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存在主义作家克尔凯郭尔曾为我们讲述过一个颇耐人寻思的故事。该故事的大意是，有一个人，直到在一个美好的早晨一觉醒来发现自己死了的时候，他几乎还不知道他曾经生存过呢。实际上。这一故事乃是以一种不无黑色幽默的方式，对人类一般生活状态的无情揭露，是指生活在世俗中芸芸众生，虽然身为一个个的人，由于被无所不在和无人可以逃逸的普遍之无个性的“常人”生活方式所规定，他们却压根从来没有活自己的活，而是活了人家的活，他们的生活从来没有“自我”，没有“自己”，以至于“至死不渝”，以至于“至死不悟”！

相比之下，李贽是幸运的，他是一个例外。他不仅死了自己的死，他也活了自己的活；他不仅选择了艺术般的死，他也选择了艺术般的生，乃至他的人生同样堪称真正的行为艺术家的人生。他的一生，以一种人世间鲜有而又生动的范例和个案告诉了人们，作为一个生活在现实体制内的“方内之人”，如何可以依然保持着自己的生命的自由和人格的尊严，而成为超越现实体制的“方外之人”，尽管其间受尽磨难，一生坎坷，尽管这种磨难与坎坷如他说的那样，“将大地为墨，难尽写也”，并使李贽这位“有泪不轻弹”的英雄汉子每当提及而为之“鼻酸”。

这就把我们带到了李贽那无往不游，无往不艺的一生，也即如他的别号“卓吾”、他的别号“非一”所点破的那样，活出了特立独行的自己，而非活出了随人仰俯的一般常人的一生。

这种极富传奇性的一生，首先体现在他那包括其结缡相随的妻子在内的很多人都为之莫解的辞官之举。本来，在中国古代社会，“学而优则仕”素被读书人视为人生之正途。更何况在中国官僚政治空前强化的晚明社会，“官贵民贱”更成为大家有目共睹的事实，万世不移之公理。因此，为了荣登仕途，多少读书人甚至不惜悬梁刺股地挑灯夜读，多少自命不凡的英豪之士亦为之摧眉折腰地随人俯就，因为无论贤或不肖，他们都无不意识到“亲属之荣悴以此，人身之轩轾非他”。李贽同样也不例外。作为一个自供“质本齐人”、从不讳言“我爱钱”的凡人，李贽并不鄙视荣华富贵，他也像其他人一样华山一径地走上读书入仕之途，而一度穷困潦倒的人生经历，也许使他比一般人更加切身地体会到唯有高官厚爵才是其实现人生的通衢达道。那么，为什么在他备历艰辛，从河南辉县县学教谕一步步升为四品姚安知府之后，在他的仕途似乎看好而开始飞黄腾达之际，却出乎众人意料地做出了甘放林泉、挂冠而去的抉择，而且这种抉择的决心是那样的义无反顾，那样的万牛莫挽？

为了回答这一问题，让我们不妨看看李贽就此的自述。在其“感慨平生”一文中，李贽说，“夫人生出世，此身便属人管了。幼时不必言，从训蒙师时又不必言；既长而入学，即属师父与提学宗师管矣；入官，即为官管矣”。故他明言其辞官之举，理由是那样的简单：“缘我平生不爱属人管”“是以不愿属人管一节，……乃其本心实意”。

由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李贽对八十日便赋“归去”诗的陶渊明推崇备至，虽谦称“陶公清风千古，余又何人，敢称庶几”，同时又说“然其一念真实，受不得世间管束，则偶与同耳，敢附骥耶”！而把陶渊明引为自己的同道。同时，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李贽在其《藏书》“鲁连逃隐于海上，曰：‘吾与富贵而屈于人，宁贫贱而轻世肆志焉’”处，情不自禁地批出“一生主意”四个赫然大字。这里的“肆志”之“志”即其不爱、不愿属人管之志，或换言之，其自由、自为之志。

因此，李贽的辞官之举既非出于偶发的奇想，也非归因一时的意气用事，而是其矢志于自由这一“一生主意”的忠实体现。正是从这一“一生主意”出发，李贽力倡真正的学问乃是古之“为己之学”“自适之道”，他说：“士贵为己，务自适，如不自适而适人之适，虽伯夷、叔齐，同为淫僻；不知为己，惟务为人，虽尧舜，同为尘垢糠秕”，并称“世间无一人不可学道，亦无有一人可学道者，何也？视人太重，而视己太无情也”；正是从这一“一生主意”出发，李贽严辨“庇人”与“庇于人”的其间轩轾，他提出“且未有丈夫汉不能庇人而终身受庇于人者也。大人者，庇人者也；小人者，庇于人者也”，并立下“若要我求庇于人，虽死不为也”的誓言；也正是从这一“一生主意”出发，李贽讴歌有别于“阉然媚于世”的乡愿者的狂者狷者，仰慕“赤身担当”的英雄豪杰，赞美“独立不惧”“不胶于寻常故辙”的“大过人之人”，认为唯有在这些人身上才能体现出顶天立地的人之铮铮铁骨，也即其所谓的“能自立者必有骨也”，所谓的“贱莫贱于无骨力”，“无骨力则待人而行，倚势乃立，东西恃赖耳，依门傍户，真同仆妾，非贱而何？”

我们看到，这种“缘我平生不爱属人管”、这种对人身自由的追求不仅是李贽“辞官”的真实原因，而且还进一步导致了他的“出家”这又一惊世骇俗之举。如果说前者的行为虽招致非议，但却可以以不甘为“舐痔之臣”、以效尤前贤高士而博得风流名士之美名的话，那么后者的行为则“年来鬓发随刀落，欲脱尘劳却惹尘”，以一种彻底的不执于常道、不见容于世俗的异端举止，使李贽成为万众侧目、万口诽谤的“名教叛徒和罪人”，使李贽从此身陷入“俗不俗，僧不僧”的是是非非的旋涡之中，并为他后来的杀身之祸埋下了深深的祸根。

既然弃官不作、不属官管以获取自由之身，为什么还要进而一意孤行地有家弃家、落发为僧？李贽对此回答是，“弃官回家，即属本府本县公祖父母管矣。来而迎，去而送；出分金，摆酒席；出轴金，贺寿旦。一毫不谨，失其欢心，则祸患立至，其为管束至入木埋下土未已也，管束得更苦矣。我是以宁飘流四外，不归家也。……余唯以不肯受人管束之故，然后落发”。因此，李贽之落发为僧、李贽之出家的原因是再清楚不过了，其依然是出于“不肯受人管束之故”，其依然是为了实现他“一生主意”的自己的独来独往的自由！因为作为一个深谙世道并自称有“二十分识”的真正有识之士，他比任何人都似乎更加独具只眼地参破中国社会根深蒂固的“家国合一”的隐秘，比任何人都似乎更加深刻自觉到州府之官乃“民之父母”，其无所不在、威慑一切的权威已使其属下的每一家乡铸就为铁桶一般的一座座“围城”，编织为天网恢恢无所逃逸的一道道樊笼，而远不是陶渊明诗情盎然的笔下“池鱼”所思念的“故渊”，“羁鸟”所依恋的“旧林”。

这样，“南来北去称贫乞，四海为家一老翁”，这种有官弃官、有家弃家使李贽彻底成为一个他所谓的无权无势的“真光棍”，成为一个他所谓的一贫如洗的“贫乞”，成为一个他所谓的无家可归的“流寓客子”，成为一个他所谓的难以入化的“化外之民”。在别人眼里，他是贫困的，但是在他自己心中，他却是富有的，因为他虽失去别人所眷恋的权势、财富、家室，但却从中挣脱了枷锁，使自己“赤条条来去无牵挂”地获得了他朝思暮想、梦寐以求的他自己人身的自由。对于他来说，前者与其说是对自己生命的占有，不如说是对最终并不属于自己的“身外之物”的追求。对于他来说，后者虽然看似一无所有，却作为一种是自己的东西而可以“万物皆备于我”地从中根生出生命的充裕、人生的万有。美国电影《死亡诗社》里主人公“船长”说，如果说种种社会的职业追求是人维生的条件，那么，唯有自由的诗意的追求才是我们为之生存的原因，才是人生之为人生、生命之为生命的理由。这一席话，与其说是“船长”人生观的告白，不如说恰恰也是李贽自己发自肺腑的人生追求的真实写照。

这种对自由的生命的人生追求，决定了李贽犹如行吟诗人般的一生，他居无定所却又不失其心中之所，他浪迹天涯却从不放弃对人生归宿的追求，也即他比任何人都明白，古代诗人“何处是归程”的真正答案，就写在其永不止歇的脚步下，就写在其“长亭连短亭”的不无浪漫的旅途之中。这种对生命自由的人生追求，决定了李贽像主张“英雄是自己造就为英雄，懦夫是自己造就为懦夫”的存在主义者一样，主张“世间功名富贵，与夫道德性命，何曾束缚人，人自缚耳”，主张“既自信，如何又说放不下”，“信心而游，尽意而已”，而与世俗那种“畏首复畏尾，谁能离兹苦”、那种首鼠两端于身心之间的“两头照管”的人生取向彻底决裂。同时，这种对生命自由的人生追求，也决定了李贽那种在一般人看来不无怪诞的“俗不俗，僧不僧”的自己的行为模式，他“不持斋素而事宰杀，不处山林而游朝市，不潜心内典而著述外书”，虽身处佛门却从未受戒并“无肉不饱”地嗜肉吃荤，虽名为山人却常年跋涉不止地人城近市，虽以禅的“不立文字”为宗却一生著述颇丰，并且“出为议论，皆为刀剑上事”。因此，在李贽身上，我们与其说看到了一个万念俱灰、看破红尘的出世者，不如说看到了一位“酒色财气不碍菩提路”的“狂禅”，不如说看到了一位“大隐隐于市”的“大隐者”，不如说看到了一位他所谓的“不必矫情，不必逆性，不必昧心，不必抑志，直心而动，是为真佛”的“真佛”。李贽出家的目的，与其说是为了图寂灭、慕永生而步入佛的天国，不如说是为了重新找回沉沦于狗窃鼠偷般世俗生活中的自由之身，不如说是为了“混世不妨狂作态，绝弦肯与俗为名”地恣肆其非凡的自我，不如说是为了一如其“僧即俗，俗即僧，好个道场；尔为尔，我为我，大家游戏”、一如其“吾谓当此时，正好学出世法，直与诸佛诸祖同游戏也”所说，以佛为乘，以佛为方便法门，佛国即人间地游戏人生。

萨特讲，现实中实际上从来没有人的自由，自由只能属于一种“精神胜利法”的自由，从而现实从来不是美的，美从来只适用于想象虚构的一种价值。但是在李贽身上，我们却分明看到了一种用他自己的身体谱写出的活生生的现实的自由、现实的美。他在人们趋之若鹜的官场上选择了抽身而退，他在人们回家途上却独自走上了不归之路，他写下《焚书》来吻火，他戴着沉重枷锁以起舞，他在文字狱中如鱼得水地游弋。他的生命本身就是一首浪漫的诗，就是一出令人回肠荡气的戏剧。然而他的诗却不是用笔而是用生命热血来书写，他的戏剧的舞台却不是搭建在戏院里而是搭建在现实的社会之中。他的艺术的一生，就像他的艺术的死一样，不仅使一切意识的艺术，而且也使一切行为的艺术苍白无力，并统统成为画饼充饥的游戏。

儒家讲“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讲“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但是在李贽身上，这一被人视为颠扑不破的人生定律却旋即宣告作古。他无论身处何时都不委蛇于见隐之首，无论身处何位都不让渡度己又度他的佛的“大雄”精神、遂己之生又遂人之生的儒的“仁道”追求。故李贽用自己的一生为人的自由做出了见证，使我们由之在一个自由精神式微、宿命论肆行的世界里，见证到梁启超所谓的“世界有穷愿无穷”，也即世界是有穷尽的而人的意愿却是无穷无尽的，见证到罗尔斯所谓的“自由只是为了自由的缘故才被限制”，也即自由是人类一切行为不可逾越的最终规定，见证到作为存在主义的第一原理的“存在先于本质”，也即萨特所说的“不容有决定论，人是自由的，人就是自由的”这一人生的至极真谛。

因此，“自有凌霄翮，高飞安不得”，正如其诗句所生动描绘出的那样，在李贽身上，我们与其更多地看到一种中国古代图腾文化中“蛇”（龙）的精神，不如说更多地活现出一种中国古代图腾文化中的“鸟”（凤）的精神，而在中国历史上大凡富有自由理想的思想家大多以后者为寄，例如写下“鹏程万里”的《逍遥游》的庄子即其一例。前者蛰伏于大地，以屈伸之道来存身，而后者则翱翔在天际，以突破现实大地的重围。然而，“早知天网恢如许，放出樊笼任意飞”，这是多么勇往直前的一只鸟啊，即使天网恢恢也要振翅高飞，即使不惜折翅也要冲破樊笼，以至于当它最终触犯天条，被关入笼子时，它选择的不是束手就擒，不是悔过自新，而选择的是使自己奋飞的理想与自己的生命一起同归于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