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及犹太中心

历史表明，以色列地以外的犹太中心最早出现在埃及。埃及犹太中心的开端完全可以追溯到巴比伦犹太中心形成之前的巴比伦帝国时期。那时，埃及已经开始涉足以色列地的事务，并成为犹太人移民的一个目的地。当然，犹太人对埃及从来就不陌生，在历史上，一直有犹太人因为种种原因前往埃及，并在那里生活（或称“寄居”）。正如我们在第一章中所说，根据犹太人的传说，早在亚伯拉罕时期，犹太人就去过那里。雅各的子孙更是在那里生活了近400年。据认为，在亚述帝国消灭以色列王国的过程中，以色列王国中的一部分犹太人就曾逃到埃及，并从此在那里定居生活，从而最早构筑了埃及犹太中心的基础。第一圣殿被毁后，犹大王国部分被逐的人不顾先知耶利米的明确反对，移居埃及，埃及的犹太中心得到了相当的加强。应该说，移居埃及的人中有很大一部分是为了躲避屠杀的犹太难民，但其中也包括犹太士兵。有历史记载，这些犹太士兵后来成为埃及第26王朝法老军队的组成部分。其中最享盛名的是驻扎在埃勒凡泰尼（即现代的阿斯旺）的犹太殖民团。该殖民团的士兵被称为“Heila Yehudia”。他们的任务是负责守卫埃及南部边境。该殖民团在波斯帝国占领埃及（公元前525年）时期得到了壮大，只是到了大约公元前399年才不复存在。在波斯人统治埃及期间，在犹太士兵成为波斯帝国卫戍部队的组成部分后，又一次犹太移民潮席卷了埃及。

埃及劳工

在第二圣殿期间，埃及是以色列地以外出现的最重要的一个犹太文化中心。导致犹太人在埃及生活的原因应该说主要是经济方面的。著名犹太哲学家、亚历山大底城的斐洛（Philo of Alexandria，约公元前20—公元50年）曾经说过：“没有一个国家可以解决犹太人的经济问题，因为他们的数量确实太多了。”在希腊化时期，主要是托勒密一世统治时期（公元前323年至公元前283年），埃及的强大和经济繁荣，使不少犹太人移居埃及，其中包括被胁迫的（作为战俘）和出于自愿的，托勒密一世曾占领过耶路撒冷。托勒密二世在位（公元前284—前246年）期间，埃及犹太中心中享有盛名的是亚历山大底城的犹太社区，该社区是当时亚历山大底城五大社区之一。亚历山大底城是希腊文化的一个最为重要的中心，传播希腊文化的最佳之地，据认为，罗马人是在那里最先了解到古希腊文明瑰宝的。亚历山大底的犹太人组织机构叫做“Politeuma”，即一个被赋予了一定政治权利的民族（或宗教）团体，这种政治权利主要是指具有独立的司法体系和建立自我管理社区的权利。埃及犹太人通常生活在犹太人组成的犹太社区，当然也有的生活在犹太社区以外的地区。他们拥有许多犹太会堂，负责自己事务的长老议会，以及自治的教育机构。这样的组织形式（和与之相似的其他形式），在现代到来之前，一直是散居地犹太生活最显著的特征。

著名的《七十子译本》可以说是公元前3世纪亚历山大底城犹太社区最重要的文化贡献之一。这是第一个《圣经》希腊文的译本，最初是《托拉》（即《摩西五经》）本，后来包括所有希伯来文学经典。这也是有史以来第一次把一种东方语言翻译成希腊文的翻译活动。根据传说，国王托勒密二世曾经派遣一个官方使团去耶路撒冷会见大祭司以利亚撒，希望翻译《托拉》的工作能够得到这位犹太大祭司的帮助。大祭司同意了使者的请求，派了72位圣贤去了亚历山大底城。在抵达亚历山大底城时，72位圣贤被问及了72个问题，他们在72天内完成了该项译事。他们是两人一组进行翻译的，当所有的译文被拿出来进行比较时，发现译文在每一个细节上都惊人地一致。这个故事的核心部分很可能是基于某一真实发生过的事件：在对东方文化表现出理性好奇的文化氛围下，希腊学者对犹太教及其价值开始有了某种兴趣，在这一情况下，国王托勒密二世才下令翻译《托拉》。

《七十子译本》的出现意义重大，历来被视为古代一项最重要的文化活动，是人类有记载的大型翻译活动的开端。对于随后生活在希腊化时代的若干代犹太人来说，《七十子译本》既是他们精神创造活动的一个基础，也是他们精神创造活动的一种激励。很自然地，该《七十子译本》后来为早期说希腊语的基督徒所选中，作为《新约》和其他基督教圣典的最初来源。人们很难想像，若是没有《七十子译本》的存在，脱胎于犹太教的基督教会能在罗马帝国得到迅速传播，并最终发展成为一个占据统治地位的宗教。需要指出的是，《七十子译本》对于犹太文化而言同样具有重要意义，许多犹太人的早期作品的希伯来文本后来失传，但在希腊文的《七十子译本》得到保留。埃及犹太中心的贡献可见一斑。

塞琉古王国征服以色列地（公元前202—前200年）以后，对于想重新取得对以色列地控制权的托勒密王国来说，犹太人在其王国的政治事务中成为了一个重要的砝码。当犹太大祭司俄尼阿斯四世了解到，塞琉古王国准备让大祭司的职务变成一种可以买卖的职位时，便决定移居埃及。许多犹太人跟随他移民去了埃及，特别是在安条克四世对犹太人实行的宗教迫害引起以色列地动乱和哈斯莫尼起义（公元前168—前142年）以后。托勒密六世把俄尼阿斯看作盟友，封给了俄尼阿斯和犹太人一片后来叫做“俄尼阿斯地”的土地。该地沿尼罗河三角洲东部地区延伸。这是一个有军队驻防的地区，负责埃及的防务，是最敏感的地区之一。在该地区的中心（莱昂图泊力斯城），建有以“俄尼阿斯之家”闻名的犹太会堂。

在埃及犹太中心生活的犹太人中，上面提及的斐洛成就尤为显赫。他是一位希腊化的犹太哲学家，是第一位对《托拉》进行哲学阐述并卓有成效的学者。他采用隐喻式的叙述手法，将犹太律法的内在含义转化为一系列抽象哲学概念，为犹太教信仰注入一种新的活力，使之在新形势下能延续和光大。同时，他有意识地将希腊哲学融入希伯来传统，致力阐发犹太教神学思想，进而把犹太教的神秘主义成分理论化、体系化。斐洛是第一个指出上帝的存在的可知性与上帝本质的不可知性是有区别的思想家，是一个将犹太神学与柏拉图的理念说调和起来的人。他认为理念就是上帝的永恒思想，为此，引进了希腊哲学“逻各斯”（logos）概念。他将宇宙看成为一个为逻各斯所控制的巨大连锁，并把逻各斯解释为上帝和人联系的“中介”。他认为逻各斯作为一种“神圣的智慧”，具有全知全能的品格，是和上帝的意志一致的，同时它又代表上帝所具有的“仁慈”和“公正”这两种品格和能力，故逻各斯的活动便成了上帝自身业绩的表现。他以此证明上帝与人之间的联系不是直接的，而是通过逻各斯为中介来保持和发展的。这样，上帝的独立存在和绝对尊严得到了保持。另一方面，上帝通过逻各斯的作用使自己创造的过程具体化和合理化。这一思想实际上为后来形成的基督教奠定了基础，斐洛亦被理所当然地视为“基督教之父”。

尽管犹太学者直到文艺复兴时期才开始关注到生活在埃及的犹太人斐洛及其哲学思想，但基督教却在斐洛时代就受到其思想的影响。使徒保罗的作品（反映在《保罗书信》和《希伯来书》中）不论在思想上还是在语言上都与斐洛极为相似，表明斐洛思想对基督教的巨大影响。他的不少著作早在4、5世纪就被译成拉丁文，足见基督教对他的重视和敬重。

公元前48年，罗马将军乌利尤斯·凯撒在亚历山大底港登陆，遭到该城居民的激烈抵抗，但是，却得到了居住在城中的犹太人的帮助。作为回报，凯撒向犹太人颁布了特许状，这一特许状成为以后若干代生活在整个罗马帝国境内犹太人享受应有权利的司法和政治依据。由于这一特许状的存在，生活在罗马帝国境内的犹太社团素来不在被禁止的政治团体之列，他们的宗教和司法自治权利得到认可。犹太人的这一权利后来进一步为奥古斯都皇帝和克劳迪斯皇帝所确认。

埃及犹太中心和亚历山大底城犹太社团的衰落与图拉真皇帝统治期间（115—117）犹太人在散居地爆发的起义有关。爆发这场起义是生活在希腊化城市的犹太人与希腊居民关系恶化的结果。再加上，在公元70年第二圣殿被毁后，民族、政治和宗教激情在生活在埃及的犹太人中增长，这种激情被罗马帝国颁布的经济法和犹太农民对社会不满的情绪点燃。最初是与希腊人的冲突演变为对罗马统治者的起义，并蔓延至利比亚、塞浦路斯等地。三年后起义遭扑灭。起义让在埃及的犹太人付出了惨重代价：许多人被杀，亚历山大底城的犹太社团失去了司法自治权。犹太学者认为，这一结局的出现表明，在埃及锻造出来的犹太文化与希腊文化在精神上的融合走到了尽头，有着辉煌成就的埃及犹太中心的创造力停滞了，但是，在犹太民族的流散史上，埃及中心和亚历山大底犹太社团永远是光辉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