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 言
近代中国在国际体系中处于何处地位？国际体系的变动，又会对当时国内宪制的演变产生何种影响？在儒家经学思想的脉络中，这两个问题往往会被作为“内外”问题注35的延伸来处理。其时，探讨“内外”问题的近代思想者为数众多，但借助经学话语建构起整全的理论体系，以系统解释乃至预测五大洲各国“内外”关系变迁的，康有为是第一人，也是最后一人。
康有为是晚清立宪派的旗帜人物与主要理论家之一，支持君主立宪制注36的主张终身未变：他深度参与了1898年的“百日维新”与1917年的张勋复辟；他的思想和行动连接着诸多晚清和民初的思想家与政治人物。由于康有为的典型性，对他的研究完全可以做到不拘泥于其个体，而是“以点带面”，深入到对一个思想集群乃至时代风潮的探究。在近年学界关注康有为的热潮中，康有为作为一名宪法/宪制思想家的地位，已经得到广泛承认。他对君主立宪与共和宪制的思考，对代议制与地方自治的探讨，尤其是对政教关系的主张，引起了学界的持续关注。注37但是，康有为究竟如何思考当时的国际体系及其与国内宪制之间的关系，仍然是一个未能充分展开的议题。
“内外”问题与国家相伴而生。国家起源于不同人群之间的生存斗争，因而往往成群出现，形成一个区域性的国际体系；西方在近代的扩张，则造就了一个全球性的国际体系。自有国家以来，从未有一个国家曾经统一过它所知的世界。即便那些跨越几大洲的庞大帝国——如波斯帝国、罗马帝国、蒙古帝国、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在其外部仍然有众多敌人；“至大无外”只是一种观念构造，而不是现实。古代中国在自己所知的“天下”范围内曾经长期处于文明中心的地位，保持着“天朝上国”的自我认同，但是周边仍然环绕着诸多政治体，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之间的张力也从未真正消弭。在整个古代世界史上，国家之间的贸易、结盟、臣服、冲突乃至战争等种种活动，以看得见与看不见的方式，不断塑造和重塑一个国家的宪制。
对地缘政治/国际体系与国内宪制关系的学术探讨兴起于二战结束之后。但这一主题上的先驱思想者——生于1861年的德国学者奥托·欣茨（Otto Hintze），在20世纪30年代前即已出版其主要著作。欣茨十分重视国家之间的冲突，甚至认为这一因素比马克思讲的阶级斗争对国家内部结构的影响更具决定性。注38不过，马克思主义传统思考的阶级斗争，绝非封闭于一个国家内部。列宁作于1916年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已经探讨了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冲突如何为国内革命提供了条件。注39这一传统启发了二战之后的以弗兰克（A.G.Frank）注40、阿明（Samir Amin）注41、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注42等为代表的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理论。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在对封建主义和绝对主义的解释中引入了更多的对于国际体系与地缘政治的关注。注43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注44、西达·斯考切波（Theda Skocpol）注45、迈克尔·曼（Michael Mann）注46、托马斯·埃特曼（Thomas Ertman）注47等历史社会学家，尽管具有不同的理论取向，但都在不同程度上处理了地缘政治与国际秩序演变对于国内宪制的影响。
康有为不是这个学术传统的成员，但完全称得上这个学术传统中一名湮没无闻的思想先驱。本书对康有为的研究，是关于“内外”关系的思想史研究，研究的起点就是对康有为“世界观”的考察。
“世界观”常被界定为“人们对于世界总体的看法，包括人对自身在世界整体中的地位和作用的看法”。注48这一术语既指向“看”的方式，也指向“看”的行为及其形成的图景。一个行动者要在某个具体的情境中展开理性的行动，总是需要尽可能地认识身处的情境，在脑海中形成一幅图景，进而找到自己在图景中的位置，明确其行动面临的结构性制约以及可能的后果。世界图景的形成，不仅仅是理性行动的基础，也是形成稳定的身份认同（identity）的必要条件。行动者若总是与外部环境相抵触，常会陷入深刻的自我怀疑，因而对未来感到无所适从。
普通人如此，为政治共同体的未来负责的政治精英更是如此：在为自己的国家作理性决策的时候，政治精英更需要不断修补和更新脑海中的世界图景，尤其是对国际体系的理解。注49这是一个极其复杂的政治与社会过程。一个社会中不同人群对世界的认识有先有后。在每个变革时代，我们总是能看到一些“开风气之先”的知识分子，先于同时代人，努力获取并不断理解新信息和新经验，从而不断修正前人流传下来的世界图景。然而，在处理新信息与经验的过程中，原有世界图景所凝聚的经验，也会作为一种“前见”，引导和制约着他们对新经验的理解。
在政治精英的世界图景中，其对国际体系的总体把握，对于其维持国家地位的政策决策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国际体系”是由诸多相互作用的国际行为体按照一定的秩序和内部联系组合而成的整体，它不仅指向这些国际行为体，更指向将它们连接在一起的那些知识、原则、规范、程序等因素，如同一门语言的结构与语法规则。注50在一个相对稳定的区域，国家之间往往会形成一些等级结构，近代以来常见的结构是，霸权国家高居顶端，之下形成一个相互承认大国地位的列强俱乐部，俱乐部之外的弱小国家要加入这个俱乐部，既需要证明自己的力量，也需要遵守其所设定的制度门槛和行为准则。霸权结构一旦形成，会在一段时间内保持稳定，直到新的霸权竞争者溢出既有的霸权体系，重设国际体系规则。由于力量的不对称，一个弱国的内政走向，如果影响到列强的利益，往往会遭到无情的干涉——即便国际法中存在“不干涉内政”的种种修辞，列强总是能够找到规则的例外。
作为国际体系成员的国家，其宪制（constitution）会或明或暗地受到国际体系力量的影响。最极端的情况，是弱国的宪制源于列强的干涉和强迫。本书所使用的“宪制”一词，并非与民法、刑法等并行、作为国内最高法的宪法律（constitutional law），更不是形式意义上的成文宪法或宪章，它指向的是从功能上将政治共同体整合（integrate）为一体的基本结构，其中最重要的当然是政治统治的形式，或“政体”。只要存在政治统一体，不管是否存在载明这种基本结构的法律文件，都可以说存在宪制，注51但宪制的具体内容为何，则需要研究者去探寻那些在可观的一段时间内保持相对稳定的基本构成。君主制还是共和制，联邦制还是单一制，政教合一还是政教分离，这些关系到国家基本构成的问题，都称得上重大的宪制问题。古代中国当然存在着宪制，但成文的宪章对中国却是一种崭新的近代事物，代表着一种以承载了特定政治价值观的法律文本来规范现实政治的努力。从晚清到民国，康有为是宪制的思考者，也是立宪讨论的积极参与者。
对于近代中国“内外”关系的研究者而言，汪晖的《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是一部很难绕过去的著作。汪晖在该书上卷第二部《帝国与国家》中以很大篇幅探讨列强的入侵对清朝的内外观所带来的巨大冲击，以及晚清思想家对此作出的回应，提供了一个从思想史角度分析“内外”关系的范例。对于晚清士大夫而言，强大而陌生的欧洲列强，代表着一个未被充分理解的“外部”的存在，危及儒学的“万世法”地位。注52魏源、龚自珍、康有为等一系列思想家在经学体系内部作出调适的努力，以解释新的“内外”关系。其中，康有为的努力极具体系性，他以“公理”概念为依托，试图在儒学内部发展出一个能够包容欧洲中心的“全球知识”的框架，从而维持儒学的普遍性，如其所述：“今日泰西之法，实得列国并立之公理，亦暗合吾圣经之精义，不得谓之西法也。”注53据之，儒家经典包含着同时涵盖中国与西方的“公理”，而以“公理”来解释儒家经典，“泰西之法”就从儒学的外部变成了内部。这一“儒学普遍主义”努力，在《大同书》中达到顶点：康有为重新阐发的公羊学“三世说”，空间上覆盖全球，时间上不仅及于过去与当下，更是展开了对未来的丰富想象。
汪晖的分析勾勒出了康有为经学思考的基本特征，展示了康有为处理中西之争的基本姿态。但在基本的特征概括与康有为对于具体国际经验的把握之间，仍然存在一个有待进一步讨论的中介环节：康有为遭遇并试图以“儒学普遍主义”眼光去描绘与解释的，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国际体系？这个国际体系对他的宪制思考，究竟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作为政论家的康有为，是在甲午战争失败之后，才展开他对时局的系统论述。他不断地勾勒着一幅充满惊涛骇浪的世界图景，以警示国人，并促进清廷的变革。在其政论之中，康有为频频用“列国竞争”、“万国竞长”、“万国竞争”等词来描述他所遭遇的陌生的国际体系。这些表述突出了这个尚未得到充分认识的新时代与“大一统”时代的差异，但其本身并没有表明更多的具体特征。
不过，如果我们深入考察康有为对一系列国际事件的具体分析，我们将能发现，康有为不仅像同治年间的李鸿章那样意识到中国遭遇了“三千余年一大变局”注54，而且更进一步意识到，这个由西方列强所奠定的国际秩序，本身也处于深刻的演变之中，某一个历史时刻的成功经验，在下一个时刻也许就会成为过时的经验。因此，中国所遭遇到的，是一种“双重变局”。中国欲寻求自我革新，无法笼统地取法于西方，而必须深入西方历史经验内部，通过认真探究而作出判断：这是何时何地的经验？在当下的时势下是否具有有效性？以此“双重变局”的意识为基础，康有为描绘出一个处于流变之中的国际体系，而其对国际体系的认识，又进一步塑造了其对国内宪制的论述进路，尤其是不断强化其对君主立宪制的信念。
作为后世观察者，当我们概括康有为对其所处时代的国际体系的认识之时，我们既有难以获得某些现场信息的劣势，但也享有某些超脱于时代的优势。历史行动者往往很难看清自己所处的时势之走向，但后世的历史研究者却可以看到历史行动者的结局，从而有可能对历史行动者所处的时代作出更为准确的归纳，进而评估其历史行动的意义。在考察康有为思想的宏观历史情境时，我们完全可以借助晚近欧洲史学者对于拿破仑战争以后的欧洲国际体系的总结：1814年11月—1815年6月的维也纳会议（Congress of Vienna）奠定了这个国际体系的基础，该体系因此常称为“维也纳体系”（the Vienna System）。注55
1814年，在奥、普、英、俄四国同盟打败拿破仑之后，欧洲各王朝国家代表在奥地利首相梅特涅的主持下，在维也纳召开会议，重新划分欧洲地图（其中包括对波兰的瓜分），奠定了新的国际体系。为防止法国大革命之类的共和革命再次发生，王朝国家的世袭统治者们建立了一个相互协调的机制，避免相互之间发生战争。他们并没有惩罚复辟了波旁王朝统治的法国，而是将其纳入这个协调体系，从而形成英国、俄国、奥地利、普鲁士、法国五强共治（pentarchy）。注56与17世纪形成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相比，维也纳体系不仅仅是依赖于客观上的力量均势（balance of power），更具有一种主观的协调的努力。在列强的协调框架之下，“欧洲公法”（Jus Publicum Europaeum）在19世纪蓬勃发展起来。
1815年漫画：维也纳会议 作者：H.Delius 出版商：Hermes Wilhelm
欧洲五强之间的协调并不稳定。在英国，资产阶级的力量远比其他四个王朝国家更为强大，因而英国对国家利益的界定，也呈现出了不同于土地贵族主导的国家的特征。1822年的维罗纳（Verona）会议上，五强就是否干涉西班牙问题发生激烈争吵，英国宣布退出，列强只就一些较小的事项达成共识。利益的分歧让五强之前的同盟关系难以为继，通过事先协调避免冲突的理想破灭了，这可以说是维也纳体系的第一次大衰变。然而，通过临时的多边会议进行磋商的做法，却持续了下来。在19世纪，后来还有1856年的巴黎会议以及1878年的柏林会议这两次称得上congress等级的会议，其标志是列强的国家元首或外交部长出席；在1830年至1884年之间，还有不少于17次等级略低一些的会议（conference），一般由东道国的外交部长主持，列强公使级别的官员出席。注57这种协调降低了欧洲大陆的战争风险，列强从而有可能将精力转向海外殖民扩张，加快对非西方世界的占领和瓜分，并以欧洲文明为模板，设定普遍的“文明标准”（standard of civilization）。注58中国因为既不符合也不反对欧洲文明标准，因而经常被归入“半开化国家”，不能完全适用平等列强之间的国际法，但列强可以与中国签订不平等条约，并在中国获取领事裁判权。维也纳体系延伸到远东，其强度显然会有所弱化。但双边的磋商、多边的会议以及其他种种外交渠道，使得列强可以时时交换对殖民地事务的看法，从而协调彼此的利益，减少直接冲突。事实上，在整个19世纪，欧洲列强在远东事务上的协调程度，远远高于其在中东事务上的表现。
我们熟悉这样一种历史叙述：19世纪以来的国际体系是一个民族国家体系，这一体系冲击了以清王朝为中心的朝贡体系，最终促使中国走上民族国家建构的道路。这一论述并不是错的，但存在着很大的盲点，它未能看到，19世纪欧洲列强的民族国家建设与帝国建设，是同步进行的——在欧洲本土，列强通过教育、兵役和推广标准语言等政策，促进本国民众在文化上的同质化，试图建立稳固的民族国家认同；但在海外，列强的殖民扩张，实际上又打造了新的、充满多元特征的殖民帝国。列强在欧洲本土通过一套形式上平等的规则相互交往，通过复杂的协调机制来避免冲突。但在面对非西方国家的时候，列强的目标，是尽可能将后者纳入自身统辖的殖民帝国。“文明的标准”作为一套意识形态说辞，既解释了为什么列强内部可以平等，也解释了其他政治实体为何应当臣服于列强。19世纪的国际法体系中，既有平等主权国家之间的交往规则，也有关于“保护国”（protected state）、“宗主权”（suzerainty）和领事裁判权（consulate juridiction）的种种实践。欧洲中心主义是其不言自明的前提。正如卡尔·施米特（Carl Schmitt）所言：“直到1890年，压倒性的意见是，国际法意味着具体的欧洲国际法。”甚至“文明”、“人性”、“进步”这样的概念，实际上都是以欧洲中心主义的方式得到界定的，文明意味着欧洲文明，人性意味着欧洲人体现的人性，进步则是欧洲文明的进步。注59
事情逐渐出现了变化。随着1894年日本在甲午战争中战胜中国、1900年日本加入八国联军、1904年日本赢得日俄战争这三大事件的发生，列强俱乐部中出现了一个非欧洲/欧裔的势力。另一个例子是，1899年第一次海牙和平会议（Hague Peace Conferences）基本还是欧洲国家的天下，但到了1907年第二次海牙和平会议，已经出现了大量美洲与亚洲参与者。国际法的“欧洲性”正在逐渐消退。而这本身就表明，欧洲人主导的维也纳体系已经开始发生进一步的衰变。
不过，德国人施米特并没有承认，德国的统一本身即是导致维也纳体系加速衰变的重要因素之一。维也纳体系原本由英国与俄国分享霸权，二者处于欧洲大陆两翼，仍给欧洲大陆的国家留出了许多腾挪的空间；现在，中欧崛起一个人口众多、经济强劲的大国，对其他欧洲大陆国家马上形成挤压，“万国竞争”变得更加剧烈；当德国发展到主张欧洲霸权的地步，原来的大国协调体系就很难持续下去。
康有为当然不清楚后世学者对这个国际体系的命名，但这丝毫不影响维也纳体系成为其思想的情境（context）与写作的主题。波兰在维也纳会议上被普、奥、俄三国瓜分的一幕，如同梦魇一样困扰着他。他始终担心同样的命运落到中国头上来。而应对之法，第一是促进中国的变法自强，第二则是通过外交努力，利用列强的内部矛盾，防止列强就瓜分中国达成协调一致意见。同时，他观察到，随着德国的崛起，维也纳体系中的大国协调机制可能会逐渐走向崩溃，德国将有可能凭借其统一立国的经验，横扫欧陆并夺取英国的霸权。威廉二世时期的德意志第二帝国成为康有为观察其他西方列强的参照系，而德法之间的对比，深刻影响了他对于君主立宪制与共和制的论述进路。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维也纳体系最后确实崩溃了，但崩溃并没有按照康有为设想的剧本而发生。他寄予厚望的德国竟然在一战中惨败，迫使他在战后重新调整对德国与19世纪国际体系的论述。他一度因威尔逊主义和国联而兴奋，但一系列打击迫使他得出结论，列强终究是靠不住的。在人生的最后几年里，他的政治著述的两大主题，一是继续批评共和实践，呼吁军阀支持君主立宪，二是反复渲染处于列强新协调体系之外的苏俄独吞中国的危险。他的视野打着浓重的维也纳体系的烙印，而未能深入理解一些最新的时代变迁。
1900年贺卡 出处：柏林德国历史博物馆
一旦将国际体系纳入情境（context），我们可以对思想家展开思考的背景形成更为全面的认识，从而更深入地理解他们所处的历史进程，观察信息不充分的当事人如何对这个体系做出观察和回应，进而描述和反思他们“看”世界的方式。以下试举几例说明对国际体系的考察可以带来的新的解释力：
——维也纳体系中“大国协调”的运作及其薄弱环节，能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中国东部沿海地区领土的基本保全和亚洲内陆地区大片领土的丧失。在中国的东部沿海地区，列强往往只是获得租界和小块割让，大块的领土侵占较少。日本在甲午战胜后迫使中国割让台湾和辽东，俄德法三国即携手干预，迫使日本把已经入嘴的辽东吐了出来。原因在于，欧洲列强无法接受尚未加入列强俱乐部的日本在中国独大。在中国东部沿海地区，列强虽然均有吞并中国之心，但具体利益不一致，相互牵制和协调的结果是“门户开放，利益均沾”，各国主要发展自己的势力范围，而不是割让中国的领土。但在其他列强鞭长莫及的亚洲内陆地区，俄国吞并了大量中国土地，主要依靠海军力量侵略中国的其他列强就很难作出及时的反应。包括康有为在内，许多晚清的思想家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国际局势下展开思考的。
——维也纳体系对世界各国做出三个等级的划分：欧洲列强是第一等，相互之间签订平等条约；中国这样的既不体现，但也不反对欧洲文明标准的国家属于第二等，欧洲列强可以在获得领事裁判权的前提下与之签订不平等条约；而大量缺乏强有力的政治组织的原住民部落被归入第三等，他们的土地也往往被宣布为无主土地（terra nullius），是西方直接征服的对象。注60这套文明论叙事早在甲午战争之前就已经流布于中国。清朝首位驻外使节郭嵩焘在1878年3月5日的《伦敦与巴黎日记》中写道：“盖西洋言政教修明之国曰色维来意斯德（civilized），欧洲诸国皆名之。其余中国及土耳其及波斯，曰哈甫色维来意斯德（half-civilized）。哈甫者，译言得半也。意谓一半有教化，一半无之。其名阿非利加诸回国曰巴尔比里安（barbarian），犹中国夷狄之称也，西洋谓之无教化。三代以前，独中国有教化耳，故有要服、荒服之名，一皆远之于中国而名曰夷狄。自汉以来，中国教化日益微灭，而政教风俗，欧洲各国乃独擅其胜。其视中国，亦犹三代盛时之视夷狄也。中国士大夫知此义者尚无其人，伤哉。”注61在这段文字里，郭嵩焘不仅仅介绍了当时欧洲流行的三个文明等级的划分，而且还在一定程度上流露出了对这种等级秩序标准的认同。但在甲午战争之前，朝贡体系虽受冲击，仍未倾覆，士大夫主流仍有“天朝上国”的优越感，于是郭嵩焘对西洋文明的推崇，时人多不以为然。但在甲午战争之后，诸多士大夫突然发现，“天朝上国”在列强的眼中原来只有“二等国家”的地位，原来的骄傲一下子被击得粉碎。而这种体验也在一定程度上带来一种颠倒的“华夷观”，即西方现在才是真正的“诸夏”，而中国却已变成了“蛮夷”，这带来的是一种极强的焦虑。
与日本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坚定的反儒教立场不同，康有为寻求的是革新而非彻底颠覆儒教，其方法是将儒教视为整全的、适应于各个时代的思想体系：儒教历史上的荣光不容抹杀，当下的困境有待破解。破解当下困境的关键，是将福泽谕吉视若圭臬的西方文明，解释为有待被超越的“竞争之世”的文明。在全球范围内，西方列强在竞争中占据了主导地位，然而贯穿其内外的竞争逻辑，给人类带来了极大痛苦。康有为1904年《德国游记》直斥道：“竞争之世岂有所谓文明哉？但见为武明耳。”注62同年所作的《物质救国论》论及日俄战争，评论道：“号称为文明，使人敬之重之者，兵也”“兵乎兵乎，人身之衣也，营垒之壁也，文明之标帜也，土地文明之运取器也。”注63这可以说是对19世纪西方“文明的标准”话语背后的帝国主义政治逻辑的直接批判。康有为设想，人类将最终通过向“大同”的过渡，实现对“国竞”时代治理逻辑的超越。天下重归一统的前景，至少会让过于两千多年来习惯于一统之世的中国人重新获得某种确定感。
然而，这个过渡将花费很长的时间，至少在晚近的数十年中，“国竞”的逻辑仍将占据主导地位，这意味着作为弱国的中国将不得不遵循列强设定的游戏规则。同时，要削弱“国竞”的逻辑，就需要推进列国的整合，而那些最善于“国竞”的国家，将成为推进列国整合的担当者。我们可以发现，中国春秋战国走向统一国家的历史经验，悄悄地对康有为的全球秩序论述产生了影响：是秦国，终结了战国时期的纷争，而秦国恰恰是那个将“国竞”逻辑贯彻得最为彻底的国家。当代欧洲的“秦国”又是哪个国家呢？在康有为看来，非德意志第二帝国莫属。这种“以杀去杀”的进路，意味着在给定的时间段内，加强霸权的强度和广度具有内在的合理性。
正是在这样一个前提下，我们可以看到康有为对于其时代的帝国主义逻辑的内化——不是主张当即修改帝国主义的游戏规则，而是希望中国在近期内通过吸收帝国主义的经验，跻身列强之列，在“以杀去杀”的历史进程中不落人后。也正因为对近期目标的这种设定，他的论述常在不经意间体现出对欧洲“文明等级论”和相应的帝国主义逻辑的推崇。在1919年的一封书信中，他指出：“欧美人互相提携而摈斥他种，夷灭菲洲，彼亦自谓内诸夏而外夷狄者也。”注64这已经是康有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与欧美拉开一定距离的论述，他十分谨慎地加上了“自谓”的限定。但在流亡时期，他以德国为典范，对其不吝溢美之辞。在1907年的《补德国游记》中，他热情洋溢地赞美德国“政治第一，武备第一，文学第一，警察第一，工商第一，道路，都邑，宫室第一。乃至相好第一，音乐第一。乃至全国山水之秀绿亦第一”。注65对新兴强权德国的推崇，自然也暗含了他对中国在这些方面皆不如人的看法。甚至其《大同书》中对“大同”的论述，也难以避免上文所提到的颠倒的“华夷观”。一个典型例子，就是《大同书》中对于“人种改良”的探讨，尽管康有为的目的是为了使人种混一，但其建议是“胎教之院皆立于温冷带间，以受寒气而得凝固，得红白而去蓝黑……”注66这显然是预设了白种人最优、黄种人次之、黑种人最低这样一个前提，而肤色之不同，最终源于地理环境和气候，这实际上正是19世纪流行于欧洲的典型的种族主义知识。注67至于像列强一样海外殖民，在康有为看来也是值得模仿的。1904年的《物质救国论》主张，中国需要建设强大的海军，对外开拓，“若南美之广土，实吾之殖民地也”。注68
1892年Edward Linley Sambourne发表的讽刺漫画
The Rhodes Colossus（《罗德斯巨像》）
——维也纳体系既然是为了镇压法国大革命而形成的，剿灭拿破仑的旧王朝君主们显然不会提倡共和主义，而是主张某种形式的世袭君主制。但是，随着欧洲工业化的推进和社会结构的变化，绝对主义日益难以为继。从维也纳会议到1848年革命，许多绝对主义王朝也走向君主立宪制。但从意识形态上说，共和制仍然处于边缘地位。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前，欧洲的主要强国，仍然基本上处于世袭王朝的统治之下。因此，康有为生活在这样一个国际体系下，其中君主制是标配，共和制反而是例外。
一种有代表性的意见认为，康有为对君主立宪制的坚持，原因在于对西方政治思想的理解过于肤浅。这并非公允之论。“西方”本身不是铁板一块，其内部存在多种多样的力量，其总体形态不断经历着演变。君主制（含君主立宪制）是19世纪欧洲绝对的主流政体，只是经历第一次世界大战，德意志第二帝国、奥匈帝国、沙皇俄国“走向共和”，君主制在欧洲的主流地位才发生动摇。19世纪西方列强以“自由贸易”为名打开许多非西方国家大门，但到了21世纪，在中国商品的强力攻势下，许多西方国家大搞贸易保护主义，以阻挡中国商品的进入；19世纪末欧美流行的是社会达尔文主义，是白人文明对于黄种人和黑种人的优越性，而在今天，同样的说法在西方就变成了政治不正确，而“保护少数”“多样性”反而成了流行的“政治正确”（political correctness）。今人认为天经地义的常识，在另一个时代，可能就是异端思维。康有为反对共和制、主张君主立宪，放在今天看起来非常保守，放在19世纪的维也纳体系里，其实是一种相当主流的立场。
康有为不仅一直保持着对自己属于主流的自信，甚至积极复制19世纪欧洲王朝国家干预共和革命的经验。1910年10月，葡萄牙发生共和革命，澳门竖起了共和派的旗帜。康有为致信清廷军机大臣毓朗，提议出兵收复澳门。澳门的法律地位是由1887年《中葡和好通商条约》规定的，该条约称“由中国坚准葡国永驻管理澳门以及属澳之地，与葡国治理他处无异”。严格来讲，中国并非“割让”澳门，而只是允许葡萄牙“永驻管理”，葡萄牙向其他国家出让澳门需经中国同意。康有为在书信中并未就此展开讨论，而是指出，当年的条约是中国与葡萄牙君主签订的，中葡是友邦，而共和派则是友邦的乱党，“吾君主国也，岂宜奖翼篡乱？”注69这一说法透出浓浓的强调王朝正统主义的“神圣同盟”的味道。当然，康有为的终极目的还是要收回澳门，但从形式上，他诉诸了维也纳体系下常见的干预原理，以助友邦平乱为名，还要“行文万国，谓葡君返国复位，即将澳门归还”，以防止其他列强插手干预。注70当然，在1910年，欧洲列强的王朝正统主义相比于一百年前已经大大削弱，康有为使用的政治修辞，体现出他对维也纳体系鼎盛时期的深刻印象。
康有为的宪制思想镶嵌在其国际体系思考之中。他认为自己是在探寻普遍“公理”，而“公理”终究会在时势之中体现出来，在列国竞争的时代，一个国家如果无法在力量上占据上风，其宪制就缺乏普遍性。因此，康有为总是将目光投向在国际体系中占据显要地位的国家，尤其是那些其力量迅速上升的国家，探究其成功之道。这实际上是近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比较典型的思考宪制的方式。
但是，在宪制与国家实力的上升之间，并不仅仅只有单向的关联：究竟是宪制的优越导致了国家实力的上升，还是国家实力的上升，导致宪制运作顺畅，从而看上去比国家贫弱时期更有吸引力？在列国竞争的时代，一种明显不利于国家自存自强的宪制会直接带来国家的衰落，从而很容易显示出其弱点——比如1652—1791年间波兰贵族议会制实行的一票否决权（liberum veto，自由否决权），导致议会经常陷于瘫痪，国家无法作出必要的决策，波兰屡遭瓜分，也使世人看清其宪制存在的根本缺陷。但是，许多制度并没有这样立竿见影的效果，它与国家实力上升之间的关联性不容易识别。当一个国家冉冉上升，呈现出后来居上之势，人们很容易从结果反推，认定其宪制就是导致其强大的原因，乃至于具有可推广性。但这时候的问题是，我们又如何解释采取了同一种宪制的国家，在一个时段上升，然后又很快走下坡路呢？“体制决定论”在解释霸权从一个国家向另一个国家转移的时候，往往会暴露出其解释力的不足。
康有为的思考是否绕开了“体制决定论”的陷阱？答案很难说是简单的是或不是。应该说，康有为广泛的游历，使得他能够采用比较的视角来思考许多制度，从而避免一些直觉主义的推论。他并没有因为英美当下的强盛，就推断其宪制具有多大的优越性，而是注意到两国优越的地缘政治环境给它们带来的特殊条件，从而对其制度的可推广性提出了质疑。他将德国宪制模式视为更具可推广性的模式，其中一个因素就是德国所处的地缘政治环境更典型。然而，在这里，他实际上未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精神贯彻到底，而是止步于对德国地缘政治环境的简单描述，未能深入思考德国作为中欧国家所面临着两线作战的特殊风险，因此也无法预测威廉二世的军事冒险所带来的颠覆性错误。本书将从不同方面还原康有为的宪制思考进路，尽可能呈现出其复杂性。
与此同时，本书也将探讨康有为对于维也纳体系崩溃之后的形势的观察与思考。在流亡海外时期，康有为就已经意识到维也纳体系的不可持续性，但他的视野仍然被维也纳体系的主流政治经验所塑造。在一战摧毁一系列王朝国家，君主制不再是欧洲主流政制之后，他仍然相信现阶段仍应坚持君主立宪制，而反对正在兴起的苏维埃国家与列宁主义政党，在康有为看来，只是“大同义”在一个不适宜的历史阶段的过早出场。这一看法看似镶嵌在康有为自己的“三世说”里，但周游列国的康有为从未踏足俄国的土地，对于苏俄的恐惧，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康有为对法国大革命的恐惧——这正是导致维也纳体系诞生的源初性的恐惧。
但是，在斥责法国大革命的破坏力的同时，康有为没有看到它创造了什么——正是对封建等级的克服和国民爱国热情的激发，使得拿破仑有可能召集规模庞大的军队，并采取比同时代的正统世袭王朝军队更为先进的战略战术，从而横扫整个欧洲大陆。在20世纪20年代，康有为同样关心的是将要到来的新革命的破坏力，而根本无法想象这场自下而上的革命有可能扫清导致中央政府与基层民众之间隔绝不通的种种因素，克服困扰晚清与民初中国的“碎片化”问题，重新塑造一个强大的国家，在“国竞”升级的时代自立自强——这些实际上是他一生追求的目标。
不过，同样的问题在每个时代的思想者身上都可能会存在，不管正在到来的新时代与旧时代有多大的断裂，我们对它的理解，总是不可避免地带上旧时代经验留给我们的“前见”。但如果我们无法准确地把握旧时代和旧体系中那些自我否定的因素，我们就始终无法看清新时代和新体系究竟“新”在何处。康有为清晰地看到了维也纳体系下，“万国竞争”与“大国协调”的并行，看到当“国竞”的范围和强度超出列强协调的能力时，国际体系必将发生衰变。但是，他采取的主要是一个“自上而下”的视角，而非“自下而上”的视角。而这就使得他无法准确地把握维也纳体系的内在矛盾。
首先，康有为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与帝国主义列强之间关系的定位却是有偏差的，他期待中国在现阶段通过师法列强既有的成功之道，上升并最终加入列强，甚至期待并寻求日、英、美等列强帮助中国来推进这一过程；但是，列强需要的是将现有的力量差距凝固化乃至继续拉大，以保持殖民地/半殖民国家作为原料产地与产品倾销地的地位，不会允许中国形成强有力的政治整合中心。因而，康有为效法“纵横家”之所为，屡屡遭到挫败。
其次，康有为重视“以国立族”的“官方民族主义”（official nationalism）的建设，但严重低估了追求“以族立国”的自下而上的民族主义的力量。他的“三世说”所设想的历史进程，是大国不断兼并小国，最终走向全球一统。他在观察德国统一进程的时候，并不是将其视为一个标志着民族主义勃兴的事件，而是强调普鲁士整合诸国，为升平世的区域一体化提供了典范；他在解释19世纪欧洲比利时、希腊、罗马尼亚等一系列新的国家独立的时候，也淡化民族主义的维度，强调这些国家从外国迎立君主。注71康有为对欧洲民族主义因素的淡化处理，与其对革命派的反满民族主义的批评，具有相互支持的关系。在论述中国问题时，康有为强调“满汉同源”，认为在大国竞争之世，中国内部发生民族对抗，只会给列强以可乘之机，所以要淡化民族矛盾，加强内部整合。这些论述背后，隐含着的还是他对世界历史进程的基本判断：列国竞争造成兼并，国家只会不断减少。然而，发展的不平衡、印刷资本主义的传播、帝国之间相互“挖墙脚”的行为，凡此种种因素，都在不断加强某些帝国内部以裂土自立为诉求的民族主义。19世纪的大国协调体系有助于扼杀或限制某些民族独立运动，但既然维也纳体系处于衰退之中，它的这一功能也在不断弱化，当这个协调体系在一战中崩溃之后，民族独立运动蔚然成风。这已经超出了康有为的预料。
第三，虽然康有为的《大同书》从欧美的社会主义者中汲取了许多思想资源，对欧美的工人运动也有一定程度的了解，但康有为只是将工人运动视为社会财富两极分化的伴生现象，其在当下的重要性远远不如“万国竞争”。而在现实世界的历史进程中，在以民族国家形式组织起来的不同的资本—贵族集团相互协调的时候，工人运动会遭到压制。但资本主义始终无法克服发展的不平衡性，当资本—贵族集团相互之间陷入激烈冲突，造成上层建筑趋于瘫痪之时，工人运动也就出现了创造新秩序的可能性。而这正是1917年十月革命的经验。这是一场具有塑造国际体系力量的革命，它不仅改变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局面，而且对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解放，起到极大的支持作用。
然而，19世纪维也纳体系下所酝酿的对霸权的反抗经验，在康有为的视野之中都处于边缘的位置。一战催生了一个新的国际体系，原来处于边缘位置的政治力量，在世界舞台上获得了更大的分量。康有为关注自上而下的统治，轻视自下而上的反抗，其结果就是对这些原来处于边缘地位的反抗缺乏充足的理解，当边缘突然进入中心，康有为原有的理论结构就难以对此作出解释，焦虑和恐惧由此而生。不管后革命时代的学者如何赞赏康有为对革命消极后果的种种预言，铁的事实是，20世纪20年代的康有为，对于国际体系的走向是非常迷惘的，在这一点上，他并不是一个先知。
在美国单极霸权走向没落的今天，看到“万国竞争”的现象并不困难，难的是进一步分析，处于“竞争”之中的究竟是什么样的“国”，这种“竞争”又在酝酿着什么样新的可能性。百年后的今天尚没有出现与1917年同等烈度的剧烈改变国际体系的事件，但是新的事件不会是空穴来风，而必然是旧体系原有矛盾积累的进一步发展的结果。通过回顾康有为观照19世纪与20世纪初国际体系的经验教训，我们或许可以更加深切地体会到更为全面把握一个国际体系内部主要矛盾的重要性。
最后，或许有必要交代一下本书对康有为思想史料的运用。本书主要根据姜义华、张荣华两位先生编校的《康有为全集》，涉及各篇章的成文时间与版本差异，如无特殊说明，以两位先生的考证为基础，另有引用汤志钧、茅海建、孔祥吉、戴东阳等学者考证成果之处，将在文中标明。康有为经常修改乃至伪造自己的历史文稿，倒填日期，从而给研究者准确定位版本和成文时间造成了极大的困扰。本书的努力方向，并非进行新的史料考证，而是在学界已有的史料考证基础之上，对这些史料进行进一步的解读和理论阐释。完全可以设想，未来的史料考证进展，会在某些点上改变解读和理论阐释的方向，从而修改乃至推翻本书的某些论断。但如果本书的阐释能引发读者对于某些未经充分讨论的史料的疑惑，进而推动对这些史料的考证，亦不失为一点微小的贡献。作为作者，我期待这样的场景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