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社会学知识基础的转移

任何学科都不是孤立地平地而起的，往往都是在相关学科的知识基础上建立并发展起来的。特别是后来从其他学科中分化出来，或者在其他学科有了比较充分发展后才建立起来的新学科，把相关学科作为自己的知识基础的依赖性就更为明显。然而，迄今为止人们除了讨论哲学的知识基础之外，却几乎没有人讨论其他学科的知识基础，似乎因为哲学是各种人类知识的概括和总结，其他学科的知识都是哲学抽象出更一般理论观点的材料，因此哲学有知识基础问题，而其他学科都是直接面对自然现象或社会现象的，所以就无所谓知识基础的问题了。稍加思考就会认识到这种判断是难以成立的，尤其对于社会学来说，知识基础问题更为重要。

虽然社会学强调要直面经验现实，但是它要从整体性上面对人类经验现实，而这对于任何一位社会学家和任何一种社会学研究来说，都是难以实现的。社会学要想实现对人类经验现实的整体性研究，不仅要借鉴甚至借用其他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而且要引用相关学科的概念范畴去分析和解决一些复杂的社会问题。因此，社会学一定要把与社会研究相关各学科的知识作为自己的基础。另外，与其他相关学科相比，社会学是建立较晚的学科。当社会学针对某些社会现象建构自己理论时，其他学科关于这些社会现象已经有了很多研究并形成了许多思想理论，社会学家是在接受了其他学科的某些已有思想理论后开展社会学研究的，无论这些其他学科的知识是作为知识背景，还是作为思想来源，都具有作为社会学创建和发展的基础意义。

一般说来，所有人文社会科学都是对社会生活的理解和概括，都从不同方面研究了社会学要作为整体开展综合性研究的人文社会现象，因此都有资格成为社会学的知识基础。然而，情况却不是这样简单，社会学在其发生和发展过程中并没有把全部人文社会科学知识都作为自己的基础，实际上是在依靠了某些学科知识的同时排斥了另一些学科的知识。这首先是因为，虽然社会学创建之初就作出了对社会生活开展整体性研究的承诺，但是社会学却从来没有真正实现这个承诺，它实质上也是像其他学科那样抓住社会生活的某一方面开展研究，所以它只能依靠那些与它选择的研究对象有关的学科作为自己的知识基础。

在社会学创建之初，社会学所立足的知识基础非常明确，即以自然科学知识和社会科学知识为自己的知识基础。孔德作为现代社会学的创始人，首先以物理学的眼光来观察人类社会，他不仅明确提出要用物理学和数学的方法建立一门“社会物理学”，而且还从“知识类型”的历史演化中，概括出人类社会发展三阶段，认为以科学知识为基础的工业社会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按照科学原则和科学方法建立起来的社会物理学则是人类文化发展的最高形式。

比孔德稍晚些的斯宾塞，则从生物学的角度来研究人类社会。他把社会看成和动植物一样的生物有机体，认为社会的各种构成不过是有机体的细胞、组织、肌肉和骨骼，而社会运动和发展正是有机体的呼吸、循环或新陈代谢。至于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等生物进化论用语，更是其社会学理论的基本命题。如果孔德的社会学可以称为社会物理学，那么斯宾塞的社会学则可以称为社会生物学。

被誉为社会学之父的迪尔凯姆，一再强调社会学有自己独立而明确的研究对象——社会事实，认为社会事实既不同于外界的物理现象，也不同于内在的心理现象，坚持在社会层面展开社会学研究。西方学者一般称迪尔凯姆主张的是社会学主义，似乎他真正使社会学同其他学科划清了界限。然而，当他进一步界定社会学的研究对象——社会事实时，人们就会发现：他的社会学理论是建立在数学基础之上的。因为他讲的社会事实，是由数学计算出来的各种比率，而不是那些真实而具体存在的社会现象。离开了数学的统计分析，社会事实就不可能存在，社会学也就因此失去研究对象而成为空中楼阁了。

在德国社会学家那里，哲学味道似乎浓了一些，但是作为齐美尔和韦伯等人社会学知识基础的不是哲学，而是数学、经济学、政治学和法学，他们至多不过从哲学中借用了辩证分析方法。齐美尔试图把社会学建成社会几何学，他关于社会交往形式的分析，表明数学或几何学是他构建社会学理论的重要基础。齐美尔关于货币、经济现象的社会学思考，说明经济学知识在其社会学研究中的基础地位。韦伯关于行动类型、权威类型和科层制等方面的论述，显示了他立足的经济学、政治学和法学等方面的社会科学知识基础是多么深厚。

美国社会学家更明确地从经济学、政治学和法学等领域中提出问题。霍曼斯和布劳在其交换理论中，直接用“代价”与“报酬”、“成本”与“回报”等经济学术语解释社会现象；帕森斯把经济、政治和法律等学科的问题融入其宏大的结构功能理论中，结构功能主义社会学的知识基础也由此而清晰可见。

由上述可知，现代社会学是在物理学、生物学和数学等自然科学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后来又增加了经济学、政治学和法学基础。概而言之，现代社会学的知识基础是科学，是物理学、生物学、数学等自然科学和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等社会科学。虽然经济学、政治学和法学同物理学和生物学有明显区别，前者研究人与社会，后者研究物或自然，但是二者在思维方式和理论追求上是一致的。

物理学和生物学等自然科学以自然为对象，它们的思维方式是人与自然、主观与客观的二元对立，它们的理论追求则是以这种二元对立为前提，使主观正确反映客观，形成为征服自然、控制自然服务的科学知识；近代建立起来的政治学、经济学和法学等社会科学，把自然科学的思维方式移至社会研究领域，具有主观性的人类社会被当作客观性对象去观察和认知，它们不仅像自然科学那样极力从人类社会中揭示出本质和规律，而且还认为人类社会同自然界一样具有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必然性，揭示出这些本质、规律和客观必然性，就能够为控制社会提供有效的原则与策略。

现代社会学以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为自己的知识基础，除了与社会学创建者的知识结构和他们所处的时代正是科学蓬勃发展的年代有关，另一个更为重要的因素在于他们生存的社会是迅速发展的工业社会。工业社会是人类利用机器大力开发自然、掠取自然的社会，它展开的基本矛盾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它要实现的中心任务是获取更多的物质财富。工业社会的基本矛盾和中心任务都要求直接为它服务的现代社会学要在人与自然、主观与客观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中建构自身。顺应工业社会的要求，社会学站立的知识基础就一定是面对人与自然、主观与客观关系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而不是面对人际关系或主体间关系的人文学科。

如果现代社会学以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为自己的知识基础，同它所立足的工业社会的要求是一致的，那么这就说明现代社会学的知识基础同它的社会基础是统一的。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进一步的推论应当是：有什么样的社会基础就应当有什么样的知识基础，社会基础的发展变化决定了知识基础的发展变化。

从19世纪30年代到20世纪50年代，社会学的工业社会基础没有发生根本变化，社会学的知识基础也没有发生变化。然而，经过20世纪60年代的平稳发展，特别是以计算机为代表的新科技革命，使西方社会获得了巨大的物质财富，并发生了一系列空前深刻的变化。用丹尼尔·贝尔的话说：工业社会即将结束，后工业社会已经来临。

人类历史上的任何变化都没有后工业社会带来的变化深刻。人们一般认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五大社会形态的变化是最深刻的，因为在五大社会形态的转变中，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都发生了变化。然而，同后工业社会带来的变化相比，这种看法却应当进一步反思。五大社会形态的转变固然重大，但是其中无论哪一次转变，社会的中心任务和基本矛盾都没有变化，都是在人与自然关系中获取物质财富。而后工业社会却使这种从未转变的社会中心任务和社会基本矛盾发生了转变。所以，应当说，后工业社会带来的变化是空前深刻的。

以直面社会现实、在经验事实中提出问题和回答问题为己任的社会学，不可回避地要对后工业社会来临引起的复杂变化作出一系列反应。最根本的反应是：根据社会中心任务转移和社会基本矛盾变化而转变思维方式和理论追求，即从主客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转变为在主体之间亦即在人际关系中思考社会生活的思维方式，从通过社会本质、规律和结构模式的本体论追求而为控制社会服务，转向关注人生具体存在、在语言交流和意义沟通中寻求人类的真正自由与彻底解放。

语言交流、意义沟通和自由与解放等当代人类生存的突出问题，不仅处在按照主客二元思维方式展开的现代社会学论域之外，而且也在它立足的知识基础——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视野之外。当社会学转变思维方式和理论追求，面向这些被排斥在现代社会学视野之外的社会问题时，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中移接来的那些概念、原则和方法已经无能为力。社会学只有在社会基础发生如此重大变化的同时，及时调整自己所立足的知识基础，才能回答原有理论视野和概念框架所容纳不了的那些新问题。

处于当代社会学前沿的很多学术流派，顺应后工业社会或信息社会、网络社会来临引起的空前变化，不仅转变了思维方式和理论追求，而且也调整了自己的知识基础，社会学理论在这种转变与调整中发生了一场理论变革。福柯（Michel Foucault）、詹明信（Fredric Jameson）、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布迪厄（Pierre Bourdieu）、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卡斯特（Manuel Castells）等一大批后现代社会学家是这场理论变革的积极推进者。

后现代主义者们首先举起尼采“重新估价一切”的旗帜，从文学艺术中汲取思想来源，向现代社会学的科学知识基础发起了冲击。后现代文艺思潮中的许多新奇话语，成为后现代社会学家们突破现代社会学传统的武器。在他们看来，后现代主义文艺中的新术语，不是艺术家们的怪诞呓语，而是现实生活的真实写照，社会学家们只有借助这些术语才能达到对社会现实的真实理解。丹尼尔·贝尔在评论这个现象时指出：“在米歇尔·福柯和R.D．兰恩这些社会学家的著作里，甚至连疯狂本身也被当作是真理的优越形式！新的感觉以及与之相关的行为方式，是在矢志于创新的艺术小圈子创造出来的。”

福柯等人不仅在文学艺术领域里吸取新思想，提出新问题，而且还把社会学问题放到历史过程中去考察，历史学也因此而成为社会学的知识基础。在《疯狂与文明》中，福柯通过对欧洲精神病史的考察，揭示了科学理性对近现代人的疯狂压抑，提出了为解救现代文明困境而重建人类新理性的主张；在《知识考古学》中，福柯通过对西方知识类型亦即思维方式和知识基础演化的历史考察，概括了人类思维方式变革的实质和知识基础演化的趋向：超越词与物、主观与客观二元对立，从“自然中心主义”同“人类中心主义”的对立走向二者的消融，在全新的知识基础上建立新社会学。

罗蒂和哈贝马斯在当代哲学中有很重要的学术地位，他们的一些著述阐述了深刻的哲学理论，但这不排斥他们在当代社会学领域的学术地位。他们展示给世人的哲学不是传统形而上学，而是紧紧把握后现代社会生活的新实用主义和交往行为理论。罗蒂在新实用主义立场上建构的“社团中心论”，是对后现代社会高度组织化，群体、社团关系成为社会主要矛盾的社会学思考；哈贝马斯在批判哲学、解释学和语言学等知识基础上建立的交往行为理论，是对人际交往关系成为后现代社会基本矛盾和中心任务的社会学理论概括。在罗蒂、哈贝马斯以及利奥塔、布迪厄等一大批站在当代世界学术前沿的思想家的著述中，能看到超越了传统形而上学，在新哲学基础上阐述的崭新社会学理论，这些后现代的新社会学理论，不是像现代社会学那样简单拒斥传统哲学，实质却被牢牢束缚在传统哲学中，而是在批判传统哲学基础上实现了同后现代主义哲学的联姻。

对当代哲学有重要影响的鲍德里亚，首先是一位社会学家，他被看作后现代社会学最典型的代表。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这位产生了广泛影响的法国社会学家，尽管一直在社会学领域中提出和论述问题，但很多把社会学当作科学去坚持的实证社会学研究者，对这位社会学家的思想理论却不屑一顾。究其原因，并非鲍德里亚论述的问题与实证社会学无关，而是他的大量论述是对实证社会学的客观原则或科学原则的否定。在鲍德里亚看来，人类社会已经进入丰盛社会，人们的消费行为已从对商品使用价值的追求转向对商品符号价值的追求，而科学的客观性原则和传统经济学的理性选择原则在这个符号化时代都已经失效了，相反倒是文学、史学和哲学注重的形象模仿、符号价值和意义领悟等有了更强的解释效力。因此，尽管鲍德里亚仍然在讨论实证社会学关注的社会结构、社会逻辑和行为方式，但其知识基础已经开始向人文学科转移，呈现了与实证社会学不同的概念系统。

高举信息主义旗帜、直面信息社会或网络社会的卡斯特，表现了更加强烈的人文主义精神，他的著述已经明确突破了传统社会学的界限，在人文主义关怀与科学事实分析的统一中展开了自己的理论视野。虽然在其代表作《信息时代三部曲》中还表现了明显的注重依据经验事实论证理论观点的实证原则，但当他深入分析信息时代的社会生活网络化、以社会认同凝聚起来的各种文化共同体和形形色色的社会运动时，他更加注重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文化传统、价值信念和观念共识的深层影响，强调从广大基层社会成员的主观意愿、信息沟通、语言交流、抗拒性认同和对自由、民主、平等的追求等方面去理解信息化时代、网络社会的社会矛盾与社会冲突。

社会学的知识基础由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移向文史哲等人文学科，包括一些学者或学术流派注重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的综合，是西方社会学由现代走向后现代的基本标志之一，这不仅是西方社会学思维方式和理论追求转变的直接结果，而且也是真正实现这两种转变的文化支撑。从西方社会学知识基础的转移可以看到：社会学的理论视野、问题论域、概念术语、表达方式和研究方法等很多学术研究的基础方面都发生了变化。这对历史较短、理论建设不足的社会学来说，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然而，在肯定后现代社会学知识基础转移促进了社会学的创新和发展时，还应看到在这种知识基础的转移中，也存在一些轻视客观性、夸大主观性的片面性。

现代社会学以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为知识基础，建立了一系列旨在把握社会本质结构和客观运作模型的理论，实质上是站在客观立场上抓住了社会生活的客观规定性，同时否定了社会生活的主观规定性；而某些后现代社会学理论以文史哲等人文学科为知识基础，建立了一系列旨在肯定人的情感意志、价值信念和理想选择的新社会学理论，实质上是站在主观立场上抓住了社会生活的主观规定性，同时淡化了社会生活的客观规定性。

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而实践展开的是人与自然、人与人的二元互动、双向统一的辩证关系。要想真实而完整地把握社会生活，就不仅要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基础上理解人与自然、人与人的矛盾关系，而且还要在人文学科基础上理解人与人、人与文化的关系。用马克思的话说：要把“事物、现实、感性……当作实践去理解”，要从异化的实践和思维中超越出来，实现自然科学和人文学科的结合，“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正像关于人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这将是一门科学。”

社会学是对社会展开综合性和整体性研究的学科，这种学科性质决定了它不可能不以其他学科为自己的知识基础，否则社会学将无法保证自己的学科性质，更无法实现自己面对社会现实、回答社会问题的使命。当然，社会学另一个特点是从经验事实出发，但这并不妨碍它确立自己的知识基础。事实上，社会学所面对的经验事实都是在不同文化形式中的社会现象，是不同学科从不同角度才能显示出来和分析清楚的多层次社会过程。以综合性、整体性和现实性自居的社会学，不借助其他学科的理解和解释，就只能看到笼统而模糊的社会轮廓。

因此，社会学不能没有自己的知识基础，并且，社会学只有像马克思所言，实现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结合，才能真正获得自己完整的知识基础，才能以综合性、整体性的眼光实现对社会问题的现实性研究。对于中国社会学来说，把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都作为自己的知识基础尤为重要。因为中国社会是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的多元统一体，各种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在中国社会都有表演的舞台。像现代社会学那样仅仅立足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基础来观察社会，同后现代社会学仅仅立足人文学科基础来理解社会，都不可能不陷入两极对立的片面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