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卷就这样展开
叶圣陶在《商务印书馆》一文中评价：“张先生把商务看成是他的终生事业”。注162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在张元济的领导下，不断扩大编纂范围。除小学教科书外，又依据形势需要陆续出版了中学、师范、女子学校等教科书，占据着晚清民国中小学教科书的半壁江山。在1906年清学部公布《第一次审定的初等小学暂用书目》46种102册（学生用书是19种55册，教员用书是27种47册）中，商务印书馆52册、文明书局33册、直隶学务处11册、南洋公学2册、蒋黼著本1册、时中书局1册、苏州化固学堂1册、武昌图书馆1册。
或许是从小受到父亲的影响，张元济给人的印象过于严肃且严于律己。包天笑在《钏影楼回忆录》中就曾记载1912年前后张元济在编译所工作的情形，并称其像一个学校里的课堂：“这个编译所规模可大了，一大间屋子，可能有四五十人吧？远不同我从前所游历过的那些编译所。每人一张写字台，总编辑的那张写字台特别大，有一个供参考用的书库。既不像叶浩吾那个‘启秀编译所’的杂乱无章，又不同蒋观云那个‘珠树园译书处’的闭户著书的型式。虽然这个大厦聚集许多人，却是鸦雀无声，大有肃穆的气象……张菊老似一位老师，端坐在那里，披阅文稿，也难得开口；编译员似许多学生，埋头写作，寂静无哗，真比了课堂，还要严肃”。注163在繁忙的工作中，张元济校订了很多教科书，如《简明国文教科书（初等小学）》（1912年）、《简明中国历史教科书》（1927年订正33版）、《共和国教科书新国文（初等小学）》（1912年，甲乙两种）、《共和国教科书新国文（高等小学）》（1912年）、《共和国教科书新历史（高等小学）》（1912年）、《小学教科书历史课本（高年级）》4册（1923年）、《女子新国文》（1912年）、《简明中国地理教科书》、《中国历史教科书（本朝史讲义）》3编（1909年）、《（订正）女子国文教科书》8册（1912年）、《共和国教科书修身要义（中学用）》上下卷（1913年）、《共和国教科书国文读本（中学校用）》4册（1913年）等。
《（订正）女子国文教科书（国民学校用第4册）》（商务印书馆1907年初版·1924年65版）
二十世纪初的中国风云突变，政权更迭频繁，时代变化迅速，常常是教科书本身尚未成型固定，而时代却变了。这就迫使张元济必须不断适应变化，抓住教育改革的新动向。庄俞在《谈谈我馆编辑教科书的变迁》中写道:“学制修改一次，教材跟着变更一次，往往一部还未出全，又要赶编第二部，我馆对于此点向来是很注意很敏捷的。”注1641912年初，新成立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下令禁用清学部颁行的教科书。在革故鼎新的重大历史转折时期，商务印书馆最初虽然略显被动，但迅速凭借雄厚的势力推出全新的“共和国教科书”，不仅为现代教科书及现代社会发展奠定了一个全新的基础，也夺回了教科书市场的大半壁江山。
《共和国教科书》（商务印书馆1912年初版）
“共和国教科书”是商务印书馆继“最新教科书”之后，第二部最完善的教科书，据《共和国教科书新国文（春季始业）》第7册和《实用国文教科书》（国民学校用）第7册广告，到1916年4月，商务印书馆已出版适用于初等小学和国民学校用的“共和国教科书及教授书”有20种140册（含挂图24幅）。又据《共和国教科书新修身（春季始业）》第8册广告，到1915年4月，商务印书馆已出版适用于高等小学的“共和国教科书及教授书”有25种118册；再据《新撰世界史》广告，到1925年7月，商务印书馆已出版中等教育适用“共和国教科书及参考书”共计36种55册。涵盖《修身要义》、《国文读本》、《国文读本评注》、《文字源流》及参考书、《文法要略》、《中国文学史》及参考书、《算术》、《代数学》、《平面几何》、《立体几何》、《平三角大要》及问题详解、《本国史》及参考书、《东亚各国史》及参考书、《西洋史》、《本国地理》及参考书、《外国地理》、《自然地理》、《人文地理》、《植物学》、《动物学》、《矿物学》、《生理学》、《物理学》、《化学》、《法制概要》、《经济大要》、《用器画解说》、《用器画图式》、《普通体操》、《兵式教练》。1912年9月，教育部公布新学制，将春季始业改为秋季始业，为了既适应新学制秋季始业的规定，又照顾老学校一时难以放弃旧学制春季始业的做法，商务印书馆将修身、国文、算术、图画、唱歌、体操六种教科书都分编为春季始业用和秋季始业用两种。此外，为了遵照教育部三个学期安排，高等小学国文、修身、理科还分印有两个学期用“甲种本”和三个学期用“乙种本”，书中有时间分配，但内容没有变。
《共和国教科书新国文（国民学校春季始业第1册）》（商务印书馆1912年初版·1917年821版）
“共和国教科书”具有巨大的思想解放意义，这套教科书正式实现了“格致”到“科学”的转变，全新界定了“人”的基本属性，强调“公民”作为现代人的身份意识，积极展现了“共和国”的乌托邦憧憬，诠释出知识分子的政治关怀。同时，“共和国教科书”创造中国百年历史上版次最多的出版神话。如《共和国教科书新国文（初等小学春季始业）》第1册1922年2月1931版、第2册1926年7月2358版，《共和国教科书公民须知（国民学校修身科学生用）》于1917年1月初版，到同年10月就已经45版了。承载着新思想新学说的书本只有成为海量读物或被海量传阅之后，其巨大的影响力才能迸发出来。虽然在中国近代史上，《新青年》（最初名《青年杂志》）以其影响巨大而闻名，但这份杂志1915年9月15日在上海创刊后，共发行十一年。其发行量由创刊时的一千份到最高峰时也只是增至一万五千多份，且其间休刊数次，最长一次休刊半年。也就是说，一般儿童的启蒙思想主要是通过教科书得来的。我们发现，从“最新教科书”初版的1903年到1911年，从“共和国教科书”初版的1912年到1919年，正是儿童接受新式教科书启蒙影响的八年，他们从童年走向青年的过程中，商务印书馆全新的教科书给了他们极大的启蒙。恰如《共和国教科书新修身（初等小学春季始业）》第8册第10课《教育》写道：“国家基础，在少年教育。”注165
《民国新教科书物理学》（商务印书馆1913年初版·1924年21版）
《民国新教科书化学》（商务印书馆1913年初版·1924年23版）
1913年，商务印书馆还专门出版了一套中学理科教科书——“民国新教科书”。这套教科书的编撰者主要为从欧美留学回来的知识分子，学历都比较高，如王兼善是英国爱丁堡大学格致科学士文艺科硕士，丁文江是格拉斯哥大学动物学及地质学双学士等……教科书对于实验相当重视，设计也比较简单可行，当时许多学校都乐于采用。
随着民国初年杜威的进步教育学说在中国广泛传播，以实用主义为代表的新教育思潮从政府到民间，风行一时。同时，为了解决国民普及教育实践中出现的问题，以自学辅导主义为代表的新教学方法席卷全国，成为时尚，加之袁世凯政府颁布教育纲要对此也充分强调与肯定，中小学教学发生了变化。如国文科大量采用新文学作品或翻译作品，侧重人生问题或社会问题的讨论。英文科则注重常用语言的训练。社会科学课程奖励学生自学，自然科学课程则注重实验。这些探索和实验未必完美，但它对传统的教育模式起到了冲击的作用。为顺应这股潮流，商务印书馆从1915年12月开始推出“实用教科书”，据国民学校用《普通教科书新手工》封底广告，到1915年12月，商务印书馆已出版春季始业用小学“实用教科书”9种及“实用教授书”9种，共计120册。1915年，商务还出版了一套“普通教科书”，所见有新国文、新地理、新历史、新手工。此外，商务印书馆在民国初年还编撰出版有一套“实用主义教科书”。
《实用主义动物学教科书（中学校用）》（商务印书馆1918年初版·1923年3版）
在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和普及教育呼声的直接推动下，商务印书馆将国语运动的成果以教科书的形式凝结。1919年8月，商务印书馆出版由庄适编纂、黎锦熙等校订的《新体国语教科书》8册，并逐步推出各科“新体教科书”，这是第一套系统的白话教科书，由“国文”改为“国语”自这套教科书始。1921年5月商务印书馆的《新法国语教科书》 6册开始出版，所有生字旁注国音字母，采用新式标点。“这一套教科书是本馆特聘国内新教育家，切合本国教育新趋势而编辑的。全书用新方法、新标点，采纳新教材，除国文一种偏重文体外，其余通用语体编纂，精神面目焕然一新，曾经教育部审定，洵为初期小学最良好的教科书”。注166据《新学制国文教科书（初等小学）》第2册封3上的广告，到1923年3月，商务印书馆共出版“新法教科书”（国民学校用、新学制前期小学用）12种教科书93册，并配有教授书。又据《新学制国语教科书（高级小学）》第2册封底广告，到1924年3月，商务印书馆共出版后期小学用“新法教科书”（后期小学用）教科书9种30册，教授书9种30册。
《（订正）新学制作文教科书（小学校初级用第3册）》（商务印书馆1924年初版·1928年40版）
在五四运动开创的勃勃生机中，教育界积极酝酿新的变革。1922年新学制以儿童身心发展为依据，采用“六三三”分段标准。商务印书馆汇集九十余人的编撰与校订队伍，他们中有教育部特聘教授（如常道直、张其昀、何鲁等）、中央研究院院士（冯友兰、胡适、竺可桢、周鲠生、顾颉刚等），留学欧美的博士（胡适、冯友兰、竺可桢、张慰慈、周鲠生、郭任远、萧友梅、陆志韦、瞿世英、严济慈、周传儒等）和硕士（常道直、段育华、任鸿隽、陈衡哲、汪奠基、朱经农、何鲁、赵修乾等），更有功勋彪炳的科学家杜亚泉、史学四大家之一的吕思勉、中国人文地理学的开山大师张其昀、中国政治学的开拓者张慰慈、《共产党宣言》翻译者李泽彰、参加“火烧赵家楼”的周予同……商务印书馆汇推出了新学制教科书共计三大类166种527册：第一大类别是依据《新学制课程标准纲要》编撰的“新学制适用教科书”，其中小学部分既有初（高）级小学用教科书，也包含有新法后期小学用教科书，初中部分既有“混合编辑”教科书，也有“分科编辑”的“现代教科书”。第二大类是用“文言文”编辑的“新撰教科书”。第三大类是“适合新学制中等教育段课程，取材至现代为止”的“新著教科书”。这套教科书被商务印书馆称为“最完备的教科书”，达到了二十世纪中国现代教科书编撰出版的最高峰。此后，伴随着党化教育的确立与实施，1927年开始推出以“三民主义”为宗旨的“新时代教科书”，1931年开始推出“基本教科书”。在1932年1月29日遭遇日本轰炸之后，上海本部在战火中成为废墟，商务印书馆激愤中喊出“为国难而牺牲，为文化而奋斗”注167的口号，利用劫后余存的旧纸型，推出“复兴教科书”。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国立编译馆开始推出国定本教科书，但商务印书馆一方面不断修订其他学科教科书，一方面在国定本教科书发行中一直处于第一的位置。
现代初中教科书《代数学（下册）》（商务印书馆1924年初版·1933年33版）
就中国现代教科书的整体发展而言，张元济不仅带领着商务印书馆凭借优良的各种现代教科书在激烈的竞争市场中脱颖而出并处于龙头地位，而且在商务印书馆的强势引领下，民间书坊教科书编撰出版争先恐后、百花齐放。尤为值得关注的是，当时仅次于商务印书馆的几个民间书坊的创办者都是出自商务印书馆，如中华书局创办者陆费逵、世界书局的创办者沈知方、开明书店的创办者章锡琛等等，他们不仅早期都在商务印书馆工作，而且他们创办的书坊中许多编辑也是出自商务印书馆。或许他们与张元济在编撰出版的理念上有着一定的差异，但都深受张元济严谨的工作态度以及独立的文化人格影响。特别而又重要的是，商务印书馆教科书的种类、形式、内容等对这些后来者抑或是同期竞争者都有着极大的影响与参照性。于是，各大书坊带着对教育的全新价值预设以及具有历史进步方向性的洞察力，积极地在时代问题的思考下竞相编撰出版，使得现代教科书发展的热潮一浪高过一浪，呈现出一个十分罕见的“黄金二十年”。
从1903年商务印书馆第一套现代教科书编撰出版到1922年新学制教科书的多样发展，中国现代教科书在各大书坊的勤力耕耘中不断走向成熟与完善，从普通教育到女子教育以及社会教育，教科书迅速普及与推广；从分别学科到综合编制，教科书的门类构建尝试着调整与更新；从黑白到彩色、从静止到连续动作插图，从课前或课后设问到单元出现及专门复习内容安排，教科书注重儿童认知发展的基本特点；从学科知识到生活主题，教科书更注重科学的编排与设计；从文言到白话以及外国语，从新式标点到注音符号，教科书的文化语境不断丰富……中国现代教科书在不断走向成熟与完善中，点燃了轰轰烈烈的、自觉的、有理念的,而且有相当程度组织力的、旨在实现现代意义的社会总动员大众启蒙运动。中国现代教科书不断映射出风雨如晦的岁月中编撰出版群体有为的思想样貌，一代知识分子对全新生活的召唤，这在中国政局陷入混乱之时，成功地为民国教育确立起不拔的根基，并在更长远的时间内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作为中国历史的一部分，商务印书馆的教科书不仅复活了古老的文化，而且回响着时代的声音。她浓缩了整个世界文明史，寄托着人类一直苦苦追求的全部梦想。据冰心老人在《我和商务印书馆》中回忆说:“我启蒙的第一本书,就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线装的《国文教科书》第一册。一直读了下去，每一册每一课，都有中外历史人物故事，还有与国事、家事、天下事有关的课文，我觉得每天读着，都在增长着学问与知识”。注168这些全新的教科书在启蒙的地平线上撒播现代文明，如静水深流、润物无声，不断浸润着中华大地，激荡着古老的神州。
茅盾认为，“在中国新式出版事业中，张菊生确实是开辟草莱的人。他不但是最有远见、最有魄力的企业家，同时又是一个学贯中西、博古通今的人。”注169他是第一位也是至今唯一的一位带领着中国现代教科书走上世界大舞台的人。商务印书馆从1911年开始多次参加世界博览会，每次送去的展品中都一定有教科书，如1915年在美国巴拿马太平洋博览会上展示过的教科书就有商务印书馆1906年的出版的《中国历史教科书》和1907年出版的《经训教科书教授法》等。张元济是中国现代教科书发展史上举足轻重的丰碑式人物，是中国现代教科书之父。叶圣陶指出:“可以说，凡是在解放前进过学校的人没有不曾受到商务的影响,没有不曾读过商务的书刊的。”注170茅以升更直截了当地说:“只要是一个中国人,他们都和商务有过接触,读过它出版的各种读物。”注171胡适明确指出商务印书馆是“一个支配几千万儿童的知识思想的机关，当然比北京大学重要多了”。注1721948年4月，已是八十一岁的张元济经民主推选为首批中研院院士，足见其在知识界的分量与地位。从翰林出身到中央研究院院士，张元济不仅点点滴滴彰显着书香儒家醇厚的大家风范，而且以其稳健的进取精神，引领中国现代教科书在编撰出版中展现出文化自信与创新。这位在宠辱皆以淡泊处之，历经了九十年历史风雨的老人，在繁华喧闹的上海滩坚守着自己独立的生活及文化空间，平实抱素中体现出的一种精神超越，一如商务印书馆教科书本身的韵致与情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