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同道合的编撰出版群体
在中国近现代教科书史上，一批又一批知名的人才构成了教科书编撰出版团队，他们具有较为鲜明的群体特征，如绝大部分为江浙人士，都有着一定的新式学堂教学实践经验及出国留学背景等。蔡元培在直接参与教科书的编译、编撰、校订等工作中，与张元济、陆费逵、王云五等教科书出版名士志同道合，与杜亚泉、蒋维乔、李叔同等编撰群体惺惺相惜，与许多编撰者都有着一定的联系。近代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急剧而深刻的变化，为他们的思想和实践添上了共同的时代色彩；而不同的个体背景，又使得他们从各自不同的角度把握着时代的脉搏，为教科书的发展贡献各自力量。
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及其朋友（中间坐者为蔡元培）
商务印书馆与中华书局是中国现代教科书的两大领军者，蔡元培与其主要负责人关系十分密切。张元济与蔡元培关系密切，互相支持，真挚的友情促成了伟大的事业，而伟大的事业升华了真挚的友情。从1902年到1932年这三十年，商务印书馆实质上是按照二人达成的共识去发展的。1912年1月，中华书局的创办人陆费逵在《教育杂志》发表《敬告国民教育总长》一文，建议迅速宣布教育方针、颁布普通学校暂行简章、组织高等教育会议、规定行政权限等。蔡元培曾亲自赴上海拜访陆费逵，诚恳邀请陆费逵与蒋维乔共同起草《普通教育暂行办法》。注206此后陆费逵曾多次著文献议，也多次得到蔡元培与教育部的采纳而得以施行。王云五早年久闻蔡元培的大名，在1912年入京任职以前，把自己多年任教过程中积累的对教育政策的意见写成建议，寄给了蔡元培。半个月后接到蔡元培的亲笔信，邀请他到教育部“相助为理”。注207在蔡元培执掌教育部的几个月内，王云五起草了《大学令》、《专门学校令》，协助接收京师大学堂。1921年，王云五担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此后的几年里，王云五每有出版方面的规划，就多在事前向蔡元培请教。蔡元培号召开展“国化教科书”运动，得到了时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王云五的热情响应，不久便推出了《大学丛书》。
《初等小学本国地理教科书》（会文学社，1905年初版·1907年改正8版）
蔡元培与杜亚泉、寿孝天、蒋智由、骆师曾、周作人、陶百川等为同乡，都是绍兴人。1898年，蔡元培任绍兴中西学堂监督，邀请杜亚泉、寿孝天任算学教员。据蔡元培回忆，杜亚泉在中西学堂任职时，常在用膳时与别的教职员讨论国家大事。他们提倡民权、女权，提倡物竞争存的进化论，与一些旧学精深但倾向保守的教员进行过多次辩论，终因龃龉之积累，两人均离校。1900年，蔡元培研究日本各级各类学校学制及课程安排，完成《学堂教科论》，就是由杜亚泉的普通学书室出版发行。蒋智由则是1902年与蔡元培等在上海建立号称“第一革命团体”的中国教育会，后参加蔡元培建立的光复会，任爱国女校经理、爱国学社义务教员。1906年5月蒋智由编撰著名的小学修身教科书《蒋著修身教科书》三卷在当时影响极大。骆师曾是蔡元培在绍郡中西学堂的学生之一，后进入商务印书馆，参与过大量的教科书的编写与校订。周作人比蔡元培小十七岁，1916年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前回乡省亲，身为绍兴教育会长的周作人屡次拜访，并陪同其演说。自1917年至1923年初，蔡元培和周作人同在北京大学任职，无论是工作方面，还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二人都有比较多的交往。1930年，蔡元培校订了陶百川主编的《初中党义教本》。
《最新中国历史教科书》（会文学社1906年首版）
蔡元培与吴敬恒、蒋维乔、陈懋治、张相文、范源廉、黎锦熙等的关系也颇为密切。吴敬恒早年在无锡崇安寺创办无锡三等公学堂，参与影响很大的《蒙学读本全书》编撰。1901年，吴、蔡两人相遇相识于南洋公学。1902年蔡元培在日本护送吴敬恒回国，两人开始走到一起。不久南洋公学闹退学风潮，蔡元培任爱国学社总理，吴敬恒为学监。1903年与蔡元培等七人每日轮流为《苏报》撰写评论，鼓吹革命。1905年冬加入中国同盟会。辛亥革命后，蔡元培与吴敬恒一同关注国语读音统一。
蒋维乔是1903年应蔡元培请赴沪任爱国学社教员。同时抱着“救国之本还在教育”注208的宗旨，进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与张元济、高凤谦、庄俞等合作编成初等小学国文、历史教科书多种，行销全国。1912年，应蔡元培之邀到南京任临时政府教育部秘书长，协助蔡元培制定教育部法令，草拟大、中、小学学制，起草《中华民国普通教育暂行办法》。南北和议达成后，随蔡元培北上，任教育部参事。1913年，熊希龄内阁组成后辞职南归，再入商务印书馆编辑中学及师范学校教科书。
陈懋治是南洋公学首届师范生，与同学杜嗣程、沈叔逵一起为南洋公学外院合编《蒙学课本》，为中国第一本自编新式教科书。1902年，他还编译有《高等小学中国历史教科书》上下册。1916年10月，与黎锦熙等在北京发起组织中国国语研究会，并在《中华教育界》五卷八期发表《国民学校改设国语科意见书》，建议改小学“国文科”为“国语科”。1928年蔡元培等人筹建“国语统一筹备会”，陈懋治等七人被推为常委。
张相文1899年进入南洋公学师范院读书，同时兼教中院、外班地理等课。在南洋公学时，张相文与特班教习蔡元培结为挚友，经蔡元培介绍加入“同盟会”，积极从事民主革命活动。1919年，其子张星烺曾应蔡元培之聘为北京大学化学系教授，同时与父亲张相文一起兼任该校国史编纂处特别纂辑员，并被派往日本调查民国史料。1901年，张相文编写的《初等地理教科书》和《中等本国地理教科书》为中国地理课本之开端，出版后多次印刷，销行量达二百万册以上。
民国初年，蔡元培能摒弃党派之见，把立宪派范源濂请来担任教育部次长，不仅使教育部的改革得到立宪派的支持，而且使这些改革举措在蔡元培辞职期间，甚至在“二次革命”失败之后，仍然能贯彻实行。1916年8月，当时教育总长范源濂致电驻法使馆，请“师表群伦”、“咸深景仰”注209的蔡元培出山任北京大学校长。1921年冬，蔡元培与范源濂同为中华教育改进社董事。范源濂编撰校订过大量中华书局的教科书。
1916年，黎锦熙与蔡元培一起倡导组织了国语研究会，宣传言文一致，提倡国语统一，积极从事选定标准语的运动。1918年任国语统一筹备会会员。同年，注音字母公布后，他创制了注音符号草体，主持和参与了注音符号的修订，国音新标准的制定和《国音常用字汇》的审定等工作。
蔡元培校订《初级中学学生用党义教本》（大东书局1930年初版）
蔡元培与李叔同、胡适、萧友梅、林语堂、任鸿隽等关系也非同一般。李叔同1901年入南洋公学，受业于蔡元培。1905年东渡日本，是中国近代学堂乐歌的先驱者之一。他所创作的学堂乐歌富有特色，《春游》为中国人自作曲作词的第一首多声部合唱，被认为“代表了学堂乐歌创作的最高水平”。注2101927年底，丰子恺、裘梦痕二人将李叔同名曲《朝阳》、《忆儿时》、《送别》、《悲秋》等二十多首，选入《中文名歌五十曲》，为国内各级学校音乐教科书。
蔡元培与胡适二人没有直接的师生关系（胡适1905年进入澄衷学堂学习时，蔡元培已离开），但从1917年到1937年，蔡元培与胡适交往甚深，相互合作，出现了后人所论及的“蔡元培、胡适联结现象”。1917年，蔡元培聘请胡适任北京大学教授，对胡适颇为赏识并大力提携，二人多方面配合默契，共同推进北京大学的教育改革。
萧友梅编辑过大量的音乐教科书。他赴德留学时，蔡元培已经在德国多年，正所谓志同道合而后熟识。1920年3月，留学德国专攻音乐的萧友梅学成归国，到了北京，不过几天，蔡元培就送给他一本刚出版的《音乐杂志》，向他约稿。1923年4月，在蔡元培的支持下，由萧友梅组建了我国近代第一个管弦乐队。1927年11月，蔡元培又与萧友梅一起，在上海创办了我国近代第一所独立的专业高等音乐学校——国立音乐院等。
林语堂最早与蔡元培相识是1917年，那时他在清华大学任教，写出了《汉字索引制说明》，此文在《新青年》上发表前，林语堂到北京大学请蔡元培为之作序。对他的请求蔡先生慨然应允。蔡元培担任中央研究院院长时，聘林语堂为研究院的英文总编辑。1932年底，由宋庆龄和蔡元培发起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会成立，宋庆龄任主席，蔡元培任副主席，林语堂任宣传主任。
任鸿隽曾入同盟会，1920年应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之聘，到北京大学任化学系教授。在抗日战争的艰难岁月中，他努力配合蔡元培领导中央研究院及所属各所开展工作。同时，其夫人陈衡哲亦学成归国，被聘为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1928年4月，国民政府特任蔡元培为中央研究院院长。图为中研院初期各所领导人。前排左起：汪敬熙、不详、蔡元培、丁燮林、周仁、王家楫；中排左起：赵元任、不详、吴定良、傅斯年；后排左起：陈寅恪、竺可桢、王毅侯、不详、李济、陶孟和、不详
此外，在中国现代教科书的编撰团队中，还有许多是同盟会的成员，在1922年新学制教科书的编撰中，北京大学的许多教授都直接参与其中，他们与蔡元培都有着一定的联系。
中国现代教科书发展史上的许多关键事件都与蔡元培的倾力投入是分不开的。从拟定商务印书馆出版现代教科书的基本方向到积极参与编译教科书，从出掌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积极制定全新的教育方针引发民初民主共和教科书的繁荣，再到积极推动国语运动使白话教科书最终取代文言教科书等，无一不与蔡元培密切相关。蔡元培崇尚新生活，一如1923年初版的《新学制初级中学教科书国语（第1册）》中选用蔡元培的《我的新生活观》中所言：
……什么叫新生活？是丰富的、进步的。……新生活是每一个人，每日有一定的工作，又有一定的时候要求学，……而且有一种学问，虽然与工作没有直接的联系，但是学了以后，眼光一日一日地远大起来，心地一日一日地平和起来，生活上无形中增进许多幸福。这还不是日日进步的吗？要是有一个人，肯日日做工，日日求学，便是一个新生活的人；有一个团里的人，都是日日做工，日日求学，便是一个新生活的团体。全世界的人都是日日做工，日日求学，那就是新生活的世界了。注211唯愿新时代的教科书引领新的生活，越来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