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中学生的浪漫曲

1 四明中学话旧

宁波“四明中学”，创始于1880年前后，校名为“浸会中学”，校长为美国人威耳科克斯（Wilcox）。1924年我入学的那一年始称“四明中学”。1925年“五卅”运动以后，改由华人樊正康任校长，以后又有王实铭、徐询刍等相继主持校政。1935年与英国循道公会办的“斐迪中学”合并，改名“浙东中学”，由寿子鲍任校长。抗战胜利后，由俞国桢继任。

1992年，当我还乡走访母校的时候，校园已成为一片废墟。原有的西首前后两栋楼房，东首靠溪桥旁的一栋小楼，楼前的两株桂花树，以及院内零落散布的图书室、办公室（几间小平房）和沿江的厨房和食堂、校门外小楼下的礼堂、楼上的宿舍，全都不存在了。到了1993年，连溪桥也已荡然无存，沿途的永耀公司、张氏祠堂等民房全被一扫而光。昔日北郊路的终点处现今在姚江上建起了一座大水闸和供儿童们游乐的一所动物园。看到这么大的变化，蓦然回首，我失落了的往日尽在眼底的一群群莘莘学子、一张张灵秀喜人的面孔又呈现出来。

我的同班同学，年届八十多岁的吴元章大夫强于记忆，他于1993年7月14日在中山饭店和我重晤时，一口气向我背诵了当年（1924年）的班歌。难得有这样好的记忆，消弭了我一时衍生的空虚。

“读书问如何？做功课，少年乐事多！

读书问如何？为救国，志气壮山河！

四明之峰与天摩，甬江之水长流波；

山清水又秀，吾同级，弟弟啊哥哥，好景莫闲过！

齐努力，学问切还磋，兜将今古入胸梦。

千锤百炼金刚体，时把怀中宝剑磨。

读书问如何？求功夫，好去杀倭奴。”

这首班歌为国文教师吴一峰先生所作，反映了当年十七八岁的中学生读书为了救国的雄心，抒发了来自五湖四海的教师继承前圣后贤之学，要将好像早晨七八点钟的太阳的青年铸成爱国志士的心意，引发了我无边无际的遐想、无穷无尽的伤感。

1923年夏天开学了，我一脚踏进校门，就接到一张要为学校起个新校名的白纸条，上面写着：“浸礼会的宁波浸会中学与循道公会的斐迪中学合并之后需要改名，请把你的意见写在下面的横线上。”我信笔写上“宁波第五中学”六个字。我觉得不论是外国人还是中国人办的学校一律应该排成序列。当时宁波已有“第四中学”，依我幼稚的逻辑，“浸会中学”当为“第五中学”无疑了。殊不知，第四中学是浙江省公立中学，而浸会中学则是美国教会私立学校，这种公私不分的稚见拙识难免贻笑大方。其他人，特别是老师们，自然不会闹这类笑话。现在推敲这种笑话不失有趣。这或许是少年对天下一统的传统观念的向往，甚或可以是对即将面临的未来社会“公私界限不能绝然分清的时代精神”的预感或心灵启示呢。

2 我的良师益友

初一年级的英语教师是才从杭州之江大学毕业的林汉达先生。从他的《毕业纪念册》看到他戴着学士帽的半身照片，真是相貌堂堂，风度翩翩，一表人才，令我油然起敬。他上的第一堂英语课，就给三十几名十二三岁的初中生带来了新鲜生动的学习乐趣。他站在讲台前向我们讲道：“我来这里的第一个目的就是要使你们大家快乐。读书是件乐事，愁眉苦脸，是什么也学不进去的。从发音到拼音，出了口的每一字母不单要吐音清晰，而且要讲得顺口，使对方听得悦耳。为此，你们就要高兴起来，用英文想：‘多么好听！'”他继续讲：“英语是外来语，它不像国语能随口而出。英语是从外面灌进中国人头脑里去的，没有形象可供揣摩。所以只能死背硬记。《英文津逮》的每一课文都要把它背得滚瓜烂熟，才能不假思索，出口成章。”他说他相信我们一定能做到这一点。林老师这第一课给我们打开了学外语的扉门，它符合中学生强记博记的特点。这一年里，我们背熟了二十几课的课文，掌握了构句的框架，特别是介词用法、成语、不规则动词，都靠死背。

林汉达先生不仅仅是位优秀的英语教师，还是一位多才多艺的文化人。他会弹琴，在礼堂里有一架脚踏风琴，他轻触那黑白相间的琴键，左右挥扬，风琴发出浑厚洪亮的音响，旋律于室内回荡，我们为之兴奋欢跃；他会唱歌，领我们高唱各样的歌曲，使我们有时慷慨激昂，有时肃然沉静；他懂美术，带我们背着画架到江边写生，姚江上的飘忽的小舟在我们画纸上张满了风帆，鼓得像足月的孕妇，逗得人人仰面大笑，不能自禁；他还给我们当导演，教我们自编自演劳动者生活题材的话剧；还让我们举行中文演说和英文背诵比赛，请校外记者、公立学校的教师等担任裁判，他自己在最后一排端坐审听。比赛前后详细指导我们动作的姿势、说话的节奏、文稿的撰写技巧以及事前保持心理平静的方法。他不迷信，不激进，不张狂，似乎从来不谈时事政治，但偶尔也会流露出把基督教义和马克思主义混为一谈的意识。

林先生后来离校去上海世界书局任英语课文编辑，1949年前夕他从东北教育厅长调任燕大教务长。记得北平和平解放后的第一个月，他还是像往年一样，耐心回答了我对基督教义和马列主义是否存在着原则冲突的疑问。他给我讲了段《圣经》上的“稗子的比喻”——“天国好像人撒好种在田里，在主人睡觉的时候，有仇敌来，将稗子撒在麦子里就走了。到长苗吐穗的时候，稗子也显出来。田主的仆人来告诉他说，主啊，你不是撒的好种在田里吗，从哪里来的稗子呢？主人说，这就是仇敌作的。仆人说，你要我们去薅出来吗？主人说，不必，恐怕薅稗子，连麦子也拔出来。容这两样一齐长，等着收割的时候，我们要对收割的人说，先将稗子薅出来，捆成捆，留着烧，唯有麦子要收在仓里。”他是位识时务而又直言不讳，忠于历史也忠于自己的人。

初二来了一位国文教师胡恺。据吴元章的记忆，这位老师似有较多的革命思想。可惜他的施教对象还未到有志于学的年龄，心灵之花尚未绽开，难以领悟他的深邃的思想。后来高二时来了吴一峰先生，这位北方文人豁达开朗，既教我们说普通话，又教我们背诵《古文观止》，尽心竭力教我们学会中文写作。他写得一手好字，给我写了一大张孔子告子游“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归，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亲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的条幅。出于对他的崇敬，我把它挂在家里中堂墙上。那时，我家已从堰头沿街随时可以被台风吹倒的江边平房迁到对面“万丰墙门”（北郊路13号）了。虽然也是沿街房屋，但有前后卧室，所谓中堂就是前间的卧室。我家从河弄口搬到北郊路堰头一带，离校舍不到一公里。最后迁至“章家房子”，那正是北郊路的终点，再迈步向前走去，就是“湾头村”了。

我作为一个走读生，就不能寄宿生那样过集体生活，与老师同学经常来往。一种孤独感引发我爱慕寄宿生的心态越来越强烈，甚至羡慕他们睡的上下两层的双人床。我只能在他们起床之前，脱掉鞋子，双脚踩在下层铺上，跟睡在上层的同学好友说上几句、抄个信就算实现了我莫大的心愿。有时就在夜色阑珊，大家犹在熟睡的时候，从坟头上翻过墙去，与吴元章约定在教室里挂上一张被单，两人共同秉烛夜读。当人们起床时，我们已把全日的课文背熟了，做完了作业；白天里我们就有更多的自由活动时间。因此别人以为我们似乎比其他同学特别的聪明，我们自然也取得教师的特殊厚爱。虽然我们每天少睡了两个小时，却也取得比别人多两个小时的成绩。如果其他条件相等的话，这样做，说明“出人头地”这回事并不难！当时我们把它当作自我发明的秘密。

另一位也是最后一位国文教员是林朝翰先生，他原是上海沪江大学极受崇敬的老学究。他来到宁波对他来说是告老还乡，而对我们来说，这位科举时代的遗老从大学屈尊俯就中学则是我们学校的一种殊荣。由于我们的教师大多是他的学生，他也就有了特别崇高的地位。更何况他在大上海多年，穿戴服饰更显气度夺人，也就引起我们小地方人们的格外尊崇。他带有现成的教材，是他在上海多年积累的古文自选集。他来校时，我已到了有志于学的年龄，对他所授的老子、庄子已能或多或少领会其中的精华所在，也足以开启智慧之门了。受业于这位老师，我们才开始踏进中国文化的殿门，中学生心灵深处才开始发出智慧之神的闪光。我曾写了一篇题为《无神论也是一种“宗教”》（意指“信仰”、“信念”）的短论，投给《时事公报》，居然被采用了。那是在唯物论刚刚播种于中国的时候，一个中学生受到林老先生的启蒙而即兴写作的东西，且不论是谬种流传还是正宗信仰，我的欣喜是不言而喻的。

像任何地方一样，学校里也有反面教员。有道貌岸然追逐同学姐姐的无赖，有道德败坏、诱奸童男的教练员，有叫学生“nextnext”照本宣读，自己在教室里公然打瞌睡的外籍英语教员，有偷中学生笔记本当作大学讲义的美国留学生，有用英语讲解物理的半洋人，没有一个学生能听懂他讲的万有引力定律，没有一门数理化课程能引起我们的兴趣。唯有教生物学的刘译永先生，他从河浜里取得阿米巴、草履虫、灌草等单细胞微生物，告诉我们原生核是个啥模样，这些尚能引起我们的好奇心理。尽管如此，他的笃学和敬业精神仍未能使生物学成为学生一门生动爱学的功课。这批日益成长的孩子后来大多被吸引到并醉心于爱国爱民的救亡运动之中去了。

3 革命洪流冲击着中学的大门

我们少年时期所处的年代是一个动荡的年代。在这些年代里，各色不一的社会思潮，斑驳陆离的学术流派，以及反映它们的书刊大行其道。说来奇怪，一个教会学校自从中国政府收回教育权以来，外国司库和教英语的外籍教师对于中学生的反帝爱国运动（如抗议“五卅”惨案，手持标语列队上街，高呼“打倒帝国主义”口号的游行）置若罔闻，中国教师大多也不闻不问，任我们自由活动。当年有一位姓叶的教师是原南京“国民党政治学校”毕业的政治课教师，他住在东首的小楼上，深居简出，对学生的这类活动始终无动于衷。组织我们活动的大抵是高年级同学或能说会道的志士仁人。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自1925年起和其他中学一样，我校开始要求学生穿一色的制服，出现一种半军事化的政治气息，也能公开听到CP和CY之类的传说。只是“五四”运动对我们来说早了几年发生，我们出生晚了，不太了解21条卖国条约的详细内容；对新文化运动，尤其是对白话文倒特别地感到浓厚的兴趣，胡适的文章广为流行。《新青年》一类刊物流入我校的极少。

学生游行时，只见标语牌在游行队伍中林立，高高低低，错落有致，引发人们的激情。当时还没有男女同校的学制，这种从群体活动所产生的激情也就唯有灌注在友爱的海洋之中，它给人们带来一种共同的向往、共同的追求以致互相亲切依恋的感情。在古老传统下，尤其是在将“妇女与小人”等同的礼教束缚中，还未成熟的少年存有一种可恶的偏见，视女人为“害人精”或谓“最毒妇人心”，似乎和女人相接触就会“一失足成千古恨”。可是人的官能并未因此而丧失，互相接触的既是和自己一样性别的人，也就产生同性之间的爱慕，总觉得队伍里的同伴比自己更美俊，更潇洒，更有吸引力。我模糊地觉得自己作为队伍之中的一员，远距离观望，那类充满着激情的人是勃勃生灵，给人的生活以意义、色彩和美丽。这种意识既非柏拉图式的爱情，也非贾琏那一班人的“皮肉滥淫”，而是一种对自我的不满，要求结伴的友情。在队伍散开之后，我会默默地跟在几位回家的同学背后步行十几里而不知疲惫，反而感到精神上的满足，这种向往和别人接触的要求是人性的一种表现，它是人与人之间感情的一种自然表达。

这种感情关系促使我与同学的亲近日益加强。团体活动愈多，这种关系也就愈深，在意念上也就打成一片，如卧其侧，如闻其声，于是整个交往过程充满生机，富于美感，彼此相视而观察之而不疑。这里无男女性别之分，也无不正常的性行为，无非是彼此相爱。这种真诚的相亲相爱的感情使人向上，使人交往，使人关注高于自己的大众利益以及关注人间、自然、社会的大境界。

我们曾多次骑着自行车在新建的公路上奔驰；在雪窦寺的山上观望那满山遍野像火海一般盛开的杜鹃花，使少年情窦为之狂飙。在山谷深处，唤呼你我的名字，在四周山峦间反响回音远播激荡于云霄时，确切实现了“天人合一”的和谐气韵。

我们曾多次乘船在海上漂游，在普陀山脚下倾听浪涛冲击岩石飞溅的呼啸，使人们感到自己的渺小，使幽微的灵秀涌现出幻想去征服那无可奈何的昊天。

我们曾多次在甬江涨落潮中仰游飘浮，从东（新江桥）到西（范江沿），从西到东，增生不致沉沦的自信，从而使我们做到“言行合一”、“灵肉合一”、“主客合一”的心态平衡。

20世纪20年代的新文化对于我们这批晚来几年的后生来说，与其说是“科学与民主”，不如说是“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的追求来得实在，并符合我们的生活真实。

我们是这个环境的产物，我们晚来了十多年，大致都在辛亥革命那一年出生。我们没赶上革命前辈的步伐，这不是我们的过错，我们和他们不能相同。人人都在一定的环境里生存，就此而言，每个人又都一样。没有一个不生，没有一个不死，不同的人们是一样有血有肉有灵的人。

4 得到一位年长者的厚爱

令我感到特别有幸的是发生在一位年长者和我这位小青年之间的一层感情关系。这位长者就是《时事公报》主笔姜伯喈先生。他在我们初三那年来校担任中文演说比赛首席评判员的，第一次见到我就和我结下了不解之缘。他多次手里拿着拐杖远道到学校来看望我，也见过我的父母。他清癯的面容，瘦削的身材，四十岁上下的年龄，表情严肃而又潜藏着喷薄欲出的热情。他在我心中是蓦然来到花圃物色苗子的园丁，我以相应坦诚的童心，接受了他的钟爱。我经常陪他散步，默默地成了他休息日的小伴侣。我暗地感到这位长者热望我成材。他鼓励我写点东西给他，我就写了一篇实际上是怀念亡妹而以《弟弟》为题的悼文，后来在《时事公报》副刊上发表了。在这篇文章里我写出了内心世界的痛苦和对于青春、未来的珍惜与羡恋。当1926年国民革命军开到宁波的时候，他以鄞县国民党宣传部长的身份招考了一批十几岁到二十几岁的青年组成了一支演讲队，其中有CP和CY，而我是其中无党派又是年龄最小的一个。通过公开考试，我以“龚升”的假名被录取，利用一个暑假跟着队长、队员沿街讲演，宣传北伐战争节节胜利的过程。宁波全市举行过欢送国民革命军进军上海的大规模游行。我们在小校场群众大会上，倾听身着中山装和军服的各界代表的演说，我们高呼北伐革命的口号。1925年至1926年正是国共两党联合北伐之时，我们在台下的听众和观众却分不清台上谁是国民党，谁是共产党，那时他们都称“国民革命军”。直到1927年国共分裂，我才知道先生原是国民党部的一名报人。《时事公报》和《国民日报》，一个是民办的，另一个是党办的，但都是“有闻必录”的新闻报纸，我们分辨不出两者的区别，我偶尔也去过报馆，我也看不出谁是“左派”，谁是右派。有人说，《国民日报》主笔陈伯昂是右派，姜伯喈则什么也不是。我毫不介意陪同“什么也不是”的主笔在河滨或铁路轨道上散步。像老伯伯一样的姜先生患有严重的肺病，在散步的时候他从未牵过我的手。他说，他很怕把病传染给年轻人。他亲口告诉我，他患的是不治之症的痨病。

1929年他的病进入第三期，形容枯槁，精神憔悴。在准备去上海进大学前夕，我前往向他告别。他静坐在沙发上，闭上了双眼，又摘下了眼镜，显得格外清癯。我不禁想到这可能是最后的惜别。他轻声地自言自语：“我不行了，以后就不必来看我了！”他把内装三十银元的沉甸甸的大信封交给了我，说声“这是你的稿费”，然后重新戴上了眼镜。

后来我读报知道，他到过重庆，代表宁波市在复兴关的中训团受训，卒于抗战时期，葬于他家乡宁海县故土。

当1926年北伐军进驻宁波街头时，欢庆倾城。不久发生“四·一二”事变宁汉分裂，蒋介石仅在他自己的家乡就杀了商业学校的杨眉山先生、宁波市工会会长王琨，另一位年轻的姑娘是被枪杀的。在小校场，万人空巷，目睹一颗子弹穿过她的额角，她倒在血泊中，身穿白色上衣，黑色裙子，足蹬高跟皮鞋，年约二十岁开外。观看杀头和枪毙的人群和观看蒋介石父子骑着白马通过东门大街的人群是一样的多，一样的静默。

我们这家教会学校正像一所太师学堂，各色人等都有。当局兼容并蓄，严守中立。既请江亢虎博士作有关他旅俄反帝的政治演说，也请沪江大学理学院院长郑章成教授来校作“三不信”的学术报告。但压倒一切的是胡适那一派人的文章，他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三不朽》以及《不要被别人牵着鼻子走》之类的文章在宁波中学校里颇为流行，而“左派”文章充斥大道理，难以被我们那个年龄的青年所理解。令我们不解的是，当时自称“革命军人”、身背三角皮带的公安局长也被请来作“安民布告”的解释。这位局长经过我们“万丰墙门”时，偶然见到站在门口看热闹的十七八岁的小家碧玉陈美秀，就看上了她。第二日就派副官把这位姑娘请去，连她的母亲也一并掳去，从此不知下落，只剩下修钟表的父亲孤苦伶仃地守在空房里哀苦叹息。

国共分裂后，政权落在蒋介石手里，欢庆的宁波一夜间变成了一座恐怖的城市。新闻封锁得很严密，只知道山东省发生了“济南惨案”，全市掀起反日洪流，把恐怖变成了热流，市民响应，全体师生都被卷入“抵制日货”、“读书不忘救国”的潮流中。当时十六七岁的学生正是血气方刚之年，走上街头，在军警默许下，披星戴月，查封贩卖日货的商店。我们还上街讲演，自编自演抗日话剧，先在附近的“北郭庙”演出，代替了昔日的绍兴戏。老戏演的不是“白无常、黑无常”就是“吊死鬼、溺死鬼”，现在演的是“日本鬼，东洋鬼”，看的人和往年一样的多。对我们的演出感兴趣的，有肩膀上背着孩儿的父亲，有挑葱卖菜的农民，有奸猾泼辣的流氓，有装疯卖傻的荡妇……看热闹的人多，一半是吵吵嚷嚷的儿童。真正爱国悲愤填膺的人与其说是观众，不如说是演员自己。

5 自编自演抗日话剧

我们一班人比较突出，其中有一位年岁较大的王惟精，奉化人，他兼管学校藏书，老成练达得像一位管家。高二的一个暑假，我从他那里借来所有论社会主义的书籍，分类摘录，编成一本书稿，叫作《社会主义论丛》，其中所抄录的有民主社会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基督教社会主义以及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唯物史观、剩余价值、阶级斗争）等派别的论说。1949年以前，甚至其后，我一直把马克思主义视为社会主义中的一派。整整一个暑假我读了十几册书，完成了这份手抄本。翌年来了一位留美学生，广东人，西装革履，手持文明杖，成为我们高二的公民课教师。据说这位先生曾获得美国芝加哥大学硕士头衔。他见了我这本自抄自编的《社会主义论丛》如获至宝，说要拿去看一看，从此没有还我。后来他到南京中央大学社会学系当上教师。这位留学生在堂堂国立大学课堂里宣讲的课程竟是我这位尚未毕业的中学生利用一个暑假所抄录的东西。这件鲜为人知的逸事是1931年考入中大农学院的我的三位同班同学（樊正禀、朱海帆、欧世璜）告诉我的，当时我们愤慨之余也只有捧腹大笑而已。

与这位留学生大约先后来校教书的另一位老师是吴启道先生，奉化县人。他是沪江大学正式毕业的大学生。他的父亲原是最早教过蒋介石的老师，所以吴启道先生于大学毕业后就进到侍从室，成了蒋委员长的随身秘书。这位先生为人耿直，酷爱文学，醉心鲁迅著作。我想，他在最高统帅府任职时一定是个自命不凡的人物。他也确实不平凡，他自学世界语，来我校教的就是这一稀罕的语种。他为何弃政从文呢？说来非常奇特，令人愕然。1929年蒋介石遭到各界的反对。孙夫人宋庆龄女士在上海散发了一张传单，直指蒋介石的十大罪状。我们的这位老师役于蒋先生（侍从室的工作人员都称委员长为“先生”），认为这份传单应该让“先生”知道。他取得传单后，思虑再三，毅然把传单直接递了上去。蒋大怒，他拿起电话听筒把写字台的玻璃板砸得粉碎，厉声喝骂：“滚！滚！”吴启道是个书香门第的子弟，哪里受得了这番侮辱，“是可忍孰不可忍”，他的自尊心受到严重打击，就怒气冲冲不加解说从委员长办公室里走了出去，再没有回头。他带来的新书全部向我们开放，我们得到了在上海才能买到的新文学书刊。有了这么一位刚直的老师来到，自然使学校生辉，让学生感到自豪。吴老师有个外甥周宏涛，比我小两岁，我们两人是形影不离的兄弟，于是我跟吴老师也就有了密切的来往，我从他的书架上选了剧本来读，对英国王尔德（Oscar Wild）戏剧的中译本尤感兴趣，在他的指导下，就试编了话剧脚本。在林汉达先生培植的土壤上，我班同学成立了一个名为“爱美剧社”的团体。我们最先演出的话剧是《一片爱国心》，以江北岸“天蟾舞台”为剧场，首次公演获得空前成功，宁波全市文化界为之轰动，报纸为我们宣传，商界为我们出钱，从此自编自演话剧成了我们业余的最大爱好。以后我又在另一剧中借用吴启道先生的高级中山装，戴上他的琥珀色镁边眼镜，化装扮演“县长”角色。出场时竟使观众全体起立，错认为是真的鄞县县长上台了，久久没有坐下来。报幕人不得不出来向观众打招呼，“这是戏里的县长，不是鄞县的县长”，话音刚落，哄堂大笑。我只得仓促回到后台，在再次大笑之后重新亮相。这次演出在中山公园附近的一个小剧院进行，剧本的情节是惩治一名残害良民的贪官。

同年河南大旱，赤地千里，饿殍遍野。出于人道主义救灾的热情，我编了三幕话剧《王老爷》，在基督教青年会礼堂演出，揭露当时在天灾人祸下政治腐败、官吏无能造成生灵涂炭的悲惨结局。当场收到义捐两千多元，全数由校长汇给冯玉祥将军分发给当地的农民，冯将军复电嘉奖了我校“读书不忘同胞”的义举。

6 情场上急流勇退

教会学校一贯培养学生演说和背诵的才能，年年举行比赛。我多次参加了这类活动。初次登台，吓得全身颤抖，以致讲台摇晃起来，引起观众大笑不止。正是这种善意的嘲讽的笑声反倒促使我心情平静、沉稳起来，敏感的观众又报以鼓励的掌声。初次尝试成功了，我背完了演说稿，还得到了表扬。以后几次又取得一次次的优异成绩，名字赫然被刻在一块镌有历届优胜者姓名的铜牌上。

除学校举行的竞赛外，1928年夏，市府教育局也开始举行这种活动。全市几所公私立男女中学校报名参加，评判员都是地方上的党政要员，显然以政治观点评分，且占总分的一半。名列第一的是以《三民主义的连环性》为讲演题的四中学生。这次我的讲题《风起云涌的学生爱国运动》，显然不合当政者的口味，名落孙山，这要怪学校的“三不管”方针。这样一件有关学校声誉的比赛，居然没有一个教师关心，没有一个教师出来加以指导，而同为教会学校，则男校不如女校。甬汇女中也是美国浸礼会和英国长老会合办的一所女子完全中学（即今宁波六中）。1923年该校新校舍四层楼落成。1927年，长老会、浸礼会两教会将学校移交国人管理，公推一位独身主义者（沈贻香女士）为校长，她积极治校，致全力于学校事务，以重金聘请专长中文的男教员为导师。在这次全市比赛中，该校的一位学生名列第二，开了宁波男女平分秋色的先河。与此同时也引起我对于那位获奖者的盲目爱慕，竟然将她引为自己的楷模。我乘这次机会，偷偷地给这位女生寄了一封“贺信”，热情的话多了，像是一封情书，其中有些文字是当时的老派人不能允许的。我的这封“贺信”被收信人的姨妈没收，告到校长那里，对我校提出严重警告，顿时传为话柄，引起新旧两派争吵得很厉害。可是奇怪的是，女孩子们给我的信件从此反而越来越多了。其中有一位邻居的女孩子，也以写文章为乐事，曾与我合译上海广学会委托的“主日学”英语课文，来往多了，开始有了感情，从此议论亦多了。在我所收到的信中，她们互相攻击，互相“拆台”，使我对这些女孩子产生了恶感。这些女孩子多好奇尚异，背本趋末，徒以文章自诩，以无用的空话打击别人，抬高自己，我见她们如此钩心斗角，使我索然无趣；又因我一度确实得到过邻居家的那位女孩子的好感，从而引起了周围人们的是是非非。自此急流勇退，潜心向学。1928年暑假，我借她家的楼房后间居室作为书房，不管这类议论，潜心闭户读起书来。瞿秋白先生的著作就是在那里攻读的，可惜我对左翼作家的著作，甚至包括鲁迅先生的杂文在内，大多都“读不懂，嚼不烂”。究其原因，恐怕不是智商问题，我想是缺乏社会经验的问题。依照我受到的教育，到了那个年龄，几乎已经定型，能读懂并能加以概括的尽是一些实实在在的事，手摸得着，耳听得到，我以慎独为能，以践履为是，对大而虚的系统概念总不能领悟理解。凡是在自己有限的经验中能体会到的就懂，凡是超越这有限识见的就无吸取的能力，我仅仅模模糊糊了解其中的一些警句。凡以天地真理，全能全德自任的东西总怕上当，总是宁愿不信不懂。在我的头脑里，自幼缺乏对博大精深如中国的阴阳五行、天人合一和西方包罗万象、万化定基的玄妙之论的兴趣。度过了这个烈日炎炎的酷暑，我放弃了那种让人透不过气来的读“天书”的生活，回到学校又去追求那套由零零碎碎点点滴滴、细枝末节的事实而后得出体会的智识，于是我的思维方式始终停留在普通人的经验、直觉、感性、理念、能在生活中得到验证的水平上，对于那种永恒定律、绝对真理之类的说教不愿诚意地加以接受。一句话，我不愿被书本所俘虏。做学问和做人是不能分开的，宁愿苦些，就怕受骗。

有幸的是甬江女中有一位大小姐竟然赏识我这个无名小卒。1928年冬，她以四十块银元的高价聘请我到她家里为她的三个小弟弟补习三门报考高小的功课。不消说，这是一户富裕人家，高门大宅实在令我望而生畏。有当教馆先生的机会，又无知难而退的勇气，也就欣然从命接受了。

宁波的气候恶劣是出了名的。酷暑炎炎，寒冬凛凛，台风过后，百草凋零。在这样阴霾铅色的苍穹下阴雨绵绵。一个少年要到十几里路以外去辅导三个不到十岁的富家子弟，真有说不出道不尽的苦楚。这三个孩子规规矩矩地坐在四方形的八仙桌旁，留出一个上位给教馆先生，他们都是头戴瓜皮帽，身穿狐皮袄、绸背心的小老头，个个木鸡似的等待着我开口。说好是补习初小三年级的数学和语言两门功课。我感到吃力的是不知从何教起，只好边问边教，好在他们的大姐从来不过问讲习的效果，这就解除了我的忧虑。过了几天，孩子的顽皮本色就暴露无遗了。他们从桌面上伸出大拇指，上面画有张飞、孔明和曹操的脸谱，来回转动，在我眼前演出《三国演义》话剧。仔细观察，他们手指上的头像是套上去的制成品，所以脸谱大小、容貌浓淡都清晰可见。当这些人物来回进退之际，我哭笑不得。如此顽皮下去，怎能完成任务向人家交代呢？我起先想告状，后来又想不教了。我毕竟也是个尚未成熟的年轻人，任凭作弄实在难受，自尊心受到了伤害。敷衍了这一天，回归的路上，欲哭不能，欲笑又止。觉得无可奈何，也怀疑这四十块大洋是否将成为问题？但这种心事我也从未向父母亲吐露，只是含糊其辞地说是到青年会去教点英文。

从家里到教馆这一路满地泥泞雨水横流的小路。每次我先把袜子脱掉折起来，再把鞋子放在书包里，光着脚板在冰凉的石块或卵石铺成的或全是混浊泥浆的道上步行，来回十几里，天天都是这样。等到泥路走完，就用手绢擦干冻得通红的双脚，再穿上存放在书包里的袜子和布鞋。这时感到有阵暖气袭上心头，内心添加了一种克服困难、自强自信的乐趣。就是这样，我在一个是暖室，另一个是冰窟的两个世界中奔波前后三十天。当我拿到用红纸包裹的四十块闪闪发光的银色大洋时，体会到了挣钱之不易。我把这第一笔收入献给了父亲，作为他六十岁生日的礼物，我并没有说出我是怎样得来的。

7 最后的四出话剧

到了高中三年级，我班二十几名同学个个都已成了不同凡响的青年。即将分手了，同窗数年，来自各方，不免依依惜别。各人都怀着欣喜又沉重的心情，思索着自己的前程、自己的道路。过去，也许心眼儿太多，猜忌心也重。但潮涨潮落，苦乐自知，患得患失，友情仍在，刹那间件件往事冲击着年轻人的心灵。当时在升学或就业问题上没有人能指导我们，也没有人关心我们，我想，总的来说或许老师们已经在默默地期待着我们这批青少年去肩负起建设家乡、改造社会与振兴民族的责任。我们为即将离校走向新生活而高兴，于是我们的“爱美剧社”在毕业的最后一年里打算精心上演几出话剧，以报答良师的教诲，展示各自梦寐以求的未来。

我们于1929年夏演出了四出话剧，两出是背诵的，两出是自编的。背诵的两出，一出是田汉的《苏州夜话》；另一出是王尔德的《少奶奶的扇子》，我们在本院的旷地上搭起了一座戏台，后台就是本院挨着溪桥的二层楼教室。粉红色的西服，宝蓝色的领带都是从大学毕业的马时飙老师那里借来的，夜晚演出的光照也有人提供。一切都是我们自己动手凑齐的，布景道具都很好用。《少奶奶的扇子》是部重头戏，演得很不错。整个校园满座，这样高质量的讽刺剧在孤陋寡闻的宁波还是少见的。戏是在汽油灯照亮下演出，出席的有宁波各界的代表和全校师生。

使我们特别兴奋的是我们自编的两出戏剧：一出是反映过去的，剧名为《流失的清风明月》；另一出是反映未来的，剧名为《十年以后》。

在第一出中，我们七八个人一一被白被单包裹，打扮成一尊一尊塑雕的石膏像，有昂首站着的，有低头坐着的，有懒散卧着的，各有各的姿态。这是一幕哑剧，台词是在幕后朗读的，采用了“双簧戏”的表演艺术。帷幕启开，只闻台后的留声机，附加风琴声、口琴声、胡琴声一齐鸣响。万籁俱寂时，月光下，夜色中，尊尊石膏像换个儿脱去了外壳，显出了面目。第一尊是教我们懂得老庄道家思想的林老师，他金丝边眼镜，呢料长衫，一亮相就被认出了，台后朗诵庄子的《逍遥游》片断，扮演者以表情和动作姿势来烘托幕后的台词。有一尊脱去白被单，显出一身笔挺的西服，肚子挂满稻草根，屁股上还有一条尾巴，手持一根文明杖，一眼就被认出这是从美国留学归来的洋硕士，与鲁迅所称的假洋鬼子惟妙惟肖，把他行路的丑态、在课堂上胡说乱扯全曝光了，引起哄堂大笑、鼓掌、跺脚和喝彩。还有道貌岸然的道学家、戴小帽跳踢踏舞的艺术教员、穿“童子军”服的体操教师……各具其态，令人叫绝倾倒。

更具特别风格、表现出时代特色的是《十年以后》，它演出了我们的追求，我们的向往，我们未卜的前程。其中有治病救人的医生，有治国安邦的领袖，有格物致知的学者，也有挨门化缘、立地成佛的和尚，更有沉湎于宗教信仰的牧师，头戴博士帽的科学家……各显其能，各述其志，淋漓尽致的显现了一代青年对于未来的憧憬、期冀与梦想。

我在这出戏里表现的是个空白，我仍然披着当作石膏的白被套，始终低着头，朗诵道：

十年后，我不敢想，

现在，我妒忌；

十年后，我不可能是你，也不可能是他，（用手一指新披上被套的石膏像）

现在，我凝视着未来，

今晚，我等待着十年的到来，

再见了。（一一下场）

幕后徐徐地响起了自谱自编的《浪漫曲》。忽然乐器和留声机一齐停顿。观众在细细的沙沙的夜声中离开了通亮的广场。

1993年我重返故乡，在“去日儿童皆长大，昔时亲友尽凋零”（7月23日吴元章信中语）的时刻，与当年曾同台演出的同班同学吴元章医生回忆往事，竟不胜惆怅起来。

8 家庭悲、惨剧

追溯到我进中学的第一年——1924年，就是旧历民国十三年正月初一那一天清早，我的大舅母呜咽啼嚎闯进我家，抹着眼泪，对着我母亲几乎哭不成声：“翻船了！”母亲猜到一半，背着她低声吐出一句话来：“船生死了！”（船生是我大舅父的名字）我在旁惊慌，认为母亲的断言是无可疑惑的了。父亲也吓得哑口无声，全身都呆住了。

舅母终于止住号啕的哭声，倾诉了事实：“他爹翻了船，飘到海里去了！连尸首也找不到了！”又大哭起来。母亲始终没有出声，她好像在回忆一家人怎样从镇海小港出来，怎样不享祖宗的恩泽，终于落得如此下场。她的哀怨胜于悲痛。

舅母转述他们夫妇在惨事发生前的对话：“他说初一好做生意，还是去吧！我说：‘年三十夜，团团圆圆，还会有人出门吗？甭去了！’他又说：‘还是去吧！’就这样去了！”

他去干什么？他做的是什么生意？我是不大明白的。可是母亲和父亲都明白，也懂得“翻了船”是怎么一回事。

一只小船上的脚夫为了早点上到从上海开来的“新江夫”（是一艘两千吨，一、二、三等舱和通铺舱满载数以千计的乘客的客轮）抢到客户，不惜在轮船还未停靠码头仍在江中盘旋之际就攀登船舷，爬到舱里去搬运行李。这只小船就是在大轮船掉头时翻了的，六七个脚夫就这样掉到江中被狂暴的退潮向镇海口外飘去，永远不会回来了。

母亲看上去非常冷静而清醒。她好像心中有数，她的两个小兄弟都是跟着她在我们家里长大的。她抱怨了一辈子，现在又发作了：“我说，就是不争气！祖宗有义仓可吃，有义学可读，就是要出来！就是要出来！！出来送命！连尸首也送掉了！”

仍旧是父亲出主意。“走吧！”他领着舅母，说是去买件寿衣、锡箔、纸头、蜡烛到江边去吊“魂”吧。我们一家人拖着孤儿寡母们到了对岸。只见一堆熊熊的火焰在江边燃烧，空中飘着稀稀落落的尘灰。人群像原来一样在我们身旁来来往往。给死了的人烧纸，似乎司空见惯，没有人把它当作一回悲惨事！我自然想起往年正月初二，大舅母带着他们的大小儿女，拉着，背着，跟着，来到我家度新年的热闹情景。在十岁以前我也到对岸去过多次。作为外甥，两个舅舅给予我的特殊接待自不待言。小舅舅在江北岸渡船口开一家“李小泉棉花店”，生意兴隆，他请了师傅，还有徒弟。我照例住在斜对门院子里大舅父的小屋里。这两兄弟贫富悬殊，和我家的关系是富的冷淡，穷的亲近。母亲对这两个同胞手足的态度，似乎偏爱大的，我们很少和小舅父一家人往来，他没有子女，他的妻子早患肺病死去了。

连续发生不幸的事，同年三月我家附近的清防队的电话转告：要我父亲立刻到我姐夫供职的“乾益”米店去。我们出发的时间大约是晚间八九点钟，到那里时是一个店员持着洋蜡扶着我父亲上楼的，我摸着扶梯跟着一步步走上楼去，空气异常平静，除了三个人脚步声，听不到丝毫别的声音！

一进房门，只见两位伙计手挽着姐夫的双臂，站在房的中央，像舞台布景安置好给我父亲看了验收的。姐夫夹在两人中间，垂着头（身上是黑色的长衫），好像头颈失去了托力，以致看不见他垂下的面孔。父亲怔住了，前进两步，托起姐夫的头，望了一下，垂下手来。

“他是下午五点多钟过去的！”米店的老板在父亲背后说着。父亲带着满脸愁容，一句话也没出口，默然被老板拉下楼去商量“后事”了。

面临晴天霹雳的大事，父亲竟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听老板在劝解：“老丈人，你坐下。”楼上的伙计下来了。我们只听老板一个人在说话，他在百般张罗。

“商全（姐夫的名字）有心脏病！他是下楼时摔倒在梯子上的。没有伤痕，什么也没有，什么事也没发生。好端端的人，三十几岁就这样走啦！”

“我把你叫来，是要把商全在晚间送回家去。天一亮，人家邻居就不会答应了。”他是急忙要把危害他的后果推到店外。店里死了人，人们可以把尸体当作筹码讨价还价的，这将使他负有性命攸关的责任！

父亲受惊了。没有人帮他，一句话没说，沉默了好长时间，才说：“让我先去通知家里！”

等我父亲一走，店主就派人后脚跟着前脚用铺板把我姐夫抬到姐姐家门口了。来人在后门口等着，一听到哭声就把人抬进去，连铺板带人一起放在地上，回头就走了。米店再没有人来过问这个家。

正是半夜时分。姐姐带着三个儿女——最小的还不到一岁——正在床上睡着。听到父亲讲的丈夫死讯，一时把她吓得哭不成声。外面的来人又回头进来，吓唬我姐姐：“别哭出声，别哭出声，千万别哭出声，邻居听到了就不让进屋啦！你是要在屋里办事，还是在路上办事啊！”说完扭头就走开了。这是使老板不受任何损失的预谋！

姐姐全身颤抖，倒在地上呜咽气绝。孩子们也随声附和哭嚷起来，不知道发生了一场什么样的噩梦。父亲要我回家去告诉母亲。

等母亲来到时，父亲已把姐夫洗涤干净，穿戴完毕，陈列在中堂，只待收殓。姐姐见到我母亲，躺在地上哭得死去活来，一次次冷水浇在脸上，一次次苏醒过来。母亲用一句话就把姐姐的哭声给压倒了。“回家去。我们还有两只手，怕活不了吗？”

从此我姐姐以及我的三个外甥一直和我父母在一起。母女俩承包做布裙子的缝纫活计，累死累活地干起来。头几天姐姐还不时哭出声来，我不忍地说：“这样哭下去，一家人都不能活命，不能做人了！”她听了这句话，从此之后就不哭出声了。她是把悲伤吞下，咽在肚里，藏在心中的；为了依靠还要活下去做人的父母，更多地是为了我这个已经提出警告的弟弟要读书，做功课，求功夫，她再也不能哭出声来了！她只能低着头做人，母女两人相依为命，穿针引线，不分昼夜。正当“文化大革命”进行之际，耳闻我这位读了书、做了功课、求了功名的弟弟受到冲击劳改的时候，我那从未出过门，一字不识的姐姐竟只身从上海（她女儿家里）乘坐两天一夜的火车来到北京看望我。当我有自由时，我要陪她到颐和园去看看。她竟说：“我是来看你的。叫我去看皇帝，我也不会去的。”是的，几十年来我的这位大姐（她比我大十六岁）对任何东西都已丧失了兴致。这次她费心来看望我，是出于她几十年来为了我能够平静地活命做人，自立立人而不哭泣一声的坚忍决心。她是否仍想到大舅父在大船掉头时翻了船漂流而去的往事？

我这六年的中学生的浪漫曲，是以发生在六年之前的悲惨为其背景，而展开并被谱入我的生活编年史中的。

乐事不多，愁肠难断，我将面临的也许仍是一幕幕的悲剧，我的命运和以上家人们的也不可能会有根本的区别。当时我是这样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