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研究意义

一、 理论意义

自20世纪70年代，以段义孚为代表的人本主义地理研究者重新将“地方”引入了人文地理学研究（Tuan，1975），地方认同即受到地理学者的持续关注（Proshansky，1978），与其相关的概念包括地方感、地方依恋（Williams and Roggenbuck, 1989）、地方依赖（Gibbons and Ruddell，1995）等。地理学者亦从多个视角对地方认同进行了不断深入的探讨。在中外相关数据库中进行关键词检索，发现自1999年起，国内以地方认同为关键词的研究数量偏少（附录A—1），特别没有检索到将节庆与地方认同同时作为关键词的研究。而对英文文献的检索结果显示，已有几十项研究在节庆、节事或民俗节庆背景下探讨地方认同（附录A—2）。事实上，在日常文献积累与阅读中，确实发现国内有少数几篇有关民俗或节庆的研究涉及地方认同概念，成为本文的重要参考文献。地方认同将个人身份与地理环境联系起来，是一个复杂的多维概念，包括有意识和无意识的观点、信念、偏好、感觉、价值观和目标，以及行为倾向和技能等（Proshansky，1978）。但是，环境心理学在研究地方依恋及其相关概念时对地方本身的特性关注不足（Lewicka，2011）。地方认同受外部力量与本地因素交互作用，在时空维度上具有动态建构性（Said，1994），地方在人文地理的语境中是一个抽象的学术意象（朱竑、钱俊希和陈晓亮，2010），但是地方概念中所承载的文化意义是地方内涵中的一个重要方面。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社会空间组织正发生激烈的变革，社会各类群体都积极地参与到各类社会空间的建构中，并由此生产出地方的文化意义，这一过程难以避免地涉及政治权利关系与权利斗争（朱竑、钱俊希和封丹，2010）。基于地方性文化意义的社会文化再建构越来越多地被人文地理学者所关注，而地方性意义和地方认同可能由居民对过去的记忆和对未来的想象等共同建构（Borer，2010）。节庆常常被视为地方营销的工具和城市再定位的策略。然而节庆是否会丧失其地方性成为地理学者讨论的重要议题。本书理论意义在于从“新文化地理学”视角入手，以广州城市民俗节庆为例，探讨不同行动者在民俗节庆中所拥有的权力及相应的权力关系，揭示谁拥有文化表征权力，谁的文化记忆和传统得以展现，由此建构出何种的地方认同，从而透析在全球化与中国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变化背景下，地方性与地方认同再生产过程中的政治与权力关系，并比较分析不同民俗节庆地方认同建构过程是否存在差异，以及差异的原因何在等话题。

二、 实践意义

面对全球化、城市化进程等现实冲击，从国家到地方均开始关注地方性文化的挖掘与重构。中央宣传部、中央文明办、教育部、民政部和文化部于2005年6月17日发出文件要求重视传统节日、弘扬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这充分认可了传统民族节日在增强民族凝聚力和认同感中的作用^注1。广东省自2002年即提出建设文化大省的目标，强调重视本土岭南文化以提升广东文化软实力^注2。2008年11月，广东省政府部门首次组织专家学者对广府文化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和探讨，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和中共广东佛山市委宣传部则在广东南海召开了广府文化研讨会，2009年12月28日首个省属广府文化研究基地在佛山挂牌成立^注3。面临经济全球化，城市经济的发展、物质环境的改造与变迁等对广府文化本身造成了很大冲击，特别是原有的粤式生活方式日益淡化，广府文化的表现形式日渐模糊，广府文化的重要遗产日渐式微甚至有消亡的危险。作为广府文化和岭南文化的中心，广州在挖掘地方性文化资源的过程中，将广府文化研究提上日程，于2012年2月正式挂牌成立广府文化研究中心。同时，广州作为多元文化中心，其文化建设目标为“具有高度包容性、多元化的世界文化名城、具有高度文化认同的首善之区”^注4。正如历史学家、中山大学陈春声教授在接受《南方都市报》的采访时说：“我们面临的困难包括市民的文化认同和现代市民意识有待于提高。广州市民较为讲究平时的生活，比较讲究日常生活的舒适，对超越生活经验的抽象思辨比较缺乏兴趣，有时他们在言谈举止间容易给不了解岭南文化的外来人以没有文化的感觉。广州每年都要接收许许多多从外省来的新居民，新移民对这座城市的文化认同感和现代市民意识的提升，（这）也是文化建设的瓶颈之一。此外，文化资源破坏性建设的局面有待改变。”^注5民俗节庆的复兴和繁荣被当作良方试图促进地方认同的建构、促进不同文化背景的社会群体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实现文化融合。

然而，打着广府旗帜的城市民俗节庆中，不同行动者如何借助其所拥有的文化表征权力，书写他们所理解的广府文化？如何建构独特的地方感与地方认同？这是一个充满协商与争议的过程。探讨这一过程将有助于传承广府文化、树立基于广府的地方认同，并一定程度上增强地方不同群体对地方文化的骄傲感、归属感、认同感等，因此具有较大的现实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