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文如其人”辨析
古人通常认为，文如其人。这就是说，文品与人品、风格与个性是一致的。关于文品与人品的关系，我们在下章再作讨论，这里集中探讨作品的风格与作家的个性是否一致的问题。
一般而言，文艺作品作为一种精神产物，总是要反映出作者的个性特征来。作者的性格、气质、兴趣、才能、习惯等不同的主观因素互相依存、互相影响、互相制约而构成一个有机整体。在长期的创作实践中，作家的个性通过审美中介，形成对于生活独特的感受方式、理解方式和传达方式，从而进一步形成了创作个性，因而对作品的艺术风格起着主观制约作用。从这个角度来看，“文如其人”之说总体上是有道理的。
但是，“文如其人”并非处处适用的定律，实际上，有时存在文与人不相符的情况。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原因：
首先，生活中的个性与艺术创作个性有密切关系，但毕竟不能简单等同。艺术是掌握世界的特殊思维方式，要使个性心理因素在创作中获得肯定，作家必须在创作实践中不断探索，逐步找到适合自己个性特征的表现方式。而且艺术创作一般都经过向前人学习、模拟前人作品的过程，并非每个作者都能通变创新，自成一家。若因袭前人作品而不能超越，其作品的风格自然也是模拟而得，不一定与作者个性一致。尤侗说：“有人于此，面目我也，手足我也，一旦憎其貌之不工，欲使眉似尧，瞳似舜，乳似文王，项似皋陶，肩似子产，古则古矣，于我何有哉？今人拟古，何以异是？”
模拟太过而失去自己原有的面目，也就谈不上“文如其人”了。
其次，文学风格不仅仅由作者的主观因素所决定，在某些情况下，客观因素如时代风气、文体体制等的影响远远超过主观因素，作者的个性被消融于客观因素而隐蔽不见了。这种情况下，文与人就不一定一致了。沃尔夫冈·凯塞尔在《语言的艺术作品》“风格”一章中，对“风格就是本人”的“天真的信念”提出异议，指出：
盛行的风格规律、公共的嗜好、代表性的模范、世代、时代等等，它们统通对创造作品的作家发生影响，正如选择的类别本身已经对他们发生影响一样。它们抓住了作家，把他带到这里来，对他施加暴力。
他认为“风格就是本人”的说法不确切，因为作品的风格实际上包含了许多超越本人的东西。他举例说，各种文体类型本身“有一些规定风格的力量”，作者在创作不同文体时，要服从不同风格规律的支配，所以同一个作家在不同文体的创作中往往具有完全不同的风格，如莎士比亚的戏剧与其十四行诗，歌德的《葛兹·封·伯利欣根》和《少年维特之烦恼》风格都不相同。而且有一些风格不仅仅是个人的，也是整个时代的，例如巴洛克时代许多人在当时盛行的诗学和风格学的统治下，采用了一种不适应自己创作个性的华丽风格，这是一种“超个人的风格力量”在起作用。凯塞尔认为在风格研究中有两种观念不准确：一是认为“作家整个的人格都要参加创造活动”，一是认为“只有作家的人格才参加创造活动”。
沃尔夫冈·凯塞尔的观点有可借鉴之处，我们对传统风格学中“文如其人”的理论应加以具体分析。的确，在通常情况下，作家个性对风格的形成起着主导和决定作用，但是除此之外，时代、民族、文体、地域等客观因素也影响着文学风格的形成，有时它们甚至起着更重要的作用。下面我们举例说明。
雪莱说过：“在任何时代，同时代的作家总难免有一种近似之处，这种情形并不取决于他们的主观意愿。他们都少不了要受到当时时代条件的总和所造成的某种共同影响，只是每个作家被这种影响所渗透的程度则因人而异。”（《伊斯兰的起义·序》）李东阳《怀麓堂诗话》也说：“人囿于气化之中，而欲超乎时代土壤之外，不亦难乎？”所论甚确。王世贞《艺苑卮言》卷四举唐太宗李世民为例：“唐文皇手定中原，笼盖一世，而诗语殊无丈夫气，习使之也。”因为李世民尽管是雄睥一世的君主，但唐初诗坛沉浸在“梁陈宫掖之风”里，李世民受其影响，也作宫体诗，其风格轻靡，“殊无丈夫气”。又如陈子昂，其诗歌风骨端翔，但其文章仍沿袭六朝文风，不脱骈俪卑弱之体。马端临说：“陈拾遗诗语高妙，绝出齐梁，诚如先儒之论。至其他文，则不脱偶俪卑弱之体，未见其有以异于王、杨、沈、宋也。”八股文是束缚思想、戕害性灵的文体，但明代以来，以八股文取士，读书人几乎没有不受八股文影响的。李贽在当时是思想解放的代表，尚高度评价八股文。他批评当时有人轻视八股时说：“彼谓时文可以取士，不可以行远，非但不知文，亦且不知时矣。夫文不可以行远而可以取士，未之有也。”高明如李贽，尚且如此，其他人就可想而知了。明代著名的文学家如刘基、方孝儒、于谦、李东阳、唐顺之、归有光、顾宪成、袁宏道、艾南英等人都是八股文的名家，而且像唐寅、汤显祖这些不拘格套、独抒性灵者，也是八股文写作的好手。唐寅八股文方正严洁，近于老师宿儒；汤显祖的八股文写得佳丽名隽，自成一家。假如只从八股文写作这一点来看，说文如其人就不准确了。不仅八股，其他类似八股的模拟、代言性文体，都需要作者在一定程度上放弃自我，向模拟或代言的对象看齐。
况周颐云：“晏同叔赋性刚峻，而词语特婉丽。蒋竹山词极秾丽，其人则抱节终身……国朝彭羡门孙遹《延露词》吐属香艳，多涉闺襜。与夫人伉俪綦笃，生平无姬侍。词固不可概人也。”其实这种情况并不足怪。古人写作讲究体制，传统的词学观念以词为艳科，以婉约秾丽为宗。词人写作就要顺从词体的风格要求，在这“盛行的风格规律”的面前，词人们可能要采用与自己个性不完全一致的风格。晏殊的赋性刚峻，而词语殊婉妙，如王灼《碧鸡漫志》所言：“晏元献公、欧阳文忠公风流蕴藉，一时莫及，而温润秀洁，亦无其比。”晏殊的词风主要体现了传统词学的审美要求，并受到五代词余风遗韵的影响，其性格的刚峻，并没有在词风中表现出来。
还有一种情况比较复杂。皮日休《桃花赋序》：“余尝慕宋广平之为相，贞姿劲质，刚态毅状。疑其铁肠石心，不解吐婉媚辞。然睹其文而有《梅花赋》，清便富艳，得南朝徐、庾体，殊不类其为人也。”宋璟（广平）为人刚正贞劲，却写出“殊不类其为人”的婉媚作品，故皮日休说：“将广平困于穷，厄于踬，然强为是文邪？”《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五二《清献集》提要说宋代赵抃之为人与诗风不同：“其劾陈执中、王拱辰疏，皆七八上，可以知其伉直……其诗谐婉多姿，乃不类其为人。王士禛《居易录》称其五言律中《暖风》一首、《芳草》一首、《杜鹃》一首、《寒食》一首、《观水》一首，谓数诗掩卷读之，岂复知铁面者所为？案：皮日休《桃花赋序》称，宋广平铁心石肠，而所作《梅花赋》轻便富艳，得南朝徐庾体。抃之诗情，殆亦是类矣。”卷一七〇《两溪文集》提要谓明代刘球对权臣王振敢“仗大义以与之抗，至死屹不少挠”，“其刚毅之气，亘生死而不可磨灭。今观其文，乃多和平温雅，殊不类其为人”。从这方面看，刚毅之人与温雅之文似不相类。为什么像宋璟、赵抃、刘球这一类刚毅之人却能创作出风格婉谐的作品？其原因十分复杂，如受文学传统、文体风格影响。而更为主要的是，从人格心理学的角度看，人的心理结构是非常复杂而多层次的。有深层，有表层；有内在，有外在；有主体部分，也有纷纭的枝蔓。在日常生活中，人格的主体部分往往为人所熟悉；一旦触景生情，引发性灵，内在感情外现于文学作品，也许就披露了一种深层的人格，与人们平素所熟悉的面孔似乎不同。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二〇说寇准所写的《江南春》诗思凄婉，观其诗风，“疑若优柔无断者。至其端委庙堂，决澶渊之策，其气锐然，奋仁者之勇，全与此诗意不相类，盖人之难知也如此”。袁枚《随园诗话》卷五也指出：“上官仪诗多浮艳，以忠获罪。傅玄善言儿女之情，而刚正嫉恶，台阁生风。”其实，人是一个最复杂的总体，也是矛盾的统一体。“儿女情多”者未必“风云气少”；豪杰未必真无情。霸王项羽叱咤风云，暴戾恣睢，然当其兵败垓下，四面楚声，对美人而悲歌，何其慷慨，又何其委婉多情！而这曲垓下之歌，虽率尔而作，却非常深刻地表现了项羽人格的深层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