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

让近代中国沉沦深渊的甲午海战持续了七个月，清军死亡三万多人，北洋水师全军覆没。当人们聚焦《马关条约》给中华民族带来的亡国灭种之危机时，我们难以想象严复内心有着怎样的创痛。他是马尾船政学堂的首届学生，海战中战死或自杀的“定远”舰管带刘步蟾、“致远”舰管带邓世昌、“镇远”舰管带林泰曾、“经远”舰管带林永生都曾是当年意气风发的少年同学。他是北洋水师学堂的总教习，海战中北洋水师学堂培养的学生，许多都为国捐躯……中国战败于“蕞尔小国”日本，处于危局的屈辱之感特别具有辛辣意味——在旧的体制内寻求自强的梦破产了，这使得严复“大受刺激”。^注84生命的消失与民族的危亡，激发出严复强烈的拯救感，在是年11月8日（农历十月十一日）给长子严璩的信中说：“时事岌岌，不堪措想”，^注85这位学习驾驶专业的中年人像一名斗士一样跃上战场，将自己对时局的思考，转变成报纸上的文字，提出一系列振聋发聩的思想政治主张，渴望为中华民族的未来探索前行的方向。

长期的游学经历使严复认识到中国贫困落后的内在原因是“人”的问题，而改造国民素质结构是最根本的关键所在。严复是第一个从理论上概括人的“德、智、（力）体”发展的中国人。1895年3月，他在《直报》上连载著名的论文《原强》，痛言“民智已下矣，民德已衰矣，民力已困矣”，并完整地阐释了“开民智、鼓民力、新民德”之说，认为这是中国走向富强的根本所在，并且指出“三者又以民智为最急也”、“盖一国之事,同于人身。今夫人身逸则弱,劳则强,固常理也……今之中国非犹是病夫也耶”^注86等观点，在当时的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如1902年蔡锷在《军国民篇》中写道:“严子之《原强》,于国民德育、智育、体育三者之中,尤注重体育一端。当时读之,不过谓为新议奇章。及进而洋窥宇内大势,静究世界各国盛长强弱之由,身历其文明之地，而后知严子之眼光之异于常人,而独得欧美列强立国之大本也”。^注87在呼吁开启民智时，严复注意到女子教育的重要性，在1898年的《国闻报》上发表《论沪上创兴女学堂事》中指出，“名既为人，不以男女而异也”，呼吁“妇女自强，为国政至深之根本”。^注88

1898年8月，王锡蕃上《奏保人才折》特别推荐严复，称其“通达时务”，朝廷应“量才器用”，^注89光绪帝因此批准严复来京觐见。9月，严复到达北京，寓居张元济创办的通艺学堂。9月14日，他到乾清宫觐见了光绪皇帝。9月18日，严复在通艺学堂发表题为《西学门径功用》的演讲，介绍了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的著作《化中人位论》（即今译《人类在自然界的位置》），“昔英人赫胥黎著书名《化中人位论》，大意谓：人与猕猴为同类，而人所以能为人者，在能言语。盖能言而后能积智，能积智者，前代阅历，传之后来，继长增高，风气日上，故由初民而野蛮，由野蛮而开化也。”^注90并将学问的功用分成“专门之用”和“公家之用”两种：“何谓专门之用？如算学则以核数，三角则以测量，化学则以制造，电学则以为电工，植物学则以栽种之类，此其用已大矣。然而虽大而未大也，公家之用最大。公家之用者，举以炼心制事是也。故为学之道，第一步，则须为玄学。玄者悬也，谓其不落遥际，理该众事者也。”^注91可见，此时严复对于西方文化已经有着较为深刻的认知了。

戊戌政变后严复回到天津。1899年7月，因天津失陷，移居上海。在上海，严复创办“名学（逻辑学）会”并讲演，成为中国逻辑学的中兴者。章士钊在《逻辑指要》的“例言”中称其“为国人开示逻辑途径”的“巨子”。^注921900年，严复应蒯光典之请翻译约翰·穆勒的《名学》。同年，亚当·斯密《计学》译稿完成，易名《原富》。1901年之后，严复陆续翻译斯宾塞的《群学肄言》等学术著作。一时间，严译名著风靡全国，其中赫胥黎的《天演论》（1896—1898年）、亚当·斯密的《原富》（即《国富论》，1901年）、斯宾塞的《群学肄言》（1903年）、约翰·穆勒《群己权界论》（1903年）和《穆勒名学》（1903年）、甄克斯的《社会通诠》（1903年）、孟德斯鸠的《法意》（即《论法的精神》，1904—1909年）、耶方斯的《名学浅说》（1909年）成为知识界广为流传的“八大名著”，这些著作像及时雨一样灌溉进学问饥荒中的知识界，当然也作为一些新式学堂的教科书。吴汝纶在其所开《学堂书目》中，将《天演论》列入教科书供学堂使用，张元济在南洋公学要求教师教学生阅读严译《原富》等。在1914年第7版的《名学浅说》封面上，印有“教育部审定”及“中学堂用”字样。

《原富》（南洋公学1902年第一次全书出版）

《群己权界论》（商务印书馆1903年首版·1906年4版）

《名学浅说》（商务印书馆1909年初版·1914年7版）

《群学肄言》（文明书局1903年初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