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拯救:近现代名人与教科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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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演论》成为震撼中国的教科书

几乎是在李鸿章签下《马关条约》的同时,严复翻译完成《天演论》。1897年12月在天津的《国闻汇编》刊出,1898年正式出版,迅速受到各界极大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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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胥黎天演论》(富文书局石印本,1901年)

《天演论》(Evolution and Ethics and other Essays,英文书名直译应为《进化论与伦理学》)是根据英国学者赫胥黎1893年在牛津大学的演讲稿《进化论与伦理学》译述的。虽然赫胥黎将达尔文的进化论演讲得如诗一般,但严复并不在意一只青蛙是如何变异的,他关注的是达尔文进化论在人类社会的运用,并为人类社会的“物竞天择”做了一个词,叫作“天演”。严复没有对原文照搬直译,而是根据需要选择了其中导言的第一部分,将其内容增减并改造,将自己崇拜的斯宾塞的社会学理论移植到赫胥黎的书中。《天演论》近三分之一的篇幅是严复自己撰写的三十多条“按语”,故被称之“‘做’了一部《天演论》”(鲁迅语)。

严复是借达尔文进化论去阐明一个中心思想:中国如能顺应“天演”的规律而实行变法维新,就会由弱变强,否则将要沦于亡国灭种而被淘汰。他在《天演论》的“导言六·人择”中写道:“物各争存,宜者自立。由是而立者强,强者昌;不立者弱,弱乃灭亡。”注93在《天演论》最后一篇“论十七·进化”中,更是抛开了原文,大声疾呼:“如今欲治道有功,非与天争胜,而不可得,听天由命,任其自然是没有出路的,逃避自然进化法则也只能是空想。吾辈生之当日,徒用示弱,而无益来叶也。固将沉毅用壮,见大丈夫之锋颖,疆立不反,可争可取而不可降……早夜孜孜,合同志之力,谋所以转祸为福,因害为利而已矣。”注94严复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理论,向国人敲起国家危亡的警钟。吴汝纶高度评价严复的学识,1896年致严复信称:“尊译《天演论》,名理绎络,笔势足穿九曲,而妙有抽刀断水之致,此海内奇作也。”注95他不仅为严复修改《天演论》提出了许多中肯意见,还为此书作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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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复53岁照片

《天演论》随着手稿的流传和正式出版,犹如输入古老神州肌体的新鲜血液,在思想界与知识界引发的震撼,绝不亚于一只蝴蝶扇动翅膀导致的热带风暴。从地理空间来看,北洋水师学堂、莲池书院、时务学堂等教育中心区域,甚至连边缘地区的部分乡村私塾,都受到《天演论》的影响。从时间上看,《天演论》是中国近代生存竞争思想的重要源头,几代知识分子都被其传播的生存竞争学说动员起来,中国近现代社会到处弥漫着“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思想。

康有为看到这部译稿后,推崇严复所译《天演论》为中国第一者也,并在《孔子改制考》中吸取了进化论的观点。

梁启超在1897年《与严幼陵先生书》中说:“天下之知我而能教我者,舍父师之外,无如严先生。”注96他根据严复介绍的进化论,在《时务报》上大做文章,以社会进化论为学理,鼓吹中国实行君主立宪制的可能性和合法性。

王国维在1905年撰写的《论近年之学术界》中称:“近七八年前,侯官严氏(复)所译之赫胥黎《天演论》出,一新世人之耳目……是以后,达尔文、斯宾塞之名腾于众人之口,‘物竞天择’之语见于通俗之文。”注97

孙中山也十分推崇进化论,他在《三民主义    民权主义》中认为人类万物是“逐渐进化,才成今日世界”,是进化论使得“世界思想为之一变,从此各种学术皆依归于进化矣”。注98

陈独秀在1915年9月《青年杂志》的创刊号上发表《敬告青年》中说:“以人事之进化言之:笃古不变之族,日就衰亡;日新求进之民,方兴未已:存亡之数,可以逆睹。”注99

李大钊在1916年9月《新青年》第2卷第1号发表的著名论文《青春》,就以进化论作为其理论依据之一。他写道:“新兴之国族与陈腐之国族遇,陈腐者必败,朝气横溢之生命力与死灰沉滞之生命力遇,死灰沉滞者必败,青春之国民与白首之国民,白首者必败,此殆天演公例,莫或能逃也”。注100

伧父(杜亚泉)在1916年10月《东方杂志》发表《静的文明与动的文明》中更是深有感触地说:“生存竞争之学说,输入吾国以后,其流行速于置邮传命,十余年来,社会事物之变迁,几无一不受此学说之影响。”注101

胡适在《四十自述》中生动叙述在上海求学时的感受:“《天演论》出版之后,不出几年,便风行全国,竟做了中学生的读物了……在中国屡次战败之后,在庚子辛丑大耻辱之后,这个‘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公式确是一种当头棒喝。”注102他不但撰写了《生物竞争,适者生存论》的论文,并将自己的名字也改为“适之”。

鲁迅在《朝花夕拾·琐记》中也记载在南京做学生时,“星期日跑到城南去买了来,白纸石印的一厚本……一有闲空,就照例吃侉饼、花生米、辣椒,看《天演论》”。注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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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898年正式出版以后,短短十多年中,《天演论》就发行过三十多种不同的版本,翻印无数,几乎成为所有渴望新知的青年学子人手一册的必读书。可以说,在那个近代教科书出版刚刚起步,新式读物异常匮乏的年代,严译《天演论》成为了当时发行量最大、影响也最为深远的教科书,并在这片广袤的国土上长久持续着它的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