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第一通晓学务之人”
张之洞之名是否出自《庄子·至乐》中的“张之洞庭之野”，我们不得而知。但他在主政洞庭之北的十七年间，广开新学，创造了中国现代区域教育之典范。1889年冬，张之洞奉命任湖广总督。1890年7月11日的《捷报》有这样的文字：“武昌无疑将成为中国极重要的城市之一，因为自从张之洞调任湖广之后，已将他原来打算在广州进行的一些庞大建设计划全部移到了武昌。”1893年11月29日，张之洞向光绪帝上奏《设立自强学堂片》，指出“自强之道，以教育人才为先”，注31请求创设新学。1893年，张之洞创办湖北自强学堂（有“武汉大学的前身”一说，但存在争议），一改中国传统书院“学不分专门”的旧习，率先实行分门教学、按斋授课的体制及根据学习成绩发放奖学金制，当时影响极大，“一时湖楚教育之盛，甲于全国。四方求学者，闻风縻集。各省派员调查，以便仿办者，亦络绎于道。”注32张之洞门生张继煦亦称：“当清季兴学堂令下，各省考察学制者必于鄂，延聘教员者必于鄂，外地学生负笈远来者尤多。”注33构成了晚清兴学的一道独特的风景。李端棻在《请推广学校折》中写道：“格致制造诸学，非终身执业，聚众讲求，不能致精。今除湖北学堂外，其余诸馆，学业不分斋院，生徒不重专门，其未尽二也”。注34《清史稿》第一百七卷中亦记载有：“查京外学堂，办有成效者，以湖北自强学堂、上海南洋公学为最”。注35张之洞重视教育，基本做到为官一方，办学一方。如1894年，他曾调署两江总督，在南京设储才学堂、铁路学堂、陆军学堂、水师学堂等。
在不断创办新学的过程中，张之洞敏锐地意识到当时教育的最大问题在于人们对新学与旧知取舍之价值判断的紊乱与迷惘。他极为担心伴随着新学的兴起，人们对传统产生叛逆心理，从而导致国家固有的政体和社会结构、伦常规范崩解。1898年春，被辜鸿铭誉为“最后一个儒臣”注36的张之洞开始修撰平生最重要的著作《劝学篇》（英译为《中国的一线希望》），在《劝学篇外篇·会通第十三》中明确提出“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注37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著名思想。当时，张之洞对西学的认识已较为全面，认为其包括西史、西艺、西政，其中西艺有算、绘、矿、医、声、光、化、电，西政有学校、地理、度支、赋税、武备、律例、劝工、通商，并在《劝学篇外篇·设学第三》中指出“西政之刑狱，立法最善”注38，这些都显示其高于一般封建官僚的学术视野。翰林院侍读学士黄绍箕将《劝学篇》进呈，光绪帝赞其“持论平正通达，于学术人心大有裨益”注39，乃下令军机处颁发各省督抚、学政各一部，以“俾得广为刊布，实力劝导，以重名教，而杜卮言”注40。又谕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排印三百部，俨然成为钦定开官智的“教科书”。
《劝学篇》（1898年两湖书院刊本）
张之洞在《劝学篇》中还提出著名的“游学日本说”，他写道：“至于游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一、路近省费，可多遣。一、去华近，易考察。一、东文近于中文，易通晓。一、西书甚繁，凡西学不切要者，东人已删节而酌改之。中、东情势风俗相近，易仿行，事半功倍，无过于此。”注411898年8月2日，光绪帝谕军机大臣：“东洋路近费省，文字相近，易于通晓，……各部院如有讲求时务愿往游学人员，亦一并咨送，均毋延缓。”注42清政府把向日本派遣留学生正式作为一种国策确定下来。据《日本留学中国学生题名录》统计，1898年在日中国留学生为77人，1899年为143人，1900年为159人，1901年为266人，1902年达到了727人，1903年11月为1243人，1904年11月为2557人，1905年猛增到8000余人。注431905年到1906年，留学日本达到最高潮，不仅东南沿海的学子们出现了“父遣其子，兄勉其弟，航东负笈，络绎不绝”注44的壮观场面，四川、贵州、云南等边远省份，也有许多人到日本留学。王国维在1906年所撰《教育小言十二则》中描述为：“留学生之数之多，如我中国之今日，实古今中外之所未闻也。”注45费正清指出：“这可能是到此时为止的世界史上最大规模的学生出洋运动”。注46这些在力图避免亡国灭种、救亡图强的征程中漂洋过海的热血青年，秉承着“他日立中国强固之根基，建中国伟大之事业，以光辉于二十世纪之历史者，必我留学生也”注47之信念，面对国内新式学堂急需大量新式教科书，各以其所学专长编译（撰）教科书，成为一支活跃于中国现代教科书发展舞台的重要力量。以湖北自强学堂留日学生戢翼翚为例，他在日本求学时，与同学唐宝锷合著出版《东语正规》，被日本学者实藤惠秀誉为“空前的”、“划时代的日语教科书”、“中国人第一部科学地研究日语的书”。注481902年，戢翼翚与日本女子贵族学校校长下田歌子合作创设“作新社”，出版了大量的新式教科书。笔者初步统计晚清留日学生编译的教科书有241种。注49这些教科书不仅从门类到体系规范了知识构建，而且补充大量的中学政法、数学及音、体、美、卫生、手工等类别教科书。这些教科书还尝试从文言到白话的语境变通、注重认知策略及编排方法、开启现代装帧及版权保护等等，提供了现代教科书编写出版的范例，对中国现代教科书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
1904年清政府颁布《奏定学堂章程》
1901年1月，慈禧太后颁布实行变法的谕旨，令各大臣条议新政。1901年7月12日、19日、20日，湖广总督张之洞会同两江总督刘坤一连续上呈三封奏折（即著名的“江楚会奏三疏”），拟议变法。在第一疏《变通政治人才为先遵旨筹议折》中，张之洞等把兴学育才和用人制度的改革作为图治的首要任务，提出了人才培养的“道艺兼通、文武兼通、中西兼通”注50的原则，设文武学堂、停罢武科、奖励游学等建议，以及教科书官定颁发、通国一律等构想。例如，他将学校分为蒙学、小学、中学、高等学堂与京师大学堂五级，明确规定各级入学年龄、修业年限，中学以前为普通教育，高等学堂起为分科专业教育，三年期满后必须实习一年方可毕业，大学教育则是高等学校分科专业教育的深化提高。鉴于张之洞此时关于新式教育体制的构想已趋完备，管学大臣张百熙在《奏请添派张之洞会商学务折》中称赞张之洞为“当今第一通晓学务之人”。注51
1903年，张之洞奉旨入京，与张百熙、荣庆一起修改1902年清政府颁布的《钦定学堂章程》。经过数月不分昼夜、困惫已极的磋商修改，《奏定学堂章程》于1904年1月13日由清政府正式颁布并实施。这是中国第一个正式实施的现代学制，纵向分为三段七级，即蒙养院（四年）——初等小学堂（五年）——高等小学堂（四年）——中学堂（五年）——高等学堂或大学预备科（三年）——分科大学堂（三—四年）——通儒院（五年），横向构建了普通教育、实业教育、师范教育三驾并驱的模式。《奏定学堂章程》确立了全新的课程设置、组织管理、行政体制，不仅首次出现“义务教育”注52字样，还突破性地将教学系统与教育行政系统分离。
1905年9月，袁世凯、张之洞等人奏请停止科举，以兴学校。清廷诏准，自翌年始，所有乡试、会试及各省岁考一律停止，一切士子皆由学堂出身，结束了一千三百多年的科举制度。
随着学制的颁布和科举的废除，全国各地学堂如雨后春笋般大量涌现。据清学部总务司1907年《第一次教育统计图表》、1908年《第二次教育统计图表》、1909年《第三次教育统计图表》显示，这三年国内学堂分别是37672所、47532所、58896所，学生数分别是1013571人、1284965人、1626720人。一位在辛亥革命前夕来到中国的美国学者罗斯（E.A.Ross）目睹了举国上下的兴学热潮，带着兴奋的口吻在1911年英文版《变化中的中国人》中写下这样的文字：“对新式教育的激情像野火一样迅速传开。一个人一个小房间的考试制度被废除了，大学的大教室修建起来了。一些学校设立在寺庙里，今天在很高的圆柱屋顶下能看到一些小学生排列地站着，在面目狰狞的战神和慈善和蔼的观世音面前背诵课文……”注53张之洞以其非凡的智慧，参与构建中国现代学校教育制度，为中国现代意义教科书的产生与蓬勃兴起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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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战争以前，没有近代的普通学校，只有启蒙教育和准备参加科举考试的私塾和书院，初学《三字经》、《百家姓》，进而读四书五经，不存在现代学校所备的教科书。石鸥教授认为现代意义的教科书应该满足如下条件：第一，产生了现代学制，根据学制，依学年学期而编写出版；第二，有与之配套的教授书（教授法、教学法）或教学参考书，教授书内容要包括分课教学建议，每课有教学时间建议等；第三，依据教学计划规定的学科分门别类的编写和出版。伴随着新式教育的出现，1903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最新教科书”是中国第一套现代意义的中小学教科书。
别样的《张相国新撰唱歌教科书》
晚清时期，张之洞看到日本明治之后教育的兴盛，对于中小学开设唱歌课颇有兴趣。日本学校唱歌活动是在日本政府的倡导和监督之下从1872年开始进行的，目的在于强调忠君爱国精神的养成。中日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期间，日本举国战云密布，军歌之声甚嚣尘上。《奏定学堂章程》颁布后，年近古稀的张之洞不辞劳苦，颇富创意的编成《张相国新撰唱歌教科书》。
《张相国新撰唱歌教科书》（一）
《张相国新撰唱歌教科书》内容由“学堂歌浅释、中国大地形势歌、军歌”三部分组成。1904年12月《札学务处发学歌、军歌（附学堂歌、军歌）》中指出：“前由本部堂自撰《学堂歌》及《军歌》各一通，饬发各学堂学生、各营兵勇，令其熟读歌唱，以期感发其忠爱之忱，鼓励其自强之志，详加体察各学生、各兵勇于唱歌之际，大足以振奋精神，发皇志气，实属大有裨益，亟应广为刊布，遍发湖北通省各学堂、各军营，一体歌诵，以助训士训兵之用。除军歌另行饬发刊刻外，合行札发，该处即便遵照将发去学堂歌五千份，并附发军歌一百份查收，先行分发省城各学堂，散给各学生，令其熟读歌唱，以资感发，务须人给一纸，不可遗漏。一面仍将《学堂歌》迅速放大字样，工写精刊，用好纸刷印一万本，装订成册，呈解来辕听候酌发省外各学堂，勿稍延缓。”注541904年12月4日的上海《时报》，登载有张之洞撰写的《中国大地形势歌》。《张相国新撰唱歌教科书》让我们看到了张之洞放眼世界、励精图治培养新锐人才的努力，又深深感受到其身为朝廷重臣，殚精竭虑、力图维护清王朝的统治的“卫道”忠诚。
教体育 第一桩 卫生先使民强壮
教德育 先蒙养 人人爱国民善良
教智育 开愚氓 普通知识破天荒注55
张之洞以“圣天子图自强除却兴学无别方”作为《学堂歌浅释》开篇，第一次在中国的中小学教科书“课文”中呈现“体德智”三育之观点。受日本军国民教育影响，张之洞将体操认定是第一紧要的事，并强调讲究卫生是强身健体的基础；提倡全国人民从小养成爱国心，从孝父母到尊君上，由私德到公德；智育在于学习新知识，摆脱愚昧，由此才能明白事物发展的规律，精通技艺，富国富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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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学中“全面发展”的观念，最先是由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公元前332）提出来的。他认为人的身体和灵魂不可分离地存在着，灵魂有植物的灵魂、动物的灵魂、理性的灵魂，与这三种灵魂相适应的有体育、德育、智育。教育的目的就在于使体德智和谐发展。1901年，南洋公学的《新订蒙学课本》二编之“编辑大意”写道：“泰西教育之学，其旨万端，而以德育、智育、体育为三大纲。德育者，修身之事也；智育者，致知格物之事也；体育者，卫生之事也。蒙养之道，于斯为备。”第一次在教科书的“编辑大意”中出现“德智体”观点。
尤为值得关注的是，张之洞打破传统经史教育的狭隘内容，认为普通学堂每日上课六点钟，课程从读经开始，涵盖修身学、历史学、地理学、算数学、几何学、博物学、理化学、图画学、政法学、陆军学、体操学。张之洞是第一个在教科书的课文中将所有学科以“科学”冠名，并对“科学”知识进行系统归纳与说明的教科书编撰者。
说科学 须兼长 一日六钟并不忙
读五经 诵勿忘 先讲大义后精详
修身学 重伦常 孝弟爱众尊师长
历史学 知已往 世界变迁弱变强
地理学 先本乡 由近及远分方向
中国外 由列强 勿学井蛙拘坳堂
算数学 简为上 比例代数捷非常
八线表 不用想 能通几何包九章
博物学 穷天壤 卫生益智心开朗
理化学 原质详 配化制造通阴阳
辨炭酸 分硫养 火药全仗硝磺镪
电矿汽 力声光 理化门门有专长
图画学 摹物状 先用毛笔后尺量
政法学 治国方 后生浅学莫躁妄
陆军学 分两堂 战术计划戒鲁莽
沟垒速 地形相 火器测准马善养
体操学 关衰旺 人人胜兵其国昌注56
中国传统的“四部之学”发端于秦汉,形成于隋唐,完善于明清,并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之分类形式得到最后确定。在西学大潮冲击下,四部之学不断解体与分化,逐渐被西方以近代学科分类标准建构起来之“七科之学”（文、理、法、农、工、商、医）新知识系统所替代，“七科”之内的现代意义上自然科学各学术门类（数学、物理学、化学、地理学、地质学、动物学、植物学等）及人文社会科学各学术门类（文艺学、历史学、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法学、伦理学、逻辑学等）相继创立。张之洞在此强调“科学”统领下现代学科门类的划分及论述，体现了他在现代学术转型及学科整合中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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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science）一词源于拉丁语词scientia，即学问或知识。自19世纪以来，科学被定义为一种系统化的知识，将之视为关于自然界、社会和思维的知识体系。在中国，古代虽然有发达的科学技术发明，但是没有“科学”一词。《礼记·大学》中有“致知在格物，格物而后知至”之说。最先用“格致”来指称西方科学技术的是利玛窦。中文第一次出现“科学”一词是康有为译自日文。1903年，文明书局高举“科学”的大旗出版了“蒙学科学全书”28种新式教科书，“科学”二字出现在整套教科书的广告中，并未出现在课文里。
为强调科学的重要性，张之洞在《军歌》中打破人们认为军人只要习武的刻板印象，从外国武官学识比文官高，强调作为军人，要懂得算学、物理、化学等科学知识，才能胜任其职责，否则连“枪药炮药白药”都会分不清楚。
莫说武夫学问难通晓 外国武官学比文官高
枪炮线路须知算学妙 应敌安营先将地图描
物理化学亦须略知道 钢铁涨缩拉力细推敲
无烟药净不比炸药暴 枪药炮药白药莫混淆注57
在各学科知识学习中，张之洞从实用的角度出发，详细介绍了不同外国语言的功能，如学英文可以了解各类商务，学日文便于转译西书，学法文可以多了解条约公牍，学德文在于了解武备化学医学矿学，等等。
小学成 知识亮 改业谋生并无妨
学国文 文理畅 方解经史古文章
学英文 用处广 英国商务遍华洋
学日文 近我邦 转译西书供采访
学法文 各国尚 条约公牍须磋商
学德文 武备详 专门字义皆确当
学俄文 交界长 教习虽难也须讲
蜡丁文 古义藏 随意学习不勉强注58
张之洞不仅十分强调科学的重要性，还认为在反抗外来压迫和寻求自强独立的过程中需要反省与改造传统，要扫除“鸦片、缠足、风水”等生活陋习，以及民间仇视外国人及传教士的不好习惯，中国才有可能发扬光大。
第一戒 抛灯枪 壮夫志气皆销亡
少行动 多卧床 百岁光阴灯畔荒
第二戒 缠足放 则刑残废也相仿
不耐劳 娇惰养 生下子女定不强
第三戒 风水妄 不敢开山与通江
美富多 五金矿 任地抛弃在山冈
第四戒 惹祸殃 切莫闹教起风浪
胶州澳 属外邦 旅顺广湾都照样
拳匪乱 惊庙堂 赔九百兆本利长
第五戒 鄙外洋 切莫自大学夜郎
顽固见 须扫荡 中国方可望发扬注59
《张相国新撰唱歌教科书》（二）
作为晚清重臣，张之洞展现其殚精竭虑地对皇权的维护。如他以“维新党多躁狂奉劝少年须安详”为开端，两次连用四个“莫”字，旁征博引，期望学生不误听乱言，不要和朝廷作对，等等。他还指出文明自由是法律范围内的自由，而不是借自由二字耸动天下，那其实是一种野蛮的自由，指出法国人卢梭的民约论主张民权，而不是暴乱肇事来获民权，劝诫学生要能够“知本”、“守本”等。他劝诫学生不要随便谈论革命的话题，如果入外国籍，则遗产归公。还指出维新党强调男女平权，但实质上外国的女人是不入议院等观点。
自由字 莫误讲 法律范围各国章
民权字 莫狂妄 法主暴虐乱民张
我伦理 莫踰荡 外国爱亲尊君王
我圣教 莫抛荒 文明国粹保久长
革命话 莫鸱张 悖逆之名不可当
入外籍 莫炎凉 身后遗产归公帑
女平权 莫改常 外国议院无女妆
叛逆报 莫受诳 此辈甘作会匪党注60
张之洞从小受到了系统而严格的儒学教育，他大力称赞“我伦理 莫踰荡 外国爱亲尊君王”，及“我圣教 莫抛荒 文明国粹保久长”，认为不仅清朝开国以来靠儒家思想维持，中国几千年的文明也是这种思想的延续。“我同学 生此方 切莫辜负好时光”，激发学生的主人翁意识。《中国大地形势歌》以“中国大势如指掌 金汤巩固祝吾皇”为结束语，《军歌》中也明确提出“保国保种必须保孔教”。张之洞千辛万苦的支撑着已经风雨飘摇的大清王朝，始终没有放弃对儒学及其所宣扬的皇道的忠诚，全书以“圣人在上万年长 有道忠孝为本 方是真英豪”为结束语。
《张相国新撰唱歌教科书》是至今为止唯一以官职命名的教科书，且因为官方的推行，在湖北乃至全国的影响都较大。根据颁布《学堂歌》的湖广总督饬令，“散给各学生，令其熟读歌唱，以资感发。”并规定，“凡学生整列入学时，放学时，整列移动时，出队操演时，行步俱以歌为节，上六字缓读，每一字一步，此六字略一停顿，下七字急读，七字共四步”。注61冯友兰晚年在回忆录里记录当时的情形，“我们这些小孩也学唱这个歌，其实也无所谓唱，因为本来没有谱子，只要大声念，再把腔拉长一点，就算是唱了。”注62民国之后，此书改名为《绘图蒙学唱歌教科书》，其中与清朝皇帝相关的内容均已换成民国后的人与事，但其他内容基本未动。
《张相国新撰唱歌教科书》（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