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交流创生个体

用这一路径，卢曼分析各种社会系统，诸如经济、法律、科学和艺术。在《作为社会系统的艺术》（Art as a Social System）里，他批判欧洲这一传统：把“感知”置于“理性”之下，容许动物拥有感知能力，唯独让人拥有理性。卢曼的主张刚好相反：“你可以说，人和动物的比较证明，就进化、遗传和功能而言，感知先于思想（perception over thought）。”（Luhmann 2000: 5）换言之，区分感知（作为意识的特殊感受性）和交流（即社会系统）至为重要。他接着说：

具有中枢神经系统的动物必须要成功外化并建构一个外部世界，然后才能表达自我指涉（self-reference），自我指涉以自体感知为基础，自体感知又好似它与外部世界遭遇问题产生的结果。（Luhmann 2000: 5）

换言之，一切动物（无论大小）都必须建立一个交流系统；交流系统使它们能感知和应对出现的问题。这就是知识的源头。

这显然是非凡之功。在此，生命组织的作用仅仅是化学品的作用：因为自创生是化学过程。

斯坦诺（Stano·P.）和路易斯（P.L.Luisi）（2010）断言，他们的模型“旨在研究分子系统的最低限度需求，以展示生命特征，同时寻求生命研究源头和综合（建构）生物学的相关性”。

自组织这一样态也能说明文化。不过，人类文化还开发出了外化知识的机制和技术，迫使个体依靠躯体外的系统和结构，依靠至关重要的、维护生命的知识和连接性的储存所。这些外在系统也是人体组织的“自创生”系统，但外在系统不储存在每个样品里；相反，它们把样品和物种及环境连接起来。“观察的意识”使我们认为：我们是自己思想和行为的创造者；世界是我们感知到的样子，世界是先行的外部系统和内部系统的产物或结果，它们互相交流、过滤意义、生成边界和感知（感知是意识的起点）；感知是我们这个物种从很久以前进化系统继承下来的。换言之，在地质学意义上，自组织系统的“自然的”（Vernadsky 1938, 1943） 卢曼主张，我们区分心理系统和社会系统。文化是外化社会系统生成和组织的手段；就是说，文化生产人共享信息的机制，这样的信息名曰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