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解国富论(201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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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国富论》中两块相互依存的“基石”
自利与合作

斯密认为,在为自我利益进行经济交换的各方也并非纯粹是竞争对手,因为它们仍要依靠合作与协作。自我利益只有在协作的经济交换中才有意义。

在《国富论》的开始部分,斯密对自我利益的4个特征已经进行了解释。接下来,他清楚地区分了自利的行为与贪婪的活动。他谴责富人的道德堕落,这些人不把他们的资本进行投资,推行高昂的价格,破坏了节俭之风,并且导致资本的减少。高价对于公共利益不利,而贪婪则阻碍了良好的经济表现。因此贪婪与运行良好的制度背道而驰,应该被劝阻或防止。按照斯密的观点,自我利益应该受到节俭的制约,而节俭则是谨慎的美德。“奢侈都是公众的敌人,节俭都是社会的恩人。”斯密奢侈与节俭的观点与古典经济学家曼德维尔关于人们奢侈的行为最终会导致社会和社会成员共同繁荣的思想是背道而驰的。

按照斯密的观点,促使我们行动的动机并非仅仅是自我利益,还有想获得尊重的欲望。的确,我们尊重并崇敬社会福利,我们为经济福利进行竞争的动力来自于想得到他人赞同的欲望。根据《道德情操论》的说法,这种欲望来自于社会感情。然而,斯密同样注意到,这种欲望一部分是对他人好运的忌妒,他认识到我们总是敬仰富人而回避穷人。因此,在《国富论》中,希望得到赞同的欲望就取代了自私的、非社会的和社会的这三种感情的地位。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关于劳动分工的分析就是自我利益和社会利益互相交织的一个例证。“这种劳动分工⋯⋯是人类倾向缓慢而逐渐造成的结果⋯⋯互通有无,物物交换,互相交易。”这种倾向促使我们同他人进行合作,而这样做同样是为了我们相互的好处。合作的自然欲望鼓动我们同他人进行物物交换,与此同时,又在交换中追求自我利益。这样一种制度同样对每个人都有好处,因为通过专注于自己的技巧,每个人都可以提高生产率,并用自己的特殊劳动交换物品。正如斯密关于这一点所说的:“分工的结果,像其他方面的分工一样,对从事各种职业的居民都有利益。”

弱肉强食的市场经济

斯密在《国富论》中对富人道德堕落的谴责,是因为他隐约意识到了市场经济必然会将自然界的弱肉强食法则运用到人类社会中来。人类社会中进行自然的强弱淘汰,也即社会达尔文主义。地球上不但存在公平竞争条件下的弱肉强食,也存在不公平竞争条件下的弱肉强食,特别是后一种使人类的生存变得异常残酷。

穷人与富人之间的马太效应

由于每个人的地位、财富、社会关系、所受教育等方面各不相同,就算处于公平的制度下,每个人都追逐个人利益的社会必然是一个弱肉强食的社会,很容易使社会出现严重的两极分化。假如社会制度不公平,那么弱肉强食的现象会更加严重。

穷国与富国之间的马太效应

经济的全球化导致全球两极分化加剧,金融危机频繁爆发,其实质是使富国国内的贫富矛盾转移成为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南北问题”。

马太效应

《新约·马太福音》说:“凡是少的,就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凡是多的,我还要加给他,叫他多多益善。”因而这种“贫者愈贫,富者愈富”的现象被称为马太效应。有一个形象的比喻——滚雪球。如果你是幸运的,你的雪球会越滚越大;如果你是不幸的,你的雪球总会滚到热带去。

亚当·斯密同样注意到,经济交换不可能在自我利益的“真空”里进行,同样也要求合作和协作。在对生产资料的4种用途——生产、制造、运输、销售——进行区分时,斯密写道:“这四种投资方法,相互有密切的关系,少了一种,其他亦不能独存;即使独存,亦不能发展。对于全社会的福利来说,亦是缺一不可。”按照斯密的说法,这种合作也可以在城镇居民和农夫之间发生,城市为农村提供贸易和制造品,农民和农村则为城市提供食品和原材料。双方都从这种自然的、互利的安排中得到了好处。这里所举的例子中,合作既是自然的,同时也是为了推进人们的自我利益。

因此,人们的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通过合作、劳动分工、物物交换和贸易而相互一致。虽然利己主义似乎在经济交易中占据主要地位,但是,自我利益却并非是唯一的动机,合作既是自然的,也是关键的。斯密认为人们从本性上既受到自我利益的推动,又具有合作倾向,这些利益很少是互不相关的。

斯密还进一步区分了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私人利益是个人或群体的利益,这种利益不考虑整个社会或公共福利。公共利益则同等地关心社会和每一个社会成员的利益。这种区分对于讨论市场的效率和公平是十分重要的。

斯密认为,并非每个人都会同样关心他人是如何想的,每个人的合作态度也并不相同。有些人很自私,另一些人则根本不关心他人,但仍然有一些人并不自私,甚至具有自我牺牲精神。但是,斯密也认为,没有人会一点儿不考虑他人,没有人可以丝毫不考虑社会的压力或者同他人进行交换、协作、合作的欲望。

亚当·斯密论市场经济与道德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并没有把追逐个人利欲的行为排除在道德领域之外。他不仅承认出于同情、仁爱动机的行为具有道德价值,而且也认为出于自利动机的行为也同样具有道德价值。他重申了资本主义的商业精神能促进社会财富的增长,而商业的本质中有道德的基础,会对社会习俗和道德风尚起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