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留英岁月（二）

1 星期日游海德公园

伦敦城内，有一个很大的公园，比北京的中山公园大好多倍，里面除了绿茸茸的草地和树木之外，什么也没有。环园的却是大旅社、大使馆、大公司以及权贵富人的家院。可想而知，海德公园是供附近的游客、有产者和游手好闲的人散心用的。每逢星期日，不少学生三三两两地来这里见识见识，也叫做度“周末”吧。

星期日，海德公园热闹非凡，想起点作用的演说家都云集到这儿来了。有共产党人持着红旗在露天讲演，但市场清冷，零星的听众也个个没精打采。探其原因是有法西斯党（摩士雷领导的），身穿黑衫（故称黑衫党），手持木棍，来到这里专门和共产党捣乱。海德公园作为资本主义国家有言论自由的象征，蜚声天下，倒不完全是出于那里有壁垒分明的党派“唱对台戏”——那是在下议院里表演的。不如说是“盛名之下，其实难副”。保守党人压根儿不会跑到那里去（他们有上下议院作讲坛，有阿尔伯大厦供他们开会），工党同样也有自己的职工大厦。

除开共产党人和黑衫党徒之外，还有击鼓高歌的救世军、“怀才不遇”的学者、“金口玉言”的骗子，形形色色，不一而足。我们来到这里，溜达溜达，浏览这一异国风光，对所谓“自由”也算是领略了一番滋味。

救世军在那里宣传“救主耶稣”的道理。他们身穿军服，俨然像正规军的样子。不过，他们不是持枪的人，而是击鼓鸣歌、高唱“赞美诗”的耶稣信徒。那为首的讷讷有词：“耶稣基督快要复活了，把天堂降到地上，有罪的应该悔改！”这种集会通常是没有什么人参加的，爱听道的人都上教堂去了。

所谓“怀才不遇”的学者，可能是不学无术之徒，也可能是一流学者。总之，他们是到海德公园来宣讲自己那一套的。一个皮包骨头的瘦弱文人，站在自备的空肥皂箱上，讲话了。那天，他讲的是概率规律——某种机会性质的东西。后来，他越扯越远，离题万里，最后竟讲起了“成败之数”。眼见很少有人听讲，摆摆手，耸耸肩，撤摊走了。这也许是走投无路的知识分子宣泄牢骚的渠道。

海德公园的言论自由确实多种多样。离怀才不遇的学者不远，有一个手里拿着黑色旗帜的人，旗上写着几个大字，翻译过来，就是“沉默金箴”（Golden Si-lence）。对学者来说，这是个多么可怕的讽刺！在大字底下，你仔细观察，还有一排小字：“天下最美、最珍贵的东西就是保持沉默。”这是个骗子，他是来提倡“无言自由”的。他身穿黑色服装，背上负着一只口袋，也是黑色的，上面写着：“诸位女士、诸位先生，您要想知道‘成败之数’，请您投入一枚先令……从口袋里自取你的命运吧！可不要作声，要一声不响的！”为了一探究竟，我也就投入了一枚先令，就如在家乡庙里“抽签”一般，抽出一只封套，打开一看，里面是一页印刷得很粗糙的纸头，上面说的大概是什么时候你可以得到职务，或者将收到某个俱乐部的请帖，或者大约什么时候你可以结婚了……不外乎是针对一些常人所好，求而不得的念头作此荒诞无稽的允诺罢了。“无言自由”不过是言论自由的一种，既然海德公园允许人们随意讲演，否认这种自由就不是实事求是了。但是，就我所知，可以保证：海德公园里最多的是歌颂帝国的言论自由。

“红色的都是英国的领土，其他各处都是一片灰色。”“大地就是英国立国的地方，诸位先生、诸位太太，转遍地球，你们都可以看到这个国家。”一个人这样讲。另一个人则说：“整个世界差不多被瓜分完了，至于那些剩下来的地方，目前正在继续被瓜分、被征服。我们不能开到闪闪发光的其他星球上，多么可惜！如果能做到的话，我一直梦想有朝一日能办成这件事情。当我看到它们是那样明亮而又那样遥远的时候，我很悲伤。”

听众当中有笑的；有将指头伸进嘴里吹哨起哄的；也有眼泪汪汪的，拿出手帕抹鼻子的，后者是患风湿症到海德公园来晒太阳的老妪。她并没有搞清楚什么，仅仅听说“悲伤”两字，就本能地流泪了。

这就是海德公园的讲坛，英国人自夸世界上言论自由最多的地方。

是的，共产党人也可以在那里演讲。但是，这种自由并不是英国政府恩赐的，而是英国工会许多年来艰苦奋斗争取来的。由于英国工人组织很坚决地保卫这种权利（在危机临头时，很有限），在正常情况下，英政府当局也不敢肆意加以破坏，而且，可以借此标榜英国是个“自由国家”。就法律来讲，言论自由总是有个限度的。不是你要说啥，就可以说啥的，而是在不违法的前提下，人们才有表示意见的权利。而就英国来说，这个我知道，法律是由议会所制定，由警察和法官来执行的、限制自由的武器。在海德公园不时可以见到很多大个头的巡捕，（这是上海英租界给印度阿三的雅号），还有“苏格兰场”派来的便衣警察——有点像福尔摩斯那样的人。他们四处巡逻，以保护社会的秩序与安全，也要干涉违法宣讲者，可见“自由”也就有限了。

根据英国法律，普通公民的言论至少要受以下罪行的限制：破坏名誉罪、诽谤罪、亵神罪、淫秽罪、蔑视法庭罪……所有这些罪名，是否成立，乃是由法官判定的，法官老爷可以把实事求是的意见判为“诽谤罪”或者“煽动叛乱罪”，罪不容赦；而对故意造谣、肆意污蔑可解释为“保卫帝国”国家利益所在，可以反罪为功。到底为何，全凭执法者而定，所以也可以说海德公园的种种自由多多少少是靠警察的宽容来享受的。

在英国法院，设有陪审团制度。每次开庭需12名陪审员，由他们决定是否有罪，以示公平。其实，这些人都是经法院细心挑选过的有产者。他们是站在有产者的立场上来论证罪行的。法学家戴埃赛说：“言论自由不过是十二个店主所组成的陪审团认为可以说或可以享的自由罢了。”表示意见的自由是否超出了法律限度，是根据12个陪审员的意见来决定，他们的意见就是“事实”。1934年通过的《煽动叛乱法》，更是扼杀言论自由的赤裸裸的表现。在这个法律下，一本书、一本小册子、一份报纸、一封私人信件，都可以拿来作为作者、印刷者、出版者、销售者犯罪的证据。英国法律制定得相当周密严厉，但执行时却又非常灵活，视情况而定。据我所知，言论自由，实际上完全出于警察当局或英国政府以“大英帝国”为背景的所谓“宽宏大量”。没有到过英国的人，仅仅读点书，不亲眼去看看海德公园各种“自由”的表现，是不可能领会其中奥妙和精髓的。对此，我对在英国度过的岁月感到满意。

2 在索尔兹伯里市希尔将军家里作客

英国有个叫做“绿社”的团体，名气很大，世界各地的花卉，都由它收集。1936年冬，我应邀参加它一年一度的年会，眼福不浅。更有幸的是，结识了一位长者——一位少将夫人。她邀请我到她家里去过圣诞节，约好她到英格兰南部的索尔兹伯里车站（她家所在地）接我。

我没有告诉任何人，只身从伦敦乘火车前往，楼邦彦君和王铁崖君也不知道。这次受邀参加“绿社”的中国人除我之外，仅有一个我不认识的穿着长袍、发表典雅祝辞的中国长者。

到了车站，白发苍苍的希尔少将夫人亲自驾车来接我。一路上，我欣赏着英格兰田野的秀丽景色。两边时时地闪过被修剪过的茅顶覆盖着的华丽别墅，别墅与别墅之间被绿茸茸的草地隔开，特别有风味。汽车行驶的道路上，几乎看不到行人，偶尔见到夕阳余晖下吃草的羊群，便会产生一种闲适的幽情。

“这美丽的地方是您的故乡，太太？”

“是的，英国最美丽的城市之一。希尔少将的军校就在这里。”直到此刻，我才知希尔将军是英国陆军士官学校的主持人。

好大的派头！我颇为吃惊。我不能不承认当时我有点受宠若惊了。在“绿社”年会前，我和希尔太太素不相识，至于她怎么会邀请我和怎么知道我是LSE的学生，我模糊地闪过一点疑惑。这位老太太大概常识性地察觉到我的年龄或者是讲英语没带美国或中国口音的缘故吧！上层阶级的英国人是很讲究谈吐的，尤其是贵妇人常常更是这样。

我对这次到一个真正的英国人家里作客，产生一种好奇心，并有一种兴奋感。车子终于在一幢两层楼前停了下来，这楼非常典雅，我的心情格外的异样。希尔太太把我介绍给了她的儿子、儿媳以及一个不太漂亮的女儿，然后，我们就在她家里的壁炉旁坐好，一边聊天，一边等待希尔将军的出现。终于，门敞开了，一个司机模样的人带着平衡的腔调通报道：“将军们的收获太丰富了，打了个全胜。”向大门看去，进来七八位穿着不太整齐的汉子。每人手里提着一种或几种“战利品”，趾高气扬。原来他们打猎回来了，为我这位华人带来了英国野味。这时，一个六十岁左右，长一个很大的脑袋，一双狡猾、明亮的灰眼睛的老人，手提一只野兔朝我走来。他用一只手按在我头上，我不得不抬起头同他握手。希尔夫人过来告诉我：“这就是希尔少将（Major General Hill）。”将军表示欢迎，他把野味高高举起以示他的喜悦。然后，就滔滔不绝的去和他邀请来的宾客谈话去了。

入席时，我坐在主妇的左侧，一对对男女分隔坐在餐桌旁。几位穿着礼服的侍者，笔挺地站在两旁座位后面，随时侍应着。希尔夫人致了开酒辞，称她丈夫邀请多位有名望的将军来家中作客是一大盛会，并称我为她最亲爱的瑞先生，从中国来的最优秀的少爷。她向我表示了一种很有威仪的欢迎。

英国人的规则是在入席的过程中，只向身旁的一位客人低声谈话。我就跟希尔太太和一位不相识的女人聊天，回答他们一些有关中国的问题。就在这个过程中，我无意识地把右手的杯子拿起来喝了一口，忽然发现不对，原来，我拿了身旁女人的杯子（每个人的杯子放在左手）。我的脸红了，为自己的过错，立即向主妇和客人表示道歉。希尔夫人很有礼貌，不露声色，连连说：“没关系，不要紧。”后面的侍者，立即更换了那个杯子。我常常感到这顿饭不容易吃，真是受“洋罪”。当时，我下定决心，以后决不再参加这样的盛会了。

用完了晚饭，又到客厅喝饭后酒。席中，有希尔太太的女儿，身材粗笨，面色黝黑，一点也不好看。这女人引起我的注意，或许是因为她正坐在我对面，或者是因为在这所漂亮的房子里见到她有些意外。我对女人是常常没有什么话好说的。她没有说话，或者不喜欢说话。“她是个老处女吧！”我想。否则，像她这般年纪，应有个先生，而且应有几个活泼可爱的“孩子”了。她的哥嫂与她就不一样，非常活跃，而且长得漂亮。我在心里判断这女人约有三十岁年纪，而且应该结婚了。她有一点残败的样子，就像狄更斯在《大卫·科波菲尔》中描写的毛奇尔小姐，她又像一所招租过久的房子。不过她自己显得很有尊严。

“你每日替你母亲干些什么快乐的活动呢？”我勉强没话找话问道。

“那有什么好说的呢？先生。”她扭着头，像非常乖觉的小鬼一般眨着眼回答道：“谢谢你的关心！你想知道，我是如何使她不脱头发，或是如何润色她的皮肤、修剪她的眼眉，是不是？我告诉你，她是用不着美容的，她不显老，比我还清秀呢！”我可得提高警惕，她有自卑“优越”情结。写到这儿，我不得不抄一段狄更斯的漂亮对话，因为他写的毛奇尔小姐，同希尔小姐太像了，而我呢？至少那个时刻，也太像那个大卫·科波菲尔了！

“除了毛奇尔小姐的镇静，我从来不曾见过比得上毛奇尔小姐的眼风的东西。当听别人的话时，或当她等待别人回答她时，她那狡猾地侧着头，像喜鹊一般翻着眼的样子也是奇妙的。总之，我惊奇得忘了形，坐在那里看她，我恐怕，完全忘记了礼貌上的规则。”自从我到英国以来，我不曾见过一个好看的女人。凡听过我这句大实话的人，竟以为我替爱德华八世进行着公正的评论呢！我终于站起来，给大家一一道了“晚安”，去就寝了。

第二天早晨8点，有人敲我的门，当我还没从床上起来时，进来一个年轻的后生，他送来一盘咖啡和饼干，照昨晚就寝前的样子，放在铺上，说声“早安”就出去了。我洗漱已毕，就来到了餐室中，餐桌上摆着精美的热气腾腾的早餐（除了一般英式的早点外，还另有用酒精火锅煨烂的蘑菇）。吃过早餐，希尔太太带我去看戏。车子经过的小景名胜，一一停下来让我观赏，当然这也包括将军所主持的陆军学院。回来的时候，我心中充满了畅游的喜悦，尤其是那出戏，使我又想起了中学时代的“爱美剧社”和自己演过的王尔德话剧。在其他场合，我或许缺乏对英国人说话的勇气，但是在当时，满怀感激的心情下，我不能不表示出一番喜悦的表情。一路上，我讲了一些不是喜欢也要说非常喜欢的理应讲的客套话，却并没有注意到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厚待一个从中国来到英国留学的青年。

直到晚餐时，对着炉火坐在那里与希尔夫人聊天时，我才发现他们的用意。希尔先生非常关心我在LSE的学习，他问我：“谁是你的导师？”“约瑟夫·拉斯基”，我答道。他表示失望，他明显地显示出了烦躁。他看着我说道：“拉斯基不但毒害了英国青年，而且还大量毒害着外国青年。”他说拉斯基是个伪善的大学教授，不是鲁宾逊式（单独的渔猎者），而是麦克唐纳—艾德礼式的（卖国求荣的走狗）；不是文学家、经济学家，而是舞文弄墨的政客教授；不是美学的虚构或过程“文雅”的反派人物，而是对英国政府最野蛮的恶意中伤，是慢行渐进的工党社会主义者，他在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民主主义……这些名词上，加上一个“社会”两字，以示区别。他的每一篇文章，每一本小册，甚至每一本“巨著”，都是“异端邪说”。因而，接受他的学说，对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利。他劝我离开，他说，拉斯基与领导工党的麦克唐纳、艾德礼之流，都是斯大林、希特勒一样的人，这些人都是亡命徒。拉斯基又是个犹太人，犹太人是没有祖国的。他说，他的意思是要我离开拉斯基，改学经济或军事。

还是希尔太太说话干脆，她说，希尔将军想得到你，争取你到这里来学军事。

我表示犹豫不安。

“我的上帝，我从来，从来，从来没有想过当个军人，”我说：“我亲爱的夫人，我见到你真是非常荣幸，可没有想进军事学校。”我迷惑不解，她为什么不早告诉我；否则，我也不必虚此一行了。

希尔先生转过身来，叫侍者把一张世界地图拿来。

一幅大地图安帖地展现在浅蓝色的地毯上，十分醒目。地图却不像希尔先生所描绘的那样，红色的都是英国的领土，其他各处都是一片灰色。否则，他就用不着那么费力，在亚洲那块黄色的版图上张望那么久，那么着急了。

“香港在哪里？”

我一眼就看出来了。指点给他，但在这问题上我感到不快，在我脸上一定显现出了一种受到刺激后的表情。敏感的希尔夫人立即感到她丈夫“失礼”了，连声说：“问香港干吗呢？你又不想占领它，它太小了，你是找不到它的。”我闭住眼睛，下了最大的决心也无法忍住受到耻辱后的苦恼。希尔太太马上觉察到了我的变化，一面抚弄她那跪在地图上、死命凝视“香港”这个小岛的丈夫的头发，一面赔笑说：“把地图卷起来吧！”她把话题很快地转移到了我们观看过的那出戏上。于是，我也就用过去所采取的更正式的态度，赞扬那出戏真好。那夫妇俩都端详着我，我握住她的两只手，感谢希尔夫人的款待，我解释说：“我作为一个中国人，能到将军家里作客，感到很荣幸，也许不懂英国人的习惯，如有什么失礼之处，请多多包涵。”

“我懂，我完全理解，我热爱中国，尽管提起过去的事，（她避免提香港）使你难受，但我是非常热爱你们的。”她用一种亲切的声调问我晚上睡得好吗？又问我想家没有？接着就谈我的家乡、我的父母、我的抱负。他们真得使我很感动。希尔将军又说：“像你这样好的青年，实在应该学军事，把自己最好的年华，甚至生命贡献给自己的祖国。”

话题又扯到了犹太人身上。我说：“拉斯基教授确实有一点哗众，是否能够‘取宠’，倒也未必，他讲课时时常有人‘Hear, Hear’的喝倒彩。我说，我钦佩詹宁斯胜于拉斯基。尽管前者是讲师，后者是教授。拉斯基的理论是个大杂烩，其中有的是半自由主义，半无政府主义，半权威主义，半宪政主义，半马克思主义，但没有希特勒主义。我们能够鉴别，害不了我们。请将军放心。”

“那就很好。”将军认真地笑了。

第三天，我准备离开时，希尔将军的女儿送我上了车。老主妇仍旧自己开车，送我到上伦敦去的火车站。她满怀激情，祝我在英国愉快，然后紧紧握我的手，吻别。我在她的车前，怀着孩子告别母亲似的心情向她道别。我跳上车去，再看了希尔夫人一眼，她还是那么的年轻、漂亮！

回到伦敦后，我写了一封很长的信并寄去一尊从中国带来的铜质释迦牟尼像，作为礼物寄到索尔兹伯里，包裹上写的收件人是希尔小姐。

后来，我收到希尔夫人的一封回信，大概是说：“你的来信给我们家带来快乐和光荣。大家都喜欢你，因为你是那么镇静，那么文雅，那么出色地代表了伟大的中国的形象。在一切方面（年龄不在内）胜过我。你来信中说我无微不至的照顾使你很满意，我非常高兴。只是你赠送给我女儿的佛像未能使她快乐，反而使她感到忧伤，她认为你要她永远守在家里念佛，当尼姑，也许这是你唯一的、可能的失误。”我几次想到这是我在英国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的失败，使我梦见打雷和天神。假如我不到英国，不是那么高雅，我一定会过得舒适一点，像在宁波乡下那样。现在，到了英国一位极端高雅的将军家里作客，仿佛生活在一个极端高雅的家里，总感到有点拘束呆板，因此，在我睡梦中的那个世界就很不自然了。

3 在去牛津的火车上

1938年春，钱端升先生从美国来信说他将到英伦来。大概是应他的好友外交部长王世杰先生的邀请进行抗日救国宣传活动的。他的几个学生和周鲠生先生的女儿周如松女士都热情地接待了他。他叫我替他找个住处，找了几处，他都不太满意，大概是我小家子气的缘故吧。后来，他住到了海德公园附近的叫“五月花”（May Flower Hotel）的漂亮饭店里。钱老师常请我、楼、王三人到唐人街吃饭。我们呢，常同钱老师闹别扭，爱表现出自己已经独立自主的心态，不爱听钱老师讲看不起去看他的某些中国留学生一类的话。并不以为我们是清华人就比其他学校出身的光荣，反而误解他的话是侮辱人。这种反常情结实在是有悖人的情理的。但钱老师确实是个好人，对我们热情相待。他每次邀请我们三人和周如松女士共度周末，我们总是摆“学生架子”不情愿接受他的请客，把老师的善意歪曲为恩赐而任性地加以拒绝，而钱老师从不生气。看来，他很了解青年人的那种不成熟性、那种狂劲、那种傲气，反而加以赏识，这正符合老一辈人对新出道的后生的慈爱心，这种“代沟”确实是一种很有价值的师道。后来，当我老了时，竟多少继承了一点钱先生的人道和师道，这本来是我们可以做到的。上天知道，我们互相可以从这上头得到益处的。

钱先生后来约我陪他去一趟牛津，我答应了。在动身前的一个晚上，我们三个学生商量好怎样对付钱先生。我们猜想，钱先生这次去牛津必定和我们回国就业有关。我们果然猜对了。在从伦敦到牛津的三个多小时的行程中，钱先生问道：“你们回国后有什么打算没有？”他用的是你们，果然不出我们三个人的预料，正好把我们三个人前夕议定的方案经我的口提了出来。

“没有打算。”冷漠的口气是伪装的。

“教书，怎么样？”先生诚挚地问我。

“我们都认为自己没有当教授的资格。”这句话也是假的，恰恰相反，话中含有几分骄傲，似乎自己是一个意志坚定的人。回答时，我记得，很果断。似乎学了两年已经变了一个人，有了文凭，又有新思想，怎么会没有当教授的资格呢？

“正在抗战时刻，还不知道回国之后，持枪还是握笔呢？”这本是拉斯基在中国西安事变后，全国进入全面抗战时，追问未来去向时问我的话，我把这个球踢给了钱先生。

先生若有所思，静默了片刻。

火车走得很慢。

“那么你们的意思呢？”钱先生本来口才不很好，结结巴巴的说得不明不白。话还是问得很柔和，很关心我们。

“去报名参加高等文官考试吧！”这是我们商定好了的“对策”。“这是我们共同的志愿，不想依赖任何人。”我如是回答。

我表示希望得到他在道义上和理性上的支持。

“要是考不上怎么办？”钱先生变得认真起来。

按着自己的意思行事，我回答说：“登报寻求职业。”

“依靠自己，信赖自己，当然好。”他表示着赞赏。

钱先生脸上显露出一点失望的样子，接下来又谈了其他的事，这个问题就撇开了。

等他回国之后，我和楼到法国，在那里我和楼邦彦君接到了钱先生从昆明寄来的聘书，这正好符合我俩的心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