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问题的提出

综观上述著述，不难发现只有极少数研究者对唐代汉文文献有关中亚史地的记述加以整理和研究。即便是这些研究者，他们也很少把文献加以系统研究，致使文献的史料意义限于一时、一地、一事。考虑到有些汉籍记述甚至是7—8世纪中亚诸国史地状况的唯一记述，辨别汉籍记述的真伪，确立汉籍记述的可信度，就显得更为重要。15在构架“唐与中亚”课题研究的宏大体系之前，我们必须首先平心静气地考辨唐代文献中有关中亚以及中亚与唐朝交往的记述，才能使我们的研究视角全面起来，避免使用史料的割裂性和随意性，客观地评价中亚诸国入唐朝贡的性质，准确地判断唐朝在中亚是否有抵制大食东侵的策略。

从上述中外学者著述中可以看出，唐代文献所记中亚诸胡国历史、地理状况是否有误，唐人对中亚的认识是否准确，唐代文献与阿拉伯—伊斯兰舆地文献所记有何不同，中亚诸国与唐朝的政治关系在不同时期有什么变化，它们与唐朝的亲疏关系是否有别，7—9世纪丝绸之路中亚段的走向如何，中外学者鲜有人详加辨析。而所有这些问题的探讨都必须先从研究唐代文献着手。

唐朝国势强盛，盛行探索域外的风气。不但西行僧侣、官员、士卒写出许多有关西域历史、地理、风俗、物产的著述，而且朝廷也派员调查西域诸胡国，编撰出一批有关西域的图志。其中，记述唐代中亚诸胡历史、地理及唐与中亚九姓胡关系的著述有 16：

舆地类文献：李泰《括地志》凡555卷；《贞观方物录》；程士章《西域道里记》3卷；《西域图志》（显庆三年撰成）；王名远《西域图记》；许敬宗等《西域图志》60卷 17；盖嘉运《西域记》；《十道四蕃志》；戴斗《诸蕃记》；贾耽《皇华四达记》10卷，《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40卷；高少逸《四夷朝贡录》10卷；吕述《黠戛斯朝贡图传》。以上诸书、图志，除了《括地志》残文辑存4卷 18，《皇华四达记》序文残留在《新唐书·地理志》，余皆不存原书。行纪类文献：玄奘《大唐西域记》；道宣《释迦方志》；王玄策《中天竺国行记》；慧超《往五天竺国传》；杜环《经行记》。还有《新唐书·西域传》，《旧唐书·西戎传》，《新唐书·地理志》，《旧唐书·地理志》，乐史《太平寰宇记》，以及两《唐书》、《资治通鉴》、《唐会要》、《通典》、《册府元龟》的有关记述。此外，敦煌、吐鲁番文书，唐代碑铭，唐人文集中也保存了一些记述。

上述这些文献翔实记述了中亚九姓胡与唐朝的交往、唐朝政治势力在中亚的进退以及唐代不同时期中亚诸胡国历史和地理等基本史实，反映了唐人对中亚诸胡的认识以及唐朝对它们的态度。通过对这些文献的整理和研究，我们可以确切明了唐代丝绸之路中亚段的走向及其变化，中亚九姓胡对唐朝附属关系的建立、变化及其特点，九姓胡入唐朝贡的性质、意义，唐朝在九姓胡抗击大食斗争中的地位和作用，唐人对中亚认识的正确程度，并确立对汉文史料相关记载的可信度，使“唐朝与中亚”课题研究具有坚实、可靠的基础。

上述这些著述的作者有一些（如玄奘，王名远，慧超）甚至亲自到过中亚。唐人对中亚诸胡的了解，理应是比较全面的。但从现存的文献资料看，在实际上，唐人对中亚的了解相当有限。早在玄宗天宝二年（743），鸿胪卿王忠嗣所掌握的材料仅知西域十几国，且错讹很多 19，以至于贾耽需要在9世纪初重新编撰舆地著作。这一方面说明7世纪唐人有关中亚的著述流传不广，另一方面提示我们：唐代文献记述是否有误？

面对如此浩瀚的文献，要在短短几年内做系统研究是常人所不可能完成的。综览诸多文献，我发现与本课题相关的记述，主要集中在《大唐西域记》卷一、《新唐书·地理志》、《新唐书·西域传》和《册府元龟·外臣部》四篇文献中。前两篇文献详细记述了唐代丝绸之路的走向，以及中亚诸国的相对位置；而且，《大唐西域记》是唐代最早记述西域史地的文献，详细记述了唐初丝绸之路走向和中亚诸胡的情况，《新唐书·地理志》保留了8世纪末中西交通道状况，两者各具代表性。后两篇文献则集中保存了唐人对中亚诸胡国的认知以及九姓胡与唐朝交往的基本史实。这些记载既是唐朝与中亚交往的记录，又是双方交往的历史结果之一，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唐人在与中亚诸胡交往过程中所持的立场、观点。而且，前三篇文献文字上的整理已经完成，《册府元龟》（明本）也基本不需要版本校勘，便于开展进一步的研究。前人在研究这四部史籍时，又留下许多空白，出现一些失误。因此，我决定以这四篇文献为中心，兼及其他汉籍记载，对唐代文献所记中亚史地加以考辨。以文献研究为中心，可以避免研究者在以历史事件为中心的研究过程中取舍史料的主观随意性，从而可以进一步客观、全面地探寻中亚诸胡和唐人活动的历史轨迹。

为了避免与前人研究相重复，我把研究重点放在中亚河中地区。由于文献的相对独立性，所以本书各章也具有了相对独立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