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社会学现实基础的巨变

社会学因其理论承诺同方法原则的矛盾，导致它终究要突破主客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脚踏实地地对经验世界进行整体性思考，这是社会学在思维逻辑上的必然结果。但是，在20世纪60年代由加芬克尔等人以常人方法学实现的社会学思维方式的转变，并进一步促进广泛的社会学自我反省、自我批判，反对现代社会学传统的后现代社会学流派此起彼伏，到80年代已经汇集成巨大的社会学新潮流，这决非仅仅是思维逻辑所致，更重要的是社会学的现实基础在60年代发生了空前巨变，不仅为社会学实现自己的思维逻辑明示了深刻的现实根据，而且也为社会学转换视野，建构新学说注入了强烈的兴奋剂。

加芬克尔的常人方法学在60年代公开问世，1962年召开了第一次常人方法学研讨会，1967年出版了加芬克尔的代表著作《常人方法学研究》。说来也巧，丹尼尔·贝尔的后工业社会理论也是在60年代公开问世的，1962年他发表了《后工业社会：推测1985年及以后的美国》,1967年又发表了《关于后工业社会的札记》。现在看来，这种巧合的原因十分明显，即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工业社会在60年代发生了触及社会各个层面的科学技术革命。可以说，贝尔以后工业社会理论直接概括和揭示了科技革命引起西方社会的深刻变化，而加芬克尔则是以社会学思维方式变革的理论主张和原则建构，间接地表达了对科技革命引起社会变革的理解和体验。

贝尔的后工业社会理论对社会学的主要贡献不在于对科技革命引起各种新社会现象的描述与统计，而在于揭示了这些令人耳目一新的社会现象中蕴含的新矛盾和新变革。贝尔认为，战后科技革命不仅极大提高了物质生产力，而且也降低了物质生产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因为物质生产力极大提高的结果是物质生活资料匮乏问题基本解决，物质产品或商品由缺少变为剩余，物质生产由此不再成为社会生活的中心任务，它逐渐退居后台，不仅在规模上没必要再像以前那样不断地扩大，而且从事物质生产人员的数量和地位也要降低。相反，一向被置于次要地位的服务业或第三产业逐步走向前台，不仅规模扩大，而且地位也迅速上升，为人服务的产业逐渐成为社会的主体产业，从事服务业的从业人员也成为社会就业结构的主体。

当服务业成为社会中心任务，并且，在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服务业的主要内容是信息产业，这就意味着社会基本结构发生了根本变化。社会基本结构亦即社会构成要素之间的基本矛盾关系。在工业社会和前工业社会，社会中心任务是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二者都是物质生产，展开的基本矛盾关系是人与自然的关系；而当以信息产业为主要内容的服务业成为中心任务，社会的基本矛盾就不再是人与自然的关系，而是人与人的关系，因为服务业就是直接为人服务的活动，而不像工业和农业是直接面对自然物的活动。

关于社会基本矛盾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毛泽东有充分的论述。他继承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观点，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两种矛盾关系解释为社会基本矛盾，认为这两种矛盾关系规定和制约着社会生活中的一切要素和关系，是贯穿所有社会形态的矛盾关系，其他矛盾关系可以随社会形态的更迭而消失或新生，但这两个社会基本矛盾是永远存在、永远发挥作用的。列宁虽然没有直接论述社会基本矛盾这个概念，但是他曾明确地指出：可以把上层建筑归结为经济基础，可以把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归结为生产力，而生产力又是人与自然相互作用的关系。因此，按照列宁的推论，毛泽东说的社会基本矛盾关系可以简化为生产力，简化为人与自然的关系。

如果社会基本矛盾可以归结为生产力，或者归结为人与自然的关系，那么对此论述最充分的应当是马克思。马克思认为物质生产是人类历史活动的第一个前提，只有不断地进行物质生产，人类的生命和历史过程才能世代延续下去。所以，马克思认为物质生产不仅是社会存在和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而且也是衡量社会进步程度的根本尺度，社会生活的一切变化都能在物质生产中找到根本原因。西方某些学者依据20世纪后半叶的社会现实，批评甚至责难马克思这个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观点。应当说，依据当代社会现实对马克思的这个观点提出某些不同意见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当代社会现实同马克思那个时代的社会现实相比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应当面对今天社会现实的新变化作出新的理论概括，这是实事求是的学术作风。但是，脱离历史条件去责难马克思既是抽象的也是短视的。

20世纪60年代科技革命在西方发达国家引起的深刻社会变化，是在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等人视野之外的，特别是社会中心任务从物质生产转为服务业，社会基本矛盾由人与自然的矛盾转为人与人的矛盾，这更是他们料想不到的。因此，不能原封不动地用他们关于工业社会和农业社会的理论观点来解释发生了根本变化的后工业社会。不过，他们关于社会基本矛盾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论述，是可以作为方法原则来分析后工业社会问题的。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人类社会是一个无数矛盾关系构成的统一体，在这个统一体中，矛盾所处的地位是不平衡的，一定有些矛盾是基本的，而另一些矛盾则是从属的。社会基本矛盾是社会生活最基本的关系，它不仅规定着人们的物质生活，而且也规定着人们的精神生活，当社会基本矛盾运动变化时，社会生活的各种层面都要受到影响。

用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原则来分析后工业社会现实，会提出许多值得进一步思考的问题。社会基本矛盾是通过人类在不同时代的主要实践活动展开的，在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人类的主要实践活动都是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物质生产。人类的主要实践活动不仅表现为人类的主要行为方式和经验过程，而且还规定着人类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由于物质生产展开的基本矛盾关系是人与自然的关系，用传统哲学的话语说是主体同客体的关系，所以在漫长的前农业社会、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人类的基本思维方式都是主客二元分化或二元对立的，人类的基本价值观念是征服自然、控制客体、争取物质利益和摆脱生活困境。后工业社会的基本矛盾是通过处理人际关系的服务业展开的，是人直接面对人的服务关系，用哲学的话来说就是主体间的关系。这种主体间的关系也必然要影响人们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原来与物质生产相适应的主客二元论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失去了存在的现实基础，而新的现实基础要求人们在人与人的交互关系中去理解他人、理解生活，也就是说人们要用展开为主体间关系的新思维方式去进入变化了的现实。与此相关，人们的价值观念也应发生相应的变化，寻求人际和谐、领悟生活意义成为人们最基本的价值追求。

人们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是人们日常意识活动中最基本的方面，它不仅规定着人们在什么样的矛盾关系中去思考、去评价，按照什么尺度去鉴别真伪善恶，而且还规定着人们怎样去感受、去体验，也就是说，人们日常意识活动的各种层面都要受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影响。当然，日常生活中的人们很少在理论层面上对自己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作出反思，但是，不论人们是否自觉到自己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它们在每个人头脑中都是存在的，都影响和规定着自己的认知、评价和体验等各种层面的意识活动。西方在60年代出现了让人们难以理解的反社会现象和反文化现象，其实质内容和表现形式都受到了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变化的直接规定。

虽然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大部分意识活动处于心理层面或感性层面，但是当它们发生重要而广泛的变化时，一定会通过各种文化形式或理论形式表达出来。60年代迅速泛起的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和学术思潮，从根本上讲是对后工业社会深刻变革的体验和理解，从直接性上讲则是对广大社会成员在后工业社会中复杂心理感受的表达与概括。贝尔在关于后工业社会变化的另一部著作中十分丰富地揭示了各种形式的后现代主义思潮。在文学艺术中，怪诞派、先锋派、魔幻派、超现实派……各种令人瞠目结舌的新艺术纷至沓来，很多形式离奇、内容怪异的艺术，往往是昙花一现，来去匆匆。这转瞬即逝又令人困惑的文学艺术，既表达了西方人在后工业社会迅速来临之际，对迅速变化的现实未能理解其实质而迷惘、浮躁和不安的心理感受，也以热烈的情绪和激进的姿态向传统文化展开了挑战。

60年代以来在西方发达国家兴起的各种反传统的社会思潮、文化思潮和学术思潮，也是引起社会学理论革命的现实基础。一般说来，人们谈论某种理论现象的现实基础时，往往仅注意作为经验活动层面的实际社会过程，而不注意作为心理层面或精神层面的文化现象和学术现象。这种考察理论现象现实基础的视野，也是主客二元论思维方式的表现。事实上，现实基础从来不可能把心理过程或思想文化从中抽离出去，不包含心理因素和理论观念的现实基础是不存在的。社会学承诺对社会现象开展整体性研究，现实生活中的心理因素和思想文化因素对它来说，不仅是一个必须去体验、观察和思考的对象性层面，而且也是时时都要接受其影响、进行自觉或不自觉交流的交往层面。同时又因为社会学是一个承诺开展经验研究的学科，经验中的心理活动和思想观念必然生动地刺激着社会学的神经，引发社会学形成新的理论观点。

总之，无论从现实生活的哪个层面上看，社会学都被置于一个变化剧烈、面目全新的基础之上。对现实基础变化的反应，社会学比其他学科更具体、更敏感，因为它不仅直面生活现实，而且自己就在生活现实之中。正是后工业社会亦即信息社会的来临，引发了产业结构、就业结构、阶级结构以及心理结构和文化结构的深刻变化，引起了社会学兴奋而艰苦的丰富思考，层出不穷的新理论和新流派，使当代社会学呈现了崭新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