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

出人意料的是，事态发生了新的转机。继任总统杜鲁门行事迅速、果断，他虽然不具有罗斯福总统的伟岸气度，而令人钦佩的是，他以不露声色的信心接下了巨人未能完成的使命。他态度坚决地反对政治解决纳粹首脑，只愿意在审判程序上稍作让步。这是通往纽伦堡之路的关键转折点。

杜鲁门接受了三位部长1月份的关于战犯的备忘录，将它确立为美国政府的政策，并且他不准备对此规定有大的改动。在战争罪行的程序或审判的使用问题上，美国政府内部已不存在纷争，杜鲁门下决心要把事情确定下来。

1945年春，欧洲战场的反法西斯战争即将胜利，美国在战场上占据着军事和经济上的领导地位。美国政府从而在所有重大的事务上，坚定了行动的决心和信心。

5月上旬，罗森曼肩负着说服英、苏、法三国接受美国战争罪行审判计划的使命，参加在旧金山召开的联合国大会。美国政府坚定不移的决心加强了这项任务的艰巨性。而在此前的4月29日，联邦最高法院法官罗伯特·H.杰克逊（Robert H. Jackson，1892—1954）同意领导欧洲战争罪行起诉的全部工作；5月2日，杜鲁门总统签署第9547号行政令，正式任命他为美国代表和起诉轴心国战犯的首席检察官。这不同凡响的头衔，以及被任命人的卓越身份，都无疑表明美国不愿再有任何拖延。而在幕后，美国参谋人员的准备也同样果断。几周来，一个以伯奈斯上校为首的美国联络小组，已经将美国的审判计划制订成一个行政协定⁷¹草案，准备提交给旧金山会议上的其他盟国代表。

英国政府又一次错过了因罗斯福去世而带来的大好时机。尽管伦敦政府在4月中旬已经知道史汀生一直坚持进行审判，而且英国驻美大使也提醒到，美国要求对战犯问题立即采取行动的呼声越来越强，但它仍然决定谨慎行事。甚至当杜鲁门总统决定实行审判的消息传到伦敦时，西蒙大法官最初的反应还是想劝说美国改变立场，采用立即处决的方案。这些事项都使英国政府的处境极为被动。

5月2日，率领英国代表团参加旧金山联合国大会的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拍紧急电报，就第二天要召开的关于战争罪行问题的三大国外长会议向内阁请示。英国政府讨论了该问题，并同意，如果美国和苏联明确赞同审判，英国就不继续坚持反对立场。随着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死亡，一些内阁成员断定：美国关于共谋和犯罪组织的审判计划可能会提供一套程序，保证快速而有效地解决问题。因此，内阁原则上接受该意见，同时希望在英国政府达成一致意见之前，让美国承担责任，“拿出一套切实可行的措施”。英国政府官员也都深信，美国人已经设计好了一套完美的审判方案。⁷²

5月3日，在一次特别会议上，罗森曼把行政协定草案出示给苏、英两国的外长莫洛托夫和艾登。艾登坦率表示，如果苏联也支持审判，那么英国准备放弃其反对意见。因为苏联一向主张审判，并且在旧金山再次重申这个决心，美国就把艾登的发言视为英国对审判问题的正式而公开的答复。

因此，在美国人看来，原则性问题已经解决，其余要争取其他盟国同意的问题就只涉及方案的具体内容，即犯罪组织起诉是美国审判方案的核心，控告的罪行主要是“共谋”，同时也把侵略战争和其他罪行纳入起诉范围。

外长们不想亲自过问具体问题，他们同意由来自三大国的专家与一名法国代表一道，立即讨论美国的行政协定草案。5月，四强盟国的法律专家召开了第一阶段的探讨会议。罗森曼试图迅速达成决议。然而，不出所料的是，许多问题提了出来，引起计划反复进行修改和重新起草。由于种种问题涉及各国的根本利益，导致专家们行动拖沓，外长们谨小慎微，因而不能代表政府赞成最终的修改计划。美国想在旧金山会议上达成最后协议的愿望破灭了。

战争罪行问题的中心又一次移到了华盛顿，开始由杰克逊专人负责该项任务。自此，杰克逊的名字与纽伦堡审判紧密地连在一起。可以说，没有以杰克逊领导的美国起诉团的推动作用，审判国际战争罪行的法庭就无法组织起来。⁷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