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文字与历史

符号和抽象化的图画进一步发展，最终就产生了文字。最初的文字往往还是形象的，只是图画的抽象化和规范化。如果进一步抽象和规范，就与图画完全分离了，成为一种纯粹的记录手段。

目前所知中国最早的文字是甲骨文，一般都认为甲骨文是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首先被当时在北京的学者王懿荣从一些被用作中药材的“龙骨”上发现，第二年得到认定的。学者们追根寻源，才知道这些“龙骨”来自河南安阳附近的小屯村殷墟，原来这里正是商朝后期的都城所在，距今已有3000多年。商人非常迷信，出征、渔猎、婚嫁、祭祀诸事都要占卜，先将龟甲或兽骨钻孔，然后放在火上灼烤，根据甲骨上的裂纹形状来判断卜兆的吉凶，最后将占卜的内容刻在甲骨上，所以甲骨文绝大多数是占卜记录，被称为甲骨卜辞（图1.4.1），非占卜的记事刻辞为数不多。到现在为止，已经出土并收集到的甲骨共有10万多片，发现单字5000余个，经考释后能大致了解意义的约2000个。20世纪70年代，在陕西扶风和岐山交界的周原遗址陆续发现西周甲骨17000片，其中有刻辞的300余片。在山西洪洞坊堆、陕西长安张家坡、北京昌平白浮村和房山镇江营、河北邢台南小汪等地也零星出土过早期的甲骨文。

从世界范围看，在西亚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苏美尔地区，经过1000多年的演变，在公元前2500年左右形成了一种相当成熟的“楔形文字”，是由芦苇制成的带三角形笔尖的笔在湿泥板上刻画而成的楔形符号组成的。这种符号有500种左右，其中有许多具有多重含义。古埃及人大约在公元前3100年前就有了一种象形文字，到了古王国时期（约前2770～约前2200），象形文字就以三种书写符号为基础：象形、音节和字母。这些文字都比甲骨文要早得多。由于现在我们看到的甲骨文已经相当系统成熟，此前完全可能有了一个相当长的发展过程，就像楔形文字一样，或者此前出现过其他文字。不过，到目前为止，考古学家还没有找到充分的证据。虽然在商朝以前的器物上发现过一些类似文字的符号（图1.4.2），但数量很少，不足以构成文字。在甲骨文之前究竟有没有文字？有什么样的文字？至今还是待解之谜。

汉字的抽象化过程完成得很早，但在其他一些民族中，有的直到近代还在使用象形文字，像云南纳西族的东巴文（图1.4.3），就是目前世界上仅有的几种还在流传使用的象形文字，至今还被东巴经师用来抄经、记事、记账等。象形文字由于还没有摆脱形象的显示，所以适合表达具体的、有形象的内容，对抽象的、无形象的内容就很难表达，或者无法作深层次的表达。而且书写也比较困难，速度不快。但象形文字比较容易理解，特别是在当时当地。

有了文字，历史真正成为了独立的记事手段，以后才发展成为一门学科。因为文字所能表达的内容远远超过了图画，更加超过了符号。在没有录音技术的时代，声音是不可能长期存在的，口耳相传的历史一经说出转瞬即逝，后面的人来重复前面的话，即使主观上完全忠实于原来的内容，也不可能完全一致，实际上只能是掺杂个人因素的新的叙述，更何况必定会有人故意要增添、修改。但后人不可能对此前出现过的不同说法进行比较，更无法追溯其根源，因为人们能够听到的，只是流传到当时的说法，不可能是在此之前的。而有了文字，就有一个相对固定的说法，减少了流传过程中间的变异。用文字记载历史，除了故意要进行歪曲、篡改以外，都能够比较忠实地保持记录者的原意。如果原文被曲解，只要原文还存在，就不难进行比较、分析和研究，而这正是历史学的重要任务之一。

文字的表达能力当然远远高于符号或图画，所能够表达的内容也比口耳相传的更加深刻、更加细致。纳西族的长篇史诗《创世经》，民间口耳相传的故事就不如东巴文记载的完整感人。因为这部史诗长达2000余行，人的记忆总是有限的。书面文字的另一个好处，就是在书写后可以进行修改，最后形成一个符合作者原意的文本，不像说话那样，如果说者辞不达意，或者出现口误，流传下去的就是完全不同于原意的内容了。严谨的史料和历史著作，其文字一般都会经过记录者或研究者的反复核对和推敲，力求能够最准确地记录和传达史实。

文字能否便利地使用和长期保存，固然取决于人们掌握文字的能力，但更受到书写工具和材料的制约。古埃及人因地制宜，用生长在尼罗河畔的纸莎草作为书写材料，两河流域的苏美尔人将文字刻在泥板上，古巴比伦的《汉谟拉比法典》则是刻在黑色玄武岩石柱上的。商朝人的甲骨文刻在龟甲兽骨上，另一些重要文字是铸在青铜器或其他金属器具上的，被称为金文（又称钟鼎文，图1.4.4）。在发明了书写工具后，文字被写在帛（或其他纺织品）和以竹子或木材制成的简、牍上（以前不少人认为竹简上的文字是用“刀笔”刻上去的，这完全是一种误解）。帛作为一种丝织品，分量很轻，容易携带，但价格昂贵，一般人用不起。竹木简牍取材方便，但分量重，每一片上容纳的字数有限，携带也不便。据《史记》记载，秦始皇每天要看的文书，多到要用120斤重的“衡石”来称量。这一方面固然说明他的勤政，另一方面也说明由于当时记载文字介质的局限，这些重量的简牍上能记录的字数不可能很多，所以尚在一个人一天所能阅读完的范围内。古时赞扬一个人有学问，往往用“学富五车”来形容，其实五辆牛车（读书人一般不能用驷马高车）上能装的竹简虽不少，记载的内容却不可能很多。正因为书写困难，所以古人对文字力求简约，几乎到了字字计较的程度，逐渐形成了完全不同于口头语言的书面语言。

纸的发明和普及使文字的传播得到飞跃发展，学术界一般认为东汉的蔡伦是纸的发明者，但近几十年来，考古中也有一些早于东汉的纸出土，目前这个问题还存在较大争议。但我们至少可以这样说，自蔡伦使用树皮、破布等廉价原料造纸以后，价廉物美的纸才成为可能。从此，不仅重要的史料得到记录，而且日常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也产生了大量的史料，也使各类文书、档案、户籍的编制成为可能。中国古代由于实行中央集权制度，即使在纸广泛使用之前，行政管理和日常生活产生的文件也相当可观。例如，位于汉代敦煌郡效谷县悬泉乡的悬泉置（驿站）遗址（今甘肃敦煌五冬乡甜水井南5公里的火焰山下），近年来出土了大量简牍、帛书、纸文书以及墙壁题记，仅汉简的总数就达23000余枚，内容包括：邮书、过所（通行证）、乘传（出行者的身份证明以及用车规格）、诏书、各种官府文书、律令等司法文书，各种簿籍、信札，以及关于西域边塞军事机构、人口、水利建设、自然灾害等内容的简书（图1.4.5）。其中数量最多的是各种邮书，说明该机构的日常邮务产生了大量文字记录。可以想象，当时的原始资料不知要比遗存下来的多了多少倍。这还是以简牍为主的年代，要是纸普及了，文件量肯定还会大量增加。又如，对中央集权政府至关重要的户籍登记，从出土的居延汉简看，汉朝基层政府的户籍登记就比较简单，但到唐朝就有了三年进行一次全国性户籍登记的规定，并由各县逐级上报全部户口册。要是没有廉价而充足的纸张供应，这样的措施是完全不可能采取的。明朝的户籍黄册，虽然到了后来由于各级官员的隐匿、漏报，成了毫无意义的胡编乱造，但还是每十年修造一次，每次都由各地官员浩浩荡荡将这些户籍册护送到南京后湖储藏，到明亡时留下的黄册超过4000吨。

如果说纸的发明促成了史料和史书大量产生的话，印刷术的发明就使史料和史书得到有效的流传。原来只能通过抄写复制的资料或书籍，通过印刷就能成百上千地复制。书籍每传抄一次都必然产生新的错误，所以不同的钞本会有很大的差异，越流传差异越大。而在印刷时，只要校勘精良，同一版本的书籍就不会产生新的错误。而且印刷术的产生使得书籍复制的数量大，流传的范围广，在天灾人祸中一般不至完全灭绝。秦始皇焚书时还没有印刷术，也没有纸，书籍的复制很困难，被毁的书复本不多，大多从此绝迹。到西汉初年征求遗书，有的儒家经典已找不到原书，只能靠老学者凭记忆重新记录整理出来。由于这些以当时通行的隶书写成的文本与后来发现的用先秦古文字书写的钞本篇目、字句等颇有不同，以致形成持续近2000年的“今古文”之争，至今仍聚讼不已，莫衷一是。

但在印刷术发明以后，只要已经印刷发行的书，一般就不会绝迹。有的书被统治者列为禁毁书，书版和存书都被销毁，但民间还会有留存。有的书在国内绝迹了，却流传到了海外。古代有些地方志，在国内已不见踪影，但近年来陆续在海外发现，得以回归故乡，重新出版。如乾隆钞本《越中杂记》，是清代西吴悔堂老人参考了康熙三十年（1691）《绍兴府志》，并以“昔所流览见闻极真者记其间”，保存了不少珍贵史料，目前所知唯一的收藏单位是美国国会图书馆（Library of Congress）。20世纪80年代初，美国斯坦福大学（Stanford University）人类学系的施坚雅教授（William Skinner）将其复印件寄赠杭州大学陈桥驿教授，1983年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自蔡伦发明（或改进）了造纸技术后，纸成为中国文字的主要载体。俗话说“纸寿千年”，实际上现存最早的纸已经远远不止1000年了。中国的传统书写和印刷的材料墨也是相当稳定的，所以只要保管得当，书写或印刷的文字完全可以长期保存。像1900年在敦煌藏经洞陆续发现的数万卷文书，大部分写于唐五代时期，至今已有1000余年了。

尽管纸张是记载文字的很好介质，但它依然有易虫蛀、易霉变、不能防火等等缺点，古人出于能够传之永久、长期使用的目的，或者为了某种特殊的需要，如表示特别隆重、神圣等，将石、玉、金属等材料继续当作记录文字的介质。如中国历来对一些重大的事件或人物都会立碑纪念，在石头上刻上有关文字。古人死后，要在墓前立碑，就是普通百姓也会在墓前立一块碑，至少刻上死者的姓名。魏晋时期，由于官方严禁在墓前立碑，埋入墓室的墓志铭（图1.4.6）渐兴。帝王颁发的重要文告、祭祀文章等，要用黄金、玉石、白银刻成金册、玉册、银册。帝王、官员以至百姓都有用金、银、铜、玉、骨、角、木等各种材料刻制的公私玺印、图章。还有在各种金属器物，如礼器、祭器、用具、武器、工具、仪器、度量衡上铸造或刻制记事或纪念性文字等（图1.4.7）。相对而言，刻在石头上的文字最易保存，这不仅因为石料能经得起岁月风霜的侵蚀，更由于石料一般没有多少再利用的价值，即使要破坏，也只是将碑推倒了事，个别情况下才会被砸碎甚至磨灭。即便被用于修桥、铺路、建房后，文字也还能继续保存。而金属器具则因其本身的价值而被争夺或毁坏，如将金印熔化后当黄金使用。当然如果是一块上等石料，或者当地不产石料因而特别贵重，碑石会被多次利用，磨掉旧文后另刻新文。所以，尽管这类“金石文字”一般比纸本保存的时间要长得多，但与制作者的愿望相反，不少文字最后反而还是依靠书籍的记录、纸张的拓片才保留下来。因为原物被毁后一般不可能再恢复，而一旦用纸记录下来，就有可能通过传抄或印刷的方式复制流传。

中国古代的金石文字特别发达，对它们的研究形成了一门专门的学问：金石学。金石学是考古学的前身，与欧洲的铭刻学相似。早期的金石学偏重于著录和考证文字资料，以达到证经补史的目的，因而从宋代以来的金石学著作中保存了许多有价值的古代铭刻资料。如南宋淳熙三年（1176），宋孝宗追封已去世20余年的抗金名将韩世忠为蕲王，并亲笔为韩世忠墓神道碑题写“中兴佐命定国元勋之碑”，碑文由礼部尚书赵雄撰写，著名文人周必大书，计有13900余字。该碑连龟趺高达10余米，宽2米，民国《灵岩山志》称“碑额之高，碑文之多，均为天下第一”。但历经近千年风雨，碑文早已漫漶不清。1939年，碑身又为大风刮倒，碎为十余块。如今在苏州灵岩山脚下一个苗圃内还能见到这座用水泥拼接的残碑，但碑文字迹早已无法辨认。所幸宋杜大珪所编《名臣碑传》收录了该碑全文，才使我们还能看到原文内容。对大量原物早已不复存在的碑铭，就只能依靠金石学著作了。历代金石学著作记录的金石文字和器物，包括古代传世的各种器物上的铭文、碑刻、钱币文字、印玺、度量衡器、画像石、造像、砖瓦等，它们都是历史记录的一个重要方面。

每一种文字都是一个人群创造的，其使用范围可能逐渐扩大至其他人群。如汉字产生后，先通行于中原地区的华夏诸族中，秦始皇统一六国后，采取规范文字的措施，标准汉字的使用范围扩大到整个秦朝境内。以后，随着疆域的扩大和文化的传播，汉字不但普遍使用于中国，还传到了朝鲜、日本、越南、琉球等地，成为这些国家记录历史的主要手段，所以这些国家的古代史料基本上也都是用汉字撰写的。汉字也是汉文化圈中有效的交流媒介，因为朝鲜、日本、越南等国的知识分子虽然未必能说汉语，却大多数能写汉字、识汉文，所以这些国家的使者来华后尽管语言不通，却能与中国的接待人员及士大夫通过“笔谈”交往。明治维新前的日本知识分子一般都有较高的汉文水平，都能写汉文、作汉诗，所以清朝后期出使日本的黄遵宪、杨守敬等都能与他们进行“笔谈”，杨守敬笔谈的原稿至今还保存在日本庆应义塾大学的图书馆中。

但有的文字只在特定的人群或民族当中使用，随着这一人群人口的减少或被其他人群所吸收，或者本身被强制放弃使用自己的文字，这种文字便会成为死文字，用这种文字记录的历史也会成为不解之谜。如中国历史上建立辽朝的契丹人和建立西夏的党项人都创造和使用过自己的文字，但随着辽和西夏的覆灭，契丹文和西夏文逐渐成为无人使用、无人解读的死文字，直到近代才有历史学家和语言学家重新加以研究，并致力解读。对研究这些人群或民族的历史来说，解读他们的文字是最有效的手段，否则用这些文字记录的历史就将永远消失。

解读死文字最便捷的途径，是找到该文字的或该文字与其他文字对应的字典、辞书。20世纪初，俄国探险家在今内蒙古额济纳旗境内的黑水城遗址发掘出大量西夏文遗书，总计在10万件以上，其数量和文化价值足以与敦煌遗书的发现相媲美，其中就有这一类的工具书。如西夏学者罗瑞智忠等编纂的《文海》（图1.4.8），成书于夏惠宗天赐礼盛国庆三年（1072），是一部解释西夏文形、音、义的字典，《番汉合时掌中珠》是西夏学者骨勒茂才编，成书于夏仁宗乾祐二十一年（1190），是一部西夏文与汉文的双解辞典，这些都是解开西夏文字奥秘的工具。另一途径是通过译文与原文对照的办法，如西夏文的佛经和儒家典籍都是根据汉文翻译的，如《佛说大孔雀明王经》《地藏菩萨本愿经》《毛诗》《左传》等，将这些文字与汉文一一对应，就可以了解它们的含义和用法，进而解读西夏文字。宁夏社会科学院李范文教授编著的《夏汉字典》（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收录了6000个单字（包括异体字），是解读西夏文的重要工具。如果没有这类媒介，直接通过死文字本身来解读，难度就会相当大。而且如果没有一定数量的文字，也不可能解读。即使有人能提出解释，也无法得到证明。

以前有这样的说法，有了文字记载才有了人类的历史，现在回头来看这种说法，还不是很完整。因为前面讲的口耳相传阶段、图画阶段、符号阶段所记载的内容也都是历史。不过同时我们也应该承认，这些口头的叙述，以图画、符号形式记录的历史，如果到一定的阶段没有通过文字记载保存下来，那么它的存在时间就不会很长。更重要的是，在流传过程中，它会越来越不准确。而文字的记载相对而言可以比较长久地保存下来，并且保持其原意。虽然后人的解释可能会有错误，但是只要原文存在，解释出现的错误比较容易得到纠正。不像口头的东西，不可能长期存在，只能根据最后听到的叙述来做出判断。

例如从《尚书·禹贡》开始就有黄河“重源伏流”的说法，意思是黄河发源于西方的昆仑山，流入蒲昌海（今新疆罗布泊）后就潜入地下（伏流），直到积石山才重新发源而出（重源）。张骞通西域后，回来向汉武帝报告，说他在西域见到了一条大河，实际是今天的塔里木河，但后来的学者就将它指为黄河的上源，并且更加坚持了重源伏流说。直到清朝的乾隆皇帝，尽管已经有了元朝都实和清朝阿弥达等人对黄河河源的探寻，并且已经取得了非常接近事实的结果，但仍然坚持这一错误的旧说。不过由于这些说法，包括历代对黄河源头探索的史料都在，所以我们今天不难判断孰是孰非，而且可以从中看出古人探求地理环境的艰难过程，不仅要克服自然的障碍，还必须排除默守陈规的保守观念的种种干扰。要是黄河“重源伏流”只是一种口头传说，那千百年后不知会演化为什么样子了。

文字出现以后，历史记载的方式就有了一个根本性的变化，而且一直延续到现在。尽管我们现在已经有了其他多种记录手段，但还是不可能完全离开文字。在可以预见的未来，文字仍然是人类历史最有效、最基本的记录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