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主编的话

清晨，朝阳透过雾霾，露出无奈的微光。水浸浸的空气闷得人透不过气来。蓦地，耳边传来一声凄厉的蝉鸣。好近啊。举目望去，一只巨大的蝉趴在纱窗上，目光炯炯地盯着显示器，“借问蝉声何所为？”莫非陶醉哲学中？好一只哲学蝉啊。

本期《外国哲学》第一个栏目是“中世纪哲学研究”。这个栏目是本刊长期关注的重点之一。之所以关注，原因有二，其一，到目前为止，国内西方哲学研究界，研究中世纪者为数不多，作品相对较少。可以说，中世纪哲学研究是外国哲学研究相对薄弱的地方。其二，在西方哲学史上，中世纪哲学是非常重要的部分，它承上启下。如果对中世纪缺乏研究，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无法阐释清楚近代哲学是怎么来的；经过中世纪之后的希腊哲学，即文艺复兴时期崇尚的希腊哲学与中世纪前的希腊哲学相比，究竟发生了何等变迁。

本栏目由两篇论文组成。徐龙飞教授的论文“论奥古斯丁《忏悔录》第11卷中时间理论的内在逻辑结构”，主要讨论奥古斯丁如何超越古典、从外在现实的时间论出发，提出独特的主体时间观。作者认为，就思维方式而言，奥古斯丁不仅在永恒与时间之间，而且在现实的时间与构想的时间之间，发现一种内在的关联，这些内在关联也是奥古斯丁时间概念的内在结构。就哲学史而言，奥古斯丁不仅从古典的传统中汲取宇宙论-物理论的现实时间，而且从犹太教-基督宗教中汲取存在论-历史论的现实时间，以填充、阐释和分析本体论的疑难所指的现实时间的某种虚无性；于是，古典传统中的循环论时间观，便奠基在对于同一事物不断循环往复进行观察的基础上。就宗教和神学传统看，奥古斯丁还汲取了犹太教-基督宗教的历史时间观；构想时间的人（精神、灵魂）就立足于历史的时间中，在这一宗教传统中，历史的时间具有别样的品性，这一历史时间观的基础是将人类史视为救赎史，人类历史处于上帝的救赎计划中，这一计划将以一个新的、得救的世界解除陈旧的、已然腐朽的世界。相信读者认真阅读此文后，会对奥古斯丁的时间问题产生深厚的兴起。

杜丽燕的论文“阿拉伯的亚里士多德主义”主要探讨阿拉伯亚里士多德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及其他们所倡导的亚里士多德主义。如果说中世纪哲学研究不太受人关注，那么阿拉伯哲学研究几乎是无人问津。众所周知，十字军东征的重要成果之一，是为西方基督教世界带来了亚里士多德主义，由此才有了西方世界亚里士多德主义的兴起。论文简要说明亚里士多德东部学派和西部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及其思想，着重阐释东部亚里士多德主义的代表人物阿维森纳在必然性与偶然性、灵魂问题、共相等问题上与亚里士多德本人的异同，以及相关问题对后期经院哲学的影响。论文也解读了西部亚里士多德主义代表人物阿威罗伊如何从阿拉伯思想的立场，诠释亚里士多德关于逻辑与真理、形式与质料、灵魂问题的见解。作者表明，阿维森纳和阿威罗伊只是亚里士多德思想的诠释者，他们似乎没有太多的创造性。不过，就是这种诠释，为经院哲学以降的亚里士多德研究，增加了一丝阿拉伯色彩。

第二个栏目是“近代哲学研究”。本栏目由三篇论文组成。第一篇论文是北京大学哲学系吴天岳教授推荐并且翻译的伯纳德·威廉斯的论文“笛卡尔与哲学的历史书写”。本刊之所以刊登此论文，不仅因为作者被哲学界视为当代英国最伟大的哲学家，而且因为此论文提出了一些有趣的、值得思考的问题。作者指出，对于笛卡尔研究，宽泛地说有两种路径：思想史和哲学史。作者告诫说：如果认为上述区分毫无根据，或者以为对一个哲学家的最好的历史研究进路在于这两种研究活动的理想融合，这就错了。“哲学史”的研究路径的特出之处，既在于关心自己的成果是否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哲学，也在于对历时性影响（这个短语本身就特别能让人想起这方面）的兴趣。作者之所以提到哲学史的研究路径，是因为受分析学派哲学史方式的影响，用当下的术语处理过往的哲学。忽视过去哲学与今天之间的那段历史。这种方式也造成了对笛卡尔的误读。当我们用思想史和哲学史解读笛卡尔，很可能会产生两种理解类型中的一种：一种纯粹历史的，另一种很大程度上是年代错乱的。思想史会使我们去了解晚期经院哲学的影响和拉夫赖士（La Flèche）的课程表，或者向我们引介在发展一种恰当的惯性力学中所遭遇的难题。哲学史则会谈及人们如何从怀疑论出发，发展一套非先验论（non-transcendental）的知识论。思想史式的研究自身并不能产生多少哲学，它孜孜以求的，是以简单而安静的方式研究过去。哲学史通常在解除我们的前见（preconceptions）上并没有做得更多。前者本身并不产生哲学；后者产生哲学，但太多时候它产生的是我们的哲学。它们两个都不能帮助我们借用笛卡尔来赢得尼采所说的一种对我们哲学关注的“不合时宜的”认识。相信读者在阅读完全文后，会有不少斩获。

汤姆·洛克莫尔，北京大学哲学系人文讲习教授，向本刊提交了一篇论文：“柏拉图与康德建构主义”。作者把批判哲学描述为对柏拉图立场的反驳和纠正，以强调用一种历史的研究方法来研究康德的思想。本文考察了批判哲学与柏拉图思想之间的关系。作者认为，自己论证了五点。第一，巴门尼德在西方传统哲学之初便提出了深具影响力的知识的权威标准。第二，柏拉图否认由果到因的反向推论，因而也否认通过表象的方式进行认知。第三，康德进而延续了柏拉图对表象主义的否定。第四，康德与柏拉图不同之处在于，他在接受哥白尼转向或者说建构主义时，也否认了认知直观。第五，论证了双重方面论断与康德的建构主义是不一致的。

作者断言，康德既是现代的，也是非现代的。像许多其他的现代思想家一样，他否认理智直观；但又与许多现代的思想家不同，他也反对由果到因的反柏拉图式的反向推论。他的哥白尼式的革命正是一种反柏拉图式的尝试。在康德之前，形而上学实在论一直是现代争论中更受欢迎的立场。然而正如康德所指出的，在他之前从未有过朝向这个目标的任何进步，并且自康德以来再也没有任何进展。因此，随之而来的是，如果我们想要避免怀疑论，唯一合理的途径是，假设主体建立客体。就此而言，康德曾经，也许仍将领先于其时代，因此，我们敢说，他是后现代的。

李伟教授的论文“西欧启蒙时代形而上学的普遍危机”一文，探讨欧洲启蒙时代形而上学的普遍危机。作者描述说，1761年6月4日，普鲁士皇家学院（柏林科学院）向欧洲学术界发布了1761—1763年度有奖征文事宜。从这次征文，作者认为自己看到如下问题：那时形而上学的处境实在不妙得很，都引起了当时最高学术机构和整个学术界的普遍担忧；其次，这种担忧迫使哲学界要为形而上学寻得几何学那样“无可置疑的确然性”。在这两者背后还有两个未经言明的背景：其一，“形而上学，作为理性的自然禀赋，是现实的”，像空气之于呼吸一样，“世界上任何时候都将有形而上学”，“每个人都将以自己的方式来裁剪形而上学”；^a其二，刺激学术界和科学院出此题目的主要原因，那就是自然科学理论的日益精进和巨大成功，尤其牛顿力学，以致促成了18世纪后普遍盛行的“理性自信”甚至是“理性自负”以及“方法至上”的观念。

第三个栏目“现代哲学研究”由两篇论文组成。龚重林博士的论文“德勒兹‘三本伦理学’之释义”，探讨德勒兹的斯宾诺莎伦理学研究。作者讨论问题的基本立场是：德勒兹对斯宾诺莎三本伦理学的探讨是后现代立场。作者指出，必须将德勒兹对斯宾诺莎《伦理学》的比喻：“表征的暗影之书”，“概念的色彩之书”，“本质的光之书”放在其单义性存有（univocity of being）的后现代视域下。换言之，即在同一个存在平面的无限事物表现的内在性（immanence of expression）之动力学重构中，才能够予以适切理解。要之，新的斯宾诺莎哲学既是事物表现性所在的无限光影交织，也是所有差异的内在性之肯定思维，本质是多中见一，一中见多：三本伦理学，同一个缤纷世界。

韩林合教授的论文“郭象自我观剖析——当代形而上学的视野”一文，从当代形而上学的视角，讨论郭象的自我观。作者经过一番细致的对比得出如下结论：郭象对作为流俗自我观之基础的物我之分的消解，是对庄子相关文本的准确解读的结果。不过，他对流俗自我观中有关自我持存性断言的批判，不仅大大发展了庄子的相关观点，而且还与现代哲学中所谓四维事物观和分存论中的一些核心观点不谋而合。

第四个栏目“哲学问题研究”刊登了李博士的论文“解释排斥与因果排斥能否同时成立”。论文讨论美籍韩裔哲学家金在权（Jaegwon Kim）的排斥原则。主要探讨这条原则的认识论版本——解释排斥与其本体论版本——因果排斥之间的关系。作者认为，金在权排斥原则理论在解释实践、对完全解释的处理，特别是属性的解释效力方面存在深层问题。作者断言，解释排斥与因果排斥未必能够同时成立，而放弃解释排斥似乎是一个自然的选择。近年，由于金在权的一些作品被译成中文，因而形成了一个小众研究气候。

“青年之窗”通常刊登青年新锐的作品。本期刊登施璇博士的论文“心灵、广延与位置——笛卡尔关于心灵的说法所蕴含的困难及其解释”。作者认为，学者们从笛卡尔不同文本中归纳出笛卡尔关于心灵问题的三种不同的说法：“心灵没有广延”、“身心具有共同广延”以及“心灵具有位置”，并认为这三种说法在理论上彼此矛盾，不能共融于一套理论体系中。一些学者甚至将之看作为“笛卡尔哲学体系中最脆弱的一点”。作者对此持否定态度。她在文本分析的基础上，试图论证只有第一种说法，即“心灵没有广延”，才是笛卡尔所主张的观点，后两种说法都是不同程度的误读。因此，上述困难并非笛卡尔理论之困难。

温雪博士的论文“萨特的意向性概念——萨特在《形象意识》中对胡塞尔意向结构的批评”，探讨萨特对胡塞尔意向结构的批评。作者认同Coorebyter一种立场，即萨特和胡塞尔之间的主要分歧在于：前者试图在形象意识与知觉这两种意向性结构之间做出“一系列根本的区分”，而“胡塞尔所成功做到的是，相反，使形象意识更接近知觉”。不过作者进一步指出，Coorebyter只关注了导致两者接近的一个方面，即萨特所论述的，胡塞尔将形象意识的质料与知觉的质料相等同；作者认为，他忽视了更为重要的萨特对胡塞尔意向行为-意向相关项意向结构的批评，在萨特看来，意向行为-意向相关项的结构会导致知觉对象无法和形象物区别开来，使得前者丧失其特有的“超越性”或自足性，后者缺失“虚无”或当下不在场的特征。作者指出，这一视角下萨特对胡塞尔的批评，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萨特为何在《形象物》中构建自己的意向性理论时取消了存在于意识之中的质料。这也从一种意义上体现了《形象意识》和《形象物》之间的连续性。刘哲教授向本刊推荐此论文时如是说：“这是一篇非常有现象学理论贡献的学术论文。”

今年的夏天好像格外长、格外热，想到作者们挥汗如雨地辛勤耕耘，真是“力尽不知热，但惜夏日长”。 既感动且不安。轻轻地道一声，辛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