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哀悼与自传

自传是“由一个人自己（auto-）来描述（graphy）此人的一生（bio）”^注44。所谓“一生”，休止于写作的这一刻，并不包括死亡。即使自祭文，也只能写自己的生，写不了自己的死。但许多传记家都曾在自传中哀悼过他人之死。这里又有两种情形：一种是过去生活中实际发生的哀悼，笔者称之为“昔日哀悼”；一种是书写时刻的哀悼，笔者称之为“今日哀悼”。传记家书写的“今日哀悼”与现实中的“昔日哀悼”之间会发生变化，这是由自传书写内容的“回顾性”与“选择性”造成的。

“回顾”是自传写作的基础，是利用记忆来重现。然而重现并非复制，传记家会不自觉地以今天的目的为中心回顾，有意无意凸显某些情景，而这些情景也许在当时并没有给传记家留下深刻的印象。具体说来，对“昔日哀悼”中的传记家而言，某一细节只是一个偶然事件，可在他回顾往事，书写“今日哀悼”之时，会突然想起这个细节，这一细节恰好符合他当前的预设主题而获得意义，并释放出强烈的感情色彩。比如泰戈尔在自传中哀悼母亲的部分提到这样一个细节，“我抬头看看我们家三楼上父亲住的那间屋子。他仍然在前面走廊上静坐祈祷”^注45。泰戈尔中年丧偶之时，也曾独自一人在凉台上徘徊，当他撰写自传时，父亲在母亲去世时静坐凉台之上的情景浮现于眼前。尽管悲痛，父亲哀悼母亲时仍带着一份超然与平静，这影响了泰戈尔本人，“一切都是神意，不要违拗，如果他需要我们舍弃，我们就应该服服帖帖地去舍弃”^注46。这两处凉台独处情景的叙述不在于宣泄悲痛之情，而是为了突显父亲对儿子产生的深刻影响，并生成了托尔斯泰信仰的一个部分。

在传记家的自叙中，“选择”是关键词之一。在本文所讨论的范围内，首先，传记家“追忆”的哀悼是有选择性的。一些传记家可能由于现实取向等方面的考虑，不会把当时自己哀悼爱人的反应原原本本地展现出来。居里夫人在其自传中哀悼亡夫比埃尔的文字是这样的：“我的比埃尔被夺走了……其严重影响我真的无法用言语加以表述。”^注47然而，这一悲哀的氛围很快便被比埃尔的“即使我不在了，你也必须干下去”^注48这句话所打破，情节转变成了居里夫人在这一沉重打击下如何抚养孩子，照顾老人，继续实验的励志故事，哀悼主体由沉浸于丧夫之痛的孀妇转变成自强不息的独立女性。然而，居里夫人的日记又是如何写的呢？在其日记中，居里夫人真实、细致地记叙了自己的脆弱与无法丈量的丧伤：见到比埃尔遗体时，她是懵懵懂懂、悲痛欲绝的；她不停地呼唤比埃尔的名字，亲吻着他尚未变容的面庞，犹有余温的身子，仍可屈伸的手指；她为他完成守灵、装殓、盖棺、告别等一系列哀悼仪式；在仪式结束后，她内心的悲恸、麻木与忧伤相缠结。这里的选择性在于居里夫人的主题定位——居里夫人意在以自己生命历程为核心，塑造一位自强不息、执着为科学做贡献的女科学家。因此之故，传记家控制了私人情感特别是自己的消极情绪。

除回顾性、选择性而外，传记家书写的哀悼又具有重建性。“自传开始于自我交谈，自传者不仅仅是书写自我，而是以一种内在对话的方式为自己写作。”^注49“对话”理论是巴赫金的重要贡献，他曾从“自我客观化”和“自我审美化”两个方面讨论过自传问题，“自我客观化”提出“我如何描述自己”的问题,“自我审美化”则是自传他人的角度对自己的价值立场和选择进行审美表现。在这两种情况下，作者都需要以“今日之我”来叙述、回忆“昔日之我”，从而形成不同情境下的“对话性自我”。这两个方面的对话都涉及自我身份的重建。

所谓“重建”，就是指传记家重新翻阅过去的经验，以“距离感”与“认同感”为坐标轴，将过去的人生经历进行回忆、组织与解释，或期望获得社会主流的认同，或希冀获得自我认同。“距离感”与“认同感”被菲利普·勒热讷称为“自传叙事的基本形态”^注50，在此，我们在哀悼的视域下对此稍作讨论。“距离感”是传记家历经儿童、青年、成年等人生不同阶段后持有的态度，年龄的差距使传记家对本人“昔日哀悼”往往难以置信。把当时日记、书信中的哀悼与后来传记中的哀悼相比，这一现象就十分清楚。日记、书信中记载的哀悼往往侧重情感的宣泄与事实的堆积，而后来的自传则以身份预设为前提，对“昔日哀悼”重新筛选与整理，重建“今日哀悼”。韩素音在自传《无鸟的夏天》中表示，自己在学生时代是一个在欧洲与亚洲之间无所归属的游子，在哀悼同是欧亚混血儿的同学唐纳德时，将其死因归于“一个原因：混血儿”^注51。韶华易逝，30年后的韩素音不再介怀自己混血儿的身份，如同“夏天的鸟儿不再四处躲藏，不再沉默”^注52，她“可以举重若轻地说：‘唐纳德的自杀……因为他缺乏自信……’”^注53距离感使她重建了这份哀悼。与“距离感”不同，“认同感”强调过去的哀悼与现在的哀悼具有连贯性。传记家通过身份定位将前后哀悼连贯为统一的整体，但即使是同一事件，在撰写自传时，也不再囿于情感的宣泄与事实的堆砌，而会进行意义的升华，从而完成哀悼的重建。萨特是一位追求自由选择的哲学家，他在《文字生涯》中说，“要是我父亲活着，他就会用整个身子压我，非把我压扁不可。幸亏他短命早死”，“他的死给我母亲套上了锁链，却给了我自由”^注54。这份奇特的哀悼书写落在意义的解析上，旨在营造一个追求自由的文学家与哲学家身份。英国哲学家罗素两岁时失去了母亲和姐姐，四岁时父亲去世，哥哥去世，六岁时祖父去世，按照常理推断，童年的他本应是不幸，然而在罗素看来，却“是幸福而顺利的”^注55，为何会出现如此大的反差？这就涉及“昔日罗素”与“今日罗素”二者不同的身份定位，在“今日罗素”看来，幸福的一个来源就是获得知识，尽管童年时候最亲近的亲人相继去世，然而能够在祖母、罗洛叔叔和阿加莎姑姑谆谆教导下不断获取知识，在知性生活方面得到满足，就是幸福而顺利的。萨特、罗素在童年的时候，不可能有如此鲜明的身份定位，只是经过岁月的磨蚀，他们才逐渐将松散的存在组织为预设的有意义的整体，该遗忘的遗忘了，该记住的进行了强化与放大。从读者接受的角度看，萨特与罗素在自传中塑造的自我身份得到了肯定，他们的“对话性自我”是成功的。但是，并不是所有的自传在重建上都会成功。有的自传所塑造的自我会与公众心目中的作者身份之间出现差距和断裂，从而引发人们关于自传真实与虚构二者之间的辩论。实际上，真实与虚构之间的张力既是自传魅力之所在，也是自传被诟病之主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