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连士升的传记作品
连士升的传记作品我们可以分为5类：游记和日记、回忆录、书信、长篇传记、短篇传记。
（1） 游记和日记。连士升的游记很多，除了收入各种集子中的单篇游记外，还有4部国外游记集和1部中国游记集。这5部游记都是日记体注80，也可以看作日记。
《祖国纪行》（1948）是连士升的第一部游记。1948年3—5月，连士升受《中兴日报》派遣，从新加坡到中国采访，两个多月中他访问了上海、南京、杭州、苏州、广州、香港等地，他把自己的各种活动和观感写进日记，回新加坡后编成这部游记出版。
这时的中国，八年抗战结束不久，内战烽火又起，连士升在各地除了游览名胜、拜访亲友外，还接触了政府部门的官员和社会各界人士，他亲眼目睹达官贵人纸醉金迷、穷奢极欲，另一方面是物价飞涨，底层百姓和公教人员苦不堪言。连士升在本书中附上了《华侨的普遍要求》《中国的前途》《论收拾民心》3篇文章，这正是他写作这部游记的宗旨：代表千千万万南洋华侨，观察祖国的现状，向当局提出建国的建议。他觉得中国问题的症结是：贫富不均和是非不明。正如他在“自序”中所说：“我歌颂光明，我也诅咒黑暗”，“寄居海外的万千华侨负起爱护，监督，指导的责任。这是我们的义务，同时也是我们的权利。”注81
《欧洲纪行》（1950）是连士升的第二部游记。1948年联合国第三届大会在巴黎举行，他以《南洋商报》记者的身份去采访。大会结束后，他又到地中海沿岸一些地方游览。后来他把当时的日记进行修改补充后出版。其中第一集《塞纳河两岸》是参加联合国会议的见闻，包括各国台上的钩心斗角、唇枪舌剑，台下的各种活动，也记述了他在巴黎等地名胜的游览；第二集《地中海之滨》开头记录联合国会议情况，然后叙述自己在法国南部和意大利、瑞士的游览，着重介绍欧洲文艺复兴时代和意大利的一些著名画家；第三集《大西洋一角》主要是他的英国游记，也有在比利时、荷兰、丹麦、卢森堡游历的见闻和感想；第四集《印度洋舟中》写他结束在欧洲的访问回新加坡途中的见闻，以及他在海轮中读书的心得和随笔。
写这部游记时，连士升的主要兴趣并不在联合国，而是这个历史悠久、文明昌盛而他又是第一次游历的欧洲。这些游记为报刊发表而作，作为一个有丰富经验的记者，他知道读者的需要，加上自己也有广泛的兴趣和熟练的外语，所以每到一地，只要可能就一定去参观名胜古迹。此外，当地的市容街景、风俗习惯、文化艺术、宗教信仰、物产美食、衣着打扮，他都感兴趣，都有细致的观察和详细的记录。他凭借渊博的知识，对所到之处进行背景和各种历史典故的介绍。在剧院看戏，他讲解剧情和演员，在博物馆看画，他说明画中的精妙，也总是能说出异于寻常之处。加上文笔朴素简洁、清新浅显，以生动传神的笔墨，普及知识、写出趣味。这是一部游记、一部日记，也可以看作一部内容丰富的旅游指南或欧洲文化读本。
这部游记即将结束时，连士升给自己提出一个问题：“写到最后一页，心理倒有点茫然，因为我费了四五十万言，写完这部《欧洲纪行》，到底对于读者有什么好处。”注82让读者有益，这是他写作时时关注的问题。他喜欢把欧洲同中国进行比较，特别注意那些中国可以学习的东西。比如他采访联合国大会，看到世界各国著名外交家，欣赏他们的才华和能力，同时他也对中国外交界的一些头面人物，如外交部长宋子文、王世杰、驻美大使胡适，对他们工作中的不足一一进行评点，比如他批评说：“中国代表团，像出席世运会的代表一样，主要的工作是凑热闹，专门给人家鼓掌助威，摇旗呐喊，在会场外没有活动，在会场内也不发生作用。今天我们的王外长也有讲演，可是他的微弱的声音不幸给其他国家，尤其是南非洲的代表淹没了。……有一位同业说，中国代表团是个‘哑团’，我听了之后真是哭不得笑不得”注83，于是对中国如何培养外交人才提出了建议；他在丹麦阅读《安徒生童话》，佩服其中的想象力和人情味，同时联想到中国儿童没有书读，只好去读《七侠五义》之类，于是计划自己把安徒生童话翻译过来注84；他看到希腊的厨师烤羊肉，所用的机械十分方便，就想到中国厨子烤鸭和烤猪时的辛苦，就想买一副这样的用具带回去，让中国和南洋的厨子学习。注85
（2） 书信。连士升最重要、影响最大的作品是书信。他著有书信集《海滨寄简》8册。其中共收将近400封书信，最早写于1957年、最后一封写于1972年，其中后3集他生后出版。书名最初是《海滨寄简》之二、之三……后来他根据唐代诗人王勃《滕王阁序》中的两个名句“物华天宝、人杰地灵”、“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把这8册书信集分别命名为《物华集》（1963年）、《天宝集》（1963年）、《人杰集》（1963年）、《地灵集》（1963年）、《落霞集》（1972年）、《孤鹜集》（1974年）、《秋水集》（1975年）、《长天集》（2007年）。
写作《海滨寄简》时，连士升正在给《南洋商报》做编辑，这些书信体的文章是给报纸做补白用的。大半写给青年读者，包括他的子女；小部分写给他的友人，一些作家和学者。每封信都有实际的对象，但不写出其名，作者则一律署名“子云”。
这些书信的阅读对象是报刊的青年读者，连士升自己这样说：“写信的内容，无非报告我所阅读的书籍的感想，或者把我所得的一些经验和真理传达给他们。”注86其内容十分丰富，有评论鲁迅、胡适、老舍、严复、周作人等作家及其作品的；有谈治学方法，比如怎样读书，怎样学习外文和翻译、怎样写作长文与短文、怎样写信、怎样写毛笔字；有谈文化艺术、书法、绘画、音乐、出版的；有谈道德修养和生活方法的，如怎样待人处世和交友，怎样选择专业或职业，恋爱、结婚注意什么问题，怎样治家、安排经济……这些都是青年所关心、也是老生常谈的问题。连士升则针对当代新加坡华人青年的实际情况，结合自己的体会和经验，提供新知识、说出新意。正如评论者所说：“每篇都是以人、事为出发点，以情、社会环境为联系，把传统文化中重视人情、关心时局，实践仁爱的道德价值，融和在文字中，我们可以从他的书信散文中，看到他散文中所表现的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怀、谦让、宽容、刚毅、敦厚的思想感情。”注87这三百多篇书简很少涉及作者个人生活，可以看作书信体的杂文，关系到现代和古代，中国、印度、西方、南洋、新加坡，内容几乎无所不包，也可以看作书信体的文化、思想、经济、社会评论。
（3） 外国名人传记。连士升写过3部长篇的印度名人传记：《泰戈尔传》（1963年）、《甘地传》（1965年）和《尼赫鲁传》（1968年），前后历时17年，花费了他很大精力。
连士升为什么要写印度名人？这时他已经定居新加坡，获得了新加坡国籍。印度人是新加坡的三个主要组成民族之一，新加坡随处可见印度文化的痕迹。连士升说过多次，印度文化非常伟大，研究中国文化到一定程度以后，就应当研究印度文化。而写的三位传主，又是现代印度最著名的人物。连士升在3部传记的“自序”中表达了对他们的看法：泰戈尔不但是20世纪最有成就的大诗人，而且是爱国主义、国际主义者，“是个彻头彻尾的人道主义者”；甘地谈不上才华和学识，“甘地的伟大，全在他的言必信、行必果”；尼赫鲁则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知人之明，谋国之忠，真不愧为中流砥柱”，“由于尼赫鲁认识的正确，立场的坚定，态度的诚恳，两大集团已经公认他是和平老人”。
连士升的一位老朋友这样评价这三部印度名人传记：“泰戈尔、甘地、尼赫鲁都是生于忧患、死于忧患的人，现今中国六十多岁的人，也都是生于忧患、死于忧患，他们的一生正好代表我们的一生，写他们正好也是写我们。”注88这是准确的评价，连士升写印度三杰，是为华人读者、为新加坡而写，但是他也无法摆脱他的中国文化情结。所以，在文中他不时引用中国的诗词、格言，把泰戈尔的诗歌同屈原比较，把泰戈尔的教育观点同孔子、孟子比较，把甘地思想同道教比较，把甘地的修道院同中国书院比较，把尼赫鲁和甘地的关系比作梁启超和康有为，把大战前后印度的局势同中国比较。可以说连士升虽然人在新加坡，为自己新的国家写作，他的心却往返于中国和印度之间。
这三部传记中，《尼赫鲁传》费时最多，前后共13年之久。他在印度拜访过尼赫鲁，对尼赫鲁给予最多的理解，他这样说：“到了日本南进之后，我长期隐居越南乡下，每天仅在那么小田地里生活，身虽自由，跡近坐监。因此我对尼赫鲁在独立解放运动中的长期坐监的生活，表示万分的同情。”注89他在报纸上发表的关于国际问题的一些社论和专论，都同尼赫鲁的观点类似。
新加坡同印度有密切的关系，它们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脱离英国的殖民统治的，也有相似的社会问题，书中对尼赫鲁的各项政策常有分析和评价，所以有新加坡学者说：“就他多年来对新马社会的观察而写下的人物三部曲：即《甘地传》、《尼赫鲁传》及《泰戈尔传》，这三部曲虽然以探讨三位人物的丰功伟绩为主轴，但谁也知道其终极意义仅在于对新马社会的人文独立机制的探讨。”注90我们确实感觉到，连士升是在为新加坡写作。
连士升还写过一部短篇传记集《西方英雄谱》（1967），写了8位西方的英雄人物：亚历山大大帝、恺撒将军、马基雅维利、伊丽莎白女王、克伦威尔、路易十四世、杰菲逊总统、林肯总统。连士升在“自序”中说：“英雄不是平凡的人物，他必须在才具、勇敢、果断这三个条件上有惊人的表现”，“本书所述，都是西方的大英雄。”连士升鼓吹这种传统的英雄观，同他的书信一样，都是为青年读者励志。
（4） 回忆录。连士升著有回忆录《回首四十年》（1963），这是他到新加坡定居后的作品，这时他45岁，为给孩子们讲“爸爸的故事”而写的，也是在报刊首发，篇幅都很短小，实际上是短篇回忆录的汇集。语言简洁、浅显，其内容包括三个部分：少年读书的时代，在20岁之前，从家乡福安到霞浦到福州，接受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也掌握了英文，为今后学业的发展打下基础；20—30岁，到北京燕京大学读书，毕业后留在北京工作和学习，在这中国文化的中心，结交许多良师益友，开阔了眼界，掌握了治学的方法，想做出一番事业；30—40岁，抗日战争爆发，梦想破灭，在动荡之中，逃离北京，前后去了重庆、香港、西贡、河内，经历了战争时代生活的艰难困苦，也目睹了侵略者的横暴野蛮，战火之中无法安心治学；战争结束了，重回重庆和南京，一场大战之后，到处是破败的景象，官场的腐败更是触目惊心，生活艰难，决定去上海下南洋。《回首四十年》是连士升作品中最完整的一次自我阐释，讲述自己如何在困苦中设计未来，在战乱中盼望着和平，在心灵创伤时挣扎着前进。
《南行集》（1951）中卷也有连士升的10个短篇回忆录。它们同《回首四十年》一样，并没有对自己的经历作出连贯的、完整的叙述，而是从自己的经历中选出一些节点、问题、片段，用自己的眼光观察或者回忆他所经历过的那个世界，或是借题发挥说出自己的某种感受和体会，对某种世态人情、风俗习惯进行介绍和评价。
（5） 中国人物传记或传记速写。连士升的散文集，如《南行集》、《春树集》（1960）《闲人杂记》（1963）以及《回首四十年》中也包括不少人物短篇的人物传略或速写。其中主要是师友，如顾颉刚、许地山、郁达夫、梅兰芳、何其芳、林文庆等人，此外也有为他敬佩的古人曾国藩、梁启超、陶渊明、左宗棠、郑板桥等。这些短篇传记，同《海边寄简》中写人物的那些文章一样，风格相同。
连士升的作品，除3个印度人物的长篇传记外，最初基本是在报刊发表，供市民阅读。这就决定了其篇幅短小、话题轻松随意，作者不求深入、全面，不能深奥、生僻，而以浅显、平直的文字，普及文化知识，抒发自己的感想。连士升一生中，战争期间有过一段逃亡生活，但基本没有经历过多少风浪，所以笔下也平实、朴素。曹聚仁评价连士升的《南行集》说：“都是平平常常眼前的实事，而作者也只是以说家常的口吻出之，既不会惊骇流俗，也不要天下人皆归于我。其中没有什么大义要宣传，也并不对于世道人心有什么补救。这是作者所以进入冲淡境界的基本条件”，他认为连士升同周作人和郁达夫的风格相似。注91
连士升主要是为青年写作，增长他们的知识，鼓励他们上进，传授给他们各种人生的经验和道理。所以连士升被称为“青年导师”。一位评论家这样说：“这些文章是青年的营养品，是青年生活、读书做人最好的指导、最好的座右铭。”注92在连士升的传记作品里，充分显示出他的这种个性，他确实是个“好好先生”“忠厚长者”，谦和、诚恳、热心、厚道，他把自己的心交给读者。
连士升追求亲切自然的文体风格，他自幼喜读曾国藩的日记和家书，“我觉得这种信笔写来的东西，随处都有警辟的心得语。这种文字是先秦两汉以下最平易自然，亲切动人的杰作，至少他比较一般言不由衷的装腔作势的议论文章更有风趣”注93。他也研读过胡适、郁达夫、郭沫若、茅盾和顾颉刚等人的日记，所以他的主要作品也采用了日记和书信的形式，形成了亲切、平易、简朴的风格，我们新加坡著名文学批评家方修这样评价他：“连士升文章的最大特点，是文字的清新自然。在那个令人窒息的时代，他的作品所给予读者的感受，就好像沙漠上的一阵凉风，炎日下的一杯冰水。”注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