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编史传统的国度，有关历史的连续文字记录可以上溯到西周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厥后延绵不断，构成人类文明史上独一无二的胜景。真可谓楚杌晋乘鲁春秋，左丘司马班兰台，史学名篇烦不胜数，东观圣手代有人出。举凡书写体裁，就有纪传、编年、纪事本末、纲目、实录、典志、史钞、史评、谱系等花样繁多的名目；正史之外，又有杂、别、野、稗、私、通、专之分；专史之流，则学科史也。最新版《辞海》（2009）释“专”，在旧条目列举的若干学科史后，特意加上了“自然科学史”一项，体现了中国辞书工作者认识上的一个可贵进步。这种进步与历史学研究对象的流变有关，也与中国从事科学技术史研究的学者们近几十年来的努力密不可分。
太史公开榛辟莽，所创“八书”中《乐》、《律》、《历》、《天官》、《河渠》等，多涉及当时人们对自然现象的认识和某些技术操作，指其为科技史的胚芽不为过分。20世纪史学大家如邓之诚、吕思勉、郭沫若、范文澜、钱穆、翦伯赞、周谷城、尚钺、白寿彝等，皆以通贯古今名世，其传世作品中也不同程度地纳入了科技史的内容，有的大师甚至直接延聘科技史专家参与撰稿。
近代以降，科学与技术对社会进步的作用日益彰显，体现在编史观念上，那种以王朝兴废为主线和以帝王将相为中心的史学著作不再被奉为当然的“正史”，尽管学者们今日仍然沿用这一术语。反过来，推动历史前进的革命力量——科学与技术，以及创造历史的关键角色——科学家、发明家、工程师、工匠、医生们，逐渐成为史学研究的重要对象。大约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科技史就逐渐演变成一门独立的学科，它既脱胎于一般的历史学而与之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又因研究对象的特殊而具有许多独特的学科特征，进而对从业者的知识背景与专业训练有着不同于一般史家的严苛要求。
早期的科技史著作多由在相应领域工作的专门家书写，无论中外都是一样。在我国，如朱文鑫、竺可桢之于天文气象学史，李俨、钱宝琮之于数学史，叶企孙、钱临照之于物理学史，张子高、袁翰青之于化学史，王庸、侯仁之之于地学史，伍连德、陈邦贤之于医学史，万国鼎、石声汉之于农学史，陈桢、夏纬瑛之于生物学史，梁思成、刘敦桢之于建筑学史，茅以升、刘仙洲之于技术史等等，他们本身就是各自专业领域中的翘楚，其著作文章可以说是“专中之专”。然而随着研究的深入与题材的拓展，特别是随着学者们对历史上科学、技术与社会互动关系之认识的深化，就需要一种能够跨越学科通贯古今的科技史读本了。
读者眼前的这本书，就是国内出版的第一部中国科学技术通史的最新修订本。
《中国科学技术史稿》（以下简称《史稿》）由科学出版社初版于1982年，首次印刷16300册，面世之后好评如潮，当年即荣获全国优秀科技图书二等奖。国内众多一流的科学家与文史大家均留下了赞语，诚如时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的钱三强先生所说，该书的出版“标志了我国科学技术史研究的新成就和新起点”。1984年，该书重印时略有订正；其后又经重印，至1985年第3次印刷时，累计印数达59500册。
这一次的新版以1984年重印本为底本，由作者加以补充和修订，更新了插图，又将原先的上、下两册合为一帙，制为16开本。全书除前言、结语外共分10章，远迄旧石器时代，近至20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总计65万字。在举国上下大谈繁荣社会主义文化的时刻，北京大学出版社适时地推出这一修订版，使《史稿》成了一部真正的跨世纪著作，这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情。
《史稿》初版问世之际，恰值20世纪80年代那一波中国文化热兴起的前夜，之前则有滥觞于70年代末的“科学的春天”，可以说是生逢其时。经过将近30年的时间，《史稿》仍然受到学术界与广大读者的欢迎，虽然一再印刷仍旧脱销。它还被许多高校和科研院所指定为教材及考研参考书，并被译为日文由东京大学出版会出版，台湾则有木铎出版社改名为《中国科学文明史》以繁体字印出。尽管后来国内又出现了数种类似题材的书籍，《史稿》至今仍是了解中国古代科技发展的至好选择，也是研治中国古代科技史的可靠向导。所有这一切，就不能简单地归因于时代之机缘了。
除了前面提到的“国内出版的第一部”之外，该书还有如下一些特点：
首先是专业性强。《史稿》的几位作者，本来都具有很强的专业背景，分别专攻数学史、农学史、天文学史、物理学史、技术史和地学史，其中几位堪称该学科领域顶尖的专家，他们又广泛征求并吸纳了研究所内外同行及相邻领域专家的意见，因此在科学原理、知识内容与技术细节的阐述上颇为精炼到位，这是后来的某些同类读物所不能比拟的。
第二是门类齐全。中国古代有关自然知识的探索，恢弘而成蔚然大观者，向有天、算、农、医四科之谓；其实四者之外，自成系统且与科学技术有着某种姻缘的也还不少，如炼丹、堪舆、金石、本草、星占、律历等即可入流。中国又被誉为“发明的国度”，除了妇孺皆知的“四大发明”之外，瓷器、漆器、蚕桑、丝绸、针灸、水稻种植、赤道坐标系、与算法口诀紧密配合的算盘、青铜铸造中的某些关键技术（合范法、失蜡法等）等，都在人类文明史上拥有绝对的发明优先权。《史稿》涉及的知识，如果套用今日的学科划分，包括数学、天文、物理、化学、生物、农学、地理、采矿、气象、医药、冶金、陶瓷、食品、造纸、建筑、桥梁、航海、造船、水利、纺织、印刷、机械等等，这也构成了日后中国科技史工作者编撰出版大型《中国科学技术史》系列丛书的基础。
第三是体现了内史与外史两种研究进路的结合。除了对知识本身及发展线索的准确描述之外，《史稿》对影响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外部因素给予了相当的重视，对相关的政治环境、经济基础、文化时尚与思想潮流都有简明扼要的阐述。例如讲到战国时代的学术繁荣，就指出春秋以来的社会大动荡打破了“学在官府”的局面，而私学的兴起造就了大量的“士”，后者不但在军事政治等方面为王侯出谋划策，许多人还从事文化与科学技术的研究。又如讲到宋代科学技术的繁荣，就联系到印刷术的发达加速了知识传播的进程；而交子、会子等纸币的流通不仅适应了商业的需要，反过来又刺激了农业与手工业的发展。
第四是对考古资料和传世文物的重视。中国不但拥有悠久的历史，还具有丰富的考古资源。存留至今的古代遗迹与不断出土的地下文物，为历史工作者提供了大量生动的研究素材。《史稿》的作者们很好地利用了这一条件，广泛援引考古发现的文物资料，或与相关的史料印证，或填补某些文字记录方面的空缺。举其要者，就有半坡先民的半穴屋遗迹，河姆渡稻作及木构建筑残存，钱三漾出土丝织物及木桨，各种青铜器、铁器及型范，曾侯乙墓出土的编钟及二十八宿漆箱盖，大冶铜绿山春秋时代的铜矿井遗址，汉画像石上反映的纺织、牛耕与冶铁场景，马王堆出土地图、医方、漆器及丝帛品，泉州出土宋代海船，南京出土明代大船舵等。这些实物的出场，为中国古代文明在科学技术上达到的高度提供了令人信服的证据。
第五是很好地反映了中国同域外文明的碰撞及相互影响。《史稿》用了相当多的篇幅来处理这一题材，如隋唐五代时期中国与朝鲜、日本、印度及中亚、西亚地区的科技交流，宋辽金元时期与伊斯兰世界的科技交流，以及明清时代的“西学东渐”、“洋务运动”以及西方科学技术知识的大规模传入等。此外，该书也用一定的篇幅介绍若干少数民族的科技成就，体现了中华民族大家庭内不同族群、不同地区在科学技术方面互相交流与融合的情况。
以上这些特点，也许可以解释《史稿》魅力经久不衰的原因。
《史稿》的作者是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的一个研究小组，成立于“文革”结束后的1977年，由杜石然先生领衔。今天，六位作者中的一半，曹婉如先生、金秋鹏先生、陈美东先生已先后作古，健在的几位也都步入耄耋之年。写到这里，自己觉得有义务对《史稿》的作者们及相关的背景作一点介绍。
我是1978年随着“科学的春天”的脚步迈入科学史门槛的，对《史稿》的写作经过有一些耳闻，也曾目睹前辈们工作的状况。当时研究所办公条件颇为艰苦，可谓居无定所。我因为要向导师杜石然先生汇报学习情况，去过几次作者们工作的海运仓总参招待所，只见房间里到处都是书籍和文稿，办公桌、床上、地上堆得满满的。卫生间则充作暗室，常常是最年轻的金秋鹏先生在里面赤膊鼓捣，只有在需要换气和进烟的时候才出来打个招呼。其他先生们也都是乐呵呵地忙着各自的事情，紧张有序但气氛极为和谐。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是1957年元旦挂牌成立的（当时称研究室），早期的成员主要从事学科史研究，如李俨、钱宝琮就都是权威的中国数学史专家；还有一些著名的科学家担任该所兼职研究员和研究生导师，如叶企孙、张子高、侯仁之、刘先洲、王应伟、王振铎等。杜石然先生就是在当年考入研究所的，师从李、钱两位大师学习中国古代数学史。顺便说一句，他也是中国第一个科学史专业的研究生（当时没有硕士、博士之说）;《史稿》的另外两位健在的作者范楚玉先生和周世德先生，以及逝去的陈美东先生，也都是“文革”前的研究生。
早在1959年，还是研究生的杜石然先生就萌生过编撰一本中国科技通史的想法，但是未及动笔就被叫停。“文革”甫告结束，他与同事们再度提出开展综合性的中国科技通史研究的计划，其预期产品是由一部通史带头、外加若干专史和工具书组成的多卷本《中国科学技术史》。如果把这套大丛书比作集团军的话，《史稿》就是这一庞大军团的先遣队。
先遣队的胜利为大军团的组建和进军开辟了道路。1988年，就在这项计划顺利启动的时候，我曾在京城发行量颇大的媒体上撰文，内中提到：“早在一九五六年，中科院就制定了编写中国科技史丛书的计划，后来政治气候变化，这一计划也就落空了。现在，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再次把这一编写中国科技史丛书的计划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在最近召开的编委会扩大会议上，主编杜石然先生回顾了丛书三上三下的艰辛过程，摆出了目前具备的有利条件和困难，表示了要在七年内。完成这套丛书的决心。我们愿早日看到中国人撰写的大部头科技史著作问世。”（《北京晚报》1988年12月13日第三版）
日前这一堪与李约瑟博士的鸿篇巨制媲美的28卷本《中国科学技术史》即将全部出齐，而当年在首批书籍发行前决定对外公布有关人员名单时，主编换了人，开辟草莱的杜石然先生险些被“擢升”为顾问，最后还算名列常务编委。说到底，这套大书中的开篇通史卷，就是在《史稿》的基础上修订增补而成的。
千禧年前后，我在外地拜会一位从研究所调出去的前辈朋友，他不但是个出色的生物学史家，还以记忆力好和善于阅人见长，亦曾短时期担任过研究所的负责人。他说过的一句话我记得非常清楚，那是——“平心而论，老杜对研究所的贡献最大。”如今这位老朋友已归道山，但他说话时的那副神情和语态，似乎就在眼前。
人们真的都会“平心而论”吗？
杜石然先生思维敏捷、博学多才，看人论事一针见血。他自幼嗜读，大学毕业后又做过一段时间的图书管理员，是我所认识的杂书读得最多的一位学者。兴致来时，先生还会弄个诗词楹联什么的，我曾收罗了一些，日后或许可以辑出个新的“杜诗笺注”来。下面恭录两首，一是贺钱宝琮先生七十寿诞而填的“千秋岁”：
风和日丽，正李桃齐济，坐花又面谆谆教，方道刘徽聪，更论冲之慧，谈笑间，畴人千古任评说。
笔落尽珠玑，纵谈皆欢醉，人未老，志千里，旭日沐东风，心比苍松翠，共举杯，学生试谱千秋岁。
时值钱老主编之《中国数学史》（科学出版社，1964年初版）杀青统改之际，地点在当时研究所所在之九爷府（即孚王府，位于北京朝内大街与南小街交口处）东北小院。当春夏之交，藤萝枝蔓，枣花飘香，在场人物除了杜先生和寿星钱老之外，尚有梅荣照、何绍庚等几位当年的“年轻人”。这首词如实地反映了两次浮世大混沌之间难得的一小片宁静时光中的师生之情。
二是咏尼亚加拉大瀑布的楹联，作于2007年夏：
崖断千尺，潮狂暴落，逝者如斯，但喜仁者寿，闲人方得大灵气；
涛惊万钧，气荡氲氤，前途舛惑，勿悲道将穷，朽儒尚能小文章。
咏的是自然之景，抒的是人世之情，“小文章”是谦辞，“大灵气”是我所景仰的。
杜先生常鼓励年轻人多读书，古今中外都要读，但不能死读书。记得是1980年春夏之际，先生建议我们几位理科出身的研究生以游学的方式去补文史课。一个多月下来，我们行经冀、晋、陕、豫、鲁五省，两渡黄河，三涉渭水，走访了中原地区的诸多图书馆、博物馆、文管所及历史遗址，体会到“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乐趣。我曾写过一篇《一次难忘的游学经历》（《广西民族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2006年12卷3期）志其事。先生又具语言天才，模仿他人的口音及方言惟妙惟肖，日语自不必说，英语也比许多以“寄托”为奋斗目标的青年好得多。1990年退休后，先生应邀赴日，相继在东北大学、佛教大学执教达十年之久，讲授中国科学史和思想史，目前寓居加拿大。
杜先生曾戏言要写一本《新儒林外史》，其实先生的行迹是应归入当代儒林之列的。有了先生这样的人物，科技史这门看起来枯燥的学问才有了趣味透出亮彩。昔者汉儒皓首而穷一经，有以两字经文成数万言疏者，今人几乎不可能做这样的功课了。新一代的科技史工作者，应有更开拓的学术视野和更广博的文化修养，否则“跨越创新”、“重点培育”都是空话。泥古非今者迂，喜新忘旧者陋；崇洋废本流于轻浮，自大排外失之偏狭。这不是什么名人语录，只是我胡诌出来的几句顺口溜，是从杜先生的治学经历和学术风格中品味出来的一点东西：年轻的科技史学者不但要学有所专，更应有通博的勇气和追求，古今中外都要拿过来瞧一瞧，至少主观上不能厚此薄彼。
《史稿》修订版杀青前夕，杜先生跨洋驰电命补序文一篇。吾小子何识何能，学业不精，更不能通达，只是胡乱翻过一些书而已。但师命难违，惶惶中草成此篇，还请吾师及众方家鞭正。
受业门生 刘钝
辛卯岁末谨序于燕都之梦隐书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