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上大学

1 保送到私立沪江大学

1930年“九一八”事变前后，我被保送到上海沪江大学，它和我上的中学同属一个系统的教会大学，原名Shanghai College，就在那一年被改为Universityof Shanghai，校长为著名爱国华人刘湛恩博士。

在中国，像我这样家庭贫寒的人能进大学几乎是不能想象的。因为私立大学大抵都要求学生支付巨额学杂费，像当时的复旦、光华等大学，只有富裕家庭的子女才能上得起。尽管沪江大学对保送入学，出身于贫寒家庭的子弟有些优待：（1）可以免交学费；（2）可以做些勤俭就读的服务工作，挣些零用钱。然而伙食是学校团办的，每年须交一百四十多元的膳费。这个数目决不是一般人家一时所能凑足的，更不消说像我那样一个家庭了。

我能离开宁波到上海，第一须取得父母的同意，因为我是家中独子。第二是我须凑足这笔令人寒栗的巨款，一一求助于周围的人士。首先给我希望的是高年级同学陈运惠君，他是开鲜蛋行的一位小老板，通过其同级同学郑友揆君向他告贷，出六十元送我上学，凑上《时事公报》的姜老师给的三十块银元稿费，总共九十块大洋，这就足以取得双亲的同意了。

到了上海，我借宿在曾出租其后院房屋给我家居住的陈信友君的父母家里。陈信友是供职于美孚洋行的陈根发的大儿子，他曾在四明中学读了初中一年级，后来跟着父母迁至上海九亩田上学，毕业于上海私立新民中学，楼邦彦君是其同学，我们算是同街坊的小朋友了。承他报答我父亲对他在宁波时的照料之恩，收留了我。

又经陈信友君的介绍、推荐，向楼家伯伯借了六十元，才算凑足了一年膳食费，于是我们三人一起走进了位于杨树浦江边的沪江，在“伊凡思”楼落脚了。当时我带去的只是一条由五颜六色布条拼成的棉被，衣服破旧也很少，和他们俩相比，自感寒酸。幸亏陈信友君的母亲慷慨，宽厚地为我们三人各做了一件颜色相同的弦纱长衫，我也得以小加掩饰，心情才平静了些。但我最后借到的六十元钱，是经陈信友君祈求，并由我向楼家伯伯开了借据才借到手的。这种经历既使我感到他们对我的支援是非常难得，又确实让一个自尊心极强的青年感到难堪。把大城市里的人际关系——金钱关系和家乡左邻右舍田园诗般的纯洁关系对比，我深深地感到我失落了什么，给我内心留下了难忘的痛苦。以后每到周末，看见那些豪华轿车长蛇阵式地充塞这所不大的校园，再想到自己未来几年的艰苦前程，使我开始接触这陌生而异样世界时的高兴心情，竟完全让位于迷惘了。我没有申请勤工俭学的助学金。但从宁波来的王瑞柄君和从广东来的英德惠君，一个给女生理发，一个给男生擦鞋。我当时总感到这些有点难堪，这是我的自卑心理造成的。一种不甘心落在别人之后和孤芳自赏的自尊心情开启了我的不寻常的成年过程。我猛扑在每一门课程上，死死咬住不放。一个晚上就把人体上二百零一根骨头的拉丁文名称都背下了。

2 告别教会学校

读完第一年，有一位生物学（大学一年级共同必修课）教授郑章成先生看上了我。他叫我停学一年，让我试一试用中文听写他口述的英文教程。这位教授穿的是长袍马褂，讲的却是全盘美语。他说将付给我每月八十元的助教待遇，这足够作我三年求学的费用。此刻出现在我面前的图景是：一张大写字台、实验台上的多架显微镜、老师自己设计的大型投影幻灯，当然还有“生物学专业”以及医学院毕业的前程。只需“停学一年”，就可以置身于“高等华人”的行列——这是何等诱人的机会。

但是，我终于放弃了这个机会，并且坚决地和这类学校永远地诀别了。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我有自知之明，当时我已读了清华大学生物学系主任兼教授陈桢的生物学教本，我想除了抄袭之外恐怕也难以完成郑老师的使命。郑老师教的生物学是一个关于“生命”的学问，包括生命的本质（What），起源（Whence），功能（How），以及“往何处去”的归宿（Where）等一系列大问题。我实在没有“耐心”同“阿米巴”、“草履虫”、“管藻”、“蚯蚓”等小生命——低级动物——打交道，从而掌握这门关于生命的科学。另外，听完了他的全年课程，读完了他主编的四卷油印《教程》后，我发现这位看上我的老师本是一位神学家，在他所编的教材中有意识地把超自然的“彼岸”搬进了“此岸”，以图达到传教的目的。因此，我这回放弃的确实不是经济上的诱惑或科学家的桂冠，而是抛弃了一种以科学为外衣的神学。

最重要的是，我立意与教会学校告别实由国家观念在我头脑中萌发的结果。就我个人经历而论，与教会学校告别，转学于国立大学的动机并非反对宗教，亦非反对基督教教义，实乃反对蚕食中国国心的教会在华的势力，并非反对自动地求心灵安慰的信教，实乃反对布网设陷，垂钩系铒假冒伪善，诱人入毂的传教士。读了前辈张荫麟《论最近清华校风之改变》一文后，认识到他所揭示的事实与我在宁波和上海两所教会学校所得到的印象是完全相吻合的。他1925年9月就道出了当时教会学校的作用：“吾尝谓碧眼胡在中国之教会政策有三：一曰教堂政策；二曰学校政策（教会学校）；三曰青年会政策。三者之作用手段不同，其为彼辈政治侵略与经济侵略之先锋与后盾则一。前一种所以施于乡曲之愚民，其诱之也以利。后两种所以施于青年及知识阶级，其诱之也以伪善。其目的无非欲使中国人民只知有教会，不知有国家；只知有教务，不知有国事；养成中国人服从于教会之奴隶心，归顺教士之驯服性；使教士无形中成为中国之官吏，使中国人无形中变为碧眼儿之臣民。教会之忠仆愈多，则无形之领土愈大，而中国人之独立性与抵抗性愈微。如是持久行之，纵不血干戈，不更国号，而中国必有为朝鲜、安南之徒之日矣。”凡此云云，在当时确为难得见到的如此明确的反帝意识。回顾往事，“事实俱在，放眼可睹”。

3 改学政治学

我在大学一年级无任何人指导的情况下，自觉地选择了社会科学中最难的一个分支学科——政治学。这一抉择对我来说是完全适合的，因为在我看来，政治学要比生物学更接近我所熟悉的生命，更适合我所接触的“有机体”，或较能切合解决其中的实际问题，也就是我经常忧虑的问题。那时大小官吏可以为所欲为，洋人牧师可以在中国内地兴教办学，开设“怡和”、“太古”洋行，而中国人却无宣泄其愤懑、抱怨和憎恨的途径。“我们的生活决定于我们的思想”，我认为，当时中国最大的问题是政治腐败、官吏无能、生灵涂炭，这不是生物学和医学所能解决得了的。我开始向往在祖国大地上铺设“民主轨道”。

我在黄浦江边发呆，有满腔热血。我曾为我的自卑而感到内疚，别人虽然富有，但不一定有我那副头脑、那种思想、那腔热血，我已经感到自己的胸脯挺了起来，从此就不再为自卑而悲伤了。

《格列弗游记》一书的作者乔纳森·斯威夫特是英国文学史上最著名的悲观主义者。他对自己的出身如此悲伤，以至于在生日那天又穿丧服又禁食；然而就是这个英国文学史上最大的悲观主义者却一方面处于极度沮丧的状态，一方面赞扬欢乐和愉快这两种能给人以健康的巨大力量。他宣称：“世上最出色的医生就是饮食医生、安静医生和欢乐医生。”

我对自己的专业选择作出的决定，坎坷路上的第一次转折，至感欣慰，决不反悔。

4 转学国立清华大学

1932年初秋，在郑继成击毙卖国贼张宗昌于济南车站的第二天，我踏进了“水木清华”的校门。

世人把清华看作教会学校，固属可笑，而上帝在清华园的权威、教会学校在清华的纵横捭阖，却自清华降生之日早已开始了。然而，由清华学校改办国立清华大学以后，尤其是“五卅”以后，清华学生中对“圣经班”、“基督班”、“好教徒”，使堂堂学府成为教党之行营，水木清华当作布道之乐土那种“安之若素，视为当然”的残遗已一扫而尽。

当我还在沪江就读的时候，我已与曾在清华学校任政治学系主任，后于1931年来沪任政治学教授的余日宣先生（余日章之弟）有过一次对话，并聆听过他的意见。他是从国立大学退到教会大学的，而我则相反，想从教会大学前进到国立大学去的；我们走的是一条相反的道路。尽管如此，我从这位老师身上还是得到了不少教益。他使我对清华和政治学系的情况有进一步的了解，坚定了自己对所选择的新学校和新专业的信心。

当时很多人都知道，清华大学是全国第一流大学之一，可我在宁波四明中学读书的时候，还不知道有这所学校。清华的学费每学期收十元，远比私立大学低廉，并于毕业时，连同最后一期的学费共八十元全部归还给学生作为旅行费用。这是到了上海以后，尤其是从余日宣先生那里才明确的。这是国立大学能吸引贫寒子弟而与教会大学截然不同的经济背景，促使我作出“义无反顾”的转学决定。

另外，还从余先生那里知道，清华大学之成立，实导源于庚子赔款，《清华校史》中说道：“谓清华为中国战败纪念碑也可；谓清华为中国民族要求解放之失败纪念碑也可；进而谓清华为十余年来内讧外侮连年交迫之国耻纪念碑亦无不可。”这几句话说出了我当时决心转学清华铭刻于心中的默契之言，我是怀着一种坚定的心情追求清华的。

对我来说，能进这个新的学校，却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因为国立学校不承认私立学校的文凭，又因我中学理科的基础比较差，是不可能转入大一的，清华大学一年级一般均不分系，意在使一年级学生入学后对各种学问共同具备工具性的基本知识，得有充分训练。要转学插班非得上海教育局在我的中学文凭和大学一年级成绩单上加盖公章确认，并经该部门甄别考试不可。我是在设于上海徐家汇交通大学的考场应试被录取入学的。我始终感谢当时的招生委员会确定的招考地点为北京和上海两处，这就是我的机缘。“偶逢时会”，我才得以进入这第一流的高等学府。

我之转学清华有没有留美的念头呢？这点余日宣教授曾提醒过我，他说，清华除了政治化，爱闹学潮之外，有一点值得考虑之处，就是自从清华留美学校改为大学以后，仍有派遣留学生的机会。他说，以清华经济而论，每年大约可供二三十人留学，而不致影响全校的发展。当我听到他这个暗示性的信息时，并没有想到这二三十人当中也会有我的可能。可以说，我当时并无“毕业后择优派送留学”的梦想，也不相信“人人有出洋的希望”，因为这毕竟太虚无缥缈了。这一愿望只是在进入清华以后才逐渐强烈起来。清华不幸而产生于国耻之下，而我也不幸生长于国耻之中，但有幸而获国耻之赐，既享受特别权利，自当负特别义务。缅怀往事，心情是十分悲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