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调和文化与知识：文化科学路径

19世纪以后，文化的概念越来越局限于价值本位的一极，与产业和科学的物质世界处在对立的一极。然而，这一神圣化的文化概念已成为换一种方式理解文化的严重障碍。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雷蒙德·威廉斯沿用这一概念、将其推进，最后却遭遇理论上的停滞不前，其原因就在这里。他推出一些这样的著作（如1958、1960、1977），挑战“高”文化（指概念，非指作品），引进人类学“全部生活方式”的文化概念，他自己的表述是：“文化是普通的。”

他的书引人入胜，又获得后继文化批评家的支持，他们力求文化概念的现代化，以研究现代、都市、产业和普通阶级的文化和媒介（并发明文化和媒介研究）。然而，他们的努力只是在部分意义上成功了。其原因是，公共和个人惠助的机构、大学和音乐学院的培训机构，以及文学、艺术和严肃音乐的市场，全都维持一种实际的（若非知性的）文化坚守，都把文化视为“神圣的树林”（Eliot 1921）。哪一个政府、大学、城市、银行没有自己的艺术收藏，不赞助音乐厅，不办文学奖？这是你判断赢者的标准。如此，华丽的文化设施遍及全球，直到雄心勃勃的国家如中国。从2001年加入WTO到2008年承办奥运会，中国对文化基础设施的投入令人震惊，法国人设计的国家大剧院自然是顶尖的华丽大厦。

本书的目的不是为高雅文化和通俗文化决出高下（这个论题上的文献已经很多）。相反我们提到，文化的神圣化时期难以融入知识领域；在这个语境中，我们提倡重构文化进化的概念。在这里，从一匹马（文化）跳上另一匹马（进化），奔向达尔文的日落，那是不够的，我们不会只和进化生物学家、人类学家、语言学家、心理学家等一干人马一路狂奔，因为他们的文化构想固然是进化的，但并没有承载文化版本中重要的“思想和言论精华”（阿诺德）或“伟大传统”（利维斯）：质言之，这个重要的文化要素就是，通过分析身份、社会性和人性在变革世界里的地位，致力于理解并贡献表意功能的生产。因此，我们的文化科学路径仍然对“作为价值的文化”感兴趣，不过它要考问，什么样的表意功能出现了，文化如何变化？重要的是，文化是用来做什么的？因此，艺术与进化对立就没有必要了，文化与文明、诗歌与科学的对立也没有必要了。科学研究和艺术创作的历史是同样的历史；C. P. 斯诺 ^注35 所谓两种文化僵局制度化的说法固然受人尊敬，却不准确（Edgerton 2006: 197-202），这个制度化的问题是文牍主义问题，而不是知识问题。

那么，如何才能调和两种文化研究路径，如何使继承文化批评的和继承科学的文化研究调和起来呢？如何促进知识领域的一致性，并理解文化在知识增长里的作用呢？答案是尝试文化和科学的“思想史”路径，这个路径能相当快地显示，这两种系统虽截然不同，而且都意识到自己的边界，实际上却是共生的，相互绞结的；比如，艺术能生成科学（康斯坦丁·齐奥尔科夫斯基 ^注36 发明火箭是受凡尔纳 ^注37 的启发），科学能生成艺术（如本书第一章对威廉·戴斯“佩格韦尔湾”那幅画的审视），更重要的是，艺术和科学都尝试解决同样的知识问题。为了从“两种文化”的分野转向两种文化的“一致性”，那就要超乎一种立场：放弃以前的文化研究。亚历克斯·梅索迪（Alex Mesoudi 2010: 9）的文化进化研究的“知识树”图示似乎就持这样的态度，因为他这个图示没有纳入“文化研究”，也没有纳入任何人文本位的知识。贝德纳和佩吉（Bednar and Page 2007: 65-66）似乎也持这样的立场，他们把文化称为纯粹的“欠理想的行为”（suboptimal behaviour），因偏见性习惯理念而没有达到理性的选择。

我们所需的真正的一致性是这样的研究路径：承认文化是知识增长的一部分，针对科学把知识简约为“理念”或“信息”的不令人信服路径，加上表意功能。如此，针对意义进化的文化科学研究路径将在以下基础上展开，我们将这个基础称为十大推荐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