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生命的奋进与时代的感受

一 少年时代

牟宗三，字离中，1909年4月25日生于山东省栖霞县蛇窝泊镇牟家疃村牟家老宅。

栖霞，位于山东半岛的中部。这里四季分明，群山环绕。牟家疃村位于栖霞东南约三十里一块群山环绕的小平原上。这里远离喧闹的大都市，又不靠近交通要道，显得格外的宁静、恬淡。东北方向上老鹰山在十里之外就止住了脚步，清水河一路欢歌细语，绕过村南，悠悠流去，常年不息。春季到来，清水河两岸，果树梨花，竞相开放，千树万树，不见边际，一片银色世界。牟宗三就出生在这里，并在这里度过了他的少年时代。

栖霞牟氏是明洪武三年由湖北公安迁来，初祖牟敬祖曾任栖霞主簿。由牟敬祖到牟宗三，牟氏在栖霞已历十六世，并成为栖霞的名门望族。牟宗三祖上世代耕读相继，曾出现过像牟应震、牟庭、牟所等有名的学问家。至其父牟荫清时，家道已式微。牟荫清，为人正直，治家严整而有法度。母杜氏，贤而慧，生三子二女，长牟宗和，次牟宗德，牟先生乃荫清公之第三子。牟先生在忆及自己的家庭状况时曾自称是“一个农家子弟”, “又生长于一个多兄弟姐妹的家庭，而又天天忙于生活的穷困家庭”。

牟宗三先生的少年时代是中国社会急剧变化的时代。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几经坎坷，日趋高涨，并终于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建立了民主共和国。共和国立，封建与反封建、帝制与反帝制的斗争并没有止息，孙中山、袁世凯、蔡锷、张勋等都导演过历史的活话剧。然而这些在大都会曾出现过的惊心动魄的场面，在山高皇帝远的乡村，似乎未曾发生过。农民依然是几千年传下来的农民，生活依然是祖宗传下来的生活，依然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这里的生活依然是悠闲、恬淡、宁静、纯朴。牟先生的生命就在这种环境中诞生，亦在这种环境中成长。

牟宗三先生对其少年时代的生活做过精彩的描述。请看：

清明寒食的春光是那么清美，村前是一道宽阔的干河。夏天暑雨连绵，山洪暴发，河水涨满，不几日也就清浅了。在春天，只是溪水清流。两岸平沙细软，杨柳依依，绿桑成行，布谷声催。养蚕时节我常伴着兄弟姊妹去采桑。也在沙滩上翻筋斗，或横卧着。阳光普照，万里无云，仰视天空飞鸟，喜不自胜。

这就是生活。这生活是人与天地万物混一的生活。它远离都市的文明，没有染上任何现代的印迹。阳光、白云、飞鸟、绿桑、细沙、河水等等都是那样的自然、亲切、纯真，这自然、亲切、纯真与少年时代牟宗三的那种自然、亲切、纯真恰好融为一体。

少年时代的牟宗三既没有沉浸于子云诗曰之中，也没有那种为赋新诗强说之愁，伴随他的只是一种纯朴的生活，混沌的生活，一种不识不察、不着不著、无所谓生活与不生活的生活。与同伴们东钻西跑，挖土坑，攀树木，穿墙角，捉迷藏，天真无邪，自由自在。牟家疃村中有池塘，初夏时节，一群一群的小鱼浮在水面晒太阳，他拿一块肉骨头，放在竹篮里，沉下水去，不大一会儿，一大堆活蹦乱跳的小鱼被拖上来了，这样一而再，再而三，肉味没有了，小鱼也就不上来了。正是与自然界的小动物斗智斗谋中寻求着乡村里那特有的乐趣，展开着自己的生命历程。

牟宗三出生在北方的乡村，他没有富家子弟的那种娇弱，不乏农家子弟几分泼辣。北方孩子的游戏如溜冰、打瓦、拍球、踢毽，他样样都行。既然是农家子弟，当然在春耕秋收的农忙季节也要参加劳动。少年的牟宗三，个头虽不高，但身体却十分壮健。北方农村的力气活如扛、抬、挑、负，样样能做，水里泥里他也能弯得下腰，进得去。15、16岁时，他竟能背负一百多斤的粮袋走一里多路，为此他得到了荫清公的不少夸奖。

少年时代也是人的感情最为纯真、圣洁的时代，这时感情投入往往是最干净无邪的。牟先生在其《五十自述》中记下了他少年时代唯一的一次恋情的流露。一年的冬天，牟家疃来了个马戏团，“正是天气严冷，风雪飘零之时，他们圈一个广场，先是鸣锣开场，继之一个十三四岁的小女孩骑在马上，绕场一周。矫健的身段，风吹雪冻得红红的皮色，清秀朴健的面孔，正合着上面所说的清新俊逸的风姿，但是可怜楚楚的，是女性的，不是男性的，我直如醉如痴地对她有着莫名其妙的感觉。先父严肃，不准小孩常去看这类江湖卖艺的把戏，我不知不觉偷去看了好几次，我一看见她，就有着异样的感觉，既喜悦又怜惜。事后我每想起，这大概就是我那时的恋情”。这次恋情是一种单向的投入，自然是转瞬即逝，无果而终。然而它在牟先生记忆的年轮中，刻画下的印迹则是深刻而鲜明的，以至于他到了晚年，每每忆起仍有一种幸福之感。

少年时代是一个人的混沌时代。这混沌是说人在这时对自己的过去和未来并没有清楚的意识，他在天地万物之中也未能确证自己。这种混沌是任何人也难以超越的阶段。正因为它混沌，所以它才蕴藏无尽的未来。在未来中，他可以成为一个农夫，一个商人，一个闯荡江湖的人，一个军人，一个政客，一个学者……按照传统的惯例，父母在对子女作出安排时，一般让老大管家，老二经商，老三读书。牟宗三自9岁起，其自然生命就渐渐离其自己，走上读书求知的道路。

二 读书与求学

牟宗三9岁入乡村私塾，三年后转入蛇窝泊新制小学，15岁入栖霞县立中学。

蛇窝泊在牟家疃的西北方，两地相距大约一里路之遥，这点路对于一个十几岁的小学生并不算什么，由乡村进入县城后情况就有所不同了。虽说从牟家疃到县城也不过几十里路，但在交通很不发达的上世纪20年代初期，对于一个乡村少年来说就算是出远门了。“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有与父母兄弟姊妹相处的家庭生活了，再也没有乡居的自然生活了。”孔子曾言：“吾十有五而志于学”，对牟宗三先生而言，亦15岁起正式踏上读书求学的历程。

牟先生曾说：“我初入中学，功课都很平常，但也颇用功。每门都可勉强接得上。尤其是英文、数学，我算是好的了。其实我对此两门并不行。只因下县风气初开，一般人都隔的甚远，根本不发生兴趣，而我还勉强能接得上，所以倒显得我行了。”“我在中学时读国文，学作文，都是相当吃力的，勉强不落人后而已。”“在中学时，人都能看小说，我独不能。我觉得看小说也要费力。至于高级小说如红楼梦水浒传之类，我进北大预科始能看得懂。”这里并不排除牟先生自谦的成分，但也大致反映了牟先生那时学习的实际状况。这一状况正好反映了牟宗三读书与求学的艰难历程。

牟先生认为自己不是一个有巧慧的人，自己不善于应考，以为受考是一种可耻的事情，甚至认为那是一种侮辱，并坦言若在科举时代，恐怕自己连个秀才也考不取，因为他不具有那种适应成规的巧慧。他说：“把着手去教我学点什么事，我全然不能适应，俨若痴呆。那时我的生命被闭住了，灵感塞住了，我全成被动，好像是块木头。左也不是，右也不是，手脚无措处。”但他自幼喜欢独立运思，对自己亲手去制作一样东西有一种独立自足的兴趣。

尽管牟宗三不是一个有巧慧的人，他的心灵和气质使他无法接受一套外在的机括，一套外在的程式，无论这套机括是自然的语言符号系统，还是人为的文章结构，他的心灵都难以契接，但他的学术成就足以证明他是20世纪最有才华的学者之一。他虽不具一般人所谓的小巧慧，但却具有常人所不具有的大智慧，也许他舍己以从人的接受力不显特别，但他独立的创造力则特强。他虽自谦自己的国文不行，事实上他并不乏文学才能，只要是读过其《水浒世界》、《五十自述》等文章或著作的人，都会为牟先生那富有哲理意蕴的文学才能所折服。他的学术成就诚然来自于他几十年念兹在兹的辛勤耕耘，但没有大智慧也无法驾驭这些学术积累。

1928年春，牟先生告别栖霞中学，前往北京求学。同年考入北京大学预备科。这一年，国民党的北伐军占领了北京，结束了李鸿章、袁世凯以来的北洋军阀的统治，北京出现了短暂的平静。那时的北京，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余灰未烬，各种新思想、新学说依然荡激着青年学子的心灵，政治气氛也十分浓烈，这对于从乡村刚刚来到大都市的牟宗三来说，非常具有吸引力。这使他感到从来未有的开阔、解放，并一度对政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然而这种兴趣不久也就消失了。在课外，他把五四新文化运动风云人物的书籍都找来看，但真正对他产生吸引力的是“科学与人生观论战”的那些文章。不过，他感到张君劢的文章无光彩，丁文江的文章也无风姿，而吴稚晖的一篇长文《一个新信仰的人生观与宇宙观》对他产生巨大吸引力。他直接为吴氏的那种浩瀚的生命和纵横的才气所吸引，为他那压倒一切、横扫一切的气势所吸引。他说：“我那时思想之受他（吴稚晖——引者注）的影响最深，可谓达泛滥浪漫之至极，粗野放荡，几不可收拾。文字荒谬，不避肮脏，全为他所开启。有一次，先父看见了，大为震怒，责斥何以如此。我当时极为羞愧，答以外面风气如何如何。先父则曰：择其善者而从之，不善者而改之。何可如此不分好歹？外面那些风气算得了什么？我当时肃然警醒，心思顿觉凝聚，痛悔无地。大哉父言，一口范住吴氏的浩瀚与纵横，赤手搏住那奔驰的野马，使我顿时从漆黑一团的混沌中超拔。那些光彩，那些风姿，那些波澜壮阔，顿时收煞、降伏、止息，转向而为另一种境界之来临。”

牟先生从浮泛中超拔出来，心思才真正沉静下去，开始读《朱子语类》。开始他也不知朱子之所云，但读了一个月之后，心思忽然开了，朱子说着这一句，他常能知道下一句是什么。在大学预科时，他就对哲学产生了兴趣，也表现出了出色的哲学才能。他说：“我那时的想象非常丰富，慧解也非常强，常觉驰骋纵横，游刃有余。稍微玄远一点，抽象一点的义理，不管是那一方面的，旁人摸不著边，我一见便觉容易通得过。”预科过后，牟宗三先生直接升入北京大学哲学系。

北京大学可以说是中国现代哲学的摇篮，现代中国的众多哲学名流或出自北大，或任教于北大。陈独秀、胡适、李大钊、梁漱溟、张申府、熊十力、金岳霖、冯友兰等都与北大有着某种关联。牟先生在北大学习期间，张申府、邓高镜、林宰平、熊十力等仍执教于北大哲学系，金岳霖亦在北大兼课。北京大学开放、自由的学术气氛，雄厚的师资力量，丰富的藏书，为牟的学习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在四年的大学学习中，对牟先生帮助和影响最大的，在校内是张申府先生和金岳霖先生，在校外则是张东荪先生。这三位先生在20世纪上半期的中国哲学论坛上都是一流的人物。张申府和金岳霖都给牟宗三班上开过哲学课，正是在课堂上牟认识了这两位先生。至于张东荪先生则是通过当时国内唯一的哲学杂志《哲学评论》得以心识的。在这三位先生之中，张申府先生对青年牟宗三的影响尤为重大。张先生是中国数理逻辑的奠基人之一，他早年介绍和研究罗素哲学，后转向宣传唯物辩证法。张申府是牟宗三的逻辑学，尤其是数理逻辑的启蒙老师，也是牟宗三在北大求学期间平素最亲近、最相契的老师。后来由于牟宗三对张申府过多地参与政治活动表示不解，便渐渐与之疏远。然而牟宗三进入逻辑领域并在逻辑学上取得重大成就，张先生实有引路之功。

当然，在大学时期，除了上面所谈及的三先生外，林宰平、沈有鼎等先生也曾对牟产生过某种影响。就牟宗三的文化生命而言，所有这些影响也许都是枝叶之影响，非根本之影响，对其文化生命和学术路向产生决定性影响的事件是他遇见了熊十力先生。

三 遇见熊十力，始嗅到了学问与生命的真意味

熊十力（1885—1968），湖北黄冈人。中国现代最富有原创性的哲学家之一。他早年参加辛亥革命。共和国立，见党人竞权夺利，革命终无善果，转向对中、印两方学术的探究，决心另辟一条学术救国的道路。曾入支那内学院问佛法于欧阳竟无大师，然后由佛学进而深契大易之大化流行、生生不息之理，从中国文化的内在生命处去体验中国文化活的灵魂和现代价值，最后舍佛归儒，并成为一代儒宗。20年代初由梁漱溟推荐入北京大学哲学系讲印度哲学，著有《新唯识论》、《体用论》、《十力语要》等。

牟宗三是在大学本科三年级的时候由邓高镜先生介绍得以认识熊十力的。牟宗三在《五十自述》一书中对其与熊十力相识的过程有一段生动的描述。他回忆说，有一个冬天的晚上，他去邓高镜教授家，邓先生拿出熊十力的《新唯识论》给他看。他一看署款为“黄冈熊十力造”，觉得十分奇特。他将该书拿回宿舍后，一个晚上匆匆读完。第二天，他去还书，问熊十力是谁。邓先生说，第二天下午在中央公园约熊十力吃茶，你可以去，到时予以介绍。第二天，牟宗三准时而到，林宰平先生、汤用彤先生、李证刚先生俱在座：

不一会看见一位胡须飘飘，面带病容，头戴瓜皮帽，好像一位走方郎中，在寒气瑟缩中，刚解完小手走进来，那便是熊先生。他那时身体不好，常有病。他们在那里闲谈，我在旁边吃瓜子。也不甚注意他们谈些什么。忽然听见他老先生把桌子一拍，很严肃地叫了起来：“当今之世，讲晚周诸子，只有我熊某人能讲，其余都是混扯。”在座诸位先生喝喝一笑，我当时耳目一振，心中想到，这先生的是不凡……我在这里始见了一个真人，始嗅到了学问与生命的意味。……我当时好像直从熊先生的狮子吼里得到一个当头棒喝。

借此机缘，牟宗三与熊十力开始了几十年不同寻常的师生之谊。此后他就经常去和熊先生晤谈、请教。有一次熊十力严正告诉牟宗三，你不要以为自己懂了，实则差得远。说到懂，谈何容易。牟先生认为这话对他同样是一当头棒喝！

熊先生对牟的教诲主要不是知识的，而是生命的，是道德人格的。当然由于长期相处、接触，熊十力对牟宗三人格与学术的成长既有浸染之功，也有耳提面命的教诲。牟宗三清楚地记得，熊十力与冯友兰关于良知的一段谈话，对自己产生的震撼与影响。熊十力对冯友兰说：“你说良知是个假定。这怎么可以说是假定。良知是真真实实的，而且是个呈现，这须要直下自觉，直下肯定。”良知是真实的，是呈现，青年牟宗三闻所未闻，“这霹雳一声，直是振聋发聩，把人的觉悟提升到宋明儒者的层次”; “由熊先生的霹雳一声，直复活了中国的学脉”。牟自与熊相识到他1942年出任成都华西大学讲师止，他曾几度长期朝夕相从于熊十力，直到晚年他对熊十力仍念念不忘，尊崇有加。他认为：“儒学之复兴，中国文化生命之昭苏，至先生（熊十力——引者注）始真奠其基，造其模，使后来者可以接得上，继之而前进。彼之生命，直是一全幅理想与光辉之生命。”熊十力对牟宗三亦十分器重，推崇备至，称他为“俊才”。在牟工作与生活发生困难的时候，给予牟宗三以力所能及的帮助，并将学术生命的传承寄厚望于牟宗三。师从熊十力对牟宗三的学术发展具有重大意义。40年代后期，牟由怀特海、罗素、维特根斯坦、康德转向孔孟，由着意于对西学尤其是西方逻辑学、认识论的疏解、阐释和建构转向对中国文化尤其儒家人文主义重建，诚然有诸多方面的原因，但与熊十力的引路之功有着重大关系。

四年的大学生涯，培育了牟宗三的哲学器识，为其以后走上哲学的探索之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四年的大学生活中，他除了完成了课堂上的哲学学习以外，在课余，他大规模地攻读怀特海的自然哲学与易学著作，沉溺于中西两方学术之间。在大学生活行将结束的时候，他完成一部易学专著：《从周易方面研究中国之元学与道德哲学》，并由此得到沈有鼎先生的赞扬。1933年夏，牟告别了求学生涯，回山东寿张乡村师范任教。

四 与梁漱溟先生的交往

30年代，国际国内局势急剧动荡。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民族危机空前加剧。随着东北的沦陷，全国危急。牟宗三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告别了学习生涯，来到鲁西南的寿张乡村师范教书。

1934年秋，牟宗三辞去寿张乡村师范教席，北上天津，住天津社会科学研究所，与哲学家张东荪、社会活动家罗隆基常相往来，并由张东荪介绍，加入由张君劢、张东荪发起组建的国家社会党。1935年，其第一本学术专著《从周易方面研究中国之元学与道德哲学》在北大同学兼同乡王培祚的资助下，由天津大公报社出版发行，张东荪亲为制序。1936年秋，牟宗三赴广州，任教于私立学海书院。不久后学海书院解散，牟旋北上。

书院解散，牟即失业。熊十力便请时在山东邹平从事乡建运动的梁漱溟每月出30元钱供牟继续从自己读书。梁答应出钱，但提出了具有限制性的三个条件：（一）牟宗三须到山东邹平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研究院住相当时日，以便了解、观察一下他所从事的事业。（二）须读人生哲学的书，不能光念逻辑。（三）不得做政治之利用。这些条件的提出一方面说明梁漱溟对牟宗三政治倾向的不满和学术追求的不放心，另一方面说明梁漱溟充分利用一切机会，网罗青年，为自己的乡村建设服务。牟宗三一见梁提出的条件，反感立生，欲一怒而拒之。经熊十力相劝再三，牟宗三答应借返栖霞省亲之便前往邹平小住。到后，次日与梁漱溟先生相见。梁问道：“来此已参观否？”答：“已参观矣。”又问：“汝见云何？”牟宗三直言相告：“只此不够。”梁漱溟在当时已是闻名全国的大学者，社会名流，听到一位年轻后辈对自己满怀信心的事业如此评价，勃然大怒：“云何不够。汝只观表面事业，不足以知其底蕴。汝不虚心也。”牟说：“如事业不足凭，则即无从判断。”凡相见，三问三答，极不协调。由是牟宗三不辞而别。自此牟、梁睽隔，终生无由得通。十年后，牟、梁再次以文字相见，关系更趋紧张，1946年，牟宗三与钱穆的学生姚汉源在南京自费创办《历史与文化》杂志，梁漱溟向牟宗三订阅该刊，牟借此机缘顺便作一长函，对梁从事政治活动极尽规谏。梁竟率尔就牟之函纸作批寄还。牟时值血气正盛，横遭贬损，无法吞下，将批答一一剪下，完璧寄还，由此牟梁决绝！三十年后，梁先生向某旅美学者回忆此事，依然是他这人“脾气真大！”转而又言：“没想到他如今以哲学家名于世矣。”

牟宗三先生不赞成梁的具体事业，不赞成他以“教主”的方式来解决中国的政治问题。他认为梁漱溟接不上儒家内圣外王的弘规，把握不住中国文化的大动脉，但对梁之为人及其学问还是相当推崇的。他曾指出梁漱溟为人极有性情，也有思考力，在新文化运动反孔最鼎盛的时候，“他独能以赞叹孔子的姿态出现，他维护了孔子的人生哲学”; “独能深入孔教最内在的生命与智慧”, “而孔子的生命与智慧亦重新活转而披露于人间”。梁开启了宋明儒学复兴之门，使吾人能接上宋明儒者之“生命与智慧”。这是对梁极高的褒扬。

五 困顿岁月

1937年，牟宗三居北京，出任国家社会党机关刊物——《再生》杂志的主编。是年，日寇全面入侵中国，全国人民奋起抗日。秋天，牟宗三由北京逃难出来，返家乡栖霞小住，旋往南京。由南京经长沙往衡山。复在张之洞曾孙、西南联大学生张遵骝的资助下，只身去桂林。

1938年，牟宗三在广西田间教中学，课余，散步于田间地头，沉浸于对现代逻辑问题的思考之中，构思《逻辑典范》一书的写作。在那远离城市的穷乡僻壤，许多本来困惑的逻辑问题反而想通了。同年，应张遵骝之邀往昆明，在昆明度过了他一生最为困顿的时期。

在昆明，张遵骝及牟宗三都认为谋事并无困难。事实上，在国难当头的特殊时期，许多人从沦陷区逃到相对安定的后方昆明，找事做谈何容易！牟先生依赖张而生活，寄人篱下，外表洒脱，而内心十分焦急，张遵骝一面宽慰他，一面为牟宗三找工作而东奔西跑，谋得云南大学讲席，复为他人顶替。熊十力远在重庆，亦为其学生牟宗三天涯漂泊，衣食无着而焦急，乃函告当时北大主事者汤用彤，竭力推荐牟宗三返北京大学任教，以解牟宗三昆明绝粮之厄。汤告之，胡适那里通不过。时胡适已离开北大，做了国民政府的驻美大使。胡适究竟如何使其通不过，已无从考证。然而牟宗三与胡适在北京大学有一段不愉快的交往亦是实情。昆明谋事不成，北大任教无望，被迫函告国家社会党主席张君劢，求其给予帮助。然石沉大海，杳无音信，不久张君劢偕其时任交通部长的弟弟张公权视察滇缅公路，经昆明，下榻翠湖旅店。牟先生从当地报纸上得知，迳往张君劢之住处。张君劢一见牟宗三，颇感惊讶。牟问张，“前上函，收到否？”张答未收到，牟甚为失望，然还是以眼前之处境，生活之状况相告，并说明《再生》杂志在昆明销路不畅，要求在昆明推销《再生》杂志，以谋得五十元生活之所需。张说：“你去租房子，开好预算，即嘱重庆寄款。”张君劢的说法也许是依程序处理，并非没有道理，然牟宗三时下处境艰难，何谈租房、开预算，牟宗三认为这是张的推却之辞，甚为恼怒，含愤而去。暑去秋来，张遵骝将赴上海，牟送其至车站，张留下七八十元钱，以供牟宗三生活之用，牟接过钱，望着那徐徐开动的火车，直觉天昏地暗，日月无光，与患难交、肝胆友无语以别。数十年后，牟回忆说：“当时之惨淡直难以形容。我事后每一想及或叙及，辄不觉泣下。”

张遵骝走后，牟宗三又致函熊十力。时熊十力应马一浮先生之邀，讲学于四川乐山复性书院。熊十力力荐牟宗三进书院，马一浮辞以无款。熊十力乃通过当时的教育部长陈立夫，主张由教育部出薪，以书院都讲的名义进住复性书院。牟宗三接熊十力函即启程赴四川。途径重庆，见张君劢，由于《再生》杂志主编梁实秋已辞职，张君劢遂以《再生》事相托，劝牟宗三留重庆，不要再去乐山，牟坚辞不就，遂与张君劢闹僵。经友人多方劝解，乃口头答应暂留《再生》处。

牟宗三继续往嘉定，拜见熊十力先生，船至叙府，接熊十力函，嘱其勿来。熊十力住书院，与马一浮相处极不谐，决然离去。熊、马都是儒家人物，天各一方，互相欣赏，然而，由共学而适道，由适道而共立，由共立而共权，何其难遇，二人适道不难，共立也可，然而由不可共权而闹翻。时日本强盗的飞机在四川各地狂轰滥炸，熊十力为日机炸伤，寄寓璧山，牟往见，师生见面，相对而泣。在璧山逗留数日，返重庆，主《再生》事。次年，以讲师名义住大理民族文化书院。

大理民族文化书院解散后，牟返重庆北碚金刚碑勉仁书院依熊十力。勉仁书院为梁漱溟创办，但梁漱溟终日奔走国事，并在香港办《光明报》，并不住在书院。不过，书院毕竟为梁先生所办，书院诸君子对梁敬若神明，对熊十力先生可谓虽敬不亲。熊十力依附梁先生，而牟宗三依附于熊十力，牟可谓间接依附于梁漱溟。由于牟宗三与梁先生早有不谐，故而住在书院，心情并不欢畅，这样，又是一年。

1942年，由唐君毅先生推荐，牟宗三转赴成都华西大学任讲师。三年后，抗战胜利，举国欢庆。牟自成都转往重庆，任教于中央大学哲学系，始与唐君毅共事。1946年春，牟随中央大学自重庆前往南京。时内战已起，南京是国民党统治区域，而山东胶东则为八路军的根据地，南北交通阻隔，牟宗三与家人久无联系，便以自己教授薪水与姚汉源等一起创办《历史与文化》，以疏导民族的文化命脉、学术命脉。然终因经费困难只印了三期而停办。1947年秋，由牟先生轮任中央大学哲学系系主任，因教务问题与资深教授方东美先生发生冲突而转往金陵大学、江南大学任教，来往于南京、无锡间。1948年，与熊十力同赴浙江大学哲学系任教。1949年春天，牟宗三先生由杭州经上海去广州。同年春夏之交，只身乘船去台湾，开始了他后半生的漂泊生涯。

六 创办人文友会

牟宗三尚在广州时，梁漱溟的弟子黄艮庸曾劝他不要去台湾，担心一去台湾就回不来了，牟对此不屑一顾，决然渡海赴台。牟之赴台，既有政治原因，亦有文化上的原因。

牟宗三先生抱定终生不经商，不做官。不做官，并非不关心政治，更不意味着没有鲜明的政治立场和态度。大陆的变局，牟不留大陆而去前途渺茫的孤岛，就是其政治立场和态度的鲜明反映，亦是其文化立场的鲜明反映。如果他终生从事逻辑学的研究，而不去涉猎生命的学问，或者说他只将其学问停留在抽象的“非存在”领域而不打落到“存在”领域，也许他会另有选择。他所担心的是中华文化生命的断裂。故而他坚守中国文化之儒家立场，站在孔子的角度说话，以对儒家的态度，对孔子的态度划分敌友。在他看来，中国文化是决定中国之所以为中国的根据，而儒家学说，孔子学说又是中国文化的主流、主体或主位，所以它对大陆以马克思主义取代儒家文化的地位甚为不满，甚至认为这种取代会使中国文化全部沦丧，这就决定了他终生无法理解马克思主义，极力反对马克思主义。

1950年秋，牟宗三应台湾师范学院（后改为台湾师范大学）之聘，主讲逻辑学、哲学概论、先秦诸子、中国哲学史等课程。他只身住进台北公馆附近的一座幽静的庭院，取名曰“东坡山庄”，学生出入甚为方便。诸如蔡仁厚、唐亦男、陈修武、陈癸淼、王淮、陈问梅等就经常出入他的住所，他亦经常在寓所为学生讲课。实际上，在他身边，围绕着一大批关心中国传统文化命运的青年学生。

1951年夏，他开始主讲台湾师范学院的人文讲习会（后改为人文学社）。人文讲习会原是师院的几位教授和一些从大陆来台的青年学生共同组织的非正式的学术团体，牟是该会的发起人之一。该会旨在通过师生之间相互切磋，以讨论中国的命运和前途，探求中国文化的出路。由于学社的扩大，入社人员亦杂而不纯，于是牟宗三应部分同学之请，舍去原社，另立人文友会。1954年8月14日，在“东坡山庄”举行了人文友会的首次聚会，并约定以后每两周举行一次。从第二次聚会起，改在师大教室进行。参加人数常在三十人左右，有时多达四十人。像蔡仁厚、戴琏璋、曾厚成、周文杰、王淮、陈问梅、陈癸淼、唐亦男等都是人文友会的参加者。人文友会讲习之目的在于“疏导时代学风时风病痛之所在，以及造成苦难症结之所在。如此疏导，点出主要脉络，使人由此悟入，接近积极健全之义理，重开价值之门，重建人文世界”。人文友会讲习范围十分广泛，包括古今中西学术思想、哲学思想以及与文化、时代、国家相关的问题。讲习的形式主要为牟先生主讲，有同学做记录，提问、答疑、讨论交替进行。1956年，牟先生离开了台湾师范学院，前往台中的东海大学任教。赴任之前，牟先生为人文友会作了最后一次讲习，至此连续两年的师大人文友会宣告结束。

台湾师范学院之人文友会结束，并不意味着牟先生此种讲学方式的结束，1957年11月，东海大学学生组成了一个类似人文友会的聚会，每周一次，亦在晚上进行，参加者常在百人以上。为转化人心，开化风气，引导青年向上，牟先生不遗余力。

牟先生不仅是青年学生的师长，亦是青年学生之良友，更是人文友会的精神领袖。在他周围团聚着一批挚爱中国文化的青年。他的住所，青年学生出入甚为方便，大家聚在一起，常数日不散，听讲、讨论、下棋、吃饭、睡觉、谈天说地，从容自在，无拘无束。当年团聚在牟先生周围的人物，如蔡仁厚、戴琏璋、唐亦男、王淮、王邦雄等，而今都成了台湾学界的核心人物。

1958年元旦，与唐君毅、张君劢、徐复观联名发表《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这个宣言系统分析了西方人士乃至中国西化派学者对中国文化的种种误解，全面阐述了他们对中国文化、西方文化乃至人类前途的看法，是当代新儒家的纲领性文件。是年秋，牟先生与赵惠元女士结婚，结束二十余年来只身飘零的孤单生活。

七 讲学新亚

1960年10月，牟宗三应香港大学之聘，离台赴港任教，主讲中国哲学。1968年春，应唐君毅先生之约，由港大转入香港中文大学及新亚书院任教。

新亚书院是由钱穆、唐君毅、张丕介于1949年共同创办的。书院旨在承袭宋明书院讲学精神，旁采西欧的导师制度，以人文主义为教育宗旨，沟通东、西方学术与文化，在香港这块殖民地上再植民族的灵根。1963年，香港中文大学成立，新亚书院遂为其兼为成员书院。新亚研究所乃新亚书院的组成部分，1975年脱离香港中文大学的新亚书院而独立，唐君毅任所长。1974年，牟宗三从香港中文大学退休后，专任新亚研究所教授。1978年，唐君毅先生去世，1982年，另一位当代新儒家代表人物徐复观亦归道山，牟宗三成了新亚精神的象征，成为当代港台新儒家的重要精神支柱。

1976年以后，牟先生抽出相当多的时间往返港台之间，先后在中国文化大学、台湾师范大学、台南成功大学、台湾大学、东海大学等校讲学，尤以在台湾大学讲学的时间为最久。1977年，被台湾哲学学会推荐为常务理事。

1980年7月应韩国退溪学研究院理事长李东俊之邀，赴韩国作学术访问。台湾师范大学教授戴琏璋、韩国学者梁承武同行。先后访问了成均馆、陶山书院、启明大学等校，并作了多场学术演讲。1984年，获台湾“行政院”颁发的本年度文化奖。1987年，获香港大学荣誉博士学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