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理説明
劉明輝
一代報人戈公振（一八九〇—一九三五）是著名的愛國記者、新聞學者和中國新聞史研究的開創者。其代表作《中國報學史》於一九二七年十一月由商務印書館出版後，成爲我國第一部系統全面論述中國新聞事業發展的學術專著。這部著作主要取材於徐家匯藏書樓豐富的館藏，特别是晚清以來所出版的中外文報刊，爲戈公振的報學研究提供了大量實物文獻。當年的藏書樓主持者徐宗澤修士（徐光啓後裔）對戈公振的寫作給予了許多幫助。戈公振逝世後，其侄戈寶權和胞妹戈紹怡考慮到戈公振與徐家匯藏書樓的特殊緣分和密切聯繫，於一九五五年決定將戈公振藏書與手稿等文獻捐予徐家匯藏書樓收藏。
一九六三年十月，上海圖書館曾根據這批捐贈的文獻整理編制完成《戈公振先生藏書目録》，共計一五三三册，其中有一批極爲珍貴的中國早期報紙和戈公振手稿及其與文化名人的往來信札。“戈氏文獻”原在徐家匯藏書樓辟專室收藏，上海圖書館淮海中路新館落成後，移藏於上海圖書館歷史文獻中心（手稿入藏於中國文化名人手稿館）。今年適逢商務印書館創立一百二十周年，上海圖書館在年初開展了館藏商務印書館與張元濟相關文獻的專題收集整理，以籌辦紀念商務印書館創立一百二十周年和張元濟誕辰一百五十周年館藏文獻展。於是，“戈氏文獻”再次進入了我們的視野。這批文獻包含的手稿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戈公振新聞研究著作《中國報學史》殘稿和因商務印書館遭日軍轟炸而未及出版的《世界報業考察記》遺稿。今年初春，戈公振先生後人來館查看先人文獻，中國文化名人手稿館給予了熱情接待，並商議值此商務印書館創立一百二十周年之際，重新出版這部八十六年前寫成但從未面世的《世界報業考察記》。經手稿館領導批准後，得到了商務印書館的積極回應與支持，決定予以整理出版，以此紀念商務印書館館慶和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八十周年，緬懷這位名垂青史的愛國報人。
館藏《世界報業考察記》遺稿放置於一個扁方盒内，其中包含《世界報業考察記》稿本、校勘表、用於出版的插圖照片（附原信封），以及戈公振親自參與設計的封面和版式樣稿等。從遺稿上“自序”的落款時間看，書稿完成於一九三一年二月十日。商務印書館於該年五月二十六日收到此稿。從遺稿封面注明的“第一編”字樣推測，戈公振還有續寫這部書稿的打算或此後已有續編。《申報》曾於一九三一年二月二十四日以“戈著世界報業考察記第一編不日即可出版”爲題刊發報道：“中國報學史作者戈公振氏歸國後，以旅外二載考察所得，將關於報業者編爲《世界報業考察記》一書。書分五編，包含報館、通信社、報紙教育、記者待遇、國際報界合作等問題。茲第一編爲倫敦及紐約泰晤士報參觀記，附北岩爵士小傳，已交由商務書館印行，不日即可出版。”亦可應證。
遺稿中的文本至少呈現出三種筆迹。根據比對館藏戈公振其他手稿和戈寶權信札，初步判斷文本的主體除戈公振親筆外，另有戈寶權和其他人協助謄抄的部分，這些字迹整潔連貫，改動較少，戈公振對抄稿進行了修改補充，紙面上形成了完全不同的字迹。從本館所藏戈寶權致戈公振的信中可證實，《世界報業考察記》在寫作的過程中曾得到戈寶權的協助。根據筆迹和内容判斷，文後的勘誤表即出自戈寶權筆下。勘誤表中所提到的頁碼行數與正文不相一致，據此推測這是針對此書校樣的一份記録，由此可證當時此書已發排。從編輯書寫的統計字數、字號及商務印書館鈐印看，此稿是正式排印前的最後一稿。半年後的一九三二年初，“一·二八”事變爆發，日軍轟炸上海，商務印書館是罹遇定點炸毁的文化機構之一。《世界報業考察記》尚未面世，排印稿即遭毁失，令人扼腕。
此番首次面世的《世界報業考察記》包括全部遺稿的影印件和全書整理稿兩部分。在整理過程中，如遇明顯的錯字，或在原字後加括號註明正字，或以腳註形式予以説明，其餘人名、地名、專有名詞以及雖與現今出版規範有違但不致引起歧義的字詞，均遵照原稿所書整理，以盡可能保留書稿原貌。因字迹漶漫而致整理者無法辨認的，以□形式表示。本書的整理和校訂，得到了商務印書館編輯和本館同仁的指導和幫助。戈公振後人孫戈先生利用往返各地出差及照顧老母親起居的間隙熱情參與完成文字識别及附件圖片的辨識工作。在此向他們致以誠摯的感謝和敬意。
據鄒韜奮回憶，戈公振在彌留之際還心系報業和國内時局，對凝聚自己多年心血的《世界報業考察記》文稿念念不忘：
他很輕微地很吃力地説：“韜奮兄……我的身體太弱……這次恐怕經不住……我有幾句話……”他的聲音非常地微弱，且因氣喘漸甚，斷斷續續地説，我俯着頭把耳朵就近他的嘴邊才聽得出。我想這是遺囑的口氣，便插着説，馬蔭良先生也來了，我去請他來一同聽，他説好。於是我們兩個人就同在榻旁忍淚靜聽他説。同時他的妹妹伏在他的枕旁淚如泉湧地哀痛着。他接着説：“我的著作……《報學史》原想用白話寫過，現請你叫寶權（戈先生的侄子，現在莫斯科考察），替我用白話寫過……關於蘇聯的視察記，大部分已做好……也叫寶權接……你知道他是……很好的……還有關於世界報業考察記，都已有，可惜還未寫出來……現在只好隨他去。……” 〔一〕
對於這份囑託，戈寶權表示：
多年來，由於種種原因，我也無法實現他的遺願。首先當他逝世時，我正在蘇聯任《大公報》的駐蘇記者；及至一九三七年“七七”抗戰爆發，我從蘇聯返回後，即在漢口和重慶的《新華日報》工作，我的叔父生前搜集的書籍和資料，當上海成爲“孤島”時，都寄存在徐家匯的天主教堂，我直到五十年代後期才初次見到這些遺物。其次，建國以後，由於工作關係我經常來往於國内外各地，不可能來鑽研他的遺著和遺物。三來，他遺留下來的資料很多都是斷簡殘篇，片言隻語，不易編整成文。……〔二〕
如今，這部湮没了八十六年的新聞史遺著重現世人眼前，由書稿的保藏單位——上海圖書館和今天商務印書館的工作人員攜手接力，完成戈公振與戈寶權叔侄兩代人未竟的遺願，彌補當年書稿毁失無法付梓的缺憾。這是圖書館文獻工作者的責任與使命，也是商務印書館出版精神的百年傳承。
當年，一位日軍司令曾説：“燒毁閘北幾條街，一年半年就可以恢復。只有把商務印書館這個中國最重要的文化機構焚毁了，它則永遠不能恢復。”今天，這部“炸不毁”的書稿浴火重生，珍貴的史料展現於世人面前，作爲整理者和一名圖書館員，我既激動又自豪。是的，人類文明的成果是無法徹底消滅的，一代報人走南闖北歷經艱險付出的汗水和心血是無法泯滅的，從中更可感知手稿文獻的歷史價值和出版事業的歷史意義。能參與本書的整理出版，我深感有幸，同時在目睹先賢手澤時，亦由衷地敬佩戈公振先生對中國新聞事業的貢獻。從一九二七年《中國報學史》的出版到二〇一七年《世界報業考察記》的正式問世，商務人續寫一代報人跨越九十年的文字因緣，實爲中國出版史值得銘記的一段歷史和一篇佳話。
向戈公振先生及戈氏家人致敬，向張元濟先生和商務印書館爲中國文化繼承和發揚所做出的貢獻致敬。
二〇一七年七月二十四日
于上海圖書館中國文化名人手稿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