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各章研究的基本问题及贡献

本书研究的中心是“唐朝与中亚的交往”这一课题。这一课题从不同角度可有不同的表述，如唐朝与中亚的交通及其变化；唐人对中亚的认识，中外文献所记中亚诸国方位、道里之差异；唐朝在中亚诸国设置羁縻府州的经过；羁縻州府的设置，对中亚诸胡与唐朝、大食关系的影响；中亚诸胡各国与唐朝的亲疏关系；中亚诸胡与唐朝政治关系的演变及其原因；中亚诸胡入唐朝贡的性质；等等。

第一章，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我着重研究《大唐西域记》所记中亚行程。通过对《大唐西域记》的研究，我发现在人们竭尽心智求证其翔实、可靠之后，玄奘所记中亚行程多数与阿拉伯—伊斯兰舆地文献记述及中亚考古成果不相符合；玄奘所记千泉不能与Abarjaj（或Barjaj）相勘同，笯赤建不能与（下）努舍疆、新城相勘同；玄奘所记白水城、恭御城的方位也有疑问；白水城与Isfijab方位不一。这说明早在唐朝初年，唐人对中亚诸胡国史地等基本情况的了解就有偏差。

第二章，考虑到中外学者（如岑仲勉、苏北海、松田寿男）对《新唐书·地理志》所记道里的研究局限在碎叶以东地区，我把研究视野伸向碎叶以西，着重研究《新唐书·地理志》所记中亚行程。从《新唐书·地理志》所保存的贾耽《皇华四达记》残文看，贾耽所记碎叶—怛逻斯里程比玄奘之记准确，而且路线有所不一。这一方面说明唐人认识的进步，以致《新唐书》编撰者也没有采纳玄奘之说；另一方面说明7—8世纪西域交通路线有所变化。遗憾的是，贾耽所记也有诸多遗误。从玄奘到贾耽，唐人对中亚诸胡认知均存在偏差。

第三章，结合阿拉伯—伊斯兰舆地文献和中亚史籍，着重考辨《新唐书·西域传》所记中亚诸胡史地状况。这种考辨的意义在于，我们可以确定《新唐书·西域传》所记史实的相对年代，确定《新唐书·西域传》所记中亚诸胡国的方位，辨析汉籍与阿拉伯—伊斯兰文献记述的差异，明了唐人对中亚认识的正确程度，并确立对汉文史料相关记载的可信度，避免引用汉籍记述时张冠李戴的现象。本章的贡献在于：

第一，以更多的材料探讨唐朝在中亚建立羁縻统治的历史过程及其统治形式。唐朝以册命中亚本地王公为官的方式，实现其对中亚的羁縻统治，中亚本地政权得以保留和尊重。中亚诸胡完全接受了唐朝的册命，唐朝所册命的官职、王号一般可以世袭。在8世纪50年代以前，突厥人在中亚诸国（如石、安、米国）仍保持较大政治影响；对于中亚诸胡来说，唐朝的册命具有很大政治意义。中亚诸国与唐朝保持着一定的政治、军事义务，而且这种义务早在显庆年以前即已建立。唐朝羁縻统治的建立，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这种义务。史实充分说明，唐朝对中亚诸胡国实现了有效的羁縻管辖。从贞观年以来西曹“愿同唐人受调发，佐天子征讨”，贞观二十一年（647）安国犒师，约永徽年间（650—655）何国愿输粮予唐军等事例看，在贞观末年至永徽年间，唐朝声威确已到达中亚。我们不能以此时唐朝势力尚未到达碎叶一线为由，否认唐朝于648年设置了碎叶镇。

第二，就政治而言，唐人和唐朝政府对九姓胡的王统非常关注。《新唐书·西域传》所记中亚九姓胡政治状况基本可信，且可补中亚史料、阿拉伯—伊斯兰史料记载之不足。汉籍记载年代学上的相对准确性，使我们可以推断九姓胡的政治演变和王统变化。从《新唐书》有关记述看，曹国、米国在贞观年以前尚未独立称国，这反映了河中地区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性。

第三，从《新唐书·西域传》看，唐人对九姓胡中的康、安、石国认识较为清楚，而对曹与东曹、西曹认知较为混乱，对火寻认知较晚。通过中外文献记载的比较研究，我发现唐人所记米国方位与阿拉伯—伊斯兰舆地文献所记Māymurgh不能相勘合；唐人把曹国（西曹）与东曹（苏对沙那）相混淆。就地理方位看，《新唐书》所记康、安、东安、石、史、何、火寻诸国均与阿拉伯—伊斯兰文献所记基本相同，但诸国周邻道里有较大偏差；唐代文献对中亚诸胡国物产的记述，也比较翔实可信。

必须注意的是，对汉籍所记曹国、东曹史实要加以区别。《新唐书·西域传》所记九姓胡诸国道里、方位，有许多讹误。这与曹国、东曹、米国的方位有一定关系。《新唐书》所记道里与《隋书·西域传》较相近，而与《大唐西域记》有较大差异。看来，《大唐西域记》所记中亚里程并不为唐人重视；显庆、龙朔年间，唐朝对中亚的调查和了解（许敬宗《西域图志》，王名远《西域图记》）并不细致、准确。

第四，唐人对九姓胡的宗教信仰及中亚的伊斯兰化基本上并不了解。唐人对九姓胡宗教信仰的认知程度，基本上仍停留在《隋书》的水平。8世纪以来中亚诸国的伊斯兰化，并不为唐朝所了解。《新唐书》、《册府元龟》几乎没有记述九姓胡的改宗之举。这从一个侧面说明，在8世纪中叶以前，唐人对中亚的伊斯兰化程度所知甚少。唐代九姓胡仍以昭武为姓的国家仅有安、东安、米、何、史五国。在唐人看来，汉代康居五小王居地与昭武九姓国有某种联系（安国，康居小君长罽王故地；石，故康居小王窳匿城地；何，康居小王附墨城故地；史，康居小王苏薤城故地；火寻，康居小王奥鞬城故地）。

第四章，通过整理《册府元龟》等汉籍记述，讨论中亚诸胡朝贡与唐朝的册封，探讨中亚诸胡与唐朝的政治关系。中亚诸胡与唐朝的政治关系及其演变，是中亚学界一直关注且未解决的问题。只有解决了这个问题，才能真正理解唐朝、大食与中亚诸胡三者之间的关系。研究这个课题的关键是如何找准双方关系的表现形式。中亚诸胡与唐朝的朝贡关系，从一个侧面体现了双方政治关系的演变。

中亚诸胡入唐朝贡的记述，主要保存在《册府元龟》中，并散见于两《唐书》、《唐会要》、《资治通鉴》等史籍。我通过汉籍的梳理，统计出九姓胡入唐朝贡凡134次，比伊濑仙太郎的统计多出34次，比蔡鸿生的统计多出40次。27我发现，早在唐贞观年间，在唐朝设置羁縻府州之前，九姓胡即已与唐朝建立起较为稳固的朝贡关系，并负有一定的政治、军事义务。唐朝在中亚羁縻统治的建立，在一定程度上使这种义务制度化。唐朝是追随西突厥的足迹，采取和平方式进入中亚的。唐朝以册命中亚本地王公为官的方式，实现其对中亚等地的羁縻统治，中亚本地政权得以保留和尊重。唐朝的册命，还在某种程度上促使了曹、米等国政治上的独立和发展。

九姓胡朝贡的频率、时机及贡品的质量与西域东、西部的政治形势及唐朝势力的进退，有密切的关系。在不同时期，九姓胡的贡次、贡品种类及贡使身份有变化。贡次的变化，说明九姓胡与唐朝的关系有亲疏之分；唐朝在中亚设置羁縻州府并没有加强九姓胡与唐朝的朝贡关系。九姓胡贡品的质量，往往与九姓胡入朝动机有关。汉籍记为“遣使”朝贡的使者，具有九姓胡的国使身份。从九姓胡及西蕃诸国朝贡所请来看，九姓胡对唐朝的朝贡关系主要是一种政治关系。九姓胡朝贡的政治性质，在不同时期有逐步加强的趋势。九姓胡的朝贡，基本上不是如沙畹所称的“以献为名”的商业性朝贡。九姓胡及西蕃诸国的入唐朝贡说明，面对大食的东扩，唐朝有一套应付大食的策略，即利用突骑施的力量，通过赐封、慰抚等手段扶持中亚诸胡的势力，试图组织中亚诸胡抵抗大食的征服，以最少的军事代价维系唐朝在中亚的羁縻统治。从某种意义上说，唐朝道义上的支持，促使了中亚本地民族意识的觉醒。在751年前的西域东、西部地区，虽然唐朝与大食曾有过军事联合（734—736），但是两者之间的关系尚不能定性为同盟友好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