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士”字的初形与初义

“士”的最基本的含义，大约就是成年男子。故士、女每可并称，从士之字又可从女，如婿又作壻，从士。《易·归妹》:“女承筐，无实；士刲羊，无血。”《诗·郑风·女曰鸡鸣》:“女曰鸡鸣，士曰昧旦。”孔颖达疏：“士者，男子之大号。”《管子·小问》:“苗，始其少也，眴眴乎何其孺子也；至其壮也，庄庄乎何其士也。”是少为孺子而及壮则为士，壮字亦从士。《易·大过》:“枯杨生华，老妇得其士夫。”孔颖达疏：“今年老之妇而得强壮士夫，亦可丑辱也。”《师簋》:“殴孚士女羊牛。”此器为周厉王时为伐淮夷之胜利而作，士、女并称，则此“士”必是指男子而言。

对于“士”字之构字初义，学者聚讼纷纭。或谓士字从十从一，推十合一为士，如许慎；或谓士字为牡字之所从，牡为雄畜而士为男子，如王国维；或谓士象阳物，用以指代男子，如郭沫若；或谓士字象插苗田中之形，士通事，男子以耕作为事，如杨树达；或谓士字为人端拱而坐之象，士为官长，如徐仲舒注1；吴其昌考诸字形，以为士、工、王、壬数字形近，均为斧钺之形，又征诸文献，指出斧钺既为战士之武器，又为王权之象征，故可以用以表示士、王。

注1徐仲舒在1934年发表之《士王皇三字之探源》（《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四本第四分）一文中，提出士、王同字，均为人端拱而坐之象；二字如加羽冠之形，则为“皇”字。故王为帝王而士为官长。严一萍在《王皇士集释》（《中国文字》第七册，1962年，台北）一文中也赞成徐说，此说之最有力的证据，是徐氏举出《簋》圈足上花纹及《祖甲方鼎》铭文中，均有二虎夹一王字之形；而严一萍又举出《汉武氏石阙铭图》中有一两虎夹一端拱而坐之人形图像，正可印证徐说。故严一萍认为：“王皇士三字之象人正面端拱而坐之形，至此已成定论矣。”又董作宾以云南拿喜族的麽些文旁证徐说：“现在把麽些文拿来作证，确有正面端坐的字，像‘坐’字，‘王’字，‘帝王’字，‘客’字皆是，同样心理把他写出，自然相同。”见其《从麽些文字看甲骨文》，《平庐文存》卷四，《董作宾先生全集》（乙集）第四册，台北：艺文印书馆，第680页。

郭沫若、徐仲舒、吴其昌三家释士判然不同，但在认为士、王形近或同形一点上，他们是相同的；金文中“皇”字初从士、后从王，就可证明这一点（汪荣宝最初提出皇字上部之“白”原为羽冠之形，郭、徐、吴皆以为是）。此外这里还可以提出一个证据，这就是“吉”字从士，甲骨文中吉字作，而此字上部之，正是屡见卜辞的“王”字；金文中吉字则一律从士。由此亦可佐证士、王初本一字。如此说不误，那么“推十合一”说以及王国维、杨树达以⊥字为士字之说，就不能成立了。

那么，如果士、王形近或同形的话，它们究竟是牡器之象、人端拱而坐之象还是斧钺之象呢？从吴其昌所提供的有关古文字材料来看，士、王同为斧形之说，最有说服力。金文中士、王二字底部一横加厚、两端有锋以像刃部，均与有柄斧钺之头部相似。甲骨文为线刻，而金文，特别是早期金文多作肥笔以象形，更有助于因形见义。如许进雄说，甲骨文“笔画受刀势操作的影响，圆形的笔画被刻成四角或多角状，就减少了许多图画的趣味性”，而金文“有些字形看起来比其前的甲骨文更近图画的性质”。董作宾说甲骨文“已把图画变作符号”了，而商代金文“上面的人形、物形、鸟兽虫鱼之形，样样逼真，俨然都是写生画”。又如裘锡圭所言，金文是“正规字体”，而甲骨文为“俗体字”。后来的一些研究结果，也支持了吴其昌的说法。日人加藤常贤称士、王为斧形说“乃精细之比较研究之结果下而得之结论，最为是也”；又白川静亦以为士与王同为斧形，并驳“端拱坐象”之说：“然金文字形不见人之端坐之象，与王皇字相同，下部为钺戚之象也。”注2林沄认为在甲骨文中王字亦为斧形；范毓周亦本此说，进而提出卜辞中之字即王字之或体，与横置之钺形相似。注3

注2分见加藤常贤：《汉字之起源》与白川静：《说文新义》，转引自周法高编：《金文诂林补》第一册，“士”（编号0050）、“王”（编号0034）条。白川静以端坐人形不见金文驳徐仲舒说，是。至于徐氏以及严一萍所论《簋》《祖甲方鼎》及《汉武氏石阙铭》二虎夹一人形或王字之问题，其实也不难解释。彝铭中既有二兽夹一王字形，又有二兽夹一“中”字之形，可分别隶定为、，皆为“兽”或“狩”字之或体。此“中”为捕杀器之形，那么根据古文字义近形符通用例，此“王”字也应为兵器之形而非人形。但是“王”字既然以斧钺指代君主，它在图案中有时又化为人形（田猎——“狩”——由王主持），这并不妨碍其本义为斧钺。至于麽些文中“王”“帝王”作人端坐形问题，董作宾已先承认，“麽些文是唐宋以来产生的……麽些文字中的象形字和甲骨文中象形字，绝没有亲属的关系的”。

注3参见范毓周：《释》，《西北大学学报》1984年第2期。

正如主张王为斧形的学人所指出的那样，在中国古代，斧钺是王权的象征。如《史记·殷本纪》:“汤自把钺，以伐昆吾，遂伐桀。”“赐（周文王）弓矢斧钺，使得征伐，为西伯。”《尚书·牧誓》记周武王“左杖黄钺”以伐殷。古制天子设有“斧扆”，即画有斧钺图案的屏风。《礼记·明堂位》:“天子负斧依，南向而立。”这表明王权来自军事权力，王来自军事首领。

士、王问题是相关的，如“王”字为斧形，则“士”字也应为斧形。皇字从王又可从士，以及甲骨文中吉字所从之士与王同形注4，皆是其证。斧可用为兵器。《诗·豳风·破斧》:“既破我斧，又缺我斨。周公东征，四国是皇。”郭沫若释曰：“他一去便打了三年，弄得斧破斨缺。”斧又可用为农具。《诗·豳风·伐柯》:“伐柯如何，匪斧不克。”是斧又为斩伐草木之具。石斧（广义的）是初民猎、农、工、战之最基本工具，而氏族社会中成年男子亦同时承担着猎、农、工、战之事，故以斧指代成年男子，义无不通。吴其昌以为士字由战士之义引申为男子，实则初民之成年男子皆战士，无须“引申”。在早期墓葬之中，斧钺已被证明为是男性与首领的标志之物（女性的标志和象征则是纺轮）。而且，斧钺形象属于最古老的图形文字之列，并且有象征氏族首领之意。这当然进一步加强了释士、王二字为斧形的观点。

注4甲骨文中“吉”字除了作之外，又有、等形，明为锐器之象，或释句兵不纳柲之形；↑或释矢锋——皆像兵器。根据古文字义近形符通用例，吉字所从之“士”亦当为兵器，实即斧形。或疑斧形有何“吉”可言。按卜辞中又屡见“利”。利字从刀从禾，以割禾之刀利，引申为人事之“利”；准以此例，吉字乃是以击物之斧利，引申为人事之“吉”也。工具之利钝，关乎人事之凶吉、社会之衰盛，由吉、利造字之义，先民似已深会此理矣。《诗·大雅·卷阿》:“王多吉人”，“王多吉士”，是“吉”恰可为“士”之赞美之词。又《白吉父鼎》:“佳十又二月初士（吉），白士（吉）父乍毅尊鼎，”假士为吉。此皆士为斧形、甲骨文中亦士之初字之证。

古之男性自幼便与斧相关。《诗·小雅·斯干》说生男则使“弄之璋”，生女则使“弄之瓦”，毛传：“半圭为璋”，“瓦，纺砖也”。按圭源于石斧而璋源于石刀，从出土文物可知早期之石斧、石刀形制颇近，故曰“半圭为璋”。弄璋、弄瓦，欲使儿童自幼熟悉工具，学习劳作也。又古少年须及年入学学习，这学校也是族众乡民集会、议事和娱乐的场所。《大戴礼记·夏小正》:“（二月）丁亥，万用入学。……万也者，干戚舞也；入学也者，大学也。”“万”即万舞，亦即干戚之舞，《礼记·文王世子》:“大乐正学（教）舞干戚。”教官乐正通过万舞教少男以干戚，由此礼俗追溯上古，不难推知，使用戚斧曾是成年男子的基本技能。

古代男子二十成人之时，须举行一种成丁礼——“士冠礼”，由此成为氏族正式成员。这个礼节来源颇古，可以追溯到母系氏族时代。士冠礼上要为这位成年男子取字，称“伯（或仲、叔、季）某父”或“伯某甫”，如伯阳父、仲山甫之类。王国维谓，父、甫皆成年男子之美称，父为甫之本字；而《仪礼·士冠礼》郑玄注：“甫或为父，今文为斧。”父乃斧之本字，甲骨文作为手持石斧之象，时或简写作，如父庚又作庚，由此正见原始石斧之形。《师簋》:“王若曰，师。”乃父之或体，从戉从又，为以手执钺之形。注5《说文解字》释父“从又举杖”，不确。至于甫字，《说文解字》:“甫，男子之美称也。从用、父。”甲骨文中何为甫字诸说有异，但金文中甫字皆从父从用，有用斧之意。《释名·释用器》:“斧，甫也。甫，始也。凡将制器，始用斧伐木，已乃制之也。”故父、甫音同义近。父意为斧，甫义用斧，而“士”字恰为有柄斧钺头部之象，三者又同为成年男子之称，是士与父、甫、斧相关。质言之，男子成年加冠为士之后，即可称“父”——“斧”，为其已成部族正式成员，已有能力及义务执斧劳作、征战也。源于石斧的圭、璋又为“裳下之饰”，这亦来自上古成年男子随身佩带石斧的古老习俗。后来这演变为佩玉之习。《礼记·玉藻》:“古之君子必佩玉。……君子无故，玉不去身。君子于玉比德焉。”郑玄注：“君子，士已上。”是士必佩玉，玉源于斧，所谓“于玉比德”，本以能执斧劳作、征战，为成年男子之美德也。

注5父斧关系，可参看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第146—147页对《师簋》的考释，以及杨宽：《冠礼新探》，收入《古史新探》，中华书局，1965年。

指称氏族正式男性成员的“士”，居然与高高在上的“王”同字或形近，这一点或许会引起疑问。但其实这并不奇怪。以指称成年男性之词用作直接称呼之时，往往有尊人或自尊之意。“士”既然是“男子之大号”，亦即男性与战士之尊称，那么以之为氏族首领之称，原是非常自然的事情。这一称呼，意味着他具有高于一般氏族成员的资质，进而就意味着他拥有统辖其他氏族成员的资格了。

古天子、诸侯均可称“后”，王国维谓卜辞中“后”“毓”同字，而“毓”字象女人产子，即“育”之或体。郭沫若发挥其义曰：“后乃母权时代女性酋长之称谓。母权时代，族中最高之主宰为母，而母氏最高之属德为毓，故以毓为王母之称”，“其在母权时代用毓以尊其王母者，转入父权则当以大王之雄以尊其王公”。我们不取郭沫若王字为牡器之象说，而倾向接受王为斧形的意见；但郭氏以为后、王分别来自女性与男性之称，却颇有说服力。就后、王字形来看，女性之属德为生育，男性之属德则为执斧而劳作、征战了；用作尊称，则分别用以指称氏族的女性与男性首领。父系氏族时期男性之成为首领，已不是因为生育，而是由于他的生产与战斗能力了。

古之官称，时或以所掌之人命名。如掌工匠之官称“工”，掌射手之官称“射”，掌诸子之官称“诸子”，掌公族之官称“公族”之类。准以此例，掌士（战士）之官亦称“士”。氏族之中兵民不分，成年男子皆是战士，氏族首领同时也是军事统帅；而古称“士”之官，如“士”“司士”“大士”之类，皆与“刑”有关。古兵刑不分，刑法生于军法，广义说杀伐之事皆属于“刑”。士、王二字皆斧形，而斧钺既象征杀伐征讨的权力，又象征治军行刑的权力。虽然后世兵、刑渐别，但士为主刑之“理官”一点，仍然反映了称士的那些官职最初的军事首领性质。注6“王”是战士的首领，诸士之长，因此士、王初本一字或形近，也在于“士”是战士的尊称。

注6《尚书·尧典》记皋陶为“士”，伪孔传：“士，理官也。”此官又称“大士”。《左传》僖公二十八年：“士荣为大士。”《周礼·秋官》有士师、乡士、遂士、县士、方士、朝士等官掌刑罚。所谓“其附于刑者归于士”。《国语·鲁语》上：“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钺。……故大者陈之原野，小者致之市朝。”韦昭注：“斧钺，军戮。”又《汉书·刑法志》同语颜师古注“陈之原野”句：“谓征讨所杀也。”学人据以揭示，杀伐之事皆属于刑。同时又见斧钺兼为杀伐征讨与治军行刑的用具与象征。故《尉缭子·将理》称：“凡将，理官也。”又《淮南子·兵略》记君主授命将军：“亲操钺，持头授将军其柄，曰：从此上至天者，将军制之。”《周礼·秋官》记士师“以五戒先后刑罚。……一曰誓，用之于军旅。”故《尚书》诸《誓》皆有申饬军法之辞。《甘誓》:“用命，赏于祖；弗用命，戮于社。”而斧钺正是“军戮”之刑具。又《周礼·夏官》有“司士”掌“士治”，“凡其戒令”，“稽士任而进退其爵禄”。此官隶于掌军之大司马，其选举黜陟之责，即当与军事有关，包括“赏于祖”“戮于社”之类。又《牧簋》有“司士”司掌“辟百僚”，“乃申政事，毋敢不尹其不中不井（刑）”。其职责或与刑辟法制有关，合于《周礼》之司士。又《多友鼎》有“元士”多友奉命讨伐猃狁，《簋》中之“士”与仆、射并列而隶于冢司马，亦见称士之官有军事来源，与士为斧形相合。且由称士之官，可以发现早期王者之责任也。

士、王相关，或说指称男子之词与指称首领之词相关，并非古汉语的特殊现象。例如，美洲印第安人的易洛魁部落联盟的军事首领，就是称为“大战士”（Hos-ga-a-geh-da-go-wa）的。古代苏美尔城邦中有资格参加3600（或36000）人大会的全权公民称卢（lu），而另一词“卢伽尔”（lugal）直译为“大人”，此词如与某城邦名称连用，则相当于“王”。如果“卢”可视同于“士”的话，那么“卢伽尔”就相当于“大士”“士师”之类。又如古巴比伦见之于《汉谟拉比法典》的“阿维鲁”（awelum）指全权公民或全权自由公社成员，但有时又包括王室成员、高级官吏，甚至有时就用作首领之称。又如古波斯帝国的国王称为“卡沙拉”（khshathra），此语兼有“战士”之意。古波斯全民皆兵，此语又有“人民”之意。可见在古波斯，士、王也正为一词。“卡沙拉”与古印度的“刹帝利”（ksatriya）出于同一语源，后者为武士阶级之称，是四个瓦尔那的第二等级，国王就属于这一等级。这一等级又称“罗阇尼亚”（rajanya）——王族，而“罗阇”（raja）意为王、统治者、首领以及军事种姓的成员。这与中国古代汉语之中的士、王关系，显然亦有相似之处。

类似的例子，甚至可以在中国古代的某些部族之中看到。据李锦芳揭示，同属越族的吴、越、句町三国君主之名，多冠以夫、无、不、孚、毋等字，如吴之夫差、越之无余。而今天壮侗语中与之读音相近、读为pau5、pu5、po6的那几个词，既可以作男性及男性长者尊称，也可以用来称呼头领、领袖。据此李锦芳判定，夫、无等字的意义，很可能是王、头领之类，夫差、无余直译当是“王差”“王余”。可见古代百越族语言之中，男子与首领亦为一词。对“王差”“王余”，我们不难联想到殷周先祖王亘、王亥、王季之类。而且汉语中“夫”正指男子，以之对译越族首领之称，可谓音义无不密合了。

汉字初为象形文字，士、王关系表现在二字同为斧形之上。至于语音，王在阳部而士在之部，二者差距确实较大。但是上古之时，士字很可能还有鱼部音读，与指称男性的父、甫、夫、斧同在一部；而王、皇二字古在阳部，鱼、阳二部乃阴阳对转关系，其所异者，仅在于韵尾鼻音。直至汉代，江淮之人以及楚人犹呼“士”为“武”，而“武”正为鱼部之字。注7推测士、王二字，在音读上最初很有可能颇为接近，并不如后世差距之大。

注7《淮南子·览冥》:“勇武一人为三军雄”，高诱注：“武，士也。江淮间谓士为武。”同书《齐俗》:“为天下显武。”高诱注：“楚人谓士为武。”同书《修务》:“及至勇武攘捲一。”高诱注：“武，士也。楚人谓士为武。”可见对成年男性战士，江淮人及楚人正呼之为“武”。前注业已述及，“武”为鱼部字，《诗·常武》中正有士、武为韵之例。我们知道，文字产生于语言之后；对同一对象，产生了同一语言，但是又记录为不同文字，决不是不可能的。很有可能，“武”与“士”在早期音读相近，并且这一音读很久犹为江淮人及楚人所继承；文字上用“武”字不用“士”字，大概是要与业已转入之部之士字相区别，但其所指则依然为“士”。

卜辞之中王字初作，祖甲以后上加一横变为，帝乙、帝辛时简化为王。至于非指君王而作“士”用的字，甲骨文中或仅一见。据《小屯殷墟文字甲编》3913:“壬戌卜，狄贞，亚旅士贝。”为廪辛、康丁时卜辞。董作宾以为这里以亚、旅、士并称，殆即《牧誓》“亚、旅、师氏”之意，皆官名。金文之中士、王二字明确有别了。卜辞之中字之上后加的一横，董作宾以为代表冠冕，这不无可能。古王、皇同音，而皇字初从士、不从王，其上部为羽冠之形，故皇字有异体作“䍿”从羽。通过羽冠形制的差异，就使普通氏族成员或战士与首领——“王”区别开来了。注8当然，对士、王二字的分化过程，还有待于古文字学者的进一步研究；但是二者之间的密切关系，则似已无多疑问。

注8徐仲舒认为，上古天子之冠未必与臣庶有何差别（《士王皇三字之探源》）。按古有羽冠而舞之礼俗。如《礼记·明堂位》:“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君主要参加领舞。《礼记·祭统》:“及入舞，君执干戚就舞位。君为东上，冕而总干，率其群臣以乐皇尸。”甲骨文中之羽舞，亦多由商王亲自主持。古有皇舞，或记作“䍿舞”，显为羽舞（甲骨文中作）。后儒称此舞自国子至野人皆习之，郑众说此舞“以羽冒覆头上”，见《周礼·地官·舞师》及《春官·乐师》郑玄注引。是自君主至群臣庶民，皆可羽冠而舞。然君主与臣民之冠，在形制上仍应有所差别。在广西、云南出土的铜鼓之上，常有头戴羽冠之舞人形象，其中有的还执有干、戚、戈一类兵器作舞具，这与中原之万舞颇为相似。可参看蒋廷瑜：《铜鼓史话》，文物出版社，1982年，第97—103页；汪宁生：《铜鼓与南方民族》，吉林教育出版社，1989年，第101—102页。1976年广西贵县罗泊湾西汉墓出土之一铜鼓上，鼓腰图案中有二十名头戴羽饰之舞人。其中，只有一人头戴七根羽毛，其他舞人全都只戴五根羽毛，此外又有一些划船者，或头戴三根羽毛，或不戴羽毛。学者认为，舞队中头戴七羽者，可能是领舞之人；头上羽饰的多少，可能标志着舞人地位的高低。参见王克芬：《花山岩画和铜鼓》，《舞蹈论丛》1980年第1期。这对于旁证中原民族的万舞或皇舞，不无参考价值；其羽饰的差异，或有助于解释士、王、皇等字字形差异及其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