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遗迹遗物与历史

曾经有人写过科学幻想小说，说希望出现时间隧道，穿过时间隧道就能够回到古代去，亲身体验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一切。还有人设想，根据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地球上发生的事，都通过光以每秒30万公里的速度向太空传播，如果人乘坐的飞行器能够超过光速，就可以赶在光的前面，看到过去。理论上可以这么讲，将来能否实现还是另一个问题，但为什么大家对此都那么向往呢？其实就是很希望看到已经消失的历史现象。从这个角度讲，遗迹遗物就起到了这个作用。

遗迹和遗物的优点是不言而喻的，它们本身就是最好的历史证据。对商朝的王陵史书上缺乏具体记载，很多方面前人一无所知。但是随着河南安阳殷墟遗址的发掘，对商代的墓葬制度和有关情况有了实物可考，足以弥补文献的空白。对秦始皇陵墓，尽管我们可以从《史记·秦始皇本纪》中看到相关的记载，但无论司马迁写得多么生动、多么准确，在没有看到秦始皇陵之前总不会有一个真实的印象和概念。但看到了秦始皇陵，尽管它已经经历了2000多年的风雨，仍不难想象当年的浩大工程和奢华程度。秦兵马俑（图1.5.1）的发现和发掘，更为我们解开了不少难解之谜，使我们对秦朝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有了更具体的了解。

图1.5.1 秦兵马俑一号坑军阵（局部）

1974年陕西临潼秦始皇陵东陪葬坑出土，由步兵、战车、骑兵及统帅部组成。

遗迹和遗物的缺点也是显而易见的。首先，能够保存到今天的遗迹和遗物绝对不可能是全部，也非原貌，只能是其中的一部分，甚至是一个很小的片断，具有很大的偶然性，而且往往已有了很大的改变。当然，遗址和遗物的完好程度受到种种因素影响，既为它们所存在的环境所制约，也取决于它们本身的质量。例如，由于日本人早就信奉佛教，战乱中一般不会破坏寺庙，所以很多寺院还保留着盛唐时代建筑的整体风格和结构，收藏在寺院中的书籍文书也相当完整。古埃及、古希腊、古罗马的建筑都使用石料，著名的胡夫金字塔，建于公元前26世纪，迄今已有4600年的历史；位于雅典卫城原址的巴台农神庙，建于公元前447～432年；古罗马的大角斗场，建于公元70～82年，迄今都已有2000年左右，虽历经天灾人祸，这些建筑的主体结构依旧巍然屹立。而中国就找不到这样古老的建筑，中国古代的建筑大多是砖木或土木结构，既容易倒塌，又常常会在变乱中遭焚毁，所以现存最早的木结构建筑山西五台县南禅寺大殿，也只是唐建中三年（782）所建，距今仅1200余年，唐武宗“会昌灭佛”（841～846）时，因地处偏僻才得以幸免。它与山西五台县佛光寺东大殿（建于公元857年）和拉萨大昭寺（建于公元7世纪中叶）同为硕果仅存的唐代建筑，而汉唐宫阙至多只留下房基柱础和残砖碎瓦而已。

其次，遗迹遗址最大的缺陷就是没有人，只有物，它是凝固的过去，而不是活着的过去。而人恰恰是历史活动的主体，这些实物离开了人，也就不成其为历史。近年四川发掘了三星堆遗址，最近又在成都发掘了金沙遗址，都有许多惊人的考古发现。但千万不要以为，这样就能解决一切历史疑问。要真正使这些遗迹遗物起作用，关键还是要复原当时的人在这些环境中的活动，了解他们为什么要制造这些建筑和器具，利用这些建筑和器具干了什么。谭其骧先生说过：“历史好比演剧，地理就是舞台。”（见《<禹贡>发刊词》，载《禹贡半月刊》创刊号，1934年3月，图1.5.2）某种程度上，遗址就是舞台，但在上面演什么剧，还是取决于当年生活在这个遗址上的人。在同样的舞台上，同样的条件下，不同的人，甚至同样的人，可以做出完全不同的理性选择，产生完全不同的后果。

图1.5.2 《禹贡半月刊》创刊号书影，1934年3月1日出版。

所以，如果离开了文献记载，完全依赖于遗迹和遗物，很多问题还是找不到答案，也无法据以复原比较完整的历史。在这一点上，历史学不同于考古学，不是认识了遗迹遗物本身就够了，而是要通过遗迹遗物来认识历史或发现历史。

当然，遗迹遗物所起的作用非常之大，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它能够使我们直接面对过去曾经存在的实物。尽管与历史长河中所有曾经存在过的实物相比，能够遗留下来的本来就不多，能够为考古工作者发现的就更是一个不完整的片断，但由于更完整的东西早已不复存在，片断就尤为珍贵了。

通过技术手段，可以对遗迹遗物的若干方面作出科学的鉴定。生物体在死亡后，其组织中吸收的来自宇宙射线的碳同位素C14会不断衰变为N14，其半衰期为5730±40年，对于遗迹遗物中的植物和动物残体、木材、纺织品等，只要测出C14的含量，就可以鉴定它们的年代，但适用范围在5万年以内。随着技术的进步，现在已经可以做到几千年的长度中只有几年的误差。即使这样，仅仅依靠遗迹遗物和相应的技术手段也不能将它们完全复原为历史的一部分。

还必须注意，虽然遗址是固定的，但遗物是可以移动的。在甲地发现的遗物，完全可以来自乙地，甚至相当遥远的地方。如中国古代的玉器，很多是用产于新疆和田的玉石为原料的。就是普通的铜和铁，也未必产于当地。先秦的不少青铜器在当时都是“国之重宝”，不但世代相传，而且也是敌国掠夺的对象（图1.5.3）。一国的重器因其战败或灭亡而被掠至他国，甚至多次转移的现象也屡见不鲜。越国、吴国铸造的兵器质量高、名气大，越王剑和吴王就会在战国楚墓中出土。1956年在湖北江陵城北纪南城（楚郢都）遗址的数百座楚墓中曾出土大量兵器，其中在望山1号墓出土的越王勾践剑（图1.5.4）长55.7厘米，剑首向外翻卷作圆箍形，内铸11道极细小的同心圆圈，剑格正面用蓝色琉璃，背面用绿松石镶嵌出美丽的花纹，剑身饰菱形暗纹，近格处有两行鸟篆铭文：“王鸠浅自乍甬（越王勾践自作用剑）。”虽然埋藏了2400余年，出土时仍寒光闪闪，毫无锈斑。吴王夫差（图1.5.5）出土于马山5号墓，器身有八字错金铭文：“吴王夫差自乍甬”。此外还出土了“越王州句自乍用”“鄂君用宝”戈等。难道因为出土了越国、吴国、鄂国的武器，就证明这些楚墓的所在地就是越国、吴国或鄂国的疆域范围吗？同样道理，某地发现某政区的官印或封泥，并不表明该地当时就属某政区，种种偶然因素都可能使这枚印流落他乡。以此类推会得出十分危险的结论：墨西哥可以被当作历史上中国的一部分，因为那里发现的中国瓷器数量甚多；而西安也有属于古代波斯的可能，因为那里出土了波斯银币也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前些年有报道说某地农村老太太喂猫的碗竟是真正的元朝青花瓷器。如果按照某些人的逻辑，那么那位老太太的家岂不必定是元代建筑？

图1.5.3 司母戊鼎

青铜礼器，1939年河南安阳武官村出土，是商王文丁为祭祀其母“母戊”所铸，重875公斤，为目前发现最大的青铜器，现藏北京中国国家博物馆。

图1.5.4 越王勾践剑

图1.5.5 吴王夫差

正因为如此，对同样的遗迹遗物，不同的人可以做出完全不同的解释，有的莫衷一是，有的却是非立辨。如同样看到中国石器时代的遗物，有的西方学者会认为它们主要与西方的器物相似，应该来源于西方，提出了中国文化的西来说。而中国学者和另一部分西方学者则认为，这些器物虽与西方的有某些相似之处，但存在根本区别，应该产生于本土。全盘西来显然未必正确，但究竟是独立产生还是存在早期的影响，还值得今后进一步探讨。关键的问题首先是具体的证据，其次是正确的认识。

瑞典著名的地质学家和考古学家安特生（Johan Gunnar Andersson,1874～1960）从1914年至1924年在中国任北洋政府农商部矿政顾问期间，曾调查了北京周口店化石地点，成为发现“北京人”考察工作的起点。他在河南渑池仰韶村发现了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还在甘肃、青海调查发掘大批新石器时代至青铜时代的遗址，把以上的发现分为齐家、仰韶（半山）、马厂、辛店、寺洼（卡约）和沙井6期，并推测它们的绝对年代。他是较早从事中国新石器时代研究的学者之一，对中国的考古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但由于受到当时的方法论和考古资料的局限，他对中国史前文化的分期做过不正确的判断，又根据已发现的文化与中亚、西方的相似之处主张中国文化西来说。但以后随着考古资料的丰富，安特生对中国文化西来说的观点有所纠正，曾强调中国从仰韶文化经过商代直到今天，在人种和文化上是连续发展的。从今天已有的考古成果看，安特生的“中国文化西来说”无疑是站不住脚的，但这并不能否定安特生对中国考古学的贡献，应该将安特生的观点放在当时的资料和认识条件下来认识。由于中国人一贯以“天下之中”“天朝大国”“炎黄子孙”自居，加上旧中国长期遭受西方列强的凌辱，所以一般知识分子对“中国文化西来说”有着本能的反感，有的还将这种观点与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联系起来。在当时的条件下，这种情绪不难理解，但现在我们应该认识到，这不是科学、实事求是的态度。其实，帝国主义虽然也进行文化侵略，但关注的还是现实的利益，并不强调历史与现实、文化与政治的一致性，反而多数倒是被侵略、被殖民者自作多情。西方殖民主义者的殖民地几乎遍及整个非洲，但从来没有人声称非洲文化西来说，倒是有不少西方人承认西方文化中有非洲移民带去的非洲文化的影响，还最早提出了人类起源于非洲之说。同样，日本帝国主义自明治维新后接连发动侵华战争，直到占领半个中国，但也从来没有宣扬中国文化东来说或日本来说，依然承认日本文化受惠于中国文化，天皇即位的诏书照样使用中文，从“明治”到目前的“平成”，所有的年号都还是从中国古籍中找来的。

本来，对遗物、遗址和其他文化遗存的判断有不同意见是完全正常的，有些争论由于双方的证据都不是很充分，短期内是无法做出完全令人信服的结论的，有的可能永远都无法得出结论。但随着考古发掘的扩大、考古研究的深入，还是可以越来越明显，或者在此过程中取得新的成果。但有些人往往会将这种纯粹的学术问题与狭隘民族主义情绪和所谓的“爱国主义”联系起来，或者为了迎合某些现实的需要，故意突出某些观点，曲解史料，甚至伪造证据。这样做不仅违背了学术道德和历史学的基本原则，对中华民族和中国的根本利益只会带来不必要的损害。近年来一些人根据在美洲墨西哥玛雅文化遗址中发现的一些器具，认为它们渊源于中国，坚信周武王灭殷商后，数十万殷人集体渡海东至美洲，建立了新的国家。“印加人”即“殷家人”，而印第安则是“他们念念不忘殷地安阳，见面时互以‘殷地安’三字存问”。其实，自盘庚迁殷后，商人一直是称其首都为殷的，安阳是战国后期才在殷墟附近形成的城市，时间约在公元前3世纪，离殷商之亡已有好几百年，他们怎么会预见到几百年后有人称他们的故都之地为安阳呢？莫非是用甲骨占卜而知的不成？而且，这位先生可能根本不知道，1492年，哥伦布为了开辟前往东方的新航路，率领西班牙船队到达美洲时，以为他们来到了印度，所以把当地人称为Indian，即印度人之意，我们音译为印第安，而不是这些民族的自称，这更说明了这种望文生义胡乱联系的荒诞无稽。有人还根据墨西哥金字塔的照片和山东少昊陵的照片“有极大的相似之处”，认为这证实了“中美洲文明主要继承的是太昊八卦太阳历和少昊扶桑金星文明，以及殷商文明”，把这称为“墨西哥和中国人的因缘”。可是他们大概没有想到，古埃及的金字塔远比少昊陵的建筑年代早，数量也远比中国少昊陵一类“金字塔”多，那么为什么墨西哥不能从埃及引进金字塔呢？如果墨西哥的金字塔是从中国引进的，那么中国的金字塔又是从哪里引进的呢？再说，现存的少昊陵的建筑时间远比殷商时代晚，而且石砌“金字塔”在中国又绝无仅有，究竟是谁学谁呢？这位先生又说“他们按照故国殷地安阳建立了新的家园拉文塔，建立太阳神庙，把殷商的文化一一搬了过去”。令人费解的是，位于今河南安阳小屯村一带的殷墟遗址早已经过充分发掘，出土的甲骨文数以万计，却从来没有发现什么“拉文塔”或“太阳神庙”这类“殷商文化”的记载，更没有发现任何实物。殷墟已发掘了大量商王的宫殿、陵墓和其他建筑，都是木结构、夯土地基或墙壁，与墨西哥的石建筑截然不同。要说地理条件，殷墟离太行山很近，很容易获得花岗石原材。退一万步说，即使几万年前有人从今天中国的领土到了美洲，那也不能说是“中国人”，因为当时根本还没有“中国人”的概念，至多只能说是中国人的祖先，但不能否认他们也是其他国家人的祖先。即使殷人真的迁到了墨西哥，并且繁衍成了以后的印第安人，这也只是一段远在3000年前的历史，并不会增加此后的中国人的光彩。同样，要是中国人没有最先到达美洲，要是印第安人不是殷人的后裔，也不会造成中国人的损失，不会给今天的中国抹黑。

对遗址、遗物和文化特征，我们还应该注意到，人类的早期文化都有一定的共同性，特别是在地理环境相似的地区。但这种共同性并不意味着同源性，如果只是根据一些简单的特征就认定它们的源流关系，往往会犯先入为主的错误。例如，全世界绝大多数语言中，对父亲和母亲的称呼发音都极其相似，都含有Pa（或Ba）和Ma的语音，尤其后者更为明显。如英语中的father, mother（正式）, daddy, mammy; papa, mama（非正式）；法语中的Père, Mère（正式）, Papa, Maman（非正式）；西班牙语中的Padre, Madre（正式）, Papa, Maman（非正式）；德语中的Vater, Mutter（正式）, Papa, Mama（非正式）；捷克语中的Otec, Matka（正式）, Táta, Máma（非正式）；津巴布韦修纳语（Shona）中的Baba, Mai；南非祖鲁语（Zulu）中的Ubaba, Umama；日语中的パパ（papa）, ママ（mama）；朝鲜语中的阿爸吉、阿妈妮；汉语中的爸爸、妈妈；等等。这大概是由于小孩子发这两个音，特别是ma这个音最方便的缘故。人类早期文化中一些特征显然也是与其最方便、最容易创造出来有关，因为人类总会具有一些共同的生理特征，如此即便互相隔绝的原始文化也会具有一定的共性，自然不能轻易当作同出一源的理由。否则，像南非祖鲁语对父母称呼的发音类似于“吾爸爸”“吾妈妈”，是否会有人以此为据来论证南非的祖鲁人是中国人的后裔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