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陶渊明的散文和辞赋

陶渊明除诗歌创作外，还写作了一些散文和辞赋，虽然数量不多，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都有名篇传世。这些作品主要有：《五柳先生传》《归去来兮辞》《桃花源记》和《闲情赋》。虽然这些作品的文体形式和题材内容不完全相同，艺术风格也有差异，但却与他诗歌创作的指导思想和艺术追求有相同之处，即都是他思想感情的自然流露。除《闲情赋》写得富有激情，并在风格上表现为比较华艳绮丽外（但亦并非刻意雕琢之作），其他作品也都表现为一种平淡自然的风格，与他的诗歌风格是基本上一致的。下面分别作一些分析。

《五柳先生传》

萧统《陶渊明传》说：“渊明少有高趣……尝著《五柳先生传》以自况，时人谓之实录。”具体作年不能确定，多数学者认为是起江州祭酒以前，为年轻时自叙志趣之作。

这篇作品加上文末的赞语，合起来不到二百字，却栩栩如生地刻画出一个具有崇高精神标格的人物形象。时人既认为此文为“实录”，则自当看作是陶渊明的自传；但这个人物实际已经超出了陶渊明个人，而具有了文学形象的典型意义。文章采用传记的形式，却不全同于传统传记的写法。开头就有意隐去人物的里籍姓氏，说：“先生不知何许人也，亦不详其姓字，宅边有五柳树，因以为号焉。”这样写，不单渲染出一种隐士风貌，增添了人物的神秘色彩，而且也使文章带有某种虚拟的性质。

文章的重点不在叙写人物的一生行迹，而在于揭示他的生活情趣和精神风貌，借以抒写作者本人的胸怀情志。“闲静少言，不慕荣利。”是总写人物高洁的精神品格，与当时社会上追名逐利、攀比富贵的浮躁世风是完全对立的。下面就从“好读书”“性嗜酒”、安贫守道、“常著文章自娱”四个方面来揭示人物的胸怀志向和生活情趣。而每一个方面，都充分地体现出萧统《陶渊明传》中所概括的“任真自得”的特点。读书不重在字句的解释，而重在意会其精神本旨，每有会心，则“欣然忘食”，进入一种其乐无穷的精神境界。饮酒因家贫而不能常得，靠亲友接济，而“造饮辄尽，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没有一点世俗的虚礼，率真之态跃然纸上。“环堵”四句，从居处、衣食两方面极写生活之穷困，却以“晏如也”三字收束，写出了超然自得的神情意态。末尾的“忘怀得失”，与开头的“不慕荣利”相呼应，使前面所写上升到一种人生态度和理想追求的精神境界。“赞语”引黔娄之妻言，从对待富贵和贫贱的不同态度上，对全文加以总结概括，使人物的旷逸情怀显得更加鲜明突出。

与思想内容的清高旷达相适应，在艺术风格上，文章也显得自然超逸，毫无矫饰之态。清代编选《古文观止》的吴楚材、吴调侯评论说“潇潇澹逸，一片神行之文”，是讲得很中肯的。

我们不能只把这篇文章当作陶渊明个人的自传看，这样就会缩小了文章的价值和意义。五柳先生的形象，可以说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所普遍倾慕的清逸绝尘、安贫乐道的高士形象，代表了封建时代有理想、讲操守的士大夫的精神追求，因而这篇文章不仅具有文学史的意义，而且还具有更加广泛的文化史的意义。

《归去来兮辞并序》

这也是一篇自然率真、从胸中流出的文字。宋代的欧阳修对此文有极高的评价，他说：“晋无文章，惟陶渊明《归去来兮辞》一篇而已。”序署“乙巳岁十一月”，可知文章作于晋安帝义熙元年（405）冬，陶渊明辞彭泽县令归田之前夕，将归而赋。归田是陶渊明对人生道路的重大抉择，这篇文章是作者对自己人生感悟和最后抉择的总结。

序重在叙事，讲明自己出仕和归隐的原因；而辞则重在抒情，抒发回归田园后的喜悦心情，并具体地描写了恬静适意的田园生活。序与本文互相依承、互相生发，联系起来就能更好地领会文章的旨意。他出仕的主要原因是家贫，为家口的生计所迫；而归田则因为做官违背了自己爱好自然的本性，俗务之烦不仅令他感到憎恶，而且还会损害他的身心健康，这比之饥冻之苦后果更加严重。因此诗人决定顺应自己率真的本性，毅然辞官归里，过一种虽清贫却恬静闲适的隐逸生活。

《归去来兮辞》一开头就顺着序文的主旨，强调不能不回归的原因，但带有更加鲜明强烈的感情色彩：“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这是讲自己的感悟，讲对人生道路的认识，概括了丰富深刻的人生体验，在对是非的认识和醒悟中，表现出回归田园的坚定决心。

下文写归途中的情景、归家后的情景，应皆属于想象之词。但因为是自己衷心的热烈的追求，虽属想象，却写得非常真切生动，如在目前。无论是途中行舟的轻快、微风的吹拂，还是归家后的引觞自酌、倚窗观景，都充满了一种安闲、超逸的情趣和欣喜之情。

在情怀抒写中，作者采用以景写情、情景交融的手法：“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这是写眼前景，同时又暗寓了出仕与归隐的因由，语浅意深，表现的是作者的胸中境界。“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这是写自然景物，却从生意盎然的景象中，抒发了自己回归自然后那种如草木、流水“得时”般的欣喜。又，前写“松菊犹存”的欣慰，后写“抚孤松而盘桓”的流连忘返，松菊孤傲的形象在这里都具有象征的意义，都具有人的品格。而所写的各种活动和生活情景，如饮酒、游憩、观景、读书、弹琴乃至荡舟、参加农事活动等等，无不充满一种怡然自得的乐趣和欣喜。在这基础上，作者最后提出“曷不委心任去留？”的问题，继而作出“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怀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登东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的充满理想色彩的田园归隐生活的最后选择，并以“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这种带哲理意味的人生感悟结束全文。

《归去来兮辞》在文体上也很有创造性，前人多有论说。如宋人陈知柔《休斋诗话》云：“陶渊明罢彭泽令，赋《归去来》，而自命曰辞。迨今人歌之，顿挫抑扬，自协声律。”也有人从风格上评论，如明人孙月峰云：“风格亦本《楚骚》，但《骚》侈此约，《骚》华此实。其妙处乃在无一语非真境，而语却无一字不琢炼，总之成一种冲泊趣味，虽不是文章当行，要可称逸品。”

《桃花源记》

这篇记与诗相配合，具体地描绘出陶渊明所向往和追求的与现实社会相对立的理想社会情况，没有战乱，没有压迫和剥削，人民安居乐业，民风古朴，友好交往，风景也极优美宜人。文与记在表现这一理想时，互相配合，却又各有不同，记重在叙事和写景，而诗则侧重在抒情，重在表现作者的感受和认识，包含更多的文化思想内涵。文和诗都经过作者的精心营造，但却出之真率，毫无雕琢的痕迹，因而在艺术上呈现出一种冲淡疏远的自然之美，与他的人格是相一致的。

《桃花源记》作为一篇叙事写景文，在艺术表现上有几个特点值得注意。

首先是它线索分明的叙事性。文章假拟一个人物即捕鱼为业的武陵人，以他的经历、见闻、感受作为叙事的线索和主要内容；而且由于他的活动是从现实世界进入一个世外桃源的虚拟世界，因而具有一种虚幻性。这些因素都使得文章具有一种吸引人的力量，我们读起来有一种与读小说时相近的感受。因此有学者将它看作一篇小说作品。如梁启超就说过：“这篇记，可以说是唐以前第一篇小说，在文学史上算是极有价值的创作。”

其次是它描写的真实生动，融入了作者本人在现实生活中的真切体验。文中所写“芳草鲜美，落英缤纷”“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著，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以及后面所写人们之间真淳古朴的民风等等，虽然都是幻想之笔，带有理想成分，但同时又都是作者田园生活真实体验的艺术概括，与他在《归园田居》等诗中所描写的田园风光和与农村父老的关系一样，都带有作者鲜活的生活实感。所以读者读起来，不仅感到真实，而且感到亲切。

再次是幻和实的融合与沟通。文章中武陵人进入桃花源之前，写的是实景；进入桃花源之后，写的是幻境。但幻与实没有明确的界限，而是交融在一起的。一方面，作者有意点染出虚幻不实的色彩，使他笔下的桃源世界显得扑朔迷离：前面写“缘溪行，忘路之远近。忽逢桃花林……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后面写“寻向所志，遂迷，不复得路”，都达到这种艺术效果。另一方面，却又故意言之凿凿，增强叙事的真实性，使读者相信实有其事，而非出于杜撰。如一开头点出事情发生的时间在“晋太元中”，亲历者是一个武陵的捕鱼人；最后又写太守遣人往寻，更写历史上实有其人的南阳刘子骥也曾前去寻访。这些也达到了很好的艺术效果。从我们的阅读感受来看，幻中之境读来历历在目，感到十分真切；而那个美好的世界虽然清晰如见，令人心向往之，却又扑朔迷离，邈远难寻。这样，既真且幻，在艺术上就更显得真淳深厚，更耐咀嚼品味。

《闲情赋并序》

这也是陶渊明一篇非常著名的作品，是一篇抒情长赋，一篇写情的杰作。但关于此赋的主旨和评价，历来看法颇不一致。对于主旨，主要有两说：一是比兴寄托说，认为有政治寓意，或是忠臣恋主之情的抒发，或是表现对同调高人的追求，或是自悲身世，表达对圣帝明王的企盼；二是爱情说，即认为是写男女爱情的，或说是作者自己真挚爱情的抒发，或说是约束爱情以求归于正的。前一种看法没有根据，未免求深而失于穿凿；后一种看法较符合文本的实际，却又有褒贬两种不同的评价。最早批评此赋而又影响极大的是萧统在《陶渊明集序》中的一段话：“白璧微瑕者，惟在《闲情》一赋。扬雄所谓劝百而讽一者，卒无讽谏，何必摇其笔端。惜哉，无是可也！”苏轼以后多有驳斥萧统者，基本看法是此赋乃抒写爱情之作，且如《国风》“好色而不淫”一样，是应该肯定的。

《闲情赋》的“闲”字，是道德、法度之意，“闲情”意思就是让“流宕”之情归于正，使之合于礼法。这一点，作者在《序》中是说得很明白的：“初张衡作《定情赋》，蔡邕作《静情赋》，检逸辞而宗澹泊，始则荡以思虑，而终归闲正。将以抑流宕之邪心，谅有助于讽谏。”他是仿效张衡和蔡邕之作而写的，其立意当与前作相同，而《定情赋》之“定”字、《静情赋》之“静”字，都是“抑止而使其正”的意思。因此，作者“有助于讽谏”的目的是很清楚的，萧统的批评并不符合事实。

值得注意的是，“劝百而讽一”是赋体之作的通例。此赋用绝大部分篇幅来写美人的动人姿色，以及追求者内心澎湃激荡的爱情，末尾“发乎情，止乎礼仪”的意思，却是轻描淡写的几句话，不仅是无力的，而且有一种“追求不得，只好放弃”的无奈之感。这篇赋的感人之处，就在于洋溢在字里行间的那种热烈、深挚、执着、奔放的爱情追求，很少有读者会去理会作者的谏诫之意。因此无论从作者主观感情的抒发来看，还是从作品实际的客观艺术效果来看，与其将它看作是一篇讽谏之作，不如看作是一篇颂情之作。

篇中最动人也最具创造性之处，是写男主人公在所倾慕的女子面前那种魄动神摇的精神状态：“意惶惑而靡宁，魂须臾而九迁”；而接着更以排比的句式和铺张的手法，一气写了“十愿”和“十惧”：“愿在衣而为领，承华首之余芳；悲罗襟之宵离，怨秋夜之未央……”，将爱情的真挚、深沉和追求的热烈、执着表现得淋漓尽致，具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这种手法自然不是陶渊明的发明，前人已指出张衡的《同声歌》即其渊源所自，即如他在序中提到的作为仿效对象的张衡的《定情赋》中就有“思在面为铅华兮，患离尘而无光”，蔡邕的《静情赋》中也有“思在□而为簧，鸣哀声独不敢聆”。但陶渊明在想象之丰富、比喻之巧妙、感情之充沛、铺陈之气势等方面，都有很大的发展，达到了很高的水平。正如钱锺书先生所说：“张、蔡之作，仅具端倪，潜乃笔墨酣饱矣。”

此赋在思想感情和艺术风格上，都使我们看到了陶渊明作为一个伟大的诗人和作家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他的性情虽然静穆淡泊，其心却并非一潭死水，而是具有与常人一样的复杂而炽热的感情世界，不但同样关心时事和现实，同时也有热烈的爱情追求；在艺术风格上，也开拓了一个新的天地，一反诗文中平淡朴素的格调，而写得绮丽华艳，富于文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