈不到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从林彪搞语录本开始，就把毛泽东思想搞得支离破碎，使人不能完整准确地掌握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体系。发展到后来，更是用片言只语甚至是伪装的东西当棍子来打人、整人，这同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来指导实践是完全背道而驰的。
有的青年在唾弃林彪、“四人帮”制造的假马克思主义的同时，对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必要性也产生了怀疑。这当然是不对的。没有正确理论指导的实践，只能是盲目的实践，随时都有摔跟头的危险。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经过100多年革命实践的反复检验，它所包含的真理的光辉始终没有减弱。问题在于我们怎样去运用它、发展它。例如，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性质，就是一条不可改变的规律。我们懂得了这条规律，就要以它为指导，来研究我们的生产力状况怎样，生产关系状况怎样，哪些是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哪些是不适应的，需要做什么样的改革，等等。在这种研究和探索的过程中，我们也就把马克思主义在新的条件下推向前进了。如果以为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就是要到马克思主义“本本”中去找现成的答案，找不到就说马克思主义不灵，那就不对了。
革命理论从实践中形成之后，一方面可以起指导人们革命实践的作用，另一方面又要在新的革命实践中接受检验。人们在运用革命理论的过程中，必然要去掉那些不完全正确或者不能适应新的情况的部分，同时根据新的实践补充进新的结论。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发展史。这个历史过程并没有完结。年轻的朋友，你们将用怎样的行动来继续谱写这个历史的新篇章呢？
反对实用主义
马克思主义坚持的实践第一的原则，同资产阶级的实用主义是完全不同的东西。
实用主义者根本不承认世界上有客观真理。他们宣称“有用就是真理”。所谓“有用”，就是对他个人，对他那个小集团，对他那个剥削阶级的狭隘私利有用。哪怕是宗教迷信，因为对维护剥削阶级的反动统治有利，他们也会把它吹捧为神圣的真理。为了同样的目的，连历史也可以篡改。实用主义者的大师胡适就把历史比作一个“百依百顺的女孩子”，可以任人打扮。至于究竟什么是历史的真相、历史的规律，他们是不管的。
我们知道，人的社会实践和动物的本能活动不同。动物只能消极地适应环境，听凭生物进化的规律来支配自己的发展；人的社会实践是能动地改造客观世界。如果只是随波逐流，毫无原则，今天这样有利就这样说、这样干，明天那样有利又可以那样说、那样干，只能是市侩的哲学。
马克思主义者尊重事实，但不是像实用主义者那样，用对他们有利的“事实”来为自己的卑鄙或者软弱辩解。我们认为，看上去眼花缭乱的事实，实际上是有规律的存在：有的是新生的，有的是腐朽的；有的是主流，代表了历史前进的方向，有的是支流，只是浮在大海上的一些泡沫。从大量的事实中，发现客观事物的发展规律，顺应历史的潮流，推动历史的发展，这才是革命人民的革命实践。
一切经过试验
坚持实践第一的原则就要坚持一切经过试验。
例如，两个物体，一重一轻，从高空掉下来，哪一个掉得快些呢？意大利的科学家伽利略亲自做了试验，证明了它们下落的速度原来是一样的。然而，在此以前1800多年中，人们都以为重的东西要掉得快些。为什么呢？因为希腊的大学问家亚里士多德是那样说的，大家就都跟着那样说了。1800年之久，也没有人想到去试一试。在人类漫长的历史过程中，这种人云亦云的毛病，对于认识的发展曾经造成多么大的障碍呵！
我们现在正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强国，我们比世界的先进水平落后了很多年，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又进一步扩大了这种差距，我们需要加速前进，再不能让这种“人云亦云”的毛病来蒙蔽我们的聪明才智了。我们面前有许多革新和改革的建议，它们究竟是不是真正的好办法呢？让我们经过试验来检验吧。别的单位有许多先进的经验，它们是不是适合我们的具体情况呢？让我们经过试验来判断吧。一切经过试验，我们就可以检验真理，发展真理，减少错误，把我们的各项工作做得更快更好。
三、2+2=？
认识客观规律
我们的目的是改造世界。
只有我们的行动符合客观世界运动发展的规律，才能达到改造世界的目的。
只有反映客观世界运动发展规律的认识，才能作为我们改造世界的行动的向导。
规律是客观存在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无论你喜欢它，或是不喜欢它，它都是那样存在着。日月运行，昼夜交替，春夏秋冬，四时有序，光速每秒钟接近30万公里，没有氧气人就要死亡，社会主义必然要代替资本主义，如此等等，都是客观的规律。人不能创造它们，也不能改变它们，更不能消灭它们。但是人可以认识这些规律，利用这些规律，因势利导，达到自己的目的。
从客观存在的事物中，找到它们的规律，这就是人的认识的任务。毛泽东同志把这个认识过程概括起来，叫作“实事求是”。他说：“‘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物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
毛泽东同志给中央党校的题词，就是“实事求是”四个字。
他在《七大纪念册》上又题了：实事求是，力戒空谈。
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是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根本途径，是使我们的革命事业不断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我们今天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新长征中，一定要继承这个优良的传统。
要有了解实际的愿望
要做到实事求是，首先要有了解实际情况的愿望。
规律存在于客观事物之中，是客观事物所“固有的”，不是从外面加进去的，不去了解客观事物的情况，而要想找规律，岂不是等于“闭塞眼睛捉麻雀”吗？
难道会有这种不想了解实际情况的人吗？
是的，是有这样的人的。
一种是“想当然”。
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整风运动中讲过两个主观主义的小故事，就是说的这种“想当然”的毛病。
一个是：在遵义会议期间，一个同志硬说毛泽东同志的军事战略都是从《孙子兵法》学来的，现在用不上了。毛泽东同志问他：你读过《孙子兵法》没有？你知道《孙子兵法》一共有几章？问得这个同志哑口无言，原来他就连《孙子兵法》这部书也没有见过。
另一个是：一个同志刚到陕北洛川，第二天就下命令取消一切苛捐杂税。毛泽东同志问他：一切苛捐杂税你都取消了，究竟有哪几种苛捐，哪几种杂税？这个同志完全答复不上来。
在这两位同志看来：既然《孙子兵法》是古代的东西，现在“想当然”一定用不上，也就没有再去了解它的内容的必要了；苛捐杂税，顾名思义，是不好的东西，当然就想不到还有必要去了解究竟有哪些苛捐，哪些杂税，究竟是不是真的都是苛捐杂税，一道命令是不是真能取消得了，取消之后会有什么后果，等等问题了。
有这种“想当然”毛病的同志其实不少。已经搞了几次革新，就以为必然是没有多大油水了，失去了继续找潜力的愿望；这个人既然是屡犯错误，想必是难以救药，不必再从他身上找什么积极因素了；工作当中常常在“想不到”的地方出了毛病；这些情况不都是常常可以见到的吗？
不能只看“本本”
再一种是以为规律只有在书本上才有，于是只重视“本本”，看不起实际，读了几本书，就自以为了不起，什么都懂了，可以包医百病了。这样，当然也就不会有眼睛向下、了解实际情况的强烈愿望。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对中国革命曾经造成了严重的损害。从思想方法来说，这条路线的主要特点就是破坏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统一的基本原则，破坏了实事求是的作风。毛泽东同志曾经批评他们说，他们不知道人是要吃饭的，路是要用脚走的，子弹是可以打死人的。这好像是说笑话，又是千真万确的事实。他们学了几句马克思主义的词句，就自以为是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中国革命的一切问题都早已在“本本”里解决了，哪里还用得着再去了解实际情况呢？既然红军应该是英勇善战、所向无敌的，那就自然会百战百胜。他们在地图上画一条线，这里的红军就调到那里去了，至于要用脚走路，需要时间，需要给养，战斗中会有减员，等等，他们是想也想不到的。
一些在生产工作中搞瞎指挥的同志何尝不是这样？如果他们事先想到要多了解一些实际情况，就不会把那些自以为“好”的馊主意强迫下面推行；更不至于当遇到抵制、明明行不通的时候，仍旧不肯睁开眼睛看看实际，而继续一意孤行了。
调查研究
要了解实际情况，真正做到实事求是，最基本的方法，就是要向实际做系统的调查研究工作。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打仗要“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既要摸熟自己部队的脾气，又要摸熟敌人部队的脾气，还要了解一切和战争有关的条件如政治、经济、地理、气候，等等。这一切都离不开调查研究。我们在中国干革命，首先就要了解中国是什么样的。马克思主义的创立，也是建立在调查研究基础上的。恩格斯年轻的时候，就做过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调查。列宁、斯大林也同样做了许多调查。毛泽东同志更是对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对中国社会的各个阶级，对中国的历史和现状，进行过长期、深入的调查。我们做任何工作也都离不开调查研究。工人要摸熟机床的脾气和原材料的性能。店员要熟悉自己经营的商品，了解各类顾客的需要和商品流转的规律。农民种地需要了解作物生长的规律，懂得土壤、水利、气象以及农业机械、化学肥料和农药的脾气。教师要了解学生原来的水平、基础，他们所处的环境和心理特点。我们要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就必须了解当前世界的先进科学技术和生产的状况，了解其他国家生产发展的历史。这一切，都需要我们进行大量的、不懈的调查研究工作。
调查研究是为了了解客观实际的情况，切忌带着主观的框框。须知“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头脑里抱着一个先入为主的成见，虽然表面上也好像是在做调查，实际上却是合自己意的就听得进，不合自己意的就听不进，尽管事实放在面前，仍旧听而不闻，视而不见。这种只是为主观的偏见寻找例证的所谓调查，当然是不可能得出实事求是的结论的。这样收集来的事实，“就只能是一种儿戏，或者甚至连儿戏也不如”。因为，“社会生活现象极端复杂，随时都可以找到任何数量的例子或个别的材料来证实任何一个论点”。
调查研究要有严细的作风，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特别是对主要的东西一定要抓住不放。远远一望就下结论不行，粗枝大叶也不行。打仗的时候，有时一个关键性的细节没有弄清楚就会影响到多少同志的生命甚至战局的成败。我们今天进行的是社会主义大生产，不是手工业方式的小生产，各方面的因素通过各种复杂的渠道互相联系在一起，更是每一个环节都马虎不得。为了对人民的事业负责，我们一定要兢兢业业，严肃认真，深入细致地对待每一个情况、每一个数据，务求能够更加准确地反映客观情况及其规律。
尊重事实
我们对于了解的事实，必须采取老实态度，是则是，非则非，一是一，二是二，不夸大，不缩小，才能从事实中找到规律。不尊重事实，就谈不上实事求是。
尊重事实，就要破除迷信。
据说，英国哲学家罗素有一次到中国来讲学。一上讲台，他就提了一个问题：“2+2=？”虽然连小学生都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但是大家想罗素是个大哲学家，他提这个问题必然有深刻的道理，不会那么简单。于是面面相觑，竟然无人作答。最后还是罗素自己说：2加2就等于4嘛。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迷信和科学是完全对立的。对权威的迷信，有时竟会使人连事实都不敢承认。人云亦云，跟在别人的后面跑，不敢面对事实，自然也就“求”不到“是”。
尊重事实，还要勇于破除自己主观上的框框。
有这样一个故事：从前有人丢了一把斧子。他怀疑是邻居的儿子偷的。于是，他注意观察这个青年：走路的样子，像是偷了斧子；说话的神态，也像是偷了斧子；总之是越看越像。过了几天，斧子在他自己家的草堆下找到了。这时他再看邻居的儿子，走路、说话都不像偷斧子的了。
同样的事实，在不同的时候去观察，为什么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原因是：在判断时带上了主观的框框。
这个人是我的老熟人、老同乡、老同学、老同事、好朋友，平常意见比较一致，人家说他做了坏事，我就不大愿意相信，即使事实放在面前，心里总还有些嘀咕：会是他做的吗？是不是还有其他的情况呢？
那个人反对过、打击过我或我的朋友，我平常对他的印象很坏，人家说他做了一件好事，我又不愿意相信，即使事实放在面前，心里还怀疑：他是不是有别的动机？
一个人做了坏事，有些人就觉得他处处皆坏，从小就坏；他参加革命早，就一定是投机革命；他发表一个意见，就一定是“狗嘴里长不出象牙来”。
这一类例子是很多的。
对于这种形而上学的观点，鲁迅曾经说过一段很精彩的话：
假如我们设立一个“肚子饿了怎么办”的题目，拖出古人来质问罢，倘说“肚子饿了应该争食吃”，则即使这人是秦桧，我赞成他，倘说“应该打嘴巴”，那就是岳飞，也必须反对。如果诸葛亮出来说明，道是“吃食不过要发生温热，现在打起嘴巴来，因为摩擦，也有温热发生，所以等于吃饭”，则我们必须撕掉他假科学的面子，先前的品行如何，是不必计算的。
毛泽东同志也是从来反对“因人废言”的。王熙凤是《红楼梦》中的反面人物，但她说的“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毛泽东同志就不止一次引用过。考茨基早已成了叛徒，但毛泽东同志在《关于农村调查》的讲话中，毫不讳言他从考茨基的早期著作《阶级斗争》得到的启发。这样的事例还很多。如果我们只看一个人头上戴的帽子，不看他说的、做的究竟是否符合实际，那还有什么实事求是呢？
要尊重事实，还必须去掉哗众取宠之心。
对于一件事，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知道多少就是多少，决不不懂装懂，冒充内行，才能得到真正的知识。
工作上做出了成绩，对于领导的帮助，师傅的指点，同志的支持，等等，都应该如实地估计，不要自以为了不起，贪天之功以为己功，才能不断地前进。
工作出了错误，对自己应该负的责任，勇于承担，不掩盖，不上推，不下卸，不强调客观，不怕丢面子，才能真正吸取经验教训，使自己变得更聪明。
要敢于坚持真理
“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反动的阶级为了维持他们的反动统治，总是千方百计地歪曲客观实际，禁止合理的意见，这是由他们的阶级利益决定的。正如列宁所说：“几何公理要是触犯了人们的利益，那也一定会遭到反驳的。”历史上曾经有多少进步的思想家因为他们的学说触犯了反动阶级陈腐的偏见而受到迫害和打击。但是，他们坚信自己的观点是符合客观实际的，严刑拷打，金钱收买，高官引诱都不能使他们屈服。哥白尼勇敢地打破统治着中世纪的“地球中心说”，创立了太阳系的理论。他写的《天体运行论》被教会列为禁书。热心宣传哥白尼学说的布鲁诺被活活烧死在罗马鲜花广场，伽利略被终身软禁。然而这一切都阻挡不了哥白尼创立的太阳系学说终于战胜“地心说”。林彪、“四人帮”横行的时候，他们到处打棍子、戴帽子，不许人们讲真话。但是人民并没有被吓倒。党的优秀儿女张志新烈士为了坚持真理，不惜献出自己的生命；波澜壮阔的“四·五运动”，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坚持真理，奋起还击“四人帮”的一场英勇斗争。在今后的革命征途中，由于种种原因，压抑符合实际的正确意见的事，把香花当成毒草的事，仍旧有可能在不同程度上发生。我们仍然需要继续发扬大无畏的革命精神，不顾个人的利害得失，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勇于坚持真理，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做老实人。
按照客观规律办事
我们尊重事实，从实际出发，调查研究，目的是为了求“是”，是为了找到客观事物的规律，来指导我们的行动。只有在实际行动中严格地按照客观规律办事，才能把实事求是的精神贯彻到底。
我们都希望革命事业发展得快些。怎样才能快呢？
《孟子》里说了一个宋人“拔苗助长”的故事：宋国有个人嫌庄稼长得太慢，就把苗一棵棵地往上拔，回家还夸口说：“今天我帮助苗长了！”他儿子听了赶忙去看，苗都枯死了。
这位宋国人虽然是好心，也很辛苦，但他违反了庄稼生长的规律，走到了他的愿望的反面，没有得到好结果。
唐朝的柳宗元写了一篇《种树郭橐驼传》，介绍了另外一种做法：“顺木之天以致其性”，让树的根舒展，用熟土培均匀，捣结实，而不要时时去干扰、损害它。他种的树，长得好，活得长，开花早，结实多。原因就在于他是按照树木生长的规律办事的。
宋人和郭橐驼，谁是真正的促进派呢？当然是后者而不是前者。
扎扎实实地前进
要实事求是，还要禁绝一切大话和空话，从我们现有的条件出发，一步一步扎扎实实地前进。我们要了解我们和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有决心克服这个差距，但是我们并不幻想出现什么奇迹。我们知道国家的财力有限，不可能样样引进。我们的底子薄、基础落后。面临着这样的实际，就不要回避它（要回避也回避不了），而是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找增产节约的潜力，找改进生产的途径，一步一个脚印地前进。好高骛远，看不起眼下能办到的小改小革，想一日吃成一个现代化，却又心有余而力不足，结果很可能是贻误时机，一事无成。
个人的学习也是如此。林彪、“四人帮”的破坏，耽误了许多青年的青春，许多人希望补上这一课。但是能够得到进大学等等机会的毕竟是少数。工作又忙，年纪又大，又缺少辅导，条件似乎是很不利。真正实事求是的办法就是承认这个现实，不做任何幻想，但也不停留在悔恨或埋怨上，而是切实地把现在可以利用的条件尽可能地利用上。假如一天千方百计也只能挤出一个小时来学习，那就把这一个小时真正抓紧，一年就有365个小时，10年就有3650个小时，也就相当可观了。如果你再不抓紧，10年也就这样过去了。徐特立同志43岁去法国留学，对法文一字不识。他算了一笔账：一天学一字，一年可学365字，7年可学2555字，到了50岁，岂不是一个通晓法文的人了吗？若一天学两字，到46岁半就可以读通。自己纵然愚蠢，断没有一天学一字学两字也不能的。他还说：“我今年43岁……一混60岁来了。到了60岁，还同43岁时一样无学问，这17年岂不冤枉过了日子？……到了60岁时来后悔，那就更迟了，何不就从今日学起呢？”这是真正实事求是的态度。有了这样的态度，还有什么困难能够阻止我们前进呢？
四、风物长宜放眼量
一切皆变
古代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曾经说过一句名言：“人不能两次走进同一条河流。”因为水一刻不停地在流动，当人第二次踏进同一条河流时，遇到的已经是另外的水了。这个论断闪耀着朴素的辩证法观点，指出了世上一切事物都处在不断变动之中。
事实也确是如此。世上的一切，小至沙粒，大至太阳，哪一样不是在不停地运动呢？“士别三日，便当刮目相看。”老朋友三天不见面，他已经又有了新的经历，头脑里又装了新的知识，他身上的细胞又死了多少，又生了多少？我们脚下的大地可谓稳固，但每年却要发生大约500万次地震，平均每天有1万多次。太阳被称为恒星，似乎十分稳定地放射着使人们感到温暖和光明的阳光，而这种光和热却正是来自剧烈的运动，在太阳的中心，连续地进行着类似氢弹爆炸的热核反应。在太阳的表面，有许多巨大风暴形成的旋涡，这就是人们能观察到的“黑子”。
人有生老病死，社会有兴亡盛衰，世界上一切存在的事物，都有它发生、发展、消亡的过程。《圣经》上说，上帝在一个星期之内造了万物，以后就永远如此地存在下去。当然事实并非如此。“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的儿子会打洞。”实际上，每一代的龙、凤、老鼠，都已和它们的双亲有所不同，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风物长宜放眼量”，当我们的眼光放到以百万年为尺度的时候，就会看到：在几百万年以前，根本就没有人类，只有我们的远祖——某种类人猿在森林中遨游。科学的研究已经证明了一切飞禽走兽、奇花异草，无不是从单细胞的生物经过几十亿年时间的逐步进化而来。而生命又是从非生命的物质发展来的。目前发现的最古老的微生物化石，它的生存年代约在31亿年以前，而地球的历史却已经约有45亿年。在这45亿年中，我们的大地又经历了多少次“沧海桑田”的变化！现在的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在两亿年以前还坐落在古地中海里。就在近10万年内，我国和东邻日本之间的“一衣带水”就曾不止一次“水落石出”，形成了“陆桥”或者是莽莽草原。
“人间正道是沧桑”。世界既然是在不断地运动和变化，不断地更新和发展，每时每刻都有新的东西在产生，在发展，都有旧的东西在崩溃，在衰落，在死亡，我们对于世界上的各种事物，也就要从它们的产生、运动、变化、发展、衰亡的过程去观察，才能真正认识世界的本来面目。
事物的稳定性是相对的
然而，事物又有相对的稳定性。太阳虽然每秒钟要发出80亿亿亿卡的能量，但这和太阳所拥有的巨大能量比较起来不过是“秋毫之末”，大约在50亿年之内，它还可以保持这种精力旺盛的状态，不至于使我们感到有明显的变化，更不会在一个晚上突然变成月亮那样的冰冷一团。人可以在地球上走来走去；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可以遨游太空；即使在地球上站着不动，但由于地球在动，也会“坐地日行八万里”。但只要我们没有脱离地球，“在地上”这一点也总还是没有变。我们从初中一年级读到高中，这个期间虽然有不少变化，但是“中学生”这一点并没有变。中国二千多年的封建社会，自秦汉起，直到唐宋元明清，有多少朝代更迭，但仍然是个封建社会。正是事物的这种相对稳定才使得一种事物和另一种事物、一种运动形式和另一种运动形式互相区别开来，才使我们有可能分别对不同的事物进行具体的科学的分析研究。如果你的同学小李昨天还只是个17岁的姑娘，今天忽然变成了70岁的老太太，那你还怎么敢认她呢？
但是，事物的这种相对稳定状态又容易使人们产生错觉，以为这些东西果真是永恒不变的，或者即使变化也只是周而复始，春耕夏种，秋收冬藏，不过是“老一套”而已。反动的剥削阶级往往利用这种凝固不变的形而上学观点来欺骗人民，鼓吹什么“天不变，道亦不变”，为他们的反动统治制造根据。实际上，天也不是不变的。反动统治也是不可能天长地久的，因为社会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新的生产关系代替旧的生产关系，新的社会形态必然要代替腐朽的、没落的、旧的社会形态，任何力量都阻挡不了。
打开人类历史的画卷，在人类诞生以来200万年以上的历史中，有阶级的社会不过只有几千年。它们是在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出现的东西，必然也要随着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而被消灭，这是毫无疑义的。懂得从发展的观点看问题，我们就不会被那些看起来似乎是很稳固的表面现象所迷惑，不会被反动势力的气势汹汹所吓倒，尽管它们貌似强大，不可一世，但都逃不脱覆灭的下场。
希特勒当年席卷欧洲，兵临莫斯科城下，曾经是多么踌躇满志，以为世界的历史从此将要改写，法西斯主义将要统治一切！然而到头来却是烟消云散，只落得个在地下室中服毒身亡的下场！
前些年，林彪、“四人帮”拉大旗当虎皮，“打倒一切”“横扫一切”，推行“全面专政”，自以为“人莫予毒”，大有今日之天下非吾莫属之势。然而，他们的倒行逆施登峰造极之时，不也就是他们垮台之日的开始吗？
古往今来，有哪一个反动统治是不可动摇，不可被推翻的呢？
没有。一个也没有。
不要用凝固的观点看问题
《吕氏春秋》上有这样一个故事：有个楚国人过江的时候，在船上把剑掉到江里去了。他立刻在船上刻了个记号，说这是丢剑的地方。等到船停了，他就从刻着记号的地方下水去找剑。结果当然是一无所获。
这个“刻舟求剑”的故事，讽刺了那些用凝固不变的观点看问题的人。他们以为什么事情过去是怎样，现在就是怎样，将来也还是怎样，不知道“一切以条件、地点和时间为转移”。
我们中国人曾经吃过这种凝固观点的亏。
我国是世界的文明古国之一，我们的科学、技术、文化曾经在世界上居于领先的地位。近几百年来我们落后了。然而正当欧美列强用资本主义的先进技术武装了它们的远征军，用它们的兵舰大炮指向我们祖国的胸膛的时候，许多中国人却并没有睁开眼睛来看一看世界上发生了什么变化，还在那里做着“老大帝国”“天朝上邦”的美梦。结果呢，从鸦片战争以后，一步步沦入了殖民地和半殖民地，被人欺凌、宰割了100多年。
过去的先进变成了今天的落后，看不见这个变化的事实，是凝固的观点。今天的落后可以变成明天的先进，看不见这个变化的可能，也是凝固的观点。人家的先进既然是从落后变来的，我们为什么不能变呢？
国家的情况可以变化，人也是可以变化的。
王安石写过一篇文章名《伤仲永》，说方仲永5岁能诗，“文理皆有可观者”，然而他的父亲只知道用他的诗赚钱，“不使学”，到20来岁，就“泯然众人矣”。
可见，小时了了，大未必佳。即使是“神童”，离开了主观的努力，也会变，有时甚至会变得连普通人都不如。
另一方面，历史上“大器晚成”者，也不乏其人。汉朝的名学者公孙弘“年四十余乃学春秋杂说”；唐宋八大家之一的苏洵，27岁才开始发愤读书；发明电报的莫尔斯，原是个画家，41岁才开始研究电报；发明轮船的富尔敦，小学时曾经留级；发明火车头的司蒂芬孙，17岁才开始到夜校读书；我国著名的青年数学家张广厚，小学毕业时，连初中都没有考取，就是因为数学不及格。
学问如此，品德亦然。有的人少年时期，投身革命，未尝不是满腔热血，惜乎晚节不保，令人扼腕；也有人开始误入歧途，终于幡然悔悟，“浪子回头金不换”，成为有益于人民的人。这里的关键都在后来的主观努力。
所以，用发展的观点看问题，就既不能自以为是，故步自封，抱残守缺，不求进取；也不能自暴自弃，因为一时不如人而失去前进的信心。
用发展的眼光看自己，也要用发展的眼光看别人。我们有的同志，往往容易把人看死，比如对后进青年的看法吧，总认为他们是“出窑的砖”定型了，没有帮助他们改正错误的信心。有的厂、机关、学校，听说要分配后进青年来，顾虑重重，唯恐他（她）们带坏了别的青年。所以会出现这种现象，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他们用凝固的眼光看人，既看不到后进青年身上也有积极因素，更看不到人是会变的。持这种观点是不利于团结更多青年共同前进的。
发展变化是有规律的
事物的变化，既不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轮流坐庄式的“团团转”，也不是不可捉摸的“变戏法”，而是“变中有常”，有它自己固有的规律。因此人们才能预见到它的发展趋势。黑夜过去，白天必然降临。“冬天到了，春天还会远吗？”这是自然的规律。社会的发展也有它的客观规律。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发展水平，适合生产力的性质；上层建筑一定要适合经济基础，就是两条基本的规律。生产力是最革命的因素，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就要发生革命。因此，“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林彪、“四人帮”的垮台，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在于他们严重地破坏了生产力的发展。可以说，他们的倒行逆施正是为他们自己的垮台创造了条件。他们妄想逆历史的潮流而动。但是，“青山挡不住，毕竟东流去”。历史的潮流是任何人间的力量都阻挡不住的。只有顺应历史发展的规律，才能成为真正的革命者，才能为人民的事业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新陈代谢
“新陈代谢是宇宙间普遍的永远不可抵抗的规律。”新生的事物一定要战胜貌似强大的腐朽的事物。要顺应历史的潮流，就一定要学会辨别什么是真正的新生事物，什么是腐朽的力量。例如，对资本主义社会，我们不仅要看到它经过几百年的发展，生产力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整个社会的生活水平也比较高，更要看到它在表面繁荣背后掩盖着不可克服的矛盾。最根本的就是生产的高度社会化和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它对第三世界的剥削，加强了它们的寄生性，也必将最后促进它的灭亡。至于资本主义社会中道德风气的败坏更早已为这个腐朽的制度敲起了丧钟。资本主义一定要为社会主义所代替，整个人类社会一定会走上共产主义的阶段，这是当代世界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矛盾运动发展的必然趋势。马克思和恩格斯把社会主义学说从空想变成科学，就是论证了这个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我们以共产主义作为我们的最高理想，并愿为之终身奋斗，也就是建立在这个科学分析的基础之上的。我们并不幻想历史的发展会像高速公路那样宽阔而笔直。面对强大的敌人，我们知道“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征途中的急流险滩、崇山峻岭、雪山草地以至行进队伍的分化改组，暂时的失利，等等，在我们看来，都是“题中应有之义”。如果几千年的阶级社会不经过艰难困苦、流血牺牲和失败的尝试，就能顺利地进入无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反而是不可思议的。正因为如此，共产主义者始终相信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无论遇到什么样的惊涛骇浪，都不会动摇对自己理想的崇高信念。
思想要适应客观的变化
用变化、发展的观点去看世界，我们的思想就要适应变化了的情况。天冷了要穿衣服，天热了要脱衣服，如果不愿意生病，就决不能“以不变应万变”。现在世界上科学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1957年，出现了第一个原子能发电站，到1976年底，全世界已建成的原子能发电站有178座，发电能力为8700多万千瓦；当时已在建设的还有227座，发电能力为2亿多千瓦。美国已经研制成功每秒运算1亿次以上的电子计算机。现在的微型计算机，同1945年制成的第一台电子计算机比较，计算能力提高了20倍，体积缩小为1/300000，价格降低为1/10000。美国朋友韩丁一个人一年劳动150天，生产150万斤粮食，平均每天生产1万斤。在这样飞速发展的形势面前，如果再闭目塞听，不迎头赶上，那就会愈来愈显得落后，就要挨打，或者像毛泽东同志所说的那样，被“开除球籍”。随着揭批“四人帮”运动的胜利，我们党的工作中心已经转移到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奋斗的轨道上来了。这就要求我们的思想、工作、作风、组织、制度、管理、技术各个方面都有相应的变化。但是，现状和习惯往往容易把人们的头脑束缚得紧紧的，即使是革命者有时也不能免。我们有的同志还因袭着30年代或革命战争年代的一套工作方法和思想作风；有的同志面对新的科学技术和组织严密的现代化管理体系束手无策，但又不愿认真学习钻研；有的青年对自己缺少文化、技术不仅不感到要急起直追，反而心安理得，觉得能混混就行了。这种种精神状态都是和我们目前只争朝夕的形势不相适应的，现在是到了彻底改变这些状况的时候了。就拿种田来说，扁担镰刀、牛耕人播，这些从我们爷爷的爷爷那里传下来的“老一套”，还能被我们这一代青年容忍下去吗？难道还要让它们再传给我们的儿子吗？现在，变化之势已成，大势所趋，不变也得变。问题是我们自己，是站在这个大的变革的前列，还是由于思想、文化、技术不能适应这种变革而被抛到时代的后面去呢？我们相信，有为的青年是会做出正确的选择的。
发展是过程
事物在时间和空间中运动。它的发展总是作为过程出现的。我们认识事物也要把它如实地作为过程去看，要看它的“来龙去脉”，而不要割断历史。新中国是从旧中国发展而来的，如果“不善于把旧中国和新中国加以比较”，就“不容易深切了解我国人民曾经怎样经历千辛万苦的斗争才摆脱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压迫，而建立一个美好的社会主义社会要经过怎样的长时间的艰苦劳动”。懂得了我们苦难的过去，也懂得了我们是在怎样薄弱的基础上开始我们的建设的，我们就会更热爱今天的社会主义祖国。
事物作为过程而存在，就不但有“来龙”而且有“去脉”。今天的中国一定要发展到明天的中国去。因此，我们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共产主义的理想，不能忘记革命的大目标。明天的中国又只能从今天的中国发展而去，而不会从天上掉下来。因此，我们又一定要立足当前，踏踏实实地在自己的岗位上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
事物是过程，我们的政策也要随着客观过程的向前推移而加以调整。抗日战争时期，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的矛盾，我们党就及时地把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改变为减租减息的政策。抗日战争结束，人民大众和国民党反动派所代表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矛盾又成了主要的矛盾，我们党就及时地领导了土地改革运动。新中国成立初期，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刚从旧社会过来，我们党用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争取了广大的知识分子来为新中国服务，同时帮助他们在为人民服务的过程中不断地改造和提高自己。今天，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自己培养出来的，老知识分子经过党的长期教育和实践的锻炼也有了很大的进步，知识分子的多数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一个部分，成为革命的依靠力量了。这样的事例是很多的。总之，我们既不能被过去的政策束缚住自己的双手，又不能以今天的政策否定过去的政策。
认识也是过程
客观的事物是过程，人的认识也同样是过程。这不但是因为事物本身还在不断变化发展，而且事情还没有发展到那一步，它的本质还没有暴露出来，我们当然不可能事先就认识它。即使是已经暴露出来的事物，我们的头脑要完全地反映它，也往往需要经过多次的反复。既不可能有“生而知之”的天生圣人，也不可能一眼看去就抓住任何事物的本质。事实上人们的认识总是从不知到知，从知之不多到知之较多，逐渐地向前发展的。先是不认识或者不完全认识，经过反复的实践，在实践里面得到成绩，有了胜利，又翻过斤斗，碰了钉子，有了成功和失败的比较，然后才有可能逐步地发展成为完全的认识或者比较完全的认识。在这个过程中，任何个人，无论是什么英雄豪杰，错误都是难免的。只有错误的大小、改正的快慢，才是因人而异的。对于缺乏政治经验和社会生活经验的青年来说，把片面当成整体，把一孔之见当成全部真理在握，干些蠢事，说出一些自以为是的胡话来更是在所难免。正因为如此，列宁才说上帝是允许青年人说胡话的。说一点胡话不要紧，认识了，改过来就是了。问题在于对自己的阅世不深要有一点自知之明，而不要贸然自封“绝对正确”，对不同的意见一概听不进去，堵塞了自己继续向未知的领域前进的道路。如果有什么人，说他自己对于客观世界的规律一开始就全部认识了，那是吹牛。如果要求别人“洞察一切”，什么缺点错误也不能有，那就是苛求。特别是我们所从事的社会主义事业，是人类历史上的崭新事业。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算起，也只有30年的实践。即使从十月革命算起，到今天也只有60来年，在人类历史上只能算是“弹指一挥间”。要求我们今天就能对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有清楚的完全的认识，更是不切实际的。
懂得认识是过程，我们就不要以为自己认识了的东西别人一定也会和自己有同样的认识。即使是真理，要人接受，也要有一个过程。汉朝的赵充国主张屯田戍边，开始时只有十分之三的人赞成，多数人都反对，但他始终坚持，一再摆事实、讲道理，最后赞成者达到十分之八。我们在人民内部做思想工作，也不能期望一说就服，否则就把别人看作“顽固”“死落后”。即使是犯了错误的人，在积极帮助他们的同时，也要给他们留有自己觉悟的余地。
人们的认识过程，一般总是从感性到理性、从个别到一般、从现象到本质、从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逐步发展的。人们的努力程度、思想方法正确与否可以加速或者延缓这个过程，但不可能取消这个过程。拔苗助长，适得其反，“欲速则不达”。在我们学习文化和科学技术的时候，注意按照认识的规律循序渐进更为重要。基础不牢，必然难以升堂入室。初等代数的知识没有掌握好，不可能透彻地理解微积分。学习得好的人可以跳级，但这只意味着他们学得快一些，而不能把必需的基础知识跳过去。硬要违反这个规律，煮成一锅夹生饭，最后还是要走回头路的。
戒“左”戒右
客观事物发展变化的过程反映到我们的头脑中来，使我们的思想随之发生变化。反映得及时、准确，这种思想就是正确的思想，这种正确的思想就能引导我们的工作走向胜利。思想落后于客观过程的发展阶段，就叫作右倾，超过客观过程的发展阶段，就叫作“左”倾。二者都是背离客观实际的，都会给我们的工作带来损失或失败。从这一点上说，“左”和右都是对革命事业不利的。“四人帮”鼓吹“凡事左三分”，貌似革命，实则极为恶毒。比如射箭打靶，右三分不能中的，“左”三分也一样不能中的。“过犹不及”。从客观效果看，“左”和右给革命事业带来的损害并没有什么两样。所以，毛泽东同志总是一再强调要“戒‘左’戒右”；“瓜熟蒂落”，熟了的瓜还不摘就会烂掉。条件已经成熟，经过努力可能办到的事，还不努力去办，当然不好。条件还不具备，或者明天才有可能办的事情，硬要拿到今天来办，那也是“强扭的瓜不甜”，不但不可能办成，还会带来更大的损失。而且，“左”由于披着革命的外衣，往往比右带有更大的欺骗性，更容易使人上当，因此也就需要我们更加提高警惕。
认识无止境
世界在发展中，人的实践在发展中，人的认识当然也要不断地发展。
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世界的发展是无止境的，人类的认识也是无止境的。“就一切可能来看，我们还差不多处在人类历史的开端，而将来会纠正我们的错误的后代，大概比我们有可能经常以极为轻视的态度纠正其认识错误的前代要多得多。”无论在宏观或微观方面，我们已有的认识都是有限的。我们今天能够观察到距我们100亿光年的天体，但是在100亿光年之外还存在什么，我们只能说不知道。人们至今也还没有能力打碎任何一个电子，因此也就不知道电子是怎样结构的，甚至不能区分两个不同的电子。从前有人说，如果我们的认识是一个圆圈，圈内是我们已知的东西，圈外是我们未知的东西，已知的东西愈多，圆圈越大，它的边界就越长，我们接触到的未知领域也就越多。对物理学做出了重大贡献的牛顿，誉满世界，但他却把自己比作只不过是在真理之海的边上捡到几片美丽的贝壳的孩子，而对于展现在我面前的浩瀚的真理的海洋，却全然没有发现。我们从事任何事业都需要有这种科学的态度。
五、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对事物要分析
我们已经知道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处在永恒的运动和发展之中，而事物运动和发展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事物内部存在着矛盾。正是矛盾着的对立面又统一，又斗争，才由此推动着事物的运动和变化。这个“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这个规律，不论在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们的思想中，都是普遍存在的。”我们要正确地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就要应用这个规律去观察世界，就要一分为二地来看待这个世界上的一切事物，学会分析事物的矛盾。
事实上，我们在实践中接触任何事物的时候，我们的感官可以感知这个事物的许多纷纭复杂的信息，有些是我们判断和推理时所需要的，有些则是不需要的。例如，我们面前有一朵花，我们可以感知它的温度、湿度、硬度、一定波长的光线、它在空间所占据的位置、它所散发的香味，等等，用舌头去尝一尝，还可以知道它是什么味道。如果有显微镜等仪器的帮助，我们还可以看到它是由什么样的细胞所组成的，知道构成它的物质的化学成分。但如果我们的目的只是要判断它是不是美，那么显然在这些信息中有许多是我们所不需要的。我们的思维活动就会把这些信息“一分为二”，挑出那些需要的部分来作为判断的依据。
然而这还不够。仅仅有了一大堆即使都是有用的材料，把它们罗列起来，甲乙丙丁、一二三四，我们还是不可能对事物的本质有什么认识。要认识事物的本质，就要提出问题，解决问题，就要分析事物的内部联系。我们要研究社会，就要分析它的政治和经济，军事和文化。要了解一个人，不仅要看他的一时一事，而且要看他的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要分析他的德和才。对于才，也可以分为理论知识和实际操作能力两个方面，也就是我们平时考核时所说的“应知”和“应会”两个方面。在日常生活中，上街买东西，也总是希望质量尽可能好、价钱尽可能便宜。“价廉”和“物美”，这就是两个方面，一个是商品的交换价值，一个是商品的使用价值。人们总是分析和综合了这两个方面的因素之后才决定取舍的。我们的学习有许多不同的学科，但是归根到底都是为了提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
人们所以需要用“一分为二”的观点来看事物，这不是什么人主观规定的，而是因为客观存在的一切事物本身都包含着矛盾，都是“一分为二”的。矛盾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可以说，没有矛盾就不成其为世界。我们的思维的任务就在于承认矛盾，如实地反映矛盾，分析矛盾和解决矛盾，只有这样，才能促使事物向着有利于革命事业的方向发展。
这种“一分为二”的状况，在自然科学的领域里到处都是。例如：光明和黑暗就是一对矛盾。只有黑暗，没有光明，我们当然什么也看不见。但只有光明，没有黑暗，到处都是一样的明亮，什么东西都给我们的眼睛以同样波长、同样强度的光刺激，那结果我们也是什么都看不见。只有加，没有减，我们就不会有任何数学。有一个作用力，就一定有一个反作用力。正因为世界上的物质分为导体和绝缘体两个部分，才有可能产生电流。如果所有物质都是绝缘体，当然不可能有任何电的流动，而如果所有的物质都是导体，任何两点之间都不可能形成电位差，也就不可能有任何的电流存在。走路是一脚在前，一脚在后。上肢从脚分化出来形成能劳动的手，才有人类。大拇指向一边，四个指头向另一边，才能握住东西。如此等等，都是对立的统一。
在人类社会中，同样始终充满着矛盾。不要以为漫长的原始共产主义社会是什么“无差别境界”的“极乐世界”。那时的人们抓到敌对部落的俘虏往往是杀死吃掉，因为在当时生产力极低的条件下不可能有更好的处置。在几千年的阶级社会里，当然更是“人世难逢开口笑，上疆场彼此弯弓月。流遍了，郊原血”，充满着矛盾和斗争。我们一定要坚持阶级分析的方法，分清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只有正确地解决这个革命的首要问题，才能在革命的征途中不走错路。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也是如此。例如生和死，就是一对矛盾，有生就有死，如果生下来以后都不死，孔夫子活到今天，和我们坐在一起开会，岂不成了骇人听闻的事吗？吃了饭就得拉屎，只吃不拉，就会胀死。又如开会和散会，有开会就必然有散会，只有开会而没有散会，这样的会谁也吃不消，“天下无不散的筵席”。
世上没有不可分析的事物
对立统一既然是宇宙间的普遍规律，因此，我们看待一切事物，都要有两点论，都要坚持一分为二的观点。只有这样做，才能避免片面性，避免思想的僵化。《庄子》上说“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说的就是事物的无限可分性。当然分到最后，只剩下一个分子，“棰”是不存在了，但也还可以继续分为若干原子，原子又可分为质子、中子和电子。无论怎样小的基本粒子，既然是物质，就有它的结构；既然有结构，就是可分的，只不过我们现在还不知道怎样去分而已。但是人们常常把在一定条件局限下可能达到的认识当成是真理的全部，因而陷入片面性。很长时间内，人们把原子看成是物质的最小粒子，当科学实验打破了这种认识的时候，有些人又走向反面，认为“物质消灭了”。可见，只有坚持物质无限可分的辩证观点，才能把唯物论坚持到底。
有几种情况容易使人离开“一分为二”的辩证方法，陷入盲目性。
首先是对自己。“人贵有自知之明”。但这往往不容易做到。这首先是由于除了少数明知故犯的人以外，一般的人在采取某一行动时总是认为那样做是对的。又由于决定事情成功或失败的因素往往很复杂，使人不容易看到由于自己认识上的错误所起的影响。一些严重自负的人甚至至死不悟。例如秦末刘邦、项羽相争。项羽在干部路线、军事战略和政策方面都有一系列的错误，虽然兵力较强却终于失败。然而他直到乌江自刎之时还是说“天亡我也，非战之罪也”。对自己的错误死不认账。本来，人各有其长短，如果只看到自己的长处，或者老是拿自己的长处去和别人的短处相比，而不去经常想一想自己的弱点、缺点或错误，就容易陷入盲目性。一些青年所以容易骄傲，就是由于过分地看重了自己有文化、思维敏捷、聪明能干的长处，在顺利的情况下，更容易“贪天之功以为己功”，有了“一孔之见”就以为全部真理在握，而看不到自己还有经验不足、思想片面等缺点。这样的人，虽然自以为了不起，其实却是很脆弱的，一旦遇到环境不顺利，挫折较多，就很容易走向反面，自暴自弃，对自己的长处也一笔抹杀，丧失了改正错误、继续上进的信心。
对于我们认为是不好的东西、坏的东西，人们也往往容易离开“一分为二”的观点，以为坏就是绝对的坏。其实，好事和坏事在一定的条件下是可以互相转化的。中国古时有一则寓言，说的是住在塞上不远地方的一个老翁，有一天，他的马忽然逃到塞外去了，邻人们都为他惋惜，他却说：“怎知道这不会成为一件好事呢？”不久，这匹马又回来了，还带回来一匹马。这则寓言说明古代的劳动人民已经从实际生活经验中初步懂得了好事与坏事可以互相转化的道理。这样的事例，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也会经常碰到，例如犯错误当然不是好事，但在一定的条件下又可以转化为好事。这就是从错误中吸取经验教训，取得“免疫力”，使我们变得聪明一些，把后来的事情做得更好一些，错误减少一些，正像人们通过跌跤学会走路一样，犯错误的经验也是我们达到正确认识的一个条件，问题是如何使错误少犯些，犯得小些。又例如，资本主义在今天的世界上当然是一种腐朽没落的社会制度。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去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工业发达国家的企业，用人少，效率高，会做生意，这些都应当有原则地好好学过来，以利于改进我们的工作。对于资本主义国家的科学、技术、文化，不加分析地一概排斥，只能使我们和世界的先进科学技术水平的差距愈来愈大。当然，也不能反过来，连他们腐败的制度和思想作风、生活方式也都当作好东西照搬。
不同的事物有不同的两点
一切事物都有两点，但不同的事物有不同的两点。“一分为二”并不是说对于任何事物都简单地用优点、缺点这两条来加以分析。马克思的《资本论》从分析商品开始，但他并没有分析商品这个东西有什么优点和缺点，而是从分析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对立统一开始的。毛泽东同志科学地分析了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的两重性：它们是真老虎，又是纸老虎。要把“一分为二”的辩证观点贯彻到底，就必须学会从不同的角度分析不同事物不同的两点。
人们对于好的、先进的事物，也往往容易把它看成是一切都好，不能对它进行“一分为二”的分析，从而陷入盲目性，不能正确全面地认识这些好的、先进的事物。例如，我们的党是无产阶级的先进部队，是光荣的、伟大的、正确的。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较之资本主义制度要优越得多。这都是毫无疑义的。但是，决不能说，党就不会有缺点、犯错误，党员就统统是“圣人”，社会主义社会就没有矛盾。“有人以为社会主义就了不起，一点缺点也没有了。哪有这个事？应当承认，总是有优点和缺点这两点。”“有些人似乎以为，一进了共产党都是圣人……好像一进了共产党，就要是百分之百的马克思主义才行。其实有各种各样的马克思主义者：有百分之百的马克思主义者，有百分之九十的马克思主义者……有的人只有百分之十、百分之二十的马克思主义。”同时，还会有个别的坏人混在共产党队伍里，如果没有分析的态度，不管什么人，只要顶着共产党员的称号，就认为他的话一概说得对，那么一些错误的主张就难以受到抵制和纠正，甚至还会上坏人的当。有些同志认为到了社会主义社会就应当什么都好，各种不合理的现象就都不会存在，也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而当现实生活和他们这种幻想不符的时候，就觉得不可理解：为什么社会主义社会还有这样的事？为什么共产党里还有这样的人？甚至进而怀疑社会主义社会还有没有优越性，共产党是否光荣、伟大、正确。产生这样一些想法，主要是由于缺少辩证的观点，看问题绝对化所引起的。所以，只有掌握了一分为二的观点，才能正确地分析问题。
在学习先进单位的先进经验时，也往往有这种情况：或者是不问具体条件，对先进单位的做法不加分析地一概照搬，甚至说不照搬那些具体做法就是“假学”；或者是当照搬失败后，就怀疑先进单位是不是真的先进。其实，无论什么先进单位都不是十全十美的，都是可以一分为二的。他们也会有某些落后的甚至是错误的做法，当然不能把这些也当作先进经验。即使是真正先进的经验，也有普遍适用的部分和只适用于那个单位具体情况的部分。只有实事求是地加以分析，才能学得好，这才叫真学。
一切都可以分析，还有没有例外呢？我们说没有。有些人认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例外的。如果真是那样，那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就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在斗争实践中发展起来的，它的普遍真理是和具体实践结合在一起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既继承了前人研究的成果，又对前人的成果加以改造和发展，总结了当代人民革命斗争的经验，加进了新的东西。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又是随着斗争的发展而向前发展的，在它发展的过程中，原来的结论有些被修改了，有些更充实了，有些表达得更精确了。这样的事例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毛泽东同志的著作中是常可见到的。怎么能说不能一分为二呢？林彪鼓吹什么“句句是真理”，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当作宗教的教条，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极大侮辱。只有彻底批判他们的谬论，才能恢复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的真面目，充分发挥它对革命斗争的指导作用。
看问题要全面
事物都有两点，我们看事情就不能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而要进行全面考察。事物对立的双方，既是互相联系，互相依存，又是互相斗争，互相渗透，并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失去一方，他方就不存在。我们在观察事物的时候，去掉了一个方面，就要犯片面性的毛病。
例如，无产阶级专政就包括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和对阶级敌人实行专政这两个方面。如果不充分发挥人民当家做主的权利，就不可能有效地对阶级敌人专政。而如果不对敌人实行有力的专政，也就不可能保护人民的民主权利。
在人民内部，自由和纪律，民主与集中，都是对立的统一。只要个人自由，不要组织纪律，势必要妨碍他人的自由、集体的自由，就不可能有统一行动，到头来也必然要失去自己的自由。只讲集中，不讲民主，就不可能发挥大家的积极性，就会变成独裁。大家的意见没有发表，你集中什么东西？还不是假的！只要民主，不要集中，就会变成无政府主义。前些年，人们吃够了这方面的苦头，再也不能让它重演了。正确的做法，只能是把两个方面统一起来，“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
其他如：政治和经济，红与专，斗争和团结，思想教育和物质鼓励，自力更生和争取外援，中央和地方，沿海和内地，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等等，都有两个不同的侧面。两点是有区别的，不能互相代替的，是互相制约的，也是互相促进的，决不能只要一个方面，否定另一个方面。
实际上，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是习惯于按两点论办事的。既要起床，又要睡觉；既要上班，又要下班。睡觉丧失了时间，但取得了明天继续工作的精力，既有所失，也有所得，“有所失才能有所得”。如果有什么蠢人不明此理，起了床就永远拒绝睡觉，那结果恐怕只有呜呼哀哉、长眠不起这样一条出路。青年时期既要工作好、学习好，又是长身体的时候，如果不注意这两个方面，把身体弄坏了，岂不是折了革命的本钱，拿什么来为人民服务呢？
要全面地认识问题是不容易的。列宁说：“要真正地认识事物，就必须把握、研究它的一切方面、一切联系和‘中介’。我们决不会完全地做到这一点，但是，全面性的要求可以使我们防止错误和防止僵化。”人们总是根据自己的经验来观察问题，处理问题，发表意见，片面性往往是难免的。但这不等于我们就不应该要求努力做到看问题比较全面。我们还是应当不断地努力，力争多一点辩证法，使我们的思想不要陷于僵化。
克服片面性的一个好方法
发扬民主，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是帮助人们克服片面性的好方法。一个党，一个人，耳朵里都经常需要听到不同的声音。唐朝人魏征说：“兼听则明，偏信则暗。”清朝人龚自珍说：“万马齐喑究可哀”。最可怕的就是鸦雀无声。任何人不可能在实际上做到“洞察一切”，何况我们今天生活和斗争的领域是如此复杂和广大，必然有许多事情我们不知道，不会解决。只有大家来摆情况，出主意，互相讨论，才能把事情弄清楚，找到比较合适的解决问题的方法。这就需要有民主的作风，让人讲话，好话、坏话、正确的话、不对的话、骂自己的话，都要让人家讲。甚至于对罪犯，也要允许他有为自己辩护的权利。不能一听到不同的意见就打回去。也不能只许人家讲正确的话，不许人家讲有错误的话。如果那样，就等于是不让人讲话，因为谁敢保证自己讲的话一点错误也没有呢？只是对于人家说的话要加以分析，不但不要照错误的话去做，还要耐心地去做说服教育的工作。总之，一定要真正做到“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才能使别人“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才能更好地集中群众的智慧，取得比较全面的认识。
为了促进科学和艺术的发展，毛泽东同志提出了著名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有意识地让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而不赞成利用行政力量，强制推行一种风格，一种学派，禁止另一种风格，另一种学派。没有“双百”方针，只有一家之言，科学就发展不起来；舞台上只有一种“样板”，即使是梅兰芳，艺术也活跃不起来。我们在学习科学技术知识的时候，也要有意识注意这一点，多接触各个不同的学派，不要一看到和自己原来思路不同的东西，就贸然下结论，认为是“不经之言”“异端邪说”，拒之千里之外。搞技术革新的时候也往往有这种情况：要提高产量和质量并不是只有一条路子可走。几种不同的方案互相切磋，有时会启发人找到更好的办法。
为了加快实现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我们要努力学会自觉地运用对立统一的观点来观察和处理一切问题。
六、学会“牵牛鼻子”
抓住主要矛盾
在农村生活过的人都知道，要赶一头牛，推它的屁股，拉它的尾巴，拽它的角，都不如牵住它的鼻子来得有效。于是，人们常常把抓住一个问题的关键比作“牵牛鼻子”。
事物是复杂的，它包含着各种各样的矛盾，要正确地认识事物，解决事物的矛盾，往往不是平均使用力量所能奏效的。譬如一个病人，又头痛，又发烧，又吃不下饭，又没有精神，此外还可能有咳嗽、咽喉红肿等等许多症状，医生一看，说是“感冒”，用的药不多，感冒很快好了，其他症状也随之逐渐消失。这就是因为医生抓住了主要矛盾。
我们无论做什么事，都要注意抓主要矛盾，这样才能抓住中心，抓住主题，抓住关键，抓住重点。不懂得这个方法，遇到复杂一点的矛盾，就好像掉入五里雾中，找不到中心，也就找不到解决矛盾的方法。
主要矛盾是客观存在的，并不是人们任意想象出来的。但是人们可以捉住它，推动事物的发展。
不同的社会有不同的主要矛盾。例如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资产阶级和残存的封建阶级的矛盾，资产阶级和农民小资产者的矛盾，无产阶级和农民小资产者的矛盾，自由资产阶级和垄断资产阶级的矛盾，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法西斯主义的矛盾，资本主义国家相互间的矛盾，帝国主义和殖民地的矛盾，等等。在这些阶级矛盾之中，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主要的矛盾，它规定和影响着其他的矛盾。
打仗有主要作战方向和次要作战方向的区别。分不清这个主次，平均使用力量，分兵把口，处处设防，就难免于被敌人各个击破。
对敌斗争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同盟军，包括暂时的、不可靠的、动摇的同盟军，还要“把敌人营垒中间的一切争斗、缺口、矛盾，统统收集起来，作为反对当前主要敌人之用。”只有这样，把主要的敌人驱逐到最狭小的阵地上去，才便于消灭它们。“绝不可树敌太多，必须在一个方面有所让步，有所缓和，集中力量向另一方面进攻。”
不同的部门有不同的主要任务，工人要以工为主，学生要以学为主，科学院要以科学研究为主。如果没有这个不同的“为主”，不同的部门何必要存在？人类社会还何必要分工？如果学生不以学为主，教师不以教为主，学生教师都一样，何必办什么学校？
科学中的不同学科，主要的研究对象各不相同。不同的学说，有它不同的基本论点，我们研究的时候，首先就要抓住基本论点。在非欧几何的平面双曲线几何里，过一点可以引出两条直线与已知直线平行。只有抓住这个基本论点，才能理解它的其余内容。许多新学派的创始人，在开始创立他们的学派时，学问不一定很多，但他们在主要的问题上抓住了真理，就所向披靡，以此为中心，形成了他们的学派，许多学问则是后来逐渐积累的。
打蛇要打七寸，放羊要赶头羊。射人先射马，擒贼要擒王。说的都是要善于抓住关键。下棋的时候，“一着不慎，满盘皆输”。指的也是对全局有影响的关键一着，而不是任何一着。做工作一定要抓住中心，办事情一定要有重点。我们的国家受到林彪、“四人帮”的严重破坏，百废待兴，只有分清主次，分清轻重缓急，有步骤有计划地使问题得到妥善的解决。希望一个早上把所有的事情都办好，齐头并进，不但不可能办到，反而会把事情弄坏。我们的科学技术和国际先进水平差距很大，赶超的时候也不能平均使用力量，只有首先把带头的学科抓好，才能迅速地缩小差距。这些都要求人们懂得抓重点的艺术。
注意主要矛盾的变化
事物的主要矛盾，工作的中心、重点，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事物的运动、发展而变化的。
以中国革命的发展过程为例。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中国就进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社会的主要矛盾就是人民大众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矛盾。然而，在不同的时期又有不同的情况。当帝国主义直接入侵的时候，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国内的阶级矛盾则下降至次要的地位。当帝国主义采取间接支持我们国内的反动派的方式的时候，国内的矛盾就尖锐起来了，国内战争就成为斗争的主要形式。在抗日战争时期，整个说来，主要矛盾是中日之间的矛盾，我们的一切政策都是为了打败日寇。然而在解放区内部，在1924年—1943年这个时期，整风运动和生产运动却成了起决定作用的环节。因为在当时的条件下，如果不抓住这两个环节，“我们就无法抓住整个的革命链条，而我们的斗争也就不能继续前进。”
1927年以前，我们党的工作重心是在城市，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党的工作重点放到了乡村，在乡村聚集力量，用乡村包围城市，然后取得城市。随着1949年革命在全国范围的胜利，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了城市，开始了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这是一次伟大的战略转移。现在，随着全国范围的大规模的揭批林彪、“四人帮”的群众运动基本上胜利完成，党中央又决定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又是一个伟大的战略转移，在我国社会主义历史上揭开了新的一页。
一个党、一个人，无论从事何种工作，既要善于抓住事物的主要矛盾，还要注意使我们的工作重点随着主要矛盾的发展、变化而有所转移，这样才能处处主动，不断取得新的胜利。
把思想集中到中心工作上来
要抓住工作的中心，首先要认清什么是工作的中心。各人分处在不同的岗位上，经历不同，在生产中所处的地位不同，遇到的迫切要解决的困难和问题也不同，认识上就难免有差异，有矛盾。要实现工作中心的转移，首先就要统一认识，认识到实现四个现代化确实是全党全民必须全力解决的主要矛盾。当前，世界大战的危险依然存在，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落后就要挨打。如果我们不迅速壮大经济和国防实力，一旦战争爆发，就要吃大亏。我国人民的生活比之新中国成立以前虽然有很大的提高，但是水平还很低，我们的国家还很穷。要解决这些问题，也只有从增加生产，提高劳动生产率入手。我国每个农业劳动力年产粮食不过2000斤上下，美国朋友韩丁一年只劳动150天，却能生产150万斤粮食，平均每个劳动日生产1万斤粮食，这个差距有多大！钢铁生产，我国的劳动生产率也只有国外先进水平的几十分之一。这种状况不改变，生活水平怎么可能迅速提高呢？实现四个现代化，又是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物质基础。只有物质生产水平极大地提高了，全部生产都从小生产转到现代化大生产的轨道上来了，全民族的科学技术文化水平极大地提高了，才能充分显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才有可能为将来向共产主义过渡逐步创造条件。我们一定要看到这个大局，把这个中心任务紧紧地抓起来。
毛泽东同志告诉我们：“对主要工作不但一定要‘抓’，而且一定要‘抓紧’。什么东西只有抓得很紧，毫不放松，才能抓住。抓而不紧，等于不抓。”所以要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许多人虽然也知道什么是中心工作，但在实际行动上却往往因种种原因，不能把注意力集中到中心工作上来，结果还是抓不住。学生上课，谁都知道必须集中注意力才能上好。可是有些人或者因为想着今天晚上的一场球赛，或者是因上一堂课的测验有几道题没有做好，或者是想给哪个同学开个玩笑，或者是因为昨晚扑克打得太晚没有睡好，或者是因为老师讲得太深自己听不懂没有兴趣，等等原因，而不能集中自己的注意力，人在课堂心在外，当然也就上不好课。打仗要集中兵力的道理也是许多指挥员都懂得的，然而实行起来却不很容易。在实际工作中被次要的问题分散了精力的情况更是常见的事情。“有所不为，才能有所为”，放得下，才能拿得起。对次要的东西舍不得，丢不掉，放不开，在主要的方面就难有收获。今天，我们的思想、工作、作风如果没有相应的改变，注意力就难以真正地集中到社会主义现代化上来。
要把注意力集中到社会主义现代化上来，首先需要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天天搞运动，注意力怎么集中得了？这不是说没有阶级斗争了。但是，既然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结束，对于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就应该按照严格区别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方针去解决，按照宪法和法律规定的程序去解决，决不允许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界限，决不允许损害社会主义现代化所需要的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要把注意力集中到社会主义现代化上来，我们还一定要努力学习现代科学技术知识，学习生产管理的知识，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特别是对于现代科学技术如果老是不熟不懂，甚至一无所知，那么，对于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中的各种矛盾，就会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发现不了，反映不到自己的头脑中去，也不可能正确地去解决。而对于一些次要的东西，由于自己过去很熟悉，就会很敏感，很有兴趣。这样，注意力就不可能集中到中心工作上去了。要保证注意力的集中，我们的组织机构、工作作风和方法都需要有相应的改革。科学技术工作者要保证有六分之五的时间从事科技工作，其他各部门工作的同志也需要保证有六分之五的时间去从事他们的业务工作。整天开会，陷在会议堆里，没有时间去办事，能说注意力集中了吗？公文旅行，手续烦琐，人们要花费无数的时间等着画圈圈，能说是注意力集中了吗？还要发扬民主作风，使大家敢于讲话，愿意讲话，工作上的毛病有人提醒，好的办法、主意、建议源源不断地从各个角落提出来，这才算把全党全国人民的注意力都集中到现代化建设上来了。要做到这样，还需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使全国人民都知道国家、民族和个人的利益所在，全力以赴地齐心为之而奋斗，使一切小道理都服从于这个大道理，使一切工作都围绕着这个大目标来进行，并且改革一切和这个伟大任务不相适应的思想、习惯、作风、制度、方法、组织和政策，我们才能有把握地高速度夺取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胜利。
顾大局，识大体
怎样把思想、精力集中到解决主要矛盾上来，我们的革命先辈为我们做出了光辉的榜样。在黑暗的旧中国，广大劳动群众遭受的苦难是说不完的。当时的革命者所以值得人们尊敬，就在于他们首先觉悟到救国才能救民；国家有出路，个人才会有出路；民族得到解放，阶级得到解放，个人才能得到解放。怎样才能救国呢？科学救国，教育救国，实业救国，一个个方案都试过了，都行不通。只有革命这一条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推翻吃人的旧社会，教育才能普及，科学才能繁荣，工业才能发展，国家才能富强，人民的利益才能有保障。他们抓住了这个主要矛盾，许多人放弃了舒适的生活，离乡背井，抛头颅，洒热血，为实现伟大的理想贡献了自己的青春和生命，他们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今天，我们的国家整个来说，生活水平还不高。特别是由于林彪、“四人帮”的长期干扰破坏，国民经济一度面临崩溃的边缘，至今还存在着严重的比例失调，许多群众生活存在着程度不同的困难，有的甚至相当严重，迫切要求得到改善。目前党和国家对群众生活是很关心的，正尽力在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解决那些应当解决和可以解决的问题。有些要求虽然合理，但限于当前条件一时难以完全解决，我们也要体谅国家的苦衷。要知道，只有集中精力努力加快“四化”的步伐，发展生产，才能为生活的更多改善创造条件。在党的工作中心已经转移了的今天，我们更应该识大体，顾大局，始终把为“四化”做贡献放在第一位，想“四化”，学“四化”，干“四化”，牢牢地抓住这个中心不放。
要关照次要矛盾
抓紧主要矛盾并不是说对次要矛盾可以丢开不管。主次之分不是有无之分。主次决不能颠倒，但次要矛盾也是客观存在的，也需要我们适当地关照。关照得不好，不但会妨碍主要矛盾的解决，在一定的条件下，甚至可能转化为主要矛盾。研究一个复杂的电路，主要要掌握电子运动的规律，但是如果在初等数学的计算上马虎了，少点了一个小数点，或者弄错了一个正负号，结果也可能酿成大错。建设一个新的工业项目，主要要解决的是有先进的技术设备和能够掌握先进技术的干部和工人。但如果生活设施跟不上，宿舍没盖好，副食品供应不上，虽然厂房盖起来了，设备安装了，工人培训了，但是职工工作不安心，还是难以做到充分发挥新的技术装备的作用。这样的事例是很多的，修水利不能不平整土地，不能只有干渠没有支渠。农业机械化不能只看拖拉机的马力，不问拖拉机屁股后面的农机具的品种是不是配套。唱戏除了少数主角还需要更多的配角和“跑龙套”。打仗的时候如果钳制方向顶不住也会使主攻方向遭受失败。我们现在从事的社会主义的大生产，各个方面的关系很复杂，可以说是“牵一发而动全身”，要搞好工作，对各方面的问题更是都要照顾到，不能只注意一方面问题而把别的丢掉。这就要求我们既要抓紧中心工作，又要围绕中心工作同时开展其他方面的工作。
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新长征中，青年们所处的岗位各不相同。也可能有的人在唱“主角”，有的人在唱“配角”。直接在现代化生产和科技第一线工作的同志要尊重其他部门工作的同志的劳动，要认识到自己的成就之中也有他们的一份贡献。从事辅助性的、服务性的工作的同志，要甘心唱好“配角”，既要抓住自己工作中的主要矛盾，努力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前进，更要做好自己的工作为我们整个国家的中心工作服务。我们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有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有30年来正反两方面的丰富经验，只要我们全国人民同心同德，人人奋进，那么，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任务是一定可以早日成功的。
七、黑子、太阳莫混淆
矛盾双方发展不平衡
太阳上有黑子，这在今天，已经成为一个普通的常识了。人类对太阳黑子的观察和研究，至少已经有近两千年的历史。关于太阳黑子的最早记载见于我国的《汉书·五行志》：成帝河平元年（公元前28年）“三月，乙未，日出黄。有黑气，大如钱，居日中央。”有人统计，在我国的史册中，从汉到明，这类记载就有101次。可是，两千年来，谁也没有因此认为：太阳已经不存在了，存在的不过是一团黑子。
对于科学常识，林彪、“四人帮”一伙完全是一窍不通。想当年，在姚文元们的棍棒之下，谁如果说了太阳上有黑子，谁就是否定太阳的光辉，就是“恶毒攻击”我们的党和伟大领袖。帽子之大，虽然足以压死人，但究竟是屁话。归根到底，“只有科学是真学问”。不管他们放什么屁，太阳上还是存在着黑子，黑子也仍然并没有掩盖住太阳的光辉。
这是为什么呢？黑子虽然本来并不黑，它的温度约有4500℃左右，比钢花还要明亮夺目，但由于它比太阳表面的平均温度低1500℃左右，相形之下就显得黑些。差异就是矛盾。这种客观存在的矛盾，为什么不能改变太阳光辉明亮的性质呢？这是因为矛盾着的两方面中，必有一方面是主要的，他方面是次要的。黑子虽然是太阳上巨大的“风暴”旋涡，但是和整个太阳比起来还是微不足道的，黑子最多的时候也只占太阳总面积的千分之几，当然它的存在不可能改变太阳光辉明亮的性质。
这种矛盾双方发展不平衡的情况，是普遍存在的。不平衡是绝对的，平衡是暂时的、相对的。因此，我们在观察事物、解决问题的时候，决不能把矛盾的双方平均看待。两个人打官司，不问是非曲直，“各打五十大板”，这是糊涂官判糊涂案，不是解决矛盾的方法。我们不但要懂得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不但要把事物发展过程中的各种矛盾区别为主要的和次要的两类，而且在矛盾之中还要善于分清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
两军相争，总有一强一弱，有时似乎势均力敌，也是暂时的、相对的、不稳定的。
两个球队比赛，无论是100∶1还是50∶49，也都是一方占优势。即使出现了比分相等的情况，也总有一方或者掌握了发球权，或者处于攻势，或者体力竞技状态较好，略胜一筹，没有绝对的平衡。
生产中的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也总是不平衡的。求大于供，就感到物资紧张；供大于求，仓库里就会出现积压。人们不断调整计划，就是为了求得相对的平衡，然而这种相对的平衡又总是不断地被打破。
国际上的两国争端，也往往可以看到：一方是侵略者，一方是被侵略者，一方是非正义的，一方是正义的。不能简单地以为“一个巴掌拍不响”，对双方作等量齐观。即使是超级大国争霸，也有一方处于攻势，一方处于守势，并不是处于“绝对平衡”之中的。
矛盾的双方不平衡，“事物的性质，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就太阳来说，黑子的局部暂时低温不足以降低整个太阳的高温。就太阳系来说，太阳的质量占整个太阳系质量的99%以上，其他小行星的质量加起来还不到太阳系总质量的0.2%。这就无怪只有太阳处于太阳系的中心，行星都是绕日而行的了。
分清主流和支流
在矛盾的双方中找到那占支配地位的主要方面，是我们认识事物、区别事物的重要方法。白璧微瑕，仍是美玉。金无足赤，不能说不是金子。我身上每天每时都有细胞在死去，你不能因此说我不是活人。一斑不等于全豹。坐井观天，看到天的一部分像井口那么大，但那决不是天的全部。许多事情做起来有利有弊，不会无所适从。办法就是权衡利害得失，两害相权取其轻，两利相衡取其重，也就是抓住矛盾的主要方面。
大江东去，虽然两侧有南来北往的支流，水底有方向不定的旋涡，然而仍然是东去的大江。我们看形势也要看主流。在我们前进的道路上，时时都会遇到一大堆尚未解决的矛盾，也难免有暂时的曲折和迂回，但我们始终不要忘记要看基本的发展趋势，究竟是前进还是后退，社会主义的力量是增强还是削弱，这些才是我们判断形势的依据。在战争中，有时需要主动放弃某些阵地，以换取主要阵地的更加巩固；在大踏步前进的同时，也需要做某些后退，来取得歼敌制胜的有利态势。经济建设中也往往有这种情况，调整过分突出的长线，可以集中力量加强短线，才能使整个国民经济稳步而高速地发展。切不可一听说某些产品“下马”，就以为一定是“右倾”。在贯彻党的方针政策时，有时也会出现一些我们原来不希望出现的情况，对这种情况当然要认真对待，逐一加以解决，但决不可不看事物的主流就以为“大事不好”，动摇不前。提倡发扬民主，在思想活跃的同时，难免会出现某种思想混乱，一些错误的观点随之出笼，本不足怪，该批评的批评，该教育的教育，不让它们自由泛滥，也就是了。但如果回过头来认为根本不该发扬民主，还是鸦雀无声为好，那就大错特错了。总之，只有抓住主流，才能对于一件事情究竟是刚刚开头，还是办过了头，做出清醒的判断。
观事如此，观人亦然。人无完人。人们历来不赞成“以一眚掩大德”。有缺点的战士仍旧是战士，完美的苍蝇毕竟是苍蝇。没有百战百胜的常胜将军，多数的仗能打胜就是一个好的指挥员。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不能因此说他是傻瓜；愚者千虑，必有一得，也不能因此就成为天才。毛泽东同志多次提倡要分清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人难免有缺点错误，我们不能只看一时一事，而是要根据他的全部工作和一贯表现来看，究竟是好人还是坏人。褒的时候捧到九天之上，贬的时候打到九地之下，都未必切合实际。好人也不可能不犯错误，犯了错误的不等于都是坏人。“疾恶如仇”是对的，但恨的应该是敌人，是错误，而不应该恨自己的同志。楚国大夫登徒子娶了一个丑媳妇，但是登徒子始终对她忠贞不贰，生了五个孩子，宋玉却抓住这一点说他“好色”，使登徒子背了两千多年的恶名。宋玉用的就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方法，实在可恶！
把好钢用在刀刃上
“好钢要用在刀刃上”。懂得事物的性质主要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在解决矛盾的时候就要着力地去注意这个矛盾的主要方面。例如在局部和整体这一对矛盾中，一般地说，整体处于矛盾的主要方面。“覆巢之下，安有完卵”，说的就是这个道理。整体是由局部组成的，失去了一个个局部，也就无所谓整体。因此，对局部利益必须照顾。有的营业员对顾客态度不好，说什么“我是为人民服务，不是为你服务”，这种歪理是说不通的。人民是由一个个人组成的，离开了具体的人，又怎能谈得上为人民服务。照顾局部利益，但又必须把国家、整体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就当前我国的情况来说，如果四个现代化搞不上去，单是个人在家里打打大立柜之类，生活是难以有什么全面的改善的；即使真的有所改善，也靠不住。《红楼梦》中的王熙凤面临着荣宁两府覆亡的命运，却还是一味在那里仗势弄权、克扣月规、收受贿赂、放高利贷、攒自己的“私房”，弄得心劳日拙，怨声载道。聪明过人的琏二奶奶，在这问题上却是极糊涂的，她不懂得“私房钱”攒得再多，没有荣宁两府的护身符，也是保不住的。所以，一旦家破，不但辛辛苦苦攒来的“私房”全部赔进去，而且连自己的女儿都保不住。真所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当然，《红楼梦》中的贾府已经处在封建社会的末世，颓势已成，无可挽回，不但王熙凤这一套，就是后来探春、宝钗的“兴利除弊”也改变不了大局。这位琏二奶奶的所作所为，更是在挖那个封建大家族的墙角，加速了它的覆亡。
矛盾双方的地位可以转化
矛盾的主要方面和非主要方面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互相转化，事物的性质也就随着发生变化。例如，我们使某一个生产过程现代化，开始的时候，往往是困难条件超过顺利条件：缺少设备，缺少知识，协作关系没有打通，内部的思想和组织又不适应，等等。这时，困难是矛盾的主要方面，顺利是其次要方面。然而由于我们的努力，就能逐步克服困难：设备买来了，或者自己制造了，技术知识学到了，协作关系逐渐建立了，思想提高了，组织调整了，这时困难的局面就逐步让位给顺利的局面。革命者的任务就在于创造条件促进这种有利于革命事业的转化。
当然并不是任何转化都是有利于革命事业的。有时候局面本来很好，顺利是矛盾的主要方面，然而由于我们主观上犯了错误，或者客观条件发生了变化，也会使困难转化为矛盾的主要方面。这种转化当然不是我们所希望的，而是我们要努力防止的。一些同志犯错误，在开始的时候往往并不是很严重的，在他身上，正确还是矛盾的主要方面。然而由于不在乎，忽视思想改造，不及时地正确地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也可能使小错误发展成为大错误，甚至成为他的主要方面，身败名裂，这样的教训也是不少的。古人常说：“防微杜渐”；刘备告诫他的儿子：“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都是为了防止这种不利的转化。
矛盾双方地位的转化是有条件的，不是任意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生产力一般地表现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经济基础一般地表现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只有当不变更生产关系、生产力就不能发展的时候，当政治文化等上层建筑阻碍着经济基础发展的时候，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变更，才会成为主要的决定的东西。
矛盾着的主次双方地位的相互转化，需要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球场上两队争雄，甲胜乙负，乙队可以力争主动逐渐改变其劣势，使比分的差距逐渐缩小，然而在它没有超过甲队之前，这些变化还处在量变的阶段，还没有改变甲胜乙负的局势。任何质变都表现为一定的数量，所以我们一定要“胸中有数”，特别要注意决定事物质变的数量界限。划分阶级要看剥削所得和劳动所得之间的比例。现在许多工厂推行的“综合质量管理”，就是把许多复杂的因素数字化，以便于人们判断和找出问题的关键。随着我们从小生产向现代化的大生产前进，我们也一定要和那些“大概”“差不多”的习气告别。
解决矛盾的方法要随情况变化而变化
既然“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起了变化，事物的性质也就随着起变化”，那么，解决矛盾的方法也就不能不随着发生变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夕，毛泽东同志就指出：“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这里提出的两个方法，一个叫破坏，一个叫建设，就是分别针对两种不同状况的。旧世界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产阶级统治的，当然要破坏它；新世界翻了个身，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做了主人，那还能破坏吗？当然不能，只能建设。对于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也必须以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帮助解决，而决不能采用对待敌人的方法去解决矛盾。这就是因为事物的性质发生了变化，所以解决矛盾的方法也就不同了。
又譬如，有的青年在犯了错误后，往往自卑情绪占上风，觉得从此没脸见人，甚至产生破罐子破摔思想。这时我们做工作，就要注意以鼓励为主，抓住他身上一些好的东西，激发他的自尊心，推动他继续前进。当他逐渐改正错误，工作学习都有明显进步，甚至列入先进行列时，他又开始滋长骄傲情绪，自卑已不是矛盾的主要方面。这时我们对他就要严加要求，“响鼓也要重槌敲”，使他不致轻飘飘起来。如果我们的工作方法不是随着矛盾的主要方面的变化而变化，还是不断表扬，对他的缺点不及时指出，结果就会走向反面。
摆正着眼点
我们在研究比较复杂的过程中的某些具体事物的时候，必须把它们和在整个过程中占统治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联系起来，才能得到正确的认识，做出恰当的处置。例如，在旧社会，不去触及反动剥削阶级的统治，鼓吹什么“科学救国”，至少是不切实际的幻想，甚至会被反动派利用来涣散人民革命的斗志。但是在无产阶级专政和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致力于发展科学技术就成了我们主要的革命任务了。又例如，在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都存在着商品生产，随着占社会统治地位的经济形态不同，商品生产也改变着自己的作用和形态。“四人帮”却断言和社会主义公有制相联系的商品也必然要产生资本主义，甚至就是资本主义因素，鼓吹在今天就消灭商品生产，这样就会使国民经济受到严重的破坏。
可见，我们判断一件事、一个口号，都必须把它和决定事物性质的矛盾的主要方面联系起来看，才能得到正确的认识。
八、世上没有两片相同的树叶
没有完全相同的事物
我们懂得了事物都是发展的，都是一分为二的，在各种事物所包含的矛盾中，又有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主要矛盾方面和非主要矛盾方面的区别，我们是不是就有把握能够正确地认识各种事物了呢？还不能完全有把握。客观世界是极端复杂的，各种事物是千变万化的，如果用那么几个条条一套就能解决一切问题，所有的科学岂不都变成不必要的了吗？这样想问题倒是简单、省力，可惜它什么具体问题也不能解决。海滩上没有两粒完全相同的沙子，大树下找不到两片丝毫不差的树叶。要认识任何一个具体的事物都必须做具体的分析，而不能简单地用一个框框去套。事物都存在着矛盾，但你能从原子核和电子的矛盾运动中分出优点和缺点来吗？阶级矛盾的确是人类社会的一种矛盾，但人类又曾经历过漫长的无阶级社会，后来的阶级社会和它比起来只是短暂的瞬息。即使在阶级社会中，虽然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单用阶级矛盾也仍然解释不了一切社会现象。同样是阶级矛盾，但矛盾的表现形态，矛盾双方互相联结、互相斗争、互相渗透和转化的特点又各各不同。所以列宁说，对于具体情况做具体的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的最本质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
认识是从具体到抽象的
人的认识都从个别的具体的事物开始。一般的、抽象的“房子”谁看见过？看见的是：天津的洋楼、北京的四合院、农村的旧茅舍、城市新建的大厦等等。只有通过这些具体的不同的房子人们才能逐渐形成“房子”的概念，认识所谓“房子”的共同的本质的东西。又例如，有谁看见过既不是男人又不是女人，既不是大人也不是小孩的抽象的“人”吗？没有，也不可能有。我们看见的只是张三、李四这些具体的人。“人”的一般的共同的本质的东西，正是寓于这些特殊的不同的具体的张三、李四身上，也只有通过具体的张三、李四我们才能认识到人的共同本质。
人的认识又需要从个别上升到一般。只停留在个别的具体事物上，就找不到事物运动的共同规律，认识不了事物的本质。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社会，从最常见的商品开始，分析了布、羊等东西是怎样交换的，然后从这些大量的现象中找到了商品交换的共同规律，发现了商品的本质，研究了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力怎样变成商品，从而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以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产生、发展到必然灭亡的规律，创立了无产阶级的真正的政治经济学。一切科学的发现，大致都有这样的过程。取消了认识中从个别到一般的上升，也就取消了科学。
普遍真理要和具体实践相结合
我们认识世界的目的不仅是为了说明世界，更重要的是为了改造世界。这就要求我们把结论变成方法，以已经达到的对事物本质的认识来指导我们改造世界的实践。当然，我们在改造世界的实践中所遇到的事物都是具体的。由于任何一个具体事物都是在不断发展中的，也由于任何一个共同的认识都不可能包含每一个具体事物的所有的方面，所以，这时我们又需要把一般和特殊结合起来，以对事物的共同的本质的认识为指导，继续地向着尚未研究过的或者尚未深入地研究过的各种具体的事物进行研究，找出其特殊的本质，这样才可以补充、丰富和发展这种共同的本质的认识，而使这种共同的本质的认识不致变成枯槁的和僵死的东西。
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所以被称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就是因为他们在极广阔的范围内概括了自然的、人类社会的以及人类思维的规律。我们在解决任何一个革命的具体问题的时候，都必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真理和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才能解决得好。如果不是把这二者结合起来，只知道照抄照搬马克思和毛泽东的话，革命的实际问题还是不可能得到正确的解决。这种照抄照搬的方法是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方法。斯大林在批驳季诺维也夫照抄马克思、恩格斯的话的手法时，讲了这样一个故事：
事情发生在克里木海陆军起义的时候。水兵和步兵的代表去见社会民主党人说：近几年来你们号召我们起义以反对沙皇制度，我们深信你们的号召是正确的，我们水兵和步兵约定起义，现在特来向你们请示。社会民主党人慌张了起来，回答说他们不召开专门代表会议不能解决起义问题。水兵们示意说，不能再迟延了，事情已准备好了，如果他们得不到社会民主党人明白的答复，社会民主党人不来领导起义，事情就会失败。水兵和步兵随即离去，等候指示，而社会民主党人就召开代表会议来讨论这个问题。他们拿出《资本论》第一卷，拿出《资本论》第二卷，最后拿出《资本论》第三卷。他们在寻找马克思有关克里木、塞瓦斯托坡里的指示，有关克里木起义的指示。但是找遍三卷《资本论》，都没有找到一个，简直没有找到一个有关塞瓦斯托坡里、有关克里木、有关水兵和步兵起义的指示。他们又翻阅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其他著作，寻找指示，还是一点指示也没有找到。怎么办呢？水兵们已经来了，等着答复。结果怎样呢？社会民主党人只好承认，在这样的情形下他们不能给水兵和步兵任何指示。
这种只知道照搬马克思著作中现成结论的态度，当然是任何具体问题也解决不了的。
毛泽东同志在领导中国革命时，就没有照抄马克思主义的“本本”，而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具体分析中国的历史和现状，解决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动力、前途等一系列的问题，找到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然后夺取城市的道路，才使中国革命取得了胜利。
今天我们在建设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的新长征中，也要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结合起来，具体地分析和解决我们在这个新时期所遇到的各种具体的特殊矛盾，找到一条中国式的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道路。例如，我们的国家人口多、底子薄，虽然地大物博，但耕地却很少，全国平均每人只有一亩半多一点（全世界平均每人占有耕地五亩多），吃饭就是第一个大问题。我们的农业现代化就要在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同时，着重注意提高单位面积的产量，而不能完全照抄那些人少地多国家的办法。
要认识矛盾的特殊性
事物的各各不同的特性是由于它们所包含的矛盾的特殊性而来的，有各种物质运动形式的矛盾特性，有各个运动形式在各个发展过程中的矛盾特性，有各个发展过程的矛盾的各方面的特性，有各个发展过程在其各个发展阶段上的特性，有各个发展阶段上的矛盾的各个方面的特性，这些特性都需要我们对之进行具体的分析。离开了具体分析，就不可能认识任何矛盾的特性。
毛泽东同志告诉我们：任何运动形式所包含的特殊矛盾，“就是世界上诸种事物所以有千差万别的内在的原因，或者叫作根据”。否定了事物所包含的矛盾的特殊性，也就是否定了事物的区别，否定了不同事物的存在。例如，文艺作为阶级的意识形态当然都要宣传某一个阶级的思想、观念、感情、意志。但是，在一般的宣传之外所以还需要有文艺的存在，这是因为文艺还有它本身的特殊规律，它要用形象思维，要以情感人。可是，“四人帮”说不行，谁讲形象思维谁就是修正主义。于是剩下的就是干巴巴的标语口号和政治图解。这样，文艺也就没有了，不管你怎样下令组织观众，老百姓还是不愿看，也就是不承认这样的东西是文艺。又例如，各个不同的剧种之所以存在，就是因为各有其特点，可以适应不同地区、不同语言、不同欣赏习惯的观众的不同需要。可是“四人帮”不管。他们把京剧弄成“非驴非马”，以致观众不得不发出“京剧要姓京”的抗议。他们还强令各个地方剧种都要“不走样”地移植他们剽窃来的“样板戏”，人物化装，唱腔设计，服装布景，一招一式一个台步都必须照样不变，甚至连衣服上补丁的颜色，他们用了绿的你就不能用蓝的，否则就是“篡改样板戏”！其结果就只能统统变成一个腔调，各个剧种的特点都没有了。
既然事物所包含的矛盾有它的特殊性，我们在工作中就要自觉地为解决特殊的矛盾创设有利的条件，而不要把各种不同性质的事物混同在一起，一般看待，以致找不到解决特殊矛盾的特殊方法。
譬如机动车和自行车混在一条道上走，自行车怕被机动车轧着，机动车被自行车挡着，速度快的优越性就发挥不出来。分了快车道和慢车道，两种车辆就都能各得其所了。如果有了高速公路，那就更能适应机动车的特点了。工厂里用的通用机床，用途比一般的专用机床要多得多，但就加工某一个单项产品的效率来说，往往不如专门为了解决加工这一产品这个特殊矛盾而设计的专用机床效率高。就整个工厂企业来说也是如此。一个工厂“大而全”或者“小而全”，从各种零部件的生产到整机的生产都要搞，对一些问题的解决往往难免陷于一般化，有些问题甚至提不到议事日程上来。而一些专业化的工厂，由于它们集中精力生产某一种或某一类零部件，矛盾的特殊性突出来了，比较容易采用新技术、新工艺，劳动生产效率往往要高得多。
在群众工作中，存在工、农、青、妇、少年儿童等不同的群众组织，这为我们解决不同的矛盾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例如，青年人求知欲强，保守思想少，头脑里框框少，但又往往知识不足，缺少生活经验和社会经验；他们英勇积极，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是一支生力军，但他们又处在长身体、长知识的时期，需要工作、学习和休息、娱乐两头兼顾。如果没有单独的青年组织和围绕党的中心工作而开展的独立活动，把他们和成年人同样看待，就会既不利于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又不利于他们的健康成长。
一把钥匙开一把锁
毛泽东同志说：“不同质的矛盾，只有用不同质的方法才能解决。”肚子饿了就要吃饭。“画饼充饥”，就是画上100张，也填不饱肚子的一个角落。社会和自然的矛盾，只有用发展生产力的方法才能解决。离开了人的劳动，煤不会自己从地下跑到地面上来，粮食不会自己堆满谷仓。学校里有些学生功课不好，有的由于基础差，有的是接受能力慢，有的因为在家里要照顾弟妹，没时间做功课，有的则是对学习没兴趣，一心只想逛马路、打扑克，情况各不相同。要帮助这些同学提高，不能只是一般地说说学习如何重要的大道理，而要根据他们的不同情况，对症下药，才能解决问题。
做思想工作，我们常说“一把钥匙开一把锁”，也是这个道理。有的青工因为忙于谈恋爱，工作时间打瞌睡，我们就不能光是批评一通了事，而是应该根据他的具体情况，帮助他正确处理好工作与恋爱的关系。有的青年劳动积极性很高，但由于技术不熟练，常常出废品。我们就要着重帮助他尽快熟悉业务，掌握技术。如果我们做工作采取“一锅煮、一刀切”的办法，忽视了不同矛盾应不同处理，工作就做不到点子上，往往是事倍功半或白费力气。
对于不同意见，也要注意分析。我国有9亿人口，我们的党有3000多万党员，分处于不同的岗位，出身、经历、学识、经验、处境各不相同，不同意见的产生是正常的现象，也是我们集思广益、做好工作的有利条件。我们对不同意见要进行具体分析，是什么矛盾就是什么矛盾，就用解决什么矛盾的方法来解决，不夸大，不缩小，不要随便上纲上线，不要无中生有地制造什么“路线斗争”“阶级斗争”，才能保持和发展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才对国家人民有利。
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相结合
在领导工作中，党历来提倡注意采用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相结合的方法。因为一般号召解决的是矛盾的普遍性问题。这种一般号召（如果是正确的）本身就是从个别单位个别人员解决具体的特殊的矛盾的经验和情况中概括出来的。个别指导解决的是矛盾的特殊性问题。而矛盾的普遍性的解决，就寓于这些矛盾的特殊性解决的过程之中。没有一个个具体的特殊的矛盾的解决，解决普遍的共同的矛盾就是一句空话。通过具体指导，解决矛盾的特殊性的同时，也就检验了我们对矛盾的普遍性的认识是否正确，使这种认识得到充实补充或者纠正，从而对其他单位做进一步的普遍的指导。这种循环往复的过程，一步也离不开对具体情况做具体分析。在新长征的道路上，新事物、新情况、新经验、新问题、新的技术、新的管理层出不穷，这就要求我们把工作越做越细，克服“一般化”的毛病。“一般化”的指导往往会流于讲空话，讲大话，而实际工作中需要解决的问题却是十分具体的。例如，基本建设战线过长，需要集中力量打歼灭战，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但要真正做到这一点，就要具体规定，哪些项目要下马，哪些要推迟，哪些要确保；就要具体解决资金、物资、设备、人力、运输等等如何集中的问题。这里面当然有不少矛盾，很难办，不像讲一句原则话那么容易。但如果回避了这些矛盾，原则就变成空头支票了。
事物是无限多样的，而我们的认识只是对于有限的事物所做的概括。要真正承认矛盾的特殊性，就要承认客观上存在着不同于我们的一般认识的事物。人们有时把这种事情称作“例外”。但实际上这种“例外”的事是常有的。一个时期，当右的倾向成为主要危险的时候，并不排除同时在个别地区、单位存在着“左”的倾向。反之亦然。所以，在实际工作当中，不要随便刮“风”。不能一反保守就人人都是保守。一反冒进就人人都是冒进。他已经冒进了，还要反他的保守，岂不是火上加油，越反越冒？只有既看到一般，又承认“例外”，并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才是真正实事求是。
我们的国家幅员辽阔，情况极其复杂多样。在我们这样一个人口多、底子薄的大国里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任务是十分艰巨的。林彪、“四人帮”的长期干扰破坏，在政治上、思想上、经济生活上都遗留了许多问题，有些问题是很不容易解决的。为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顺利地完成我们伟大的任务，我们更要紧紧地掌握住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个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踏踏实实地前进。
九、疑似之迹，不可不察
朝真暮伪何人辨？
《吕氏春秋》卷22有这样一个寓言：魏国北部黎丘地方有个老人到街上喝醉了酒，回家的路上遇到一个鬼幻化成他儿子的样子，把他作弄了一顿。老人回到家里大骂儿子。儿子当然诉说自己的冤枉，并且举出证人证明自己当时确实是到东乡去了。老人想，这必定是鬼在作弄自己。于是第二天故意再到街上喝酒，并且带了一把剑，想再遇到这个鬼就把它刺杀。他上街后又喝醉了，儿子怕父亲路上再出事，就去接他。老人看见儿子，以为又是鬼来作怪了，拔出剑就刺，却不料杀的竟是自己的儿子。《吕氏春秋》的作者从这个寓言引出一个结论说：“疑似之迹，不可不察”。这确实是我们研究问题、处理工作必须注意的一个原则。
在人们认识世界的过程中，看错了的事情可以说是经常发生的。所谓“一回被蛇咬，三年怕草绳”，说的就是这种“疑似”的情况。草绳本来没有什么可怕，怕的是和它相似的蛇。曹雪芹写《红楼梦》，说是“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将真事隐去”，写的都是“假语村言”，然而小说却又真实地再现了封建末世的社会政治面貌。究竟怎样理解这部伟大作品的政治意义。二百余年来多少人为此争论不休！唐朝的白居易官贬江州，不免牢骚满腹，一路上写了《放言五首》，一开头就提出：“朝真暮伪何人辨，古往今来底事无？”许多事情，今天这样说，明天那样说，真假之间，究竟能不能辨清呢？
应该承认，对于客观存在事物的真伪一时分不清、发生误解的情况，任何人都是难免的。历史上惑于一时的假象，看不清真情的事更比比皆是。秦晋“淝水之战”，秦军号称百万，晋军只有八万，晋军在山隘林间遍张旗帜，“八公山上，草木皆兵”，用的就是疑兵之计。蜀魏街亭之战，诸葛亮所以误用马谡，致失街亭，就是因为失于“知人之明”，只看到马谡表面上夸夸其谈的“才华”，就以为他真有本事，而没有从本质上看清楚他“言过其实，不可大用”。等到酿成大错，后悔也来不及了。但是只要注意认真调查研究，事物的真相终究是可以认识的。
现象和本质的矛盾
事物的本质是事物的内部联系，也即规定性，它是看不见也摸不着的。人们所能够感觉到的只是事物的外部现象。“本质表现在现象中”，所以人们只能通过现象来认识事物的本质。但是，现象和本质之间又是有矛盾的。一方面，事物的本质总要通过一定的现象表现出来，另一方面，任何现象又只能表现本质的某一个特定的侧面。本质是内在的、隐蔽的、深刻的、比较稳定的，而现象则是表面的、局部的、多变的。同一个本质可以表现为多方面的现象。例如帝国主义侵略、扩张的本质，既可以表现为政治的形式，也可以表现为经济的或者文化的形式，既可以表现为直接的武装侵略，也可以表现为伪善的“援助”和“亲善”。但它们企图控制和掠夺殖民地、附属国的本质却是不变的。有时相似的现象却表现了不同的本质。例如表面看来太阳和月亮都围着地球每天从东到西不停地运行，但实质上却是月亮绕地球转，地球又绕太阳转，两者是大不相同的。现象和本质之间的这种矛盾给人们的认识带来了困难。各门科学之所以需要，可以说就是为了解决这个矛盾。
假象也是一种现象，它也是本质的反映，不过是歪曲的反映，甚至是从同本质相反的方面来反映本质的。列宁说：“假象=本质的否定的本性。”例如，帝国主义政府的反革命事业尽管每天都在做，但是在嘴上，在官方的文书上，却总是满篇的仁义道德，或者多少带一些仁义道德，从来不说实话。这种满嘴仁义道德的假象，就是由帝国主义侵略、压迫、欺侮其他国家和民族这个非正义性本质所决定的。
假象和真相
人们所以容易被假象所迷惑，有着复杂的原因。
《吕氏春秋》说，“使人大迷惑者，必物之相似也。玉人之所患，患石之似玉者。相剑者之所患，患剑之似吴干者。贤主之所患，患人之博闻辩言而似通者。亡国之主似智。亡国之臣似忠。相似之物，此愚者之所大惑，而圣人之所加虑也。”本来，“草萤有耀终非火，荷露虽团岂是珠”。闪光的并不一定是金子。然而，还是发生过“鱼目混珠”，错把黄铜当真金的事。“滥竽”所以能够充数，也是由于他混在乐队里装出一副吹竽的模样，看起来“像煞有介事”，和别人的样子也难以区分。战国时期，长平一战，40万众全军覆没的统帅赵括就是一个“似通”“似智”的将军，他“少时学兵法，以天下莫能当”，连他的父亲、名将赵奢都说不过他，可以算得是一个“纸上谈兵”的能手了，所以得到赵王的重用。昆曲《十五贯》里的过于执，错判熊友兰，也是看到从熊友兰身边查到十五贯钱和尤老儿丢失的钱数一致，便以为抓到了真凭实据，再无怀疑。人们吃亏上当往往正是在这个看上去“差不多”的地方。
除了表现形式的相似，还有事物名义的相似也容易使人不去注意考察本质究竟是不是一样。传说孔夫子不饮“盗泉”之水，就因为那泉水的名字不好听，于是水也不能喝了。这可以算是一个求名不求实的典型。古代有所谓“一登龙门，则声誉十倍”，文章还是那个文章，昨天还是谁也瞧不起的，今天经某位“大师”一夸，立刻众口交赞。“社会主义”也是当代的一种时髦招牌。130年前马克思、恩格斯写《共产党宣言》的时候，挂社会主义招牌的派别就不少，什么封建的社会主义、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真正的”社会主义、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空想的社会主义等等都是。后来甚至希特勒都自称是国家社会主义。如果以为招牌既相同，货色也不至于差得太远，那就一定要上大当。林彪、“四人帮”横行时，什么都要冠以“革命”二字，商店只招待“革命”顾客，照相馆只拍“革命”照，报纸办给“革命读者”看，打开收音机也是“革命的听众”“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战友们”，似乎只要标签一贴，便可超凡入圣，立地成佛。另一方面，有些字却是绝对提不得。“修养”因为有个“修”字，那就必定是“愈养愈修”，搞“修正主义”。一提“专”字，便和“白专道路”攀上了本家，更非格杀勿论不可。这就不是什么名义和实际的矛盾，而是文痞们陷人入罪的流氓手段了。
在事物发展过程中，反映事物本质的现象有时尚未充分展开，或者有一部分现象被故意掩盖起来，这也是人们不容易正确认识事物本质的一个重要原因。诸葛亮“草船借箭”，就是利用了大雾天气，掩盖了船单兵少的现象，而只让对方听到金鼓齐鸣、看到船影幢幢的现象，既不敢出战，又不能不防，才得到箭如雨下的结果。
不要先入为主
辨真伪之难，除了客观的原因外，还往往和人们主观世界的弱点有关。《三国演义》中赤壁战前，曹操派周瑜的旧友蒋干去做说客，周瑜将计就计，让蒋干偷去一封曹操部下水军都督蔡瑁、张允私通东吴的假信。曹操果然上当，杀了蔡、张。在这件事中周瑜就抓住了曹操的一个弱点：多疑忌，而蔡、张二人又是新降之将，归附未久，尚未得到曹操的深信。如果周瑜挑拨的是曹操和他的心腹之间的关系，恐怕就不见得这样容易成功了。前几年，在林彪、“四人帮”煽动的资产阶级派性的毒害之下，一些人看对方人们的言语动作，总认为是不怀好意，而且愈看愈像，而对自己派中人则不管做了什么坏事，又总是觉得不可相信，或者总可以找出开脱原谅的“理由”。除了派性以外，从认识上说，这也是先入为主的偏见在作怪。
“钻进去”和“钻出来”
人的认识还往往受到自己所处地位的限制。“看人挑担不吃力”。自己对担子的重量没有体验，只看见别人步履如飞，就很难想象那挑担子的人究竟付出了多少劳动。“不当家不知柴米贵”，说的也是这一类情况。“当局者迷，旁观者清”，说的则是另一类情况。苏轼咏庐山诗曰：“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天天在山里转，不能说没有接触到庐山的若干现象，所缺少的是对此山的一个整体的总的认识。做学问也往往有这种情形。譬如学外语，今天学一种时态，明天学一种词性，如果不能综合起来就不能从总体上认识这种外语的特点、规律。所以人们常说读书既要能钻进去，又要能钻出来。
不要为甜言蜜语所骗
《庄子》说：“好面誉人者必背而毁之”。这是一种常见的现象。但人们还是难免要上那些搞当面奉承的人的当，原因之一就是自己有“爱吹不爱批”的弱点。虽然明知“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但听到刺耳的话心里还是不舒服。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有多少对封建帝王忠心耿耿、为了封建王朝的长治久安直言进谏的大臣被贬官、撤职、下狱、杀头。这是为什么呢？张元干说“天意从来高难问”，皇帝的意图不可理解。其实并没有什么不可理解，就是皇帝感到你触犯了他，他不高兴了。逆耳的忠言，常常可以促使人们更好地考虑问题，认识事物；醉人的蜜语，往往蒙蔽人们的眼睛，看不清事物的本质。我们是无产阶级的革命者，是为最大多数人民的最大利益服务的，当然不能像封建帝王那样听不得逆耳的话了。
从经验中增长辨别真伪的能力
还有一个缺少经验的问题，也影响着我们对事物本质的认识。人们在惑于假象上当之后往往说“真想不到”。为什么会“想不到”呢？就是缺少这一方面的经验，而只有另外一方面的经验。《战国策·魏策》有一段庞葱和魏王的对话：“有一个人说市场上有老虎，王信不信？”魏王说：“不信。”“有两个人说市场上有老虎，王信不信？”魏王说：“我有点怀疑了。”“三个人说市场上有老虎，王信不信？”魏王说：“我相信了。”本来市场上并没有老虎，然而三个人都这样说，就不由得魏王不信，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在一般人的经验中许多人说同样的假话是不大有的。人们往往善于辨别在正常情况下从事活动的好人和坏人，却不善于辨别在特殊情况下从事活动的某些人们。由于他们的活动超出了常情，所以人们往往意料不到。诸葛亮摆空城计，司马懿所以不敢进去，就是因为他知道“诸葛平生不曾弄险”，用这个常情去衡量，所以认定诸葛亮不可能没有埋伏，却不料正是在这件事情上，诸葛亮超出了常情，使司马懿上了当。应该承认，在今天的阶级斗争中，情况是错综复杂的，公开的反革命分子好对付，暗藏的两面派就比较难办。如果说，在半个多世纪以前“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胜利，逼得它的敌人装扮成马克思主义者”的情况就已经出现，那么，今天在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享有极高威望的条件下，阶级敌人更是要采用伪装成革命者来干反革命的勾当了。他们给人以假象，而将真相隐蔽着。林彪、“四人帮”就是这一类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典型。“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就是他们的写照。他们的无数罪恶行径，是盗用党的名义、无产阶级专政的名义，在革命的旗号下干出来的。他们的出现使全党全国人民受到了极大的教育，使大家亲眼看到了“万万想不到”的事情，使许多天真烂漫、世事不知的青年人懂得了许多世事。
怀疑论有两个前途
然而，十多年来的风云变幻也使得有一部分人更加迷惑不解了。他们或者经过了“站不完的队，请不完的罪，写不完的检查，流不完的泪”；或者曾经一度自以为是为真理、为革命事业奋不顾身地冲锋陷阵，事后却发现那狂热的激情却被一小撮野心家利用去达到卑鄙罪恶的目的。于是他们问：究竟还有没有真理？什么是真理？人们究竟能不能认识事物的本质？他们不再轻信了，代替的是怀疑。
在激烈的社会阶级冲突之后出现这种情况，是一种合乎规律的现象，它意味着人们的思想从林彪、“四人帮”鼓吹的“现代迷信”下解放出来了。它促使人们重新认识过去，开始探索新的道路。然而，从旧的幻想的破灭到新的认识的建立，这中间还有一段艰苦的认识过程。怎样才能使我们不致走向新的错误的认识呢？列宁曾经指出，俄国的民主主义者赫尔岑的“深厚的怀疑论和悲观论，是表明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幻想的破产”。“在赫尔岑那里，怀疑论是从‘超阶级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幻想到无产阶级严峻的、不屈不挠的、不可战胜的阶级斗争的转化形式。”但俄国的自由主义空谈家却“用花言巧语宣扬赫尔岑的怀疑论来掩盖自己反革命性”，在他们那里，“怀疑论就是从民主主义到自由主义，到趋炎附势、卑鄙龌龊、穷凶极恶的自由主义的转化形式”。可见，怀疑仅是走向新的认识的过渡，它是不可能持久的。前途或者是走向正确，或者是走向另一个错误的极端。
怎样才能真正“看透”？
现在有一些同志自以为对社会已经“看透”了。这种“看透论”就是从怀疑林彪、“四人帮”的假社会主义开始，结果却走向了另一种错误的认识。他们怀疑和反对林彪、“四人帮”的假社会主义，这是好的。但是，他们看不见假社会主义和真社会主义之间的区别，把由于林彪、“四人帮”的流毒而产生和滋长的一些不好的现象当作是社会的全部，从而失去了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信心。这种以假作真、以偏概全的看法，是我们正确认识事物的一大障碍。
要真正做到看透我们的社会，就要把林彪、“四人帮”制造的种种谬论彻底批透。只有彻底批判了他们的假社会主义，才会认识真正的社会主义。只有彻底批判他们冒充无产阶级专政的封建法西斯主义，才会知道什么是真正的无产阶级专政。只有彻底批判他们假冒党的名义、破坏党的原则所做的种种坏事，才能真正地坚持党的领导。只有彻底批判他们用现代迷信糟蹋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罪行，才能恢复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在革命史上应有的崇高地位，发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对革命事业的指导作用。如果连真假都分不清那还算什么看透呢？
要真正看透社会，就要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武装。不但要看到一部分社会现象，如不正之风等等，而且要看到和这种现象相对立的社会现象，如共产主义道德风貌、社会主义新风尚等等，还要看到各种社会现象产生、存在、发展、灭亡的条件和规律，分清什么是新生的，什么是腐朽的东西。如果不懂得历史发展的辩证法，不知道决定历史发展的力量究竟是什么，又怎么能算把社会看透了呢？
十多年来我们在同林彪、“四人帮”的斗争中付出的代价是相当大的。我们应当把这种代价当作学费，认真地总结我们的经验教训，从中学到更多的东西，使我们对自己所从事的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的本质有更深刻的认识。这样，我们就不会感到迷茫，不会认为世界上的事情不可捉摸，而是真正地看得更透彻，更有信心把后来的事情办得更好。
真理是时间的女儿
由于事物本质的暴露需要一个过程，人对于事物本质的认识也需要一个过程。“为了判断正确的东西和错误的东西，常常需要有考验的时间。”有些事情一时分不清，不必急急忙忙做结论，可以让时间来考验一下。英国大哲学家培根曾经说“真理是时间的女儿，不是权威的女儿”。白居易的《放言五首》之三也说：“赠君一法决狐疑，不用钻龟与祝蓍。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须待七年期。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他在这里说的玉烧三日不坏，枕木和樟木要长到第七年才能分辨，是否合乎科学道理，可以暂置不论。但事情的真伪经过时间的考验终将愈益分明却是确定无疑的。林彪、“四人帮”曾经在我们许多老一辈革命家身上加上了多少诬陷不实之词，然而“磨难虽多心无瑕”，那些捏造的罪名不但无损于这些伟大革命家的贞风亮节，反而益增他们的光辉，使他们赢得了人民的更大尊敬。“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历史无情，终究要把那些垃圾送到它们应该去的地方。生活在这个伟大时代的青年们，让我们自觉地迎接历史的考验吧！让我们在历史的洪流中，逐步提高自己的认识能力，把自己锻炼得心明眼亮，顺应历史的潮流，推动历史的潮流，用我们的战斗来谱写我们自己的历史吧！
谁是英雄谁好汉，新长征路上比比看！
（本文由上海人民出版社于1980年2月出版单行本，是《青年之友丛书》的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