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铎史料管窥
学会让我来讲讲“中世纪的史料和历史学问题”。这个问题的确很重要。近来黎澍同志的《马克思主义对历史学的要求》和朱庭光同志的《努力开创我国世界史研究的新局面》的文章都提出要充分占有材料的问题。这三十多年来我们世界史学科所出的成果不多，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材料不足是一个重要原因。我们常用的材料都是一些史料选集或选读。写文章时常感论据不足，只好再借助外国学者的著述，引用的材料只能是第二手的。
今天，我们要努力开创世界史研究的新局面，要编纂有中国特色的世界史书籍，首先要坚持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运用科学的研究方法，但同时也应在史料方面下功夫。俗话说，巧妇难做无米之炊。没有原材料，很难出高质量的成果。所以我愿就学会出的这个题目努力试一试。由于题目太大，加上自己的学识和时间的限制，我只选择了中世纪史的一个国别（英国）的一个阶段（都铎时期）。
对都铎时期，不少同志都感兴趣。在这里，我愿把这几年稍稍摸过的一点东西，连同没有摸过，只是听说，看到的东西，整理在一起，希望借此把积累的一点经验提供给在座的青年同志，并就教于在座的中年以上的同志。
准备讲四个内容，这就是：都铎史料的特点；分类；整理及都铎史的研究。
一、都铎史料的特点
都铎时期的史料与以前的不同，它的特点离不开都铎时期历史的特点。
都铎时期，英国在社会经济、政治生活和意识形态等各个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在社会经济方面，主要是资本主义的萌芽；在手工业方面，有手工工场的成长；在商业方面，有海外贸易的扩展；在农业方面则发生了圈地运动的高潮。
在阶级结构方面，在原有的封建阶级身旁，出现了新的阶级：新兴资产阶级和社会地位上升的乡绅。
在政治制度方面，实行了专制主义统治，当代英国著名的都铎史大师G. R. 埃尔顿（Elton）于1953年发表《都铎政府革命》一书，对16世纪30年代都铎政府进行的一系列改革做了详细的阐述。从中可以看到都铎政府为加强专制主义统治进行的改革，强化了各个部门和机构。
在意识形态方面，欧洲大陆的两大资产阶级运动——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在英国都有反映。特别是后者，从20年代开始，在都铎史上，一直居重要地位。
这些特点，对于都铎史料都有深刻的影响，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1. 修史人的变化，史料阶级属性的变化。
都铎王朝以前，英国的编年史一直出自修道院的修士之手。从比德的《英吉利教会史》和《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起即然。修道院编写编年史最著名的一家是圣奥尔本斯（St. Albans）修道院（位于伦敦以北20公里处。寺院储藏大量文献），13世纪形成奥尔本学派。但到了都铎时期，修道院的修史工作大都停止，而一股新的从事历史编纂的社会力量却是市民——资产阶级，是一些人文主义者。有的人是呢绒商，有的人是成衣商。
这时期不仅修史的人有了变化，而且修史的观点也变了。人文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开始进入了历史编纂的领域。如《伦敦编年史》过去编纂法只是逐年记载郡长和市长名单及简况，而都铎时期则扩展开来，使其具有全国史书的性质。又如波利多尔·韦吉尔（Polydore Vergil）的《英国史》（Anglica Historia），用的是人文主义的观点和笔法，他不再像过去的修道院修史，有闻必录，而是带有了批评（critic）的眼光。所谓批评，就是要有鉴别，要辨别真伪。韦吉尔搜集了大量资料，提出了一些批评性的见解。其研究方面很考究，材料组织也很有功夫。他的《英国史》在英国历史界是一部开创性的著作，后来的一些著名历史家，如爱德华·赫尔（Edward Hall）、约翰·斯托（John Stow）、弗兰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都受其影响。
总之，这一时期的历史著作不同于前代，它们不再是封建史书，而是早期资产阶级的著作。
2. 内容丰富，门类繁多。
都铎一朝政治经济生活比以往复杂多变，新鲜事物不断出现，因此记载它们的史料必然是内容丰富，门类繁多。外国的史料分类一般分两大类：著述类和档案类。著述类的增长并不显著。从一个中国学者的角度来看，以中国同时代的明史著作与之相比，则觉得他们的东西极少。而档案类与前代相比则大大增多了。而且恐怕我们于明史深有研究的同志，也要承认其某些门类比我们保存下来的要多，要完好。
档案增多的原因主要是由于政府有所改革。改革以后增加了许多新的机构，分工变细。如这时期成立了枢密院，出现了首席国务大臣，其官署保存大量档案。另外由于这时期解散修道院而出现了一些聚合钱财的机构，财政档案也大大丰富了。另外政府各机构此时也很注意档案的保管，所以这时期留下来的档案比较多。另外，都铎时期经济的发展也促进了档案的建立与保存。如，地产经营水平的提高，需要注意保存档案；随着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出现公司，同业公会，商人联合会等组织，它们都建立账目，保存档案。以上这些情况都为前代所无，留下来的材料自然较前为多，所以都铎时期的史料较前大为增多和丰富。
3. 表述的形式从由拉丁文撰写变为向用英文撰写过渡。
以前的史料大都用拉丁文写成，间或用法文，而用英文者绝无仅有。随着英吉利民族国家的形成，以伦敦方言为基础而形成的英语逐渐排斥了拉丁语和法语。都铎时期的史料大都用英文写成，但这种英文还不是近代英文而是中古英文（Middle Eng1ish，这种英文很难读懂，如不把它译成近代英文，我们就很难使用），此时也有一些人文主义者或新教学者仍用拉丁文从事著述，但成书之后，很快就被译成英文。英文取代拉丁文撰写史书具有重要的意义，它意味着史学从拉丁文的枷锁，亦即从封建的教会的桎梏中解脱出来而成为广大的人们所能接受的学科，这也是都铎史学发展的一个因素。
4. 印刷条件的改进，促进历史书籍和资料的流传。
根据以上诸点，我们对都铎史料形成有如下印象，一是多（数量、门类），二是新（观点、种类、内容）。正因如此，都铎史吸引了英国和其他国家的研究兴趣。
二、都铎史料分类
如前提到的，西方的史料分类，一般分为两大类：
著述类：Narrative或Literary Sources
档案类：Records或Non-narrative Sources
这并非概括全部，而只是将主要史料包括了进去。
著述类是由作者通过自己的思想认识和见解来反映客观事物。故在不同程度上带有作者的主观看法，此即是我们常说的史料的阶级性。
档案类直接记录国家和社会生活的各个侧面，如实记录。故可靠性较大。但因为一部分涉及个人或某单位的经济利害，有时也出现“赝品”，研究者不可不防。
对于都铎史料，也按两大门类进行介绍。尚有其他小的门类，无甚研究，从略。
1. 著述类
著述类主要有二：①编年史，②传记，还有其他。
①编年史
编年史版本不少，往往是后人续编前人之作，所以其价值都在撰者生活的时代那一部分。
A. 伦敦及其他城市编年史
城市编年史以伦敦编年史最为重要：因伦敦地位重要。该书所论涉及全国，故具有全国编年史的性质。伦敦编年史版本甚多，其中最有名的一种是《伦敦大编年史》（The Great Chronicle of London）（1485—1512年），这本书很珍贵，直到1933年才发现，1938年才付印了几百本。这本书是研究这一时期英国历史的重要史料，我们可以看到其选段（见道格拉斯主编的《英国历史文献》第五卷）。
B. 罗伯特·费边（Robert Fabyan, ?—1513年），伦敦呢绒商会成员，任市政参议员，并于1493—1494年任伦敦郡长，是一位政治活动家，对历史有浓厚兴趣。他写了一部《新编英法编年史》（The New chronicle of England and France）首印于1516年，这是一个市民阶层人物编写的一部史书。
C. 波利多尔·韦吉尔（Polydore Vergil, 1470?—1555?年），意大利人，人文主义者。早年为意大利乌尔比诺公爵服务，1501年被派往英国。住到1551年才回意大利。在英国时，亨利七世请他撰写一部《英国史》。为此他作了28年的准备，他广泛阅读材料，向当时人作调查，全书从古代起一直写到1537年。用拉丁文写成，他对以前修道院写的历史以一种批评的眼光重新加以审定。其书于亨利七世一朝最有价值，而于亨利八世前期稍逊。
韦吉尔的批判的笔法在当时的英国引起了强烈反响。他对传统写法所持的怀疑态度遭到一些学者的斥责。认为是对英国史学的一种“污染”，是“罗马式的诺言”，但他这种撰文的笔法却给其他都铎史官以很大的影响。
D. 爱德华·赫尔（Edward Hall, ?—1547年）律师、下院代表。是新教徒，忠于亨利八世，长期参加政治活动。他写了一部《兰开斯特和约克两大阀阅的联合》（The Union of the Two Noble and Illustrious Families of Lancaster and York），始于亨利四世，止于1532年。其中亨利八世时期部分最有价值，因为撰者不仅是当代人而且参与国事：故所记甚详。
E. 约翰·斯托（John Stow, 1525—1605年）伦敦成衣商。著《英国编年史》（Chronicle of England），公正可信。
F. 霍林雪德（Raphael Holinshed），约卒于1580年。
霍林雪德生平事迹无考。仅知其受过大学教育，曾供职于伊丽莎白女王印刷机关，在该机构官员沃尔夫（Wolfe）手下工作，沃尔夫曾经想编一部包括一切所知国家的大型编年史，霍林雪德为其收集资料，沃尔夫死后，霍林雪德就接替他来撰史，他缩小原定的编年史范围，只局限于英国，写了《英格兰·苏格兰·爱尔兰编年史》（Chronicles of England, Scotland and Ireland）亦称《霍林雪德编年史》（Holinshed’s Chronicle）颇为有名，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引用其材料，莎士比亚剧本也多采其事实。霍氏自撰的编年史止于1575年（1577年出版），前面部分亦采自他人著作，有价值部分为伊丽莎白时期。在第二版时，由斯托续写了1575—1586年的历史。但近代英国史家对霍氏编年史评价并不高，当代历史学家里德（Read）评论说；“霍氏矢志于编纂，但不求有创见，其编年史有独立价值的部分仅在伊丽莎白一朝。而关于伊丽莎白初期的统治。他大量取材于斯托，至于晚期部分则由斯托代撰。可以公平地讲，除了哈里森著名的序言外，霍林雪德的有价值的部分乃是斯托的著作。”
G. 威廉·哈里森（William Harrison, 1534—1593年）。
哈里森并不是历史家，但他在《霍林雪德编年史》中有篇代序，名为“英格兰概况”（Description of England，初印于1577年）。这篇序言相当出色，它实际就是都铎时期的英国概况，篇幅较长，描述广泛，上自国家大事，下至人们的生活，无所不包。它附于《霍林雪德编年史》之前作为引言，虽非史书，但于这一时期的英国作了细致的描述，今天仍是研究这一时期英国历史的重要史料，其节录见齐思和主编的《中世纪晚期的西欧》第四部分。
②传记
卡文迪什（George Cavendish, 1500—1561? 年）撰写了《沃尔西红衣主教传》（The Life of Cardinal Wolsey）：有较高史料价值。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在沃尔西手下做过礼宾官员。掌握大量的原始材料。因此此传被视为传记的经典。20世纪上半叶英国著名历史家波拉德（A. F. Pollard）在他的巨著《沃尔西》一书的开端说；“卡文迪什为我们提供了历史的经典范例。”但也有不同看法，里德认为，卡文迪什是出名的，但此书因他怀恋故主的情绪而多溢美之词。
威廉·罗珀（William Roper）所著《托马斯·莫尔传》（The Life of Sir Thomas More）也是名著，是当今研究莫尔的主要依据。罗珀是莫尔的女婿，从莫尔传中我们了解到，莫尔很喜欢他的两个女儿，常把孩子们召到一起纵谈今古，罗珀亲耳听到过许多，所以他写出了莫尔的生平和思想。罗珀本人也有很高的地位，他做过下院议员，也在高等法院中任过职，所以对当时的政局很熟悉，他熟悉他的岳父，也熟悉政局，传记就写得比较好。难得的是，他对莫尔比较公正，极少谀词。
还有两本名人所写但不很重要的传记。托马斯·莫尔写了一本理查三世传。此书写好后，曾风靡一时，它是用拉丁文写成的，很快就被译成英文。当时的人们认为，这是模拟古典传记的不可多得的一部书，是文字价值极高的历史著作。但是从现代角度看，他站在了兰开斯特一边。对约克一派采取敌视态度，他把约克王朝的末代国王描写得很糟。对他的道德和身体方面的缺陷加以渲染。所以人们说，这本书是用浓墨勾画出来的。莎士比亚的《理查三世》正是根据这本书写的。但是也不能否认此书还有一定的价值，因为都铎王朝初建时的亨利七世的一些活动在其中写得非常清楚，这是研究都铎史的很好资料。
再有一本是弗兰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 156l—1626年）撰写的《亨利七世王朝史》（History of the Reign of King Henry VII）。培根是一位著名的散文家，文章写得非常优美。人们说他可以和塔西佗或修昔底德相媲美。但是现在一般的都铎史料目录都已将此书除掉。因为他是在用自己的意思来修改前人的历史，失实之处很多，现在人们只把该书作为一本文学作品。
③其他
仅介绍三个人。
约翰·利兰（John Leland, 1506—1552年），考古学家，是亨利八世时代的考古官员。当时，亨利八世派他到伦敦附近各郡考察古籍，他在旅行各地后写出两本书，都不是最后定稿，但素材已记录下来。一本名为《旅游采风》（The Itinerary），另一本名为《古代不列颠集锦》（Collectanea）（两书名均为意译），但是他没有来得及把它们整理成书便神经失常，不久就死了。在《旅游采风》里，他把沿途所见都记录下来，《古代不列颠集锦》中把见到的古籍作了摘录。这些材料也是珍贵的史料。《旅》一书的片断被选入道格拉斯主编的《英国历史文献》中，是对英国格洛斯特郡（Gloucester）的详细描写，除记录其风土人情外，还记录了某城的制盐业和某城的采矿业等等，伯明翰大城的情况记载得也很详细。利兰的撰述是研究英国经济史的重要材料。
威廉·坎登（William Camden, 1551—1623年）是考古学家，他写过一本名为《不列颠》（Britannia）的著作，记录了英国的典章制度、山川景色、地理历史和风土人情等等，也是研究都铎时期的很好材料。坎登的东西人们至今仍很推崇。后人为纪念他组织了“坎登学社”（Camden Society），从事整理史料的工作。
理查·哈克路特（Richard Hakluyt, 1552?—1616年）写《英国主要航海、旅行、交通与发现》（The Principle Navigations, Voyages, Traffics and Discoveries of the English Nation）记录当时的航海、旅行、交通和对外交流。1846年英国成立了“哈克路特学社”，专门出版关于航海方面的记述。国家图书馆中关于哈克路特的藏书甚多，是关于英国早期海外殖民的重要材料。
以上是著述类材料。当然这类书不只这些。半个世纪前英国史家研究的目光主要集中在这些最根本的材料上，就像我们研究中国史必须念二十四史一样。但是随着研究的深入，这类材料越来越不能满足需要了。近年来英国人的目光转向了档案类材料。
2. 档案类
这是对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各个侧面的记录。
档案材料分官方、私家两类。官方档案是连续不断的，由于英国此时和以后极少战乱，故大部分得以保存下来。私家记录则因私家隆替，事业兴衰等原因，缺乏连续性。
①官方档案
又包括三类，国王政府档案、地方档案和教会档案。要说明的一点是，关于手工业，包括最大的集中的手工工场都没有看到什么档案材料，可以说是暂付阙如了。商业材料留下来的很多。另外还有私人信件。
下面分类介绍：
A. 国王政府档案
a. 御玺文书
这是盖有英国国王印玺（Seals）的文书。Seal在英文中既有印章的意思，又有封起来的意思。在英国，印玺的用法就是盖上一个火漆一类的印把文件封起来。埃尔顿的《都铎宪法》中有“印玺文书”一章，对各种印章有所介绍。在英王的许多玺中最重要的是国玺（The Great Seal），它被收藏在大法官厅（Chancery）。英国的印玺文书中最重要的部分是从大法官厅发出的。在政府机构逐渐改革前，这一机构掌管许多事务，发出的文书很多，十分重要。以后国务大臣地位重要，但例行的文书还是由大法官厅发布。
御玺文书中引人注目的有两类东西，一类是大法官厅发出的特许状或诏令证明（Charters），这是赐赠给某个人以包括土地、官职、赏赐、专利等权益的文件。这类东西是令人感兴趣的。另一类是大法官厅常常派到各地进行调查的官员的调查回报（Returns）。例如1517年大法官厅派出许多人外出调查圈地运动情况，官员回来后写有报告。这些报告是我们研究都铎初期圈地运动的最好材料。
此外，还有许多国王发布的书信，也由大法官厅发出。
英国的档案一般称Rolls（即“卷”），英国政府的多数档案都是用羊皮纸写的，一张张缝接起来收藏，这种羊皮纸卷我译成“案卷”。这类案卷多而长，最长可达40英尺。但是教会档案不成卷，而装订成册。因为教会奉行古罗马的传统。这些有关档案的小掌故我们应该知道。
b. 财政档案
国王的财政收入由许多部门管理，其中最主要的是财务署（Exchequer）。其档案又名Pipe Rolls，意为大筒子，顾名思义，应为大卷的档案。但有的书上却说Pipe Rolls不是筒子。以后成立了“筒状档案研究会”（Pipe Rolls Society），研究、整理财政档案。财政档案是研究英国经济史、财政史的重要材料。例如，关税账目对于海外贸易是重要材料，关于手工业情况，我们主要也是通过港口的记载了解的。我们所了解的羊毛出口、呢绒出口的情况，全靠财务署提供的记录。
c. 法庭档案
先介绍一下法庭情况。英国的法庭在都铎时期有几种：最高法庭（King’s Bench）、民事法庭（Common Pleas）、大法官法庭（Chancery as Court）。大法官厅也做司法工作，有司法人员，但主要是充当国王的助手。另外，都铎时期还出现一些特殊法庭，如：星室法庭（Star Chamber）等等。这许多法庭，有的是直接接纳两造打官司，有的只管上诉、判决，都留下了丰富而广泛的材料，上至社会上层人物，下至最穷的人。因此涉及男女老少、穷人富人，范围广泛，包括财产、债务、犯罪、工商业等方面。关于法庭的材料，英国没有更多的人研究，原因大概是难度太大了。我们除了看到法律史用了一些材料以外，还没有看到有人通过法庭材料研究英国社会史的情况。
d. 国务文书（State Papers）
这是国务大臣的机关档案。其名称的出现始于1509年，1547年以后分为内政和外交两大类，1577年以后外交类中又分出国别。国务文书包括国王主要大臣的信件（与地方官员、部门之间，使节、私人间等）、指示、对国王的报告等等。波拉德的《亨利八世》的主要依据，便是亨利八世时的信件和文书。研究都铎政制改革的大师埃尔顿，不用已经整理好的材料，而是从档案馆中去找材料，他从中得出结论，30年代英国的一切大事，无不印上克伦威尔的痕迹，因此他认为这一时期发生了政府革命，其倡导人就是托马斯·克伦威尔。可见当前英国人的研究已经深入到档案中去了。
国务文书是研究都铎王朝的重要史料，克伦威尔及其后任大臣都很注意保留档案，这是对都铎时期的研究比对前朝的研究更细的原因。
e. 枢密院档案
自爱德华一世（1272—1307年）以来，存在着御前会议（King’s Council），人数较多（30—40人），起咨询、执行和审判作用。国王外出要带大队人马，很不方便。1534—1536年间，克伦威尔改组了御前会议，出现了枢密院（Privy Council），仅十余人，都是国王亲信，随国王外出或商量事情十分方便。自1540年以后枢密院留下记录，可惜16l9年白厅失火，档案被毁，只有传抄的留下。枢密院职能有三，第一是顾问职能，1539年公布了一个法案：国王发布任何命令、公告，须得枢密院同意。第二是执行职能，讨论日常国务。第三是判决职能。枢密院下附属两个法庭，星室法庭（Star Chamber）和申诉法庭（Requestes）。长期以来对枢密院的作用有所争论，很多人以为它只起司法作用，这不准确，它还有决定国家大事的职能。
f. 议会档案
我们重视对议会发展的研究。在1470年，上下两院开始取得了平起平坐的地位，而从宗教改革以后，遂形成惯例，下院地位日渐重要。宗教改革期间议会召开频繁，作出许多重大决策，英国人称此间议会为宗教改革议会。
从1438年以后出现了议会档案（The Rolls of Parliament）记录议会通过的法令。
对研究都铎史更为重要的是“两院议事录”，或者叫作“日报”（Journals of Two Houses），是每天发布的会议公报，对每天所讨论的问题的记录。我们可以从中研究当时议会的详细情况，可惜的是它在1833年威斯敏斯特宫大火中受到损失，目前仅有残片。英国人研究宪法史、议会史很详细、深入、全面，就是因为有非常丰富的材料。
B. 地方档案
地方档案的特点是众多、琐细、分散，只能概括介绍。
a. 城市档案
城市建立档案的时间不同。12、13世纪的赫里福德（Hereford）和伦敦，都是最早建立档案的城市。到都铎王朝建立时，已有三四十个城市建立了自己的档案。1500年以后，又有十几个城市立档。
城市档案主要包括四类：
Charters，即敕书、诏令和特许状等等。城市的Charter有的授自国王，有的授自领主。国王所授可见于国王大法官厅的档案；领主所授则只保存于城市档案中。Charter所涉及的内容较广，从许可自治到授予各种权能，是城市档案的最重要部分。
法庭档案：记载司法诉讼案件等。
行政事务记录与函稿。
财政账目。
城市档案数量极大，但损失亦重，或毁于战火，或因保管不善而零烂。
各城市档案记录繁简不一，近代的整理工作水平也不一致。伦敦档案一向保存、整理甚好，其中一部分保存于伦敦市政大厅（Guild Hall，这是都铎时期的行政机构），另一部分由伦敦档案馆管理。
要研究英国的城市史，研究工商业发展的历史，靠城市档案是不够的，还要更多地仰仗中央档案。目前在英国，对城市史的研究已成热门。
b. 庄园档案
庄园只有一种官方档案（其它则属私家），即庄园法庭保存下来的法庭档案。作为农村基层单位的庄园，数量极多，故档案亦极多。原在私人手里，现大部分归入国家档案馆或郡档案馆。
15世纪以前，法庭档案只有一种，包括民事和刑事，16世纪以后，领主法庭按审理案件的性质分成两个庭，一个审理违法轻罪、纠纷、选举庄园官吏（Court Baron），另一个则审理民事，如变换租佃、继承遗产、敞田农事安排和公有地使用等，这是民事法庭（Court Leet）。
庄园档案中以民事法庭的档案更引人注目。庄园档案一般很短，只有两英尺，其中使人感兴趣的是土地租佃者在法庭的登记，内容包括申请者的请求、年租和劳役、承租花费（Entry Fine）以及对此块土地的准确描述。佃户持有一个副本（Copy），成为法庭档案副本持有者（Copyholder）。
英国对农业史的研究也是个热门。英国的农业史不仅包括农业经济或耕作技术，还包括了人的租佃关系等等。英国女历史学家瑟斯克（J. Thirsk）所撰《英国农业史》第四卷，1967年出版，叙述1500年到1640年的状况。她的书根据当时农村的材料写成，是一部权威著作。
C. 教会档案
教会档案原来自成系统，分散在各主教区、各大教堂，都铎时期宗教改革解散了修道院，成立了国教会后，档案才归于国王政府，现存国家档案局。但是各大主教区、大教堂的档案还归本教区保存。教会档案主要分为三类。
a. 记事录，用来记录日常活动。如主教在本教区进行何种工作、行使何种权力。
b. 调查书（Visitation），对本教区进行调查的记录。
比较重要的调查是都铎宗教改革时期，即解散修道院前夕。解散修道院的借口是修道院腐败，不守清规戒律，胡作非为。解散的根据就是这种调查。宗教改革时期这种调查提供了大量修道院长不守清规、女修道院长胡来的材料。这部分材料是比较珍贵的。后来调查又成具文了。我们如果要写修道院的寄生生活，这个材料是好的。英国学者有的很虔诚，说不是那么严重。
c. 教会法庭文件
教会法庭主要审判的是道德犯罪和婚姻问题，并办理遗嘱。英国有个传统，一直到19世纪中叶才废除，就是人死后，遗嘱要找教会立案。教会保存了很多遗嘱，这是今天研究英国社会史很好的材料。遗嘱里讲一个人这辈子挣了多少钱，置了多少产业，准备分给谁。这些材料使我们看到当时广大人民生活的情况。引起一些学者的注意。
总的来看。正统历史家一直在研究国王政府的档案材料，并且深入到公开的材料背后去找新东西。城市史的研究方兴未艾，农业史也如此，对教会史研究得也比较多。但材料分散，还有待进一步发掘。
②私家档案
私家档案指私人或非官方机构所制的文件，其特点是没有连续性，并且材料分散，没有系统，所以只选几个类型来说一说。
A. 地产档案
私人保存的产业档案材料。这种材料最重要的是地契（Deed），现在保留了很多。地契可以说明赠赐、买卖或租赁土地的关系。其中转让文据（Conveyance）最为重要。转让文据比较具体、详细。大部分保存在国家档案馆，也有一部分在不列颠博物馆保存。
还有一种甘结（Final Concords of Fine），即最后的协议，一般是三联单，两家一家拿一条，剩一条是存根（Foot），留于法庭。存根留下很多，记录下两家间的土地关系，包括土地买卖、租赁、赠与。
这类东西对当时农村的情况提供了较多的材料，如关于人口的变化、地价的增减、地主所拥有的权利和佃农所承担的义务等等。而且对于农业经济的发展也提供了一些材料。另外，我们也知道，土地的主人在原始积累时总想让自己经营的一块小小的土地出产更多的东西，所以他对有关地产的材料保存得比较多，其中包括地产账簿、土地清单、佃户名册、惯例等等文献。这些地产方面的材料合在一起，使今天农业史的研究有了比较多的材料。
B. 工商业档案
都铎时期工商业的发展确实吸引了各国学者的研究。从国王政府的档案和城市档案中我们可以获得极丰富的材料。但从私家文献方面，可以得到的则不多。其原因是此时英国手工业尚处于手工工场阶段，主要是分散的，规模不大，亦不像商业那样有广大的联合组织，所以大工场主，如温什科姆（Winchcombe）之流，未闻有档案流传下来。
商业的发展早于手工业。但是留下的资料也不太多，我知道有一个Staplers（姑且译成商人协会），在加来控制本国羊毛出口达二百多年之久，但它也未留下什么材料。
另外，这个时期出现了许多大的贸易公司，但它们留下的档案也不多，俄罗斯公司档案毁于后来的伦敦大火，而东印度公司直到都铎时代接近结束时才建立。只有伦敦同业公会（London Livery Co.）留下完整的档案，对于这时英国商业的研究最为珍贵。所以研究这时工商业主要还是靠财务署档案，因为财务署收到了海关的报告。当时英国海关天天都向财务署报告港口的货物吞吐量，进出的船只，而财务署从这些报告中摘录其要点。这些档案几乎全部保存下来，它们包括从1175年以来的羊毛出口总量，1347年以来的呢绒出口总量，以及酒和其他商品的进出口数量。我们讲中世纪史时，常提到英国羊毛出口量的减少和呢绒出口量的增多，其资料来源于这种档案。这些记录延续到16世纪采用承包税额方法时才停止，故多以此为根据。
现在能看到的手工业及国内贸易方面的材料也不多，所以，翻开大家熟悉的利普森（Lipson）的《英国经济史》，其中关于呢绒业的材料多来自官方文献，而很少来自私家。主要根据是1806年议会的一个《英国毛纺织业状况调查委员会的报告》，我曾将之译出，刊登在英国史研究会简报第四期上。
C. 私人信件
过去对私人信件重视不够，现在却被大量引用。最重要的一组是帕斯顿家族从1422—1509年的九十年间祖孙三代的信件（Paston Letters），它实际上等于一部富农发家史。帕斯顿家族是诺福克郡的富农，不择手段地兼并附近土地，例如从信件中看出一个没落贵族法斯托尔夫爵士的地产就为其兼并，这样他就成为发家的乡绅。
帕斯顿家族信件还包括地契和其他文据，也有一些有关时事的资料，如信中收有1485年理查三世一派的人反对当时还未即位的亨利·都铎（Henry Tudor, 即后来的亨利七世）的檄文，信中也反映了当时动乱不安的诺福克地区的骚乱与衰落。
这类信很多，不能一一列举。尚有当时名人托马斯·莫尔书信集、托马斯·克伦威尔书信集、塞西尔父子书信集，都很重要。这些人是当时的高官，其信中有私事，也有公事，给我们留下了更多的补充材料。
都铎史大师埃尔顿说，16世纪中叶以后的信件如雨后春笋。以前私人信件为收藏家所保存，秘而不宣，19世纪英国政府组成历史手稿委员会，对私人和地方的收藏进行编目，为历史研究提供了线索。
我这里引用埃尔顿的一段话：16世纪中叶，由于文献档案突然大量涌现，标志一个戏剧性的变化，私人信件如雨后春笋在各地大量涌出，我们处于官方资料在巨量非官方材料面前地位下降的历史研究发生变化的前夕。这非官方非正式的材料对于历史写作的影响是明显的。于亨利八世一朝，我们可以清楚了解任何事实的理由和原因，而于伊丽莎白一朝更加速进程，可以指望再现各种大小事件，了解各种人物，犹如他们自己从坟墓中走出来一样，解释自己的思想感情。历史家可以变成传记家。与近世相比，材料仍较少，但与前面相比，以现有设备加上私人信件，历史研究是可以有所突破的（G. R. Elton, England 1200—1640）。
这段话看来是有根据的，它说明英国都铎时期的历史已经提供了很细致的材料，对都铎一朝大大小小事情都可以进行了解。
三、都铎史料的整理
1. 整理简况
都铎史料浩如烟海。早在17世纪，英国已出现过几位私家编辑史料的大家：坎登（Camden）、特威斯登（Twysden）、塞尔登（Selden）、杜达尔（Dugdale），他们下了一番功夫。
18世纪英国政府提倡编纂史料，由皇家历史官员T. 赖莫（Thomas Rymer, 1643?—1713年）主编，编成Foedera一套20卷，编至1654年，于1704—1735年陆续出版，这部材料现在仍然沿用。
19世纪欧洲大陆大兴整理史料之风。德国在兰克的影响下，着手编纂M. G. H《日耳曼历史文献》（Monumenta Germaniae Historica），规模庞大，计划周详，全书均由名家负责编纂。
法国继之进行史料整理，其主要汇编为R. H. F《法国历史家汇编》（Recueil des Historiens des Gaules et de la France），是对自高卢时期起的法国古代历史的编纂。
英国在19世纪，史料的整理工作亦有大进展。英国长期统一、安定，所以史料极多，无大损失。英国没有德国、法国两国政治方面的需要。德国长期分裂，渴望统一，希望从古史研究中求得鼓舞。法国政治动荡，自由主义分子希望从中世纪的城市自治、等级制度、农民起义等历史中，保皇党希望从君主专制制度、教会、国王与教会联盟等历史中寻求根据。英国人岛国性强，史料丰富，保存较好，故采取一种盘查清点的态度。正因为英国史料整理工作是由官方支持的，故规模巨大。1800年议会下院开始成立档案委员会，整理出了许多东西，但最重要的是1852年成立了国家档案馆（Public Record Office），收集了全国档案资料。P. R. O. 首任主持人弗兰西斯·帕尔格雷夫爵士（Sir Francis Palgrave），是个著名历史家，曾编印史料数种，并有著述，在其主持下，史料整理工作顺利开展。过去档案保存分散，储存条件差，政府旧档分存于各部门，现由P. R. O. 统一管理。
P. R. O. 的重要工作是编制和刊印，有个英文词Calendars，此是专业用词，指对档案的分类编排，成为目录，有时则全文发表某些档案，其编排按照在Rolls上排列的时间顺序。整理就绪后为了便于查阅，P. R. O. 出版了指南（Guide），说明如何去查阅，还有清单（Lists），即目录，以及索引（Index）。
英国另一个史料收藏丰富的单位是不列颠博物馆，一些老大学如牛津、剑桥都收藏很多材料。很多私人也收藏了很多档案，英国政府于1869年成立皇家历史档案委员会（Royal Commission of Historical Manuscripts，简称H. M. C），派人四处寻访，由查阅者提出摘要报告，刊印成H. M. C. 报告，此工作一直继续，1969年改为年刊。
另一种大型史料汇编为《档案丛刊》（Roll Series），这是一部大规模的中世纪史料汇编，目前已出99种，253卷，其中都铎史料占相当部分，主事人有三人，不为人们所注意。但参加者有一位英国中世纪宪法史专家，牛津教授威廉·斯塔布斯（William Stubbs, 1825—1901年）。他主编《英国宪法史》（Constitutional History of England）三卷，及Selected Charters，现仍站得住，他对史料编纂态度严谨。
此外还有一些学社（Society）：
a. 坎登学社（Camden Society），1838年成立，1897年并入皇家历史学会。
b. 筒状档案研究会（Pipe Rolls Society），1884年成立，专门刊印财政档案。
c. 塞尔登学社（Selden Society），1897年成立，专门刊印法律史档案。还有其他学社，从略。
20世纪，英国科学院编印英国社会经济史料丛刊（Records of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of England and Wales），1914—1935年出版，出了九卷。1972年起，又出新丛刊第一辑（New Series I），副题为社会经济史史料（Records of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英国的史料整理工作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延续不断，使人们有可能充分利用它。
2. 史料汇编
史料整理使大量史料得到分类编排，并有了全面的索引，但是材料太多，查阅不便，遂有了按一朝、按一个题目进行史料汇编的工作。这种所谓刊印史料（Printed Sources）数量是很大的。以莱文（Levine）所撰都铎时期参考书目（Tudor England 1485—1603, Cambridge 1968）为例。该书共收2360种书目，虽然比里德所辑书目6543种几乎少了三分之二，但是却是一部精选的书目，它所开列的已刊史料目录中，我们所感兴趣的有以下一些门类：
宪法和行政史 （Nos. 94—159）66种
政治史 （Nos. 405—499）95种
经济史 （Nos. 1075—1092）18种
农业史 （Nos. 1280—1285）6种
宗教史 （Nos. 1556—1686）131种
以上共300多种
下面我们介绍几种见得到的书。
前面说过的《亨利八世朝的书信和文件》（Letters and Papers, Henry VIII，简称L. P. ）是很要紧的资料汇编。20世纪前四十年研究亨利八世朝英国政治史的人写的书，其脚注多出自此。可惜我们还无此书。该书从1862年开始出，到1910年出完。近四十年来，人们突破这个范围，开始到P. R. O. 中去找材料，埃尔顿正是这样。
经济史的材料汇编本来不多，仅18种。还好，国内可找到两种，且是最好、最主要的。一种是由两位比较接近唯物主义的专家陶尼（Richard H. Tawney）和鲍尔（Eileen Power）合编的《都铎经济文献》（Tudor Economic Documents），三大卷，至今仍是都铎经济史方面最重要的资料汇编，在国内历史较长的大学都可找到。困难在于它引用的是原文资料，有中世纪英文的，也有拉丁文的，相当部分不太好读，所以许多人不大敢用。另一种是布兰德、布朗和陶尼编辑的《英国经济史资料汇编》（Bland, Brown and Tawney, English Economic History Selected Documents），此书年代亦久，1914年出版。所选材料从中世纪早期至19世纪，第二部分都铎时期占很大篇幅，材料选得很好，现在看来，对于了解圈地运动、毛纺织业、商业，乃至于专利权、羊毛价格都有一定用处。齐思和先生主编的《中世纪晚期的西欧》中有资本主义萌芽一部分，选译了该书中的主要篇目。该书用于教学是很不错的，但用于研究，则嫌材料不足。不过18种资料并非种种都这样。我们有了较好的两种，是差堪自慰了。
宪法史中，有两种很好的书。一种是坦纳编的《宪法文献，1485—1603》（Joseph R. Tanner, Tudor Constitutional Documents, 1485—1603），1940年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坦纳是宪法史的大专家，受封为近代史钦定讲座的教授。
因为都铎史研究在近四十年发生了巨大变化，坦纳的书已不能适应需要。1960年剑桥大学委托埃尔顿编辑出版了另一部，名为《都铎宪法》（Geoffrey R. Elton, The Tudor Constitution）, 我作了比较，每部都有200多篇材料，但埃尔顿重编时，只采用了坦纳所选的120多篇，而新选了其余篇目。如果两部书都有的话，我们可以有400篇材料，还是很不错的。所谓宪法史，不是只讲宪法条文，内容包括王国政府的各种法律、刑事法庭记录、财政收入等等。也就是说，它涉及的面，相当于前述国王政府档案的内容。如果用它们来研究英国宗教改革、政府改革，都很有用，但它们不涉及社会下层，也不涉及经济史。
宗教史史料也多，但国内收藏很少，甚至南京金陵神学院都没有。
还想介绍一种关于英国通史的历史文献。即道格拉斯主编的《英国历史文献》（David C. Douglas, English Historical Documents），该书计划出十二卷，但不止十二本，有的一卷两本。都铎时期是两卷，1485—1558年是第五卷，1558—1603年是第六卷，分两册。第五卷是1967年出的，主编是C. H. 威廉斯。第六卷的预告已经出了三十一年了，至今仍未见出书。主编者叫普赖斯（D. Price）是个有名的专家，以三十年仍编不出，足见他的慎重，也可见选材之难了。
我们虽努力收集，而得到的资料与前述国外出版数字相比，仍只有几分之一。目前，外国学者或用缩微胶卷，或用电子计算机。所以我们应当呼吁，建立中心或者不论采取什么方式，来补充一下资料，我们不可能用中古英文的材料，所以最方便的是汇编。开创新局面恐怕应先抓这件事。350种资料中哪怕买到100种也好。
当然也不是说要把书都看完再写文章。苏联的英国都铎史专家谢缅诺夫写《十六世纪英国圈地运动与农民斗争》，得到了英国人的承认。许多史书的参考书目上都要列上此书。而他所用的主要材料是利德姆（I. S. Leadam）所辑《圈地末日审判》（The Domesday of Inclosures, 1517—1518）。该书汇集了圈地运动调查委员会委员到十个郡进行调查后向大法官厅的汇报。《英国历史文献》中选了其中几篇。谢缅诺夫据《圈地末日审判》进行分析、排比、综合，终于写出了很有价值的巨著。
四、都铎史的研究
1. 英国国内的研究概况
一般说，英国都铎史研究的开始祖是弗鲁德（J. A. Froude, 1818—1894年）。他在史学史上地位很高。他著述甚多，最主要的一本是《从沃尔西失势到西班牙无敌舰队覆灭的英国史》（The History of England from the Fall of Wolsey to the Defeat of the Spanish Armada），原想写完伊丽莎白朝，但未写完。该书从1852年开始出版，到1870年出完，共十二卷，过去大受推崇，但现在人们对之有所非议，提出两点指责，第一是笔风不严，细节错误多，第二是把朝代兴盛仅归于亨利八世，而贬抑伊丽莎白。前述莱文（Levine）的书中有对它的评语，认为错误如此之多，不应推荐给人了。不过著名的史学史专家汤普逊（Thompson）仍认为，尽管有其缺点，该书仍有不朽的性质。虽然该书用来不太保险，但我仍认为，它由一人于一百年前写成，这样的错误是很难免的。可以认为，弗鲁德开创了都铎史的研究。
20世纪都铎史的研究被英国史家分为前四十年和后四十年两段。
前四十年，都铎史研究名家辈出，著述如林。其中大师是A. F. 波拉德（A. F. Pollard, 1869—1948年），其杰作一为《沃尔西》，材料多取自L. P. ，至今仍是传统传记中的范例；一为《亨利八世》，不算太出色，但较弗鲁德的强。篇幅小，只有两卷。他还有很多其他著述。
这一时期中还可举出几位名家来。
旧本《剑桥近代史》都铎时代这章的撰稿人盖尔德纳（James Gairdner）也是大师，著作很多。还有因尼斯（Arthur D. Innes），著述亦多。他写过都铎史，其书虽为以后埃尔顿写的所取代，但在当时仍不失为一位大专家。
其他各方面也都有专著出现。比如坦纳就有宪法史的著作。迪茨（F. C. Dietz）写了财政史的通史；霍尔兹沃思（W. S. Holdsworth）写了十二卷的法律史，至今都仍是名著。这几种著作既有用，又易找。
尽管前四十年研究得很详尽，似乎填满了各个空白，但近四十年仍出现了都铎研究的新高潮。最近英国出了一本文集，叫《英国史研究中观点的变化》（Changing Views on British History），是最近若干年的文集，提到近四十年来传统观点受到冲击，新的观点出现。书中所收关于都铎史的文章大概是两篇。谈的是近四十年来都铎史研究的新貌。
都铎史研究和其它断代史研究一样出现了新高潮，不过都铎史研究更热，出现了一些专著。下面择要介绍。
宾多夫（Bindoff）写的《都铎英格兰》（Tudor England）比较注重经济现象，经济部分较好。埃尔顿给予此书很高评价。此书北京有。
埃尔顿《都铎时期的英国》（England under the Tudors），1954年出版。这部书取代了原来因尼斯所写的都铎英国史，现在被英国人认为是大学的标准教科书，极受欢迎，多次再版。1978年、1980年都有再版。它主要讲政府的改革。
另外英国近年来出现多种多卷本的英国史，最主要的是牛津英国史，这部巨著中与我们的研究有关的是卷七，《早期都铎君主》（Maekie, The Earlier Tudors, 1485—1558）和卷八《伊丽莎白朝》（J. B. Black, The Reign of Elizabeth），两部书包括的面很广。一般评价认为卷八比卷七编得好。两书书末的参考书目极有价值。
还有一部多卷本通史是狄更斯（A. G. Dickens）和加什（N. Gash）主编的。从15世纪起开始叙述，每卷大体包括50年。卷二是埃尔顿撰写的《改革与宗教改革》（Reform and Reformation）。本书主要讲宗教改革和政府改革，经济讲得少。作为通史，它叙述宗教改革已相当详细了。
英国还编有其他多卷本英国通史，新著很多，这里不一一介绍。
近四十年来也出了许多专史。例如尼尔（J. Neale）对议会史很有研究，他最擅长于伊丽莎白朝，仅关于伊丽莎白朝的议会和下院，他的著作就有三种，都很有分量。
埃尔顿的《都铎政府革命》是研究这一时期英国政治制度的一部名著。
宗教史研究方面，有一位休斯（Philip Hughes），写了三大卷《英国的宗教改革》。近四十年来研究清教运动也形成了一个小的高潮，出了不少专著，最著名者为纳彭（Marshall M. Knappen）的《都铎清教运动》。此外还编出了许多原始材料。
经济史上有几位名家。陶尼1941年发表论文《乡绅的兴起》（The Rise of the Gentry），挑起了长期的争论，二十年代他还写过《宗教与资本主义的兴起》，也是名著。斯通（Lawrence Stone）研究英国贵族，他写了一本名著，叫《贵族的危机》（The Crisis of the Aristocracy, 1558—1641），1965年出版，他们认为在都铎时期旧贵族在衰落，乡绅在兴起。此外就是E. 利普森所著《英格兰经济史》，这本来是上个阶段的著作，但第三次再版时（1943年）作了重大修改，篇幅扩大得很多，材料也增加了。现在常见的第五版，用的也是第三版的版面。
G. D. 拉姆齐（Ramsay）研究英国海外贸易，著《地理发现年代英国海外贸易》；P. 拉姆齐（Ramsey）著《都铎经济问题》，涉及面较广；前面介绍过的瑟斯克写《英格兰和威尔士农业史》，这使我们更感兴趣，此外她还写过很多东西。
除此之外还有传记。这里主要介绍尼尔撰写的《女王伊丽莎白一世传》，是一本标准传记，到目前仍无新著出来取代其地位。本书国内有，商务已在组织人翻译。110
另外，许多作家不再着眼于国王、首相，而是为一些对时政或其他方面有影响的人物立传。例如A. G. 狄更斯为克伦威尔写传，此书我们可以见到。又有人为亨利八世的财政代理人斯蒂芬·沃汉（Stephen Vaugham），伊丽莎白时期重用的财政巨头、意大利人赫拉蒂欧·帕拉维西诺爵士（Sir Horatio Palavicino）写传。还有一些名人又出现了新传。如霍金斯传、沃尔特·雷利传等等，说明这一时期人们对一些问题的再研究也在开展。
都铎研究之风历久不衰，成果累累，截止到1957年1月，收入里德（Read）所编书目的原始资料、论文、专著共6500余种。
近40余年来英国都铎史研究中关心的问题是什么？有什么争论？下面介绍一下。
首先在社会阶级结构方面发生争论。1941年陶尼《乡绅的兴起》的文章发表后，引起社会经济史学界的关注和长期争论；1948年斯通写了《伊丽莎白时期贵族的剖析》，支持陶尼。1951年持正统的陈旧观点的史学家特里弗—罗珀（Trevo-Roper）写了《分析的分析》，反驳斯通和陶尼。1952年斯通撰文进行进一步的申述，1953年特里弗—罗珀写了专著《乡绅》（The Gentry），1954年陶尼写了《乡绅兴起后记》。这场争论历时十几年。参加者很多。下面介绍一下争论的基本观点。陶尼的观点是，1540—1640年间，乡绅大量扩充土地，经济地位上升，旧贵族日益没落。斯通的文章用研究成果支撑贵族衰落的观点。反对者特里弗—罗珀认为应当对乡绅进行分析，在政府中供职的兴起了，在乡村的则比较穷；他反对谈贵族的衰落。讨论中公论不倾向于他。但埃尔顿在《都铎时期的英国》中采纳了他的观点。这个问题关系重大。乡绅在农村资本主义萌芽中所占地位重要，研究乡绅的兴起使我们很感兴趣。
另外，我们国内比较关心圈地运动。40余年来，圈地方面文章不大多，也没有什么大争论。瑟斯克写了《都铎朝的圈地》（Tudor Enclosures, 1959）。这是通俗读物，未能引起重视。克里奇（Kerridge）写了《十六世纪以后的农业问题》（1969年）从法律方面涉及圈地运动，也未引起大的争论。英国都铎史学界对这个问题较冷淡。
政治制度方面争论的问题是“亨利革命”（Henrician Revolution）。这一名称由埃尔顿所提“政府革命”演化而来，又有人称其为“都铎革命”。这不是讲革命，而是讲政府制度的改革。埃尔顿所在的剑桥大学和牛津大学形成对峙。《过去与现在》杂志1963—1965年间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埃尔顿论点的反对者、牛津大学教授彭利·威廉斯（Penry Williams）和哈里斯（G. L. Harriss）提出，都铎史上是否有革命的问题。库帕（J. P. Cooper）也有这样的问题。埃尔顿进行了答辩。埃尔顿有两本论文集，我们国内也有。
从“政府革命”上又衍生出来一个问题。埃尔顿认为，克伦威尔是政府革命的核心人物，那么究竟应如何评价他的作用？埃尔顿认为政府革命是他一个人的功劳，引起异议。主要反对者是斯卡里斯布里克（J. J. Scarisbrick），他写了《亨利八世》一书，认为亨利八世和其他决策大臣都有功劳。这部书至今已代替了波拉德的《亨利八世》，成为标准传记。埃尔顿在1978年采纳了斯卡里斯布里克的观点。对这个问题我国学者兴趣也很大。在封建社会衰落、资本主义兴起的时期，统治者实行专制统治，不论叫改革或革命，都与专制主义相联。克伦威尔代表新贵族和资产阶级，反映了国王与乡绅和资产阶级联盟的问题。
另一个争论的问题是宗教改革方面的。关于宗教改革的动力，进程，存在着非常不同的看法。1982年《英国历史杂志》刊载了黑格（C. Haigh）的一篇文章，谈及近年来关于英国宗教改革的历史学，认为关于英国宗教改革有四派。第一派以埃尔顿为代表，主张改革是自上而下，进展迅速。认为到1553年，仅用了20多年时间，英国完全变成了新教国家。第二派以A. G. 狄更斯为代表，认为改革是自下而上，进展迅速，动力不是来自政治原因，而是来自沉寂已久的罗拉德派，这提出了新问题，新观点。第三派代表是彭利·威廉斯，认为是自上而下，进展缓慢，到70年代才取得成就。第四派代表人物是科林森（C. Collinson），认为是自下而上，进展缓慢，16世纪40年代新教徒只是一小撮，60年代稍增，到90年代得到地方教区教士的推动，新教才迅速发展。这与埃尔顿的观点完全相反。争论各派都掌握了很多材料，黑格认为是各方据自己占有的材料，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是这一争论提出了新问题：人民群众究竟在宗教改革中起什么作用。这是很重要的。
以上争论多出自表象，没能涉及实质。这从另一个方面给予我们如何进行历史研究的启示。
2. 开展有中国特色的都铎史研究
目前我们的不利条件在于：第一，原始资料太少，我们花了几年所收集的，仅是国外出版数量的百分之一、二。第二，专业人才太少。第三，对国外这几年研究动态了解得太少。有利条件在于：第一，近年来所进新书不少，尽管侧重于通史，专著，少有文献选集，但在没有第一手材料的情况下也很有用。第二，近年来不少中青年同志关于都铎史写了不少文章，有的很好，这都是都铎史研究的希望。第三，英国人保守性很厉害，出了一位权威谁也不去碰。梅特兰的宪法史出版已七十多年，还没有人重写一部。我们没有这种束缚。当然最重要的是我们有正确理论。英国史家争论问题常常上升不到理论高度，例如，讨论政治制度改革，看不到专制统治与经济基础、阶级基础的关系；研究宗教改革，看不到宗教方面的变化是由资本主义萌芽引起。我们则不然。我们对都铎史的研究，起步虽较美、法、德为晚，也较苏联为晚，但是还是可以参加探讨的。苏联女专家施脱克马尔所著《十六世纪英国简史》是一部公认的有水平的好书，它深入浅出，处处有据，她所引的英文著作只截止到40年代，我们都有，而我们则处在80年代。同样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只要下功夫，是可以超过她的。希望在年轻人身上。
下面对如何开创都铎史研究的新局面提几点建议：
1. 资料建设。应当大声疾呼买进原始资料，我们不无巧妇，就是缺米。一些权威性专著也应增补。还要增进重要期刊，包括考古、经济、宗教等与历史研究有关的期刊，都应购进。
2. 我们队伍的自身修养。作为一个老知识分子，我觉得理论确实重要。有了历史唯物主义，才能找出规律。另外就是外语，外文要学，还要好，用熟，提高阅读速度，不然大量著作什么时候读完呢？专业知识当然也要加强。
3. 进行打基础的工作。按我们北师院英国史研究室的想法，要争取译出一部都铎史，写出一部都铎史，编出一部分量大些的都铎资料。要想深入研究，这是必不可少的。同时，还要进行对人物和大事的研究。
4. 研究要从宏观角度出发。我常劝告我的研究生，学问不能像乾嘉学派那样做；同时又不能把范围扩大到材料驾驭不了的程度。要选择适当的题目从宏观角度出发，寻找历史发展的规律性。同时，进行比较研究也很可行。对都铎王朝和我国明朝的比较我有较大兴趣。它们年代大体相同，经济上同处资本主义萌芽时期，政治上都是专制王权。不好解释的问题是，英国何以在此后不久走上了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进入了近代，而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到清朝被扼杀，以后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要研究这个问题，既要掌握丰富的都铎史料，又要对明朝历史有较深造诣。我们希望有兴趣的同志不妨试一为之。
附注：
本文是1984年在一次讲习班上的讲稿，由门人记录，经本人过目。当时眼界不广，难免遗漏。所讲内容，只是当时所曾接触到的情况。谨此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