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典文学风格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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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人物品评与风格批评

中国古代的风格批评起源很早,在先秦诸子和经籍史传中已有大量对于文学艺术的批评材料,而且古代的文学艺术批评从一开始就以风格作为主要的批评对象之一。但早期的风格批评尚缺乏系统性,而且早期的文学艺术创作主要是民间的与集体的创作,所以在批评上人们往往只强调风格与时代、地域的关系,尤其强调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政教状况对于文艺风格的决定作用。如《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季札观乐,就是从各地的社会状况和艺术风格的关系上来评论的。早期的风格批评,几乎集中于时代风格和地域风格,至于创作主体的个性对风格的决定作用,人们尚没有明确意识到。这是很自然的现象,因为在当时的文艺创作中,艺术的创作个性尚未凸显,虽有极个别的诗人已具有创作个性,但还没有引起批评家对个性的充分发现和重视。当然早期的文学批评也重视创作主体,但重视的主要是人品道德而不是创作个性。

魏晋时代,中国古代风格学初步形成。到了刘勰的时代,风格学已构成系统的理论。与西方风格学相比,中国古代风格学的形成和兴盛有非常独特的历史原因。如果说西方风格学起源于修辞学的话,中国古代风格学则是在魏晋时代人物品评的直接影响之下形成的。人物品评盛于汉末魏晋,延至南朝而不绝,这里仅以魏晋为例。一种完全非文学性的社会活动,导致了一场美学上的变革,这在世界各国的文学批评中,恐怕也是很罕见的。

汉代以察举纳士,选拔人才,人物品评已成为风气。但魏晋人物品评却从原先的政治、道德目的,变为对人物的才性与风神的鉴赏。由于儒教的衰落,人们更能突破传统教化的束缚,更为注重考核人物的精神和个性。“才性之辨”就是当时清谈的重要论题。魏晋人物品评有其特点,即是由人的形象风姿入手品评其神韵。魏初刘邵的《人物志》一书就“主于论辨人才,以外见之符,验内藏之器”(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一七《人物志》提要,中华书局1965年影印本,第1009页。。此书以“九征”即人的神、精、筋、骨、气、色、仪、容、言来观人,“由形所显观心所蕴”汤用彤《读<人物志>》认为该书“书中大义可注意者有八”,“一曰品人物则由形所显观心所蕴”。见氏著《魏晋玄学论稿》之《读<人物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1页。,以人物的形象作为品评的对象,于是人物的品鉴就由实用转而趋向审美。

在《世说新语》中,人物品鉴艺术化倾向更是显而易见了,它对人物的品鉴已寓于对人物风姿的描写之中:


世目李元礼:“谡谡如劲松下风。”(南朝宋)刘义庆撰,(南朝梁)刘孝标注,余嘉锡笺疏:《世说新语笺疏》卷中之下《赏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415页。

王戎云:“太尉神姿高彻,如瑶林琼树,自然是风尘外物。”《世说新语笺疏》卷中之下《赏誉》,第428页。

王公目太尉:“岩岩清峙,壁立千仞。”同上书,第442页。

嵇康身长七尺八寸,风姿特秀。见者叹曰:“萧萧肃肃,爽朗清举。”或云:“肃肃如松下风,高而徐引。”山公曰:“嵇叔夜之为人也,岩岩若孤松之独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将崩。”《世说新语笺疏》卷下之上《容止》,第607页。


我们不难看出,这些人物描写和政治上或伦理上的实用目的并无关系。这些人物引起人们喜爱的原因主要不是他们的道德品质,而是其风姿神韵;而这种人物品评在当时之所以能耸动天下,甚至今日仍令人回味无穷,则主要是因为其品评的艺术化。

文学艺术与人物品鉴双向地互相影响。一方面是人物品鉴的艺术化使人物形象更具感染力;另一方面文学批评则在方法、形式方面吸取了人物品鉴的精髓,从而显得玄远和简要。从形式上看魏晋南北朝的文学批评和人物品鉴非常相近,这并不奇怪,因为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具有把艺术形式拟人化的传统,批评家喜欢把艺术和人体视为“异质同构”,往往以人体结构来比拟艺术结构。刘勰说:“夫才童学文,宜正体制,必以情志为神明,事义为骨髓,辞采为肌肤,宫商为声气。”《文心雕龙义证》,第1593页。颜之推《颜氏家训·文章》谓:“文章当以理致为心肾,气调为筋骨,事义为皮肤,华丽为冠冕。”(北齐)颜之推撰,王利器集解:《颜氏家训集解》卷四《文章》,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267页。这里所言的“神明”、“骨髓”、“肌肤”、“声气”、“心肾”、“筋骨”等,显而易见是借人体概念来比拟艺术。至于文学批评上如形神、风骨、筋力、神韵等一系列美学概念,都是从人物品鉴移植而来的,从而赋予了艺术形式结构以人的生命。风格学上重要的概念“体”,望而可知是把艺术形态和结构的总貌用人体的比喻来表述的。既然人体与文体相似甚至相通,文学批评借用人物品鉴的方式也就十分自然了。

魏晋人物品鉴对于文学风格批评的影响大致有二。首先,魏晋人物品鉴以超实用的审美观念,观照人物的风神个性之美,重精神而略皮相,推及文学批评,则着眼点从作品的伦理教化内容转向文学的个性精神,从而自觉地把风格美作为批评的主要对象。如《诗品》对作品风格的把握已达到妙入精微的境界。如评以清刚、沉郁、繁密、自然、温丽、凄怆、清捷、华净、逸荡、美赡、妍冶、峻切、省净、绮密、劲健等,假如把这些评语和先前惯用的“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思无邪”、“温柔敦厚”、“安以乐”、“怨以怒”、“哀以思”之类相比,差异是不难体味出来的,其着眼点已超越文学艺术的教化德性而关注艺术的审美风神。这标志着古典风格学的重大进展。

其次,人物品评不但要求评骘切当,还需要运用创造性的匠心独运的语言形式来表达。这种形象、凝练、优美的语言形式本身便是可供玩味的艺术品。受其影响,中国古典文学风格批评也喜欢以具象化和高度概括的手法,摹写和揭示作品的神采风韵。具象的批评使风格变得具体可感;而概括化的批评则一语中的,起了画龙点睛的作用。而且无论是概括化还是具象化的批评,大多是用最简约玄远的语言对作品风格作整体性的把握,很少有详尽的理性分析。这种看起来直观、直感的批评,绝不是信口开河,它离不开批评者的反复吟咏、悉心体味,凝聚着批评者独特的感受和想象。如鲍照评颜延之和谢灵运诗:“谢五言如初发芙蓉,自然可爱。君诗若铺锦列绣,亦雕缋满眼。”(唐)李延寿:《南史》卷三四《颜延之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881页。钟嵘评范云、丘迟诗:“范诗清便宛转,如流风回雪;丘诗点缀映媚,似落花依草。”(南朝梁)钟嵘著,曹旭笺注:《诗品笺注》“诗品中·梁卫将军范云、梁中书郎丘迟诗”,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88页。这种品评准确凝练、形象生动,成为千古流传的名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