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

罗伯特·H.杰克逊（见图5），宾夕法尼亚州人，早年自学成才成为律师，踏入政界之前在纽约州从事律师工作，1938年任美国司法部副部长，1940年任司法部部长，1941年担任联邦最高法院助理大法官。罗斯福对他评价甚高，人们也公认他是一名了不起的法学家。

相对其不凡的履历和经验来说，杰克逊的个性和他的法律观，对审判进程更具重要意义。他后来的英国搭档，戴维德·马克斯韦尔—法伊夫（David Maxwell-Fyfe）爵士这样评价：“用最恰切的词来描述，他是法律浪漫主义者。因为他，律师业抛弃了阴暗的强行推销和玩弄手段的一套做法，自然的正义、理性和人权等优良传统盛行一时。”⁷⁴他崇尚法治，并投入极大的热情和精力，积极支持审判纳粹首要战犯的设想，以及最近提出来的审判方案。多年来，他一直怀有一个热烈的信念，认为亟须改革国际法，把它由一堆纯粹的愿望转变成一套行之有效的规则，用来治理国家的行为。他深信，只有国际法才能确保人类和平的实现。

杰克逊丝毫不怀疑侵略战争是犯罪行为，并应该成立法庭审判发动战争的人。早在1941年，他在一篇论文中直率地写道：“仅仅因为我们不设立法庭来审判被告，从法律和正义角度对待所有战争才没有变成现实。”他坚决主张，诸如《国际联盟盟约》和《凯洛格—白里安公约》这样伟大的国际协定，不应该变成一纸空文，必须通过国际制裁赋予其生命。“如果不对违法者施以惩罚，如果禁止其他国家援助受害者，那么这样的国际法体系必然是画地为牢，根本不能维护人类渴望的持久和平。”⁷⁵ 一年后，他再次强烈呼吁采取国际行动增强国际法的权威，首先用来制止战争。他明白一套机构亟待创设，他也很了解法律专家们都不愿大胆尝试。杰克逊的内心很坚定：“最拙劣的法律程序较之于最好的暴力手段，更能减少不公正。我们宁愿不要一个完美的国际法庭和立法机构，即便在立法不公的情况下，也不能将起诉诉诸暴力；我们不能坐等法庭完善无缺后，才来制止人们用武力解决纠纷。”⁷⁶

这些话并不意味着杰克逊轻易满足于次好的选择，他只是不希望有任何因素阻碍公开审判的进行。他一再强调，真正的审判必须以明确的正义的传统为基础，必须遵循为崇尚法律的人们所普遍接受的原则和方法。1945年4月13日，怀着罗斯福总统未竟的遗愿，杰克逊在美国国际法年会上发表纪念性演说，他倡导对首要纳粹战犯进行审判，并纯粹以证据为基础证实他们有罪或无辜；他反对立即处决的方法，主张严格依据普通法传统，这种传统要求无罪推定，直至以无可争议的证据证明罪行的确立。他说：“如果在未证实有罪的情况下，你不愿意释放一个人，那么基本原则要求你一定不要动用司法程序来审判此人；如果你无论如何都要处死一个人，审判将毫无用处；然而，世界不会对仅仅为了判罪而组织的法庭产生任何敬意。”⁷⁷

杰克逊这一系列言论的发表正合时宜，在白宫看来，他无疑是担负眼前重任的最合适的人选。因此，杜鲁门总统邀请他全权负责战争罪行的起诉工作。杰克逊经过通盘考虑后欣然受命，他充分认识到这项任务的重要意义——他将在历史的一个重要关头，肩负使命充实国际法，并依据法律奠定世界新秩序的基础。他要为道义和法律进行一次圣战！

杰克逊在任命正式下达后，立即全力以赴地投入工作。5月8日德国投降后的几天内，他一方面轻易地击退了财政部企图推翻审判计划的最后一次尝试，另一方面，说服军方推迟对次要战犯的处理，使其与自己的行动协调一致。

杰克逊迅速组成了起诉的高层领导，主要包括：罗伯特·斯托里（Robert G. Storey），西德尼·奥德曼（Sidney Alderman），美国头号情报机构——战略情报局⁷⁸的创立者和首任局长威廉·多诺万（William Donovan）将军，以及从陆军部调来的伯奈斯上校。这些人可以从任何部门挑选专家帮助准备起诉案，但他们不对任何部门负责，他们只听命于杰克逊，而杰克逊根据特殊任命，独立开展工作，只在总体上对总统负责。这个工作组开始筹划美国起诉团的构成，并着手收集犯罪证据。战略情报局与国务院达成了材料收集的联络协议。另外，多诺万答应在大量情报局的辅助队伍中挑选起诉人员。

在如此广泛和强有力的支持下，杰克逊开始主动出击，希望最终解决难题。他认定问题的根源在于同盟国外交政策的迟钝和无能，而要使问题得到有效的解决，必须施加更大的压力。在杰克逊的推动下，国务院命令驻伦敦、巴黎和莫斯科的美国大使，分别敦促盟国政府接受美国的计划，并任命与杰克逊对应的首席检察官。美国还派出一连串的特使，其中包括杰克逊自己，出访到伦敦催促英国政府采取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