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传记中的新加坡精神
连士升大量的传记作品，塑造的最重要的人物就是他自己。从他的作品中，可以感受到一位中国知识分子成为一位新加坡传记家的过程。
他出生于贫寒的耕读之家，靠读书求上进，是这种家庭世世代代的追求。不过在辛亥革命之后，福建沿海得风气之先，他接触了新风气，不再是那种纯粹的旧派书生，而是努力赶上时代的潮流。他学英文、求新知，靠自己的苦读和奋斗进入京城名校。他崇敬的老师是顾颉刚，他同萧乾、何其芳等是好朋友，京派文人的那些特点，诸如疏离政治，看重人生，关注平民，着意写实，追求一种从容、自然、简约、明净的风格，这些都影响了他。如果不是战争爆发，他很可能就是京派文人中的一员。“七七”事变打破了他的梦想，他南下逃亡、颠沛流离。他有着中国知识分子传统的家国情怀，爱国爱家，但是他又找不到出路，也同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处在徘徊歧路的苦闷之中，正如他在香港时所说的，“我的处境是三不像。我既没有勇气跑到战场去冲锋陷阵，一死了之；又不能忍辱含羞，留守沦陷区；更没有皇亲国戚那样的机会，可以无限制地挥霍公币。我徘徊歧路，在香港的十字街头彷徨。这是个人主义的小资产阶级的悲哀”注95。这是连士升逃难到香港时的真切感受。
对社会的种种问题，连士升有敏锐的眼光，在抗战胜利后的重庆，看不到新的气象，见到的只是破落、腐败，“一到胜利后，那些有特殊关系的人个个衣锦还乡，争着做接收大员的工作，封条贴处，敌伪囊刮几年的物质变为己有。你贴封条，我也贴封条，最后看看谁的来头大，才决定里面的物资归谁所有”，“国人皆曰可杀的皇亲国戚个个都获得甲等胜利勋章”，但是他没有力量、甚至也没有改变这种状况的愿望，他也只能长叹一声：“到了是非不分，赏罚不明的时候，政治的危急是迫在眉睫了。”注96他只有一走了之，“三十六着，走为上着”。这也反映了中国知识分子天生的软弱。对比苏东坡流放岭南、沦落琼崖时的成绩，他忍不住痛骂自己：“我在越南几年的隐居，充其量做个大米虫，把越南的白米、香米吃了一肚子。深夜自思，不禁要对镜子臭骂一声：‘无用的弃才！’”注97中国知识分子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价值目标，也有对照这类目标“自省”的日常功课，连士升的这番自责就是这种自省的结果。
他虽然“家事国事，事事关心”，到当了报纸的记者，难免要涉及社会问题，对社会的腐败和不公，人性的丑恶和堕落，尽管也有所批判，也有牢骚和不满，但只能轻描淡写地说几句：“与世无争、与人无忤，与名利看得很淡泊。年来奔走四方，对于丑恶的现实稍加指摘，无非直陈利害，供执政者参考。”注98洁身自爱，消灾躲祸，是他这样的知识分子唯一可以的选择。
到了新加坡以后，避开了中国的战火和动乱，有了稳定的职业，连士升有了新的生活和新的心态：“中年以后，一直住在新加坡。这儿的文化水准虽然远不如北京，但是长期相当安定的生活，在经济上，可以打预算，量入为出，不必举债；在精神上，到处的海滨可以激发我的思想。海的伟大更显着个人的渺小。在这种情形下，骄傲、自满、懒惰、嫉妒等恶劣的心理可以洗涤得一干二净。相反的，它会使我优哉游哉，以中外古今的大人物作榜样，‘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注99
不过新加坡不是天堂，这里也有复杂的矛盾和冲突。他在《南洋商报》任职时，因为所写的社论“思想激进”，差点被驱逐出境，后经友人疏通、老板担保，才得以幸免。1971年的“五月风暴”中，《南洋商报》总经理、人事部经理及前后两任总编辑共4人被捕入狱。逮捕他们的理由，是关于华文教育的言论，同样的言论连士升在当总编辑的时候也有过不少。他本来就是个谨小慎微的人，在这种政治气候下，不得不更加小心翼翼、步步谨慎。他承认：“老实说，我对于文学是外行。我的主要兴趣在于政论、经济史、传记及游记。可惜近来国际关系越来越紧，言论自由大受限制，尤其写政论容易触犯法令，因此我暂时改变‘文人论政’的习惯，把这份精力省下来多看一些文学的书籍。”注100他的作品中几乎不涉及社会矛盾，提到也只是一笔带过，这一方面是性格所致，另一方面也是国内外形势所迫。他曾有过的批判精神这时更难出现。连士升写过《闲人杂记》，他的后半生，就可以用“闲人”二字概括，当年的京派文人，有人就希望做“闲人”，自由、平和、中庸，与世无争。新加坡虽然不能尽如人意，但连士升现在可以做“闲人”了。
不过，连士升同那些京派文人还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务实。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耕读传家、学而优则仕，是知识分子的价值目标，对商业和商人的鄙视根深蒂固。新加坡正是个商业社会，连士升接受了中国传统文化，但是他从不否定新加坡的商业社会，他从不避谈商业社会的价值，越是往后的作品，可以看到涉及实际问题越多，即使是《海滨寄简》中那些谈修身养性、谈文化知识的篇章，也没有那种形而上的空论和脱离实际的思辨。有人批评连士升“世故”、“滑头”，其实这正说明他头脑清醒，始终密切关注新加坡的实际问题，适应我们社会的需要。连士升把握了儒家学说中学以致用和入世的那一面，对那些脱离实际的东西进行了改造，正如一位评论者所说：“连士升的务实主义思想，是经过深切体验到中国传统的得失，并透彻地了解到人性的优劣所得以形成。”注101务实，是我们新加坡这样的弹丸之地能够立国于世界的根本，也是连士升几十年中所习得的人生哲学和处世之道，这把他同京派文人区分开来。
连士升具有开阔的世界眼光，他是新加坡多元文化的积极倡导者和实践者。虽然不能忘怀故国，但是回去已经不可能，他逐步把新加坡当作了真正的家，同许多华人知识分子和华商一样，实现了从中国转向新加坡的国家认同。他熟悉和热爱中国传统文化，心灵深处始终有一种无法化解的中国文化情结，不过，他与时俱进，儒家学说中的“经世致用”被他赋予新的意义。到了南洋以后，他自觉地适应南洋文化，试图把中国文化同西方文化和南洋文化结合起来，并视为己任。作为一个文化人，他认真地考虑新加坡的文化建设问题，他的结论是：“南洋的文化应当以当地文化为主体，加上中国、印度、回教文化的旧传统，以及欧美文化的新思潮，造成一种和谐的适合当地需要和趣味的文化，这样才能生根，才能繁荣滋长，才能够开花结果。”注102他成为新加坡本土文化的积极建设者和有力推动者，他本来就精通中文和英文，通晓法文和德文，为了完成建立本土文化的任务，他又学习了马来文和印度文。他建议把100部中国名著翻译成越、暹（泰）、缅、马、印、菲6种文字，其中哲学10部、史学10部、传记30部、文学50部。注103这个愿望没有能实现，他就进行各种形式的传记写作，按照新加坡人，特别是新加坡青年的需要，以中华文化为基本，参照西方文化的价值标准，对现实生活和历史中的种种问题进行介绍、评价和阐释。从这一意义上来说，连士升是一位不折不扣的新加坡人，如一位本地评论家所说：“我们更应该从中学习他的忠诚。学习他忠诚地面对他的国家和人民，忠诚地写文章反映世态人情，忠诚地提出解决方案。”注104
如果只看到连士升是个中文作家，忘掉他是个新加坡作家，他的作品写在新加坡、发表于新加坡的报刊，给新加坡青年所阅读，适应着新加坡社会的需要，那就不能理解连士升；如果忘掉连士升出生在中国的书香门第，从小接受中国私塾教育，有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修养，对儒家学说有真诚的信奉，那就同样不能理解连士升。
连士升的祖国是中国，他的血管里流淌着中国的血液；他后半生扎根于新加坡，同新加坡同呼吸、共命运，关注新加坡的问题；他从印度文化和西方文化那里吸取营养，把它们融合进自己的思想和人格。我们可以说：连士升的写作道路是新加坡文化发展的缩影，新加坡传记在这里开始树立自己的旗帜。连士升作为一位传记家，他不但写出大量作品，而且其中浸透了新加坡的精神，在连士升的笔下，新加坡传记诞生了。
蒋亭亭：文学博士，新加坡学者，中国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境外中国现代人物传记资料整理与研究”课题组核心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