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著名篆书碑刻介绍

甲骨文又叫卜辞或殷墟文字等，是指殷商时代刻（写）在龟甲兽骨上的文字，一八九九年被发现于河南安阳小屯村。迄今发现有大约15万片甲骨，4500多个单字，能够认识的甲骨文有约2500个单字。它孕含了中国书法艺术的基本要素，笔法、结体、章法无不备至。甲骨文象形、象意的“图画性”比较强，一个字往往有繁有简，异构很多。还有不少的合文（即两个字合为一个字写），偏旁部首的写法及位置也常不固定。甲骨文因是以刀契刻的，故笔画瘦硬挺拔，转折处多方折；结构大小不一，错综变化，章法布局疏朗错落，显露出古朴烂漫的情趣。

《毛公鼎》是西周晚期器物。道光末年出于陕西省岐山县。铭文三十二行四百九十九字，乃现存最长的铭文，是研究西周晚年政治史的重要史料，其书法是成熟的西周金文风格，结构匀称准确，结体方长，较散氏盘稍端整。线条遒劲稳健，布局妥贴，充满了理性色彩，显示出金文已发展到极其成熟的境地。李瑞清题跋鼎时说：“毛公鼎为周庙堂文字，其文则尚书也，学书不学毛公鼎，犹儒生不读尚书也。”

《散氏盘》为西周晚期青铜器，因铭文中有“散氏”字样而得名。清乾隆初年出土于陕西凤翔（今宝鸡市凤翔县），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散氏盘铭文用笔粗放豪犷，但并不粗野，而是凝重含蓄，朴茂豪迈。其线质是能将稚拙与老辣、恣肆与稳健、粗犷与内蕴极为完美和谐地结合在一起。结构上呈蜾扁的风格特征。在方整中含有圆意，就其单字而言无一不打破对称、平正的惯例，不仅呈横向的欹侧之势，而且变通常的右高左低为左高右低，字势向右下倾斜。然姿态自然，变化莫测，字间呼应，随势生发，妙趣横生。

《秦公簋》为春秋时期青铜器，出土于甘肃天水秦州区秦岭乡，作于秦景公时。盖内和器内底共铸铭文123字（其中重文3），蕴藏着极其重要的秦早期历史文化信息密码，是一把开启秦早期历史文化信息库的钥匙，具有极高的史学价值，向来为国内外学术界所重视研究。王国维、冯叙伦、罗振玉、郭沫若、商承祚、吴其昌等人都对秦公簋进行过研究。该簋现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秦公簋铭文字体比较均衡，笔画雄浑而端正，笔法整齐而凝重。字体整饬严谨，微曲中求劲健，表现出强悍雄风，是春秋时期秦国篆书的代表作品。

石鼓文是我国最早的石刻文字。因为文字是刻在十个鼓形的石头上，故称“石鼓文”。每石刻有四言诗一首，径约三尺余。内容记述秦国君游猎，故又称“猎碣”。字体上承西周金文，下启秦代小篆。其书风比金文更规范、严整，但仍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金文的特征，是由大篆向小篆衍变而又尚未定型的过渡性字体，在书法史上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其结构严谨而又端庄，大小一致，笔画和布白都有了严格的法度，偏旁部首的写法和位置也已经基本固定，多数字从结体到用笔已经与小篆没有差别或者差别较小。因而石鼓文被历代书家视为习篆书的重要范本，对后世书法的发展有着重大的影响。

秦朝除留下大量的刻石文字外，还有部分“秦诏版”我们今天所说的“秦诏版”是刻有秦二十六年诏铭所有诏版的通称。考古学家考证，流传至今的实物证实，秦诏版诏铭是出自众多工匠之手，铭文大多数纵有行，横无格，字体大小不一，错落有致，生动自然。字迹不完全是当时统一的标准小篆。《秦诏版》的出现是在秦朝刚刚统一东方六国文字的初始过渡时期，它在用笔结构上既有秦代小篆规矩整饬的风范，又保留着大篆文字的某些特点，其与之后的《泰山刻石》、《峄山刻石》那种完全成熟的秦代小篆作品还是有着很大的不同。

小篆又称秦篆，是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推行的官方标准字体。秦始皇在位时，曾五次出巡全国各地，留下了诸多的记功刻石文字。这些碑刻文字都是后人研习小篆书法的极好范本。其中的《泰山刻石》书法严谨浑厚，平稳端庄；字形工整匀称，修长宛转；线条圆健似铁；结构左右对称，外拙内巧，疏密适宜，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它饶有情趣地保留着一丝丝古汉字象形表意的特点，每个字的大小一样，方正整齐，横竖成行，给人以整齐的美感，在汉字书法艺术史上有着相当重要的地位，这种风格的小篆，后人也称为“玉箸篆”。直到现在，它仍然为广大篆书爱好者所喜欢临习的经典范本。

秦始皇于公元前221年（始皇26年）统一六国后，曾先后多次巡行天下，所到之处立碑刻石。此刻石即为登峄山时所立，世称《峄山碑》，由秦相李斯撰文并书。峄山刻石是第一块颂扬秦始皇废封建、立郡县、一统天下功绩的刻石，形式为四言韵文。原石在北魏时即已亡佚，此为宋淳化四年郑文宝根据五代时徐铉摹本复刻于长安者，是为“长安本”。《峄山碑》书法结构横平坚直，在章法布白上行列整齐、规矩和谐。笔画停匀刚健，后世称为“铁线篆”，其风格端庄严谨，一丝不苟，整体统一规范、从容俨然、强健有力的艺术风格与当时秦朝的时代精神是一致的。两千年来一直被视为小篆正宗。

《祀三公山碑》全称《汉党山相冯君祀三公山碑》，俗称《大三公山碑》。刻于东汉元初四年（公元117年）。该碑书法介于篆隶之间，以篆为主，后人称此碑书法为“缪篆”代表之作，清杨守敬《平碑记》评此碑：“非篆非隶，盖兼两体而为之。”《祀三公山碑》，意在篆隶之间，与汉印文字有相同之处，在汉印中较常见。结体以笔画之繁简而大小不一，纵逸多姿。在用笔上，横平竖直，体势开张而圆转，气魄雄强而富有情趣，转笔处以方折为主，方圆兼用。在平直中也有少数笔画呈屈曲状，笔力雄健、字势宽博，有的字还呈草篆之意，融合了汉印、瓦当文字的装饰之美，展现出一种独特的生涩峭厉的篆书体例。

《汉司徒袁安碑》简称《袁安碑》。碑文为小篆，共十行，每行十五字。于一九二九年在河南偃师县城南二十八里辛家村发现，与一九二三年河南洛阳出土的袁敞（袁安第三子）碑如出一人之手。该碑笔画圆润，线条流畅，骨力劲拔，柔中带刚，字体方正，结构严整，端庄雍容，稳重朴素，是汉代小篆书法的杰作，在汉代小篆中堪称第一。现代书家费声骞评《袁安碑》:“此碑笔画瘦劲，纤而能厚，结体宽博，运笔圆匀，碑字清晰，可供学篆取法善本。

《天发神谶碑》亦称《天玺纪功碑》、《吴孙皓纪功碑》。传为皇象所书。后碑石断为三截，故名《三截碑》。三国东吴天玺元年（公元276年）七月立，原石本在江宁尊经阁下，也有说此碑乃三石垒成，非是断裂。其字为篆书，然皆用方笔，可以说以隶入篆，别为一格。其书起笔方重，有隶书笔意，转折处则外方内圆，下垂处呈悬针状，森森然如武库戈戟，凌然不可侵犯。后世篆刻家对此碑很受启发，多取此碑笔意入印。赵之谦“丁文蔚”一印便有此意味，后世认为赵之谦这方印还启发了齐白石，从而形成了大刀阔斧、斩钉截铁的齐派篆刻风格。

《三坟记》，唐李季卿撰文，李阳冰（李季卿之子）书。唐大历二年（公元767年）立。碑文两面刻，篆书，二十四行，行二十字。原石早佚，宋时重刻，现存陕西省西安碑林。此碑书风承李斯《峄山碑》玉筋笔法，以瘦劲取胜，结体纵势而修长，线条遒劲，笔画从头至尾粗细一致，婉曲翩然，为李阳冰代表作。在唐代篆书中，李阳冰成就最高，谓之“铁线描。”清赵宦光云：“阳冰得大篆之圜而弱于骨，得小篆之柔而缓于筋。”清孙承泽又云：“篆书自秦、汉以后，推李阳冰为第一手。”但以今天的审美眼光来看，《三坟记》的篆法显得有些板滞，情趣和个性都略嫌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