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才性与风格

研究作家的个性心理特征与艺术风格之间的关系，至今仍是一个难题。下面我们对古人一些主要观点作简要的介绍。

个性是指在一定生理素质基础和一定社会条件影响下，通过社会实践形成并发展起来的个人比较稳定的心理特征的总和，它包括性格、气质、兴趣、能力等因素。对于影响艺术风格的个性诸因素，古人注意力较为集中的是作者的性格与才思两大方面。刘勰《文心雕龙·体性》以贾谊、司马相如、扬雄、刘向、班固、张衡、王粲、刘桢、阮籍、嵇康、潘岳、陆机十二位作者为例，说明作者的情性（主要是性格）决定了作品的风格。如贾谊年轻才高，意气英发，“故文洁而体清”。司马相如性格高傲夸诞，所以其作品过于夸饰，“理侈而辞溢”。扬雄性格沉默寂静，所以其作品内容深隐，意味含蓄。王粲性情急躁敏锐，所以文章锋芒外露，构思敏捷。刘桢气褊，其作品“言壮而情骇”。阮籍倜傥不羁，“故响逸而调远”。嵇康尚奇任侠，性烈才俊，其作品志趣高旷，文采壮烈。潘岳其人轻浮而机敏，其作品词锋显露，音韵流畅。陆机则矜持庄重，“故情繁而辞隐”，与潘岳形成鲜明对比。刘勰认为，情性与风格是一致的，“触类以推，表里必符”。即就大体言之，文如其人。黄侃《文心雕龙札记》说：“此语甚明，盖谓因文观人，亦但得其大端而已。”可见刘勰对于个性与风格的观点比较通达圆融。

自刘勰之后，从作者的性格来讨论艺术风格的人甚多，如：

储咏曰：“性情褊隘者，其词躁；宽裕者，其词平；端靖者，其词雅；疏旷者，其词逸；雄伟者，其词壮；蕴藉者，其词婉。”

大都其诗潇洒者，其人必鬯快；其诗庄重者，其人必敦厚；其诗飘逸者，其人必风流；其诗流丽者，其人必疏爽；其诗枯瘠者，其人必寒涩；其诗丰腴者，其人必华赡；其诗凄怨者，其人必拂郁；其诗悲壮者，其人必磊落；其诗不羁者，其人必豪宕；其诗峻洁者，其人必清修；其诗森整者，其人必谨严。

以上论述都把作家的性格气质作为形成文学风格的主观因素。一般而言，这是有道理的。性格是个性中最重要的部分，它代表了作家个性的特点，是作家核心的心理特征。作家的气质、兴趣、能力、习惯受到性格的影响，而且在创作过程中，作家的性格特征必然贯穿于对生活的感受、反应、选择、加工、改造和表现方式之中，所以可以说性格是决定作家艺术风格的最基本因素。一般地说，作家的性格总是反映在其艺术作品之中，从而形成鲜明的艺术个性。宋代吴处厚《青箱杂记》卷七：

白居易赋性旷达，其诗曰：“无事日月长，不羁天地阔。”此旷达者之词也。孟郊赋性褊隘，其诗曰：“出门即有碍，谁谓天地宽？”此褊隘者之词也。

又惠洪《冷斋夜话》卷三：

少游谪雷，凄怆，有诗曰：“南土四时都热，愁人日夜俱长，安得此身如石，一时忘了家乡。”鲁直谪宜，殊坦夷，作诗云：“老色日上面，欢情日去心，今既不如昔，后当不如今。”“轻纱一幅巾，短箪六尺床，无客白日静，有风终夕凉。”少游钟情，故其诗酸楚；鲁直学道休歇，故其诗闲暇。至于东坡，《南中》诗曰：“平生万事足，所欠惟一死。”则英特迈往之气，不受梦幻折困，可畏而仰哉。

这种论述文如其人的例子不胜枚举，尤其在直接抒发思想情感的文艺样式中，这种关系就更为明显了。

不过在性格与艺术风格的关系上，有些问题仍值得注意。性格对风格形成无疑具有不可辩驳的巨大作用，但必须指出，作家的性格乃至个性，本身并不等于创作个性，尽管两者有密切的关系。作家的个性是形成其创作个性的基础，创作个性是作家个性在创作实践过程中的体现。创作个性主要体现在作家独特的感受方式，以及在艺术传达过程中独特的构思与表现方式之上。如对题材的选择和感受，对其表现对象作艺术的概括、提炼、加工、改造、想象、虚构、表达上显示出来的独特性。文学风格从本质上来说，是创作个性的直接体现，作家的个性只有通过审美这个中介才对艺术风格起作用。要使作家的个性心理素质在创作中获得肯定，并在作品中鲜明地表现出来，还必须经过作家创作活动的再塑造。作家的个性与创作个性的统一，还有一个形成过程。从这个意义上看，“文如其人”之说便有其不够严密之处。江盈科说：“其诗潇洒者，其人必鬯快；其诗庄重者，其人必敦厚。”通常的确如此。但薛雪倒过来说：“鬯快人诗必潇洒，敦厚人诗必庄重，倜傥人诗必飘逸，疏爽人诗必流丽，寒涩人诗必枯瘠，丰腴人诗必华赡，拂郁人诗必悽怨，磊落人诗必悲壮，豪迈人诗必不羁，清修人诗必峻洁，谨敕人诗必严整，猥鄙人诗必委靡：此天之所赋，气之所禀，非学之所至也。”情况未必绝对如此。因为从性格到相应的创作个性的形成，只是一种可能性，畅快的人并不一定都能够写出潇洒的诗来。创作毕竟需要天赋、才能与实践。

再者，作家的个性与创作个性毕竟属于不同的系统，两者的关系十分复杂，并非简单的对应。个性是一个复杂的结构，并非所有的因素都直接影响着风格的形成。挥金如土者未必用墨如泼，直率磊落者不妨含蓄蕴藉，严谨诚实者也可以虚构夸张，口舌木讷者的文章或许如泻水悬河。反而言之，文章华丽绮靡的人未必锦衣玉食，骄奢纵逸；文风质朴者也未必克勤克俭，箪食瓢饮。总之我们不可简单地把作家的性格与其创作个性完全等同，把作家的生活风格与其艺术风格混为一谈。只有通过审美中介与创作实践，作家的个性才能形成创作个性。

除了性格之外，才性、才思也是古人非常重视的问题。在魏晋南北朝，人们用才性论的观念来品人评文，认为人禀受不同的气，故形成各种才性，才性是人形成个性特征的首要因素。刘邵《人物志》论述了“人禀气生，性分各殊”之理。他说：“夫容之动作，发乎心气。心气之征，则声变是也。夫气合成声，声应律吕，有和平之声，有清畅之声，有回衍之声。夫声畅于气，则实存貌色。”（《九征》）曹丕还把气论引入文学批评，指出气是形成创作个性的决定因素。葛洪则把才性与才思结合起来说：“夫才有清浊，思有修短，虽并属文，参差万品。或浩瀁而不渊潭，或得事情而辞钝，违物理而文工。盖偏长之一致，非兼通之才也。”葛洪认为作者才性有清有浊，才思或长或短，故作文的成就与风格就千差万别。

刘勰把作者的个性因素析为才、气、学、习四方面。作者的才、气、学、习反映到作品之中，便形成不同的创作风格：“辞理庸俊，莫能翻其才；风趣刚柔，宁或改其气；事义浅深，未闻乖其学；体式雅郑，鲜有反其习。各师成心，其异如面。”《文心雕龙·才略》评论了历代作家的创作，其中论及作者才思与文学风格的关系，其“赞”说：“才难然乎，性各异禀。”把才与性联系起来，看到才性对文章写作的影响。在具体的作者批评中，也多次提到他们的才思与其文学风格的联系。如曹丕与曹植兄弟二人才思不同：“子建思捷而才俊，诗丽而表逸。子桓虑详而力缓，故不竞于先鸣；而乐府清越，《典论》辩要，迭用短长，亦无懵焉。”由于二人才思各有特点，所以所擅文体不同，风格也异。又如陆机、陆云兄弟：“陆机才欲窥深，辞务索广，故思能入巧，而不制繁。士龙朗练，以识检乱，故能布采鲜净，敏于短篇。”陆机才思丰赡，求其深广，所以其风格工巧繁缛；而陆云才思朗练，故风格清省鲜净。

刘勰在《神思》篇中论及在创作构思和表现过程中作家不同的个性：“人之禀才，迟速异分；文之制体，大小殊功。相如含笔而腐毫，扬雄辍翰而惊梦，桓谭疾感于苦思，王充气竭于沉虑，张衡研《京》以十年，左思练《都》以一纪：虽有巨文，亦思之缓也。淮南崇朝而赋《骚》，枚皋应诏而成赋，子建援牍如口诵，仲宣举笔似宿构，阮瑀据案而制书，祢衡当食而草奏：虽有短篇，亦思之速也。”刘勰把他们分为两大类型的作者，其构思不同：“若夫骏发之士，心总要术，敏在虑前，应机立断。覃思之人，情饶歧路，鉴在疑后，研虑方定。机敏，故造次而成功；虑疑，故愈久而致绩。”从刘勰所举的具体作家的例子看，思维敏捷的作者，其才华颖出骏发，其写作一气呵成，文风和畅，文洁体清，如贾谊、曹植、潘岳等。而“覃思之人”构思迟缓，反复研虑，求深求广，故作品风格丰赡细密，繁缛艰深，如扬雄、桓谭、张衡、左思。《镕裁》篇中也认为：“思赡者善敷，才核者善删。善删者字去而意留，善敷者辞殊而意显。”才思丰赡者善于敷陈铺张，才思精核者擅长删削。故前者作品铺张繁密，后者作品简约蕴藉。

关于作者的“才”，古来所论者甚多。那么，“才”究竟包括什么内容呢？清代徐增在《而庵诗话》中认为“诗本乎才，而尤贵乎全才”：

夫才有情、有气，有思、有调，有力、有略，有量、有律，有致、有格。情者，才之酝酿，中有所属；气者，才之发越，外不能遏；思者，才之径路，入于缥缈；调者，才之鼓吹，出以悠扬；力者，才之充拓，莫能摇撼；略者，才之机权，运用由己；量者，才之容蓄，泄而不穷；律者，才之约束，守而不肆；致者，才之韵度，久而愈新；格者，才之老成，骤而难至。

这里的“才”，包括作者主观因素的许多方面，这些内容综合起来，大体上就形成了作者的创作个性。

对影响作家作品风格的主观因素，古人所论主要是性格与才思两个方面。除此之外，古人还常论及作家的修养、学识与品格，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将在其他章节作专题论述，这里暂不涉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