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人品文品说的历史发展

人品文品说的理论渊源，可追溯到先秦的儒家思想。孔子开始注意“德”与“言”的复杂关系。他说：“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孔子强调德对于言辞的决定作用，“有德”是“有言”基础和前提；但又指出言与德之间可能存在不一致。有言者可能有德，也可能无德。金子发光，但发光的不一定是金子。德与言的关系也是如此。孔子所指的“言”，并非文学，大概指充满着智慧、辩才又有文采的言语。所以“有德者必有言”，大体没错。而后人一旦把“言”扩大到文学艺术范畴，情况就变得复杂，甚至枘凿不入。因为文学艺术是把握主客观世界的独特形式，和一般言辞毕竟不同。《周易·系辞下》论及言辞与人的品质、心态、人格等道德和个性因素的必然关系：“将叛者其辞惭，中心疑者其辞枝，吉人之辞寡，躁人之辞多，诬善之人其辞游，失其守者其辞屈。”这里已包含了人品与言辞相一致的观念。《孟子·万章下》说：“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提出读书、颂诗要“知人”，这就把作者的为人和作品的特点联系起来。《乐记》论述德与乐的关系说：“德者，性之端也；乐者，德之华也；金石丝竹，乐之器也。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三者本于心，然后乐器从之。是故情深而文明，气盛而化神，和顺积中，而英华发外，唯乐不可以为伪。”这是较早在艺术领域里阐述“德”对艺术创作影响的理论。《乐记》认为乐是德的外在表现，“和顺积中，而英华发外”，表里一致，所以艺术是不可作伪的。《乐记》理论对后来人品文品说的影响很大，大多数批评家师承其说，或加以引申。

继承儒家传统的汉代批评家更为强调道德对于文学艺术创作的决定作用。扬雄《法言·问神》云：“言，心声也；书，心画也。声画形，君子小人见矣。”《法言·君子》：“或问：‘君子言则成文，动则成德，何以也？’曰：‘以其弸中而彪外也。'”王充《论衡·超奇》：“文墨辞说，士之荣叶皮壳也。实诚在胸臆，文墨著竹帛，外内表里，自相副称。”这些理论强调语言文墨是道德人格的外化，并强调两者的一致性，认为从语言文墨即可判断“君子小人”。汉人所谓“弸中彪外”、“外内副称”之说，上继先秦儒家之说，下开隋唐的王通、韩愈等人的主张。

如果说汉人强调“有德者必有言”，魏晋南北朝的文学批评则对此不甚感兴趣，倒是对“有言者不必有德”作了淋漓尽致的发挥。曹丕《与吴质书》谓：“观古今文人，类不护细行，鲜能以名节自立。”对古往今来文人的道德评价极低，以致形成“文人无行”之说。这绝不是曹丕一己之私见，而是当时普遍之观念。南北朝时杨遵彦还专门写了一篇《文德论》，“以为古今辞人皆负才遗行，浇薄险忌”。《颜氏家训·文章》也认为“自古文人，多陷轻薄”，并细数历代文人轻薄之例。这种现象容易予人以错觉：似乎魏晋南北朝的文学批评十分重视对文人的道德要求，而事实恰恰相反。

这首先和当时人物品评的风气关系密切，在当时，人才各有所偏，鲜能备善的观念十分流行。曹操《敕有司取士勿废偏短令》说：“夫有行之士，未必能进取，进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陈平岂笃行，苏秦岂守信耶？而陈平定汉业，苏秦济弱燕。由此言之，士有偏短，庸可废乎！”《文心雕龙·程器》指摘“文士之疵”，同时指出：“文既有之，武亦宜然。古之将相，疵咎实多……岂曰文士，必其玷欤？”又云：“盖人禀五材，修短殊用；自非上哲，难以求备。”对于道德品质的要求在当时显然比较宽容，挑剔和批评的目的不是否定对象，只是说明人才难以备善。批评家对文士品德多指摘，但并不认为人品德行的高下决定着创作，他们更多地注重才性与创作的关系，并不特别强调人品道德的重要作用。在品评上，他们主要着眼于作品自身艺术的高下，并不把作家的品行作为审美判断的砝码。这是因为当时文学走向自觉，文学批评注重艺术的个性风格和审美特性，而传统的儒学观念相对淡薄之故。

隋唐时代，随着政教中心论的复兴，文人的人品道德和创作的关系，重新成为文学批评的重要论题。王通开始把道德标准和审美标准混而言之。在《中说·事君篇》中，王通对谢灵运、沈约、鲍照、江淹、庾信、颜延之、任昉等一大批六朝著名文人的人品与文品作了一番考察。他认为人品文品绝对一致，有德的“君子”，其文品总是美的；而品德不高的“小人”、“纤人”、“鄙人”、“贪人”、“诡人”，文品必然不高。人品等同于文品，又是文品的基础。推而论之，对人品的批评便显得比艺术批评还重要，而作家的人品也就成为文学批评的重要标准。这种观念和六朝文学批评已显然不同。

唐代古文运动标志着儒家思想在文学界的复兴，其宗旨便是文以明道，作家的道德修养，必然又摆在极重要的地位。古文运动的先驱独孤及就提出“必先道德而后文学”，韩愈把德与文的关系比为树的根部和枝叶、灯的灯油与光亮：“将蕲至于古之立言者，则无望其速成，无诱于势利，养其根而俟其实，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晔；仁义之人，其言蔼如也。”韩愈还把孟子“我善养吾浩然之气”的说法运用到文学批评，把作家的内在修养归结为养气：“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随着古文运动的胜利以及儒家思想的加强，韩愈的养气说影响很大，几乎成为不易之论。

宋代以后文学批评不但强调道德修养对文辞的决定作用，而且在实际的批评中，也把作家的人品纳入审美评价的范畴中。对艺术作品的评价，除了作品本身的艺术性外，还考虑到作家人品的高下，并把人品放在相当重要的地位。欧阳修说：“使颜公书虽不佳，后世见者必宝也。杨凝式以直言谏其父，其节见于艰危，李建中清慎温雅，爱其书者兼取其为人也。”这种“兼取其为人”的批评同样反映在诗文理论中。宋朝魏了翁举了几个品评例子颇能说明宋人的审美心态：

唐之辞章称韩、柳、元、白，而柳不如韩，元不如白，则皆于大节焉观之。苏文忠论近世辞章之浮靡，无如杨大年，而大年以文名，则以其忠清鲠亮，大节可考，不以末伎为文也。眉山自长苏公以辞章自成一家，欧、尹诸公赖以变文体。后来作者相望，人知苏氏为辞章之宗也，孰知其忠清鲠亮，临死生利害而不易其守？此苏氏之所以为文也。

苏东坡是最理想的文人，人品辞章俱佳，杨亿文风浮靡，文品不高，但因有名节，故仍有文名。而柳宗元、元稹的文学地位不如韩愈、白居易，宋人认为有道德气节方面的原因。当然现在看来，这种评价是不妥的。这种品评的特点是把作家的人格道德纳入审美范畴，成为批评的一个重要标准，甚至置于对作家艺术作品的评价之上。宋人教人学诗“工夫在诗外”（陆游语），诗外功夫，既指阅历，也应包括人格的修养。既然学诗功夫在“诗外”，那么批评的标准自然不能全在诗内，也须顾及“诗外”。宋代以后，批评家最为推崇的大诗人如屈原、陶潜、李白、杜甫、韩愈、苏轼等无一不是辞章超群、人格拔俗的伟人。而那些品格不高的诗人，尽管可能写出杰出作品，却难以被列入较高的审美品级。清代李调元说，这是一种爱屋及乌、“恶其人者，恶及储胥”的心理。

这种批评风气的形成，一方面固然因为理学思想盛行，人们普遍注重道德规范，文学批评也染上伦理化的色彩；另一方面也因为文学批评越来越重视创作主体的作用，除了作家的个性、才能、学识之外，人格、道德对创作的制约作用，也是批评家普遍关注的论题。关于人品与文品的关系，绝大多数批评家认为两者完全一致。纪昀说：“人品高，则诗格高；心术正，则诗体正。”刘熙载也说：“诗品出于人品。人品悃款朴忠者最上，超然高举、诛茅力耕者次之，送往劳来、从俗富贵者无讥焉。”既然人品与文品一致且决定文品，由此论及又推导出另一种观点：从诗品可观人品。陆游认为：“人之邪正，至观其文，则尽矣决矣，不可复隐矣。”李梦阳把诗当作“人之鉴”，而徐增《而庵诗话》说：“诗乃人之行略，人高则诗亦高，人俗则诗亦俗，一字不可掩饰，见其诗如见其人。”在这种观点看来，人品文品两者是浑然一体、完全统一的。这是在人品文品说中占统治地位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