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小企业获取资本受限要求政府干预
如果你跟任何一个国家的任何企业家或经营者交谈，几乎无一例外，他们都会跟你抱怨银行如何未能帮助自己，尤其是在需要银行雪中送炭的时候。非官方资料表明，无论经济处于哪一个发展阶段，中小企业难以获取资本都是一条铁律。有人可能会争辩说，中小企业本身天生就不值得银行授信，因为绝大多数企业家既无必需的业务跟踪记录，也没有足够的信誉为银行的关注或信任行为提供保证。总而言之，且不论对与错，这种市场失灵总在意料之中。
在某些经济体内，由政府予以支持，由小型银行或金融机构提供小额贷款，的的确确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这种资金缺口，尽管程度有限。非政府组织则往往关注新兴经济体内的社会企业。而在禀赋更佳的发达经济体中，诸如此类的贷款提供则是少之又少，当然这并非由于连续的银行并购随时发生。这些中小企业变得越来越无关紧要。如果任其自行演变，这种不愿向中小企业放贷的情结，会对整体经济产生不利效应，尤其当贷款决策受到大型（国有）银行寡头垄断影响的时候。
就其本质而言，虽然中小企业规模占比低，但相当数量的当地低收入人群就业于中小企业。因此，作为公共政策的重要部分，政府可能别无选择，只能被迫采取行动填补资金缺口。许多政府已经相当明智地建立起某种形式的支持中小企业的计划，即便不是为了实现可持续增长，也必定是出于政治原因。这种要求在金融危机时期变得尤为突出，因为这一时期向中小企业发放的贷款可能会蒸发殆尽。不论是哪种背景，由于银行已经自然分布到各个企业之中，因此大多数政府倾向于通过银行给予激励和补贴，正如新加坡的情况一样。
我们都知道，几乎在所有的管辖领域，银行依然还是受到高度管制的企业。由于规模原因，银行真的没有什么动机为中小企业服务。服务中小企业，银行既要付出不成比例的资源，又要承担更高的风险。《巴塞尔协议》在资本化和风险假设方面更加强硬的要求，进一步加剧了银行服务中小企业的挑战。不过，尽管不能也不应强迫银行提供“国家服务”，但是某些道义劝说或者激励措施还是能够起到作用的，可以确保中小企业接触到受政府支持的融资方案，这对中小企业很有意义。因此，在这个方面，政府进行干预最为重要，可通过财政支持的手段，采取的形式则有多种：某些政府直接通过专门成立的中小企业型银行管理贷款，某些政府则通过与银行在一定程度上共担风险，使得向中小企业发放贷款具有商业意义。
由于中小企业获得银行授信总是受限，因此政府的支持应不仅仅是一种周期性现象。前面，我们已经若干次详细分析了中小企业的资本需求，所以我们知道，期待中小企业作为一个整体能够摆脱援助，是不现实的。经验表明，政府贯穿不同经济周期进行的干预，通常围绕的是在经济低迷时期“再多投入多少”的问题。因此，对于新兴经济体的政府，更好的做法是以更长远的眼光构造自己的中小企业援助计划，并且在可能的情况下，将这种努力与发展银行系统整合起来，除非已经决定建立一个独立的特殊目的机构（SPV）。
就拿中国来说，当前的议程是要实现多重经济目标——扶持所有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的成长，向基础设施领域大量投资，建设一个稳定的市场导向的银行系统。中国政府不得不时刻审查和调整自己的动作步骤，以便对中小企业有足够的信贷支持，但是又不能太多，以免加剧通货膨胀（参见案例3.2）。这种调整，正如大多数政府会告诉我们的一样，与其说是一门科学，更不如说是一门艺术。
案例3.2 向中小企业伸出救生索
能够无拘无束地获得足够的资本用于增长和扩张，对于世界各地的中小企业，都不啻南柯一梦，因为银行通常都将此类融资视为高风险活动，认为产生的回报与风险不匹配。为了处理这种失衡，更是为了在战略角度扶持中小企业群体，许多政府已经采取了具体步骤，混合运用银行信贷、规章制度和激励措施等手段，直接或间接地向中小企业提供融资支持。然而，调校支持金额使之适当，可能会非常棘手，正如中国政府的经验表明的一样。
尽管国有企业占据着中国经济的主导地位，但是私营企业和中小企业也向来都发挥着主要支柱作用。截至2011年年底，中小企业在获得工商牌照的全部企业中占比约为97%，贡献的国内生产总值和工业产出总值占比均高达60%。
此外，它们缴纳的税收占到了48%，提供着超过80%的就业机会。尽管如此，迄今为止，中国的中小企业也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同行一样，若想获取商业银行的信贷支持并不容易，即使是在经济蓬勃发展的扩张时期。营运资本融资、国际化努力和贸易融资通常都属于银行的次要事项。历史数据显示，银行仅满足了中小企业资本需求的10%，只大约达到全球平均水平的一半。大约三分之二的中小企业，在获得银行任何形式的信贷支持方面都存在困难。
还有许多其他因素导致了中小企业的信贷困境：大量银行贷款投向了当地政府关联企业，存在着贷款利率上限和资本市场的扭曲（例如存在不正规的民间借贷市场，四大国有银行占据主导地位），中小企业缺乏抵押品、公司治理混乱等。因此，许多中小企业不得不求助于民间借贷市场，估计2011年的规模在2万亿—4万亿元人民币（约合3000亿—6000亿美元）之间，几乎接近中国2011年国内生产总值的10%。
虽然中国中央政府已经采取了一系列的具体举措，其中最重要的是在1998年正式建立信用担保计划（Credit Guarantee Scheme, CGS），但上述挑战始终存在。按照信用担保计划，由政府指导设立信用担保机构（由省级和市级政府出资）、共同担保基金（由中小企业出资）和商业担保公司（由私人投资者出资），为中小企业获得银行信贷提供抵押品和担保。截至2009年，中国共有5547份信用担保计划，总计提供了3389亿元人民币（约合544亿美元）的资本担保和2.5万亿元人民币（约合0.4万亿美元）的贷款担保，支持了大约112万家中小企业。
2004年，中国中央银行取消了贷款利率上限。起初人们认为，这样的利率自由化将鼓励银行向中小企业放贷。但是，银行对中小企业贷款的利率较基准利率上浮程度（高达30%）同国有企业贷款上浮程度（大约2%）之间存在着巨大差距，使得银行贷款对中小企业并不具备吸引力。渐渐地，随着收紧大型企业贷款规定的实施，银行的放贷活动向中小企业转移，这一状况才逐渐有所改善。
为了进一步释放政府继续坚定支持中小企业的信号，政府启动了一个五年计划（2011—2015年），其目标是使中小企业整体在接下来的五年内实现8%的年增长率。同时，政府实施了七项扶持中小企业的新举措，包括降低银行信用贷款的条件、为鼓励向中小企业贷款提供激励、降低中小企业借款成本、扩大中小企业融资渠道、促进使用微型融资、打击非法放贷行为以及实施降低借款成本的税收政策。最近以来，甚至一些地方政府也已经采取行动帮助中小企业。2012年，中国引入了一种新型的债券，允许地方政府代表中小企业出售政府债券。大家认为这种融资方法将更多的资金引导到了中小企业领域，由于债券由政府支持，因此评估的违约风险水平较低。
通过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共同努力，向中小企业发放贷款的活动出现了规模的空前激增。2012年第三季度，公司贷款同比增速跃升至将近21%，与第二季度实现的增速吻合，而个人企业贷款同样强劲地实现了同比20%的增幅。综观数据，中小企业贷款总额出现了骄人的26%的增幅，达到了16.9万亿元人民币（约合2.7万亿美元）。
运用政策调节和消除冲突的需求不时出现。为了对抗引发社会苦难的通货膨胀，中央银行先后几次不断上调银行存款准备金率。这在总体上有效压缩了放贷行为，但中小企业最易受到信贷流动性短缺的影响。这些行动又恰逢工资水平和房地产成本急剧上涨，从而进一步加重了中小企业的负担。所以，在2012年2月，温家宝总理承诺减轻税收负担，通过激励措施增加银行对中小企业的信贷支持，就不足为奇了。
政策协调是一种艰难的平衡取舍，正如中国政府的经验表明的一样。这个例子清楚地阐释了，尽管困难重重，但为了使中小企业能够成功获得资本，实现增长和扩张，政府的干预至关重要，否则把问题留给市场力量解决，中小企业只能四处碰壁。
虽然以资本形式向中小企业伸出救生索存在种种理由，但是政府采取的鼓励创业的任何具体计划，都伴有道德危险。也总是有人期望政府能为所有的创业努力伸出无限的援助之手，不过无论帮援程度如何，总会有一些中小企业无法生存，这不可避免。从本质上而言，由于中小企业和初创公司缺乏企业规模经济，因此证明了由政府选择哪些企业更具备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正当性。除贷款之外，大多数政府往往都有一整套计划，例如对低收入员工的工资支持和培训计划等。而从反面来看，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计划可能导致中小企业过度依赖援助，对规则变化缺乏适应性，比如外国劳动力方面，或者当需要创新求存的时候。
暂且不论市场失灵，新能力或新产业的诞生，绝不是偶然的产物，尤其是在需要漫长孕育期或巨额资本投资的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