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留英岁月（一）
1 “康得·凡第”号上的遐想
在想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的青年的模糊观念引导下，我登上了那条意大利邮船。这条邮船并不大，还不到英国“玛丽皇后”号或法国“诺曼底”号的十分之一吧。出了吴淞口，它就像茫茫大海上漂浮着的一叶扁舟。船舱内到处灯火辉煌，热气腾腾。我独自来到能见到大烟囱的最高一层的甲板上，偎依栏杆，看那汹涌的浪花滚滚往后奔流，流速之快远远出于我的意料。此时，我不由得联想到我的生活，由童年到青年，我的生命的岁月就像这眼前的海上波涛，转瞬即逝。
片刻，我的思绪转移到了两件事上：第一件是奉化的断了线的风筝，虽然宏涛妈妈不久就恢复了常态，也十分自然了。可是，在她和我之间似乎平生出一片把我们两家完全隔绝的空间；第二件，我出生地瓮城那位开杂货铺的老板（阿爱叔）的保守思想，使我怀着对性生活的不安。应当承认，我这时有点想入非非了。大海航行的孤独寂寞使我开始想到恋情、爱侣、婚姻。
我回忆着离开奉化时的告别场面：我正握着宏涛的手不放，宏涛的妹妹涛桂，仿佛不经意一般，跨进我们中间，但很快地被她的哥哥拖开。那时，有一段时间恍若停滞了，我木然良久，默想这位小姑娘，等我回国时她也到了结婚年龄，可能就是我的妻子了。我一定是把这意思显现在我的脸上了，因为她的眼睛立即垂了下去，显现出一个少女常有的害羞表情。我时常神经“过敏”——或许那是我的幻想？！
我不能说，宏涛的妹妹——涛桂这种表情在我心目中造成多么深的印象；我也不能说，当我后来想起她时，要想把她和这种表情分开，有多么困难。自此以后，这表情时刻萦绕着我的心，使我觉得明亮的天空不时会变得暗淡，好似有一朵乌云在笼罩着，实在有点时阴时晴，捉摸不定自己的心境。我对宏涛母亲一直怀有深沉的敬意，对她不幸丧夫失去家庭欢乐极表同情。我那些对寡妇飞短流长、恶言污语的人们极端愤慨。又想起了中学同学张五九母亲的悲剧（张五九后改名张湖舟）。张五九妈妈因和别的男人通奸而受到残酷的迫害；又想起阿爱叔叔发现他的女儿阿缺（因缺了一块嘴唇，大家叫她“阿缺”）和野男人（卖布的、卖柴的小伙子们）通奸怀孕后，要一手把她活活打死，她的继母跪在地上向她父亲苦苦哀求的残酷现实。我毅然决定，决不让自己发生任何正当的或不正当的男女关系问题。从此，我就像一个出了家的和尚，对男女之间的事不敢想，不敢接近。
我在船上见到几位同胞——穿着黑色袍子、戴着白色硬领的天主教士，他们是前往意大利留学的年轻人。这些人显得特别“爱国”，在航行中，每见到一条轮船，便狂叫这条或那条必是“中国轮船”，这使我觉得非常可笑。这几位年轻的“外国和尚”都是莫名其妙的爱国狂人；无疑地表现出是法西斯主义的信徒。正是这些人出尽了洋相，既否认人类经验的正当性，也否认那种明目张胆的谎言之不可信性，信口雌黄，任意胡说。如果我们和他们争辩起来，他们就会把我们骂得“狗血喷头”，甚至伸出拳头要打我们。这些人都是墨索里尼的信徒，另外还有一个被政府派往意大利学习军事的军官，都坚持主张，人类理智必须信仰于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硬要我们承认外国轮船是“中国轮船”，而且不容别人加以询问。我感觉到与他们这些人争辩，真是索然无味。
2 赴英旅途见闻
船在茫茫大海上航行，停靠的每一个港口，几乎都是英国人的殖民地。香港、苏门答腊、新加坡、孟买、科伦坡、亚丁、亚历山大港、赛得港，甚至苏伊士运河也是英国人建的。我惊奇地看到，当地上上下下的乘客，莫不是彬彬有礼的绅士和淑女，男男女女都打扮得漂漂亮亮，从外表上是看不出当“亡国奴”的卑下感觉的，因为他们都是“上层”。我又见到几名赤身裸体的本地人在船舷旁潜水，去摸船上人抛到水里的先令和基尼。另外，船上上来许多向客人兜售奇香的鲜花的卖花人，他们背着满筐的鲜花，在甲板上来回走动，虽没有受到任何侍者的干涉，贫富之分却是十分清楚。同样在船上也难看出有殖民地和宗主国之分。印度贵族子弟和英国人坐在同一张餐桌上，他们几乎和英国绅士一样神气。在头等舱里的印度人比经济舱里的英国人“高贵”。尽管他们使用刀叉的姿势要比我们利落多了，可他们仍用手抓着咖喱牛肉米饭往嘴里送。
船一停靠码头，客人们大多下船去寻欢作乐，回来后跟我们大讲人兽性交的表演。不知怎的，我带着一种炫示刚毅的冷淡神情，表示了对这类事情好奇心的鄙夷，当英国鬼子上船来检查时，我是那么“心软和宽大”，我竟然想对昔日打开“中央帝国”大门的屠夫点头，又想抛给他几个先令买烟抽。但是，英国人的表情是那样粗鲁，尽失“绅士”风度。出于自尊，我不想跟外国人靠近，还是不卑不亢为好。
船到孟买，想从表面上看看英国人统治印度的情况，于是我们数人走下了船。一面是鲜花盛开的维多利亚花园，可沿街挂满了米字旗，棕色的印度人大批地横躺在沿街的人行道上，两边的窗户一个个敞开着，就像关猴子的笼子。不时地听到从“笼子”里传出音乐的声浪（印度人嗜好音乐，三三两两的卖艺人在街头唱歌，很悲凉，很动听），街上堆积着马粪，散发着尿汗混合的呛人气味。兜售各种各样纪念品的小贩极多，地方越有名，小贩越多，见了旅客，往往蜂拥而上。也许时间太短，我没有见到统治这些穷人的英国人和英国兵。他们在哪里呢？我没有按蒋廷黻先生的指教，向统治印度的英国人学习到什么东西，但那种统治结局是够明白的了。
航行中，最值得回忆的算是从苏伊士运河的这一头（亚历山大港）下船，到下一头（塞得港）上船，其间观看了埃及的金字塔、人面狮身像、沙漠风光和开罗市容。我们各人首先雇了一匹马，交由阿拉伯人驾驭。这些阿拉伯人穿着白色长袍让客人坐在马鞍上，由他紧紧搂住腰，然后就在沙漠上奔驰。最后跑得只剩下我和那个阿拉伯骑手时，我真有点害怕。要是半路上他把我宰了，我可就惨死在异国他乡，成为冤魂孤鬼了。我竭力往好处想，不断向后座的骑手讨好，送他烟抽。那骑手一面摆弄缰绳，一面附着我耳朵说些我根本听不懂的话。他脸发闪光，口内时不时地吐出一种闻所未闻的气味。回头望去，他的脸像涂过一层油漆，恐怖之极。好不容易到了塞得港，看到成群飞翔的鸽子和卖纪念品的小贩，我才彻底放下心来，对走过的城镇和那位阿拉伯骑手也发生了好感。我感谢他一路保护我，坐在他身前，似乎不感到颠簸之苦。我给了他加倍的金法郎，并向他道别，说我永远不会忘记与他在这段路上所度过的难忘时刻。就在这个时候，我才真正看清他和我年纪差不多，他的样子是强壮的，可以说是结实的。在他看我时，我想我给他的印象，一定是非常动人。因为我确实对他所给予的保护以及关切是那么的感激，他的热烈拥抱使我心情愉快。他是我第一次遇见的相伴漫游的阿拉伯人，我原应在内心思想深处平等对待他，不应对他有半点怀疑的表示。无疑，他是那么以伴我旅游为幸，那么忠诚于我，然而又那么可怜和忧伤。他一定觉得（我想）没有比我的脸上表情更能感动他的了。
船到了威尼斯就算抵达终点。在旅馆宿了一夜。第二天，逛了以河为街、以船当车的水上城市。当夜乘火车经过法国整洁的大地，跨过英吉利海峡，进入英国国境，从车窗蓦然瞧见“您已进入英格兰这个伟大的国家”这块大界碑时，我由衷感到兴奋。我记得从跨入英国海外版图的那一刻起，我似乎对英国人，特别是对检票员没有好感。但我要尽可能装老成，说体面的话，装成个绅士。我忍受着自身勉强做作带来的不适应，强迫自己坚持下去，我觉得这是一个有关中国人的面子的事。
“你坐到底吧，先生？”查票员问道。
“是的”，我降低自己的语调说道：“我要去伦敦。随后我还要去牛津。”
“去读书吗，先生？为什么不去剑桥？”他和我一样清楚地知道，那个年头，去牛津和去剑桥一样。不过，他能这样看也使我感到光荣。
3 乍到伦敦
我和楼邦彦、王铁崖三人在伦敦找到了一家很漂亮的住家——圣·阿尔彭斯别墅（St.Albans Villa）2号，它坐落在空旷的议会草场的“高门”（High Gate），属于北伦敦区，乘地铁离伦敦经济政治学院（LSE）附近的荷尔棒车站约一小时不到，环境幽静，议会场地里长满着过膝深的青草，是恋人们幽会的好场所。特别优越的是法籍房东太太，能做有名的法国大菜。唯一的缺点是她的英文发音不好，她的丈夫是意大利人，一名歌唱家，他的英文发音更差。
到达的当天下午，夕阳西下，我来到草场散步，环视四方，原野上没有一个男人，也没有一个女人。也许那些恋人们躺在草下。我十分谨慎地注意到，在我的身后来了一个老人，虽不算太老，但手里拄着一根拐杖，头上戴着一顶高帽，一副高傲的神情。我几乎是有意识地等他走近。他一步一步跟了上来，到我面前时上气不接下气，我上前扶住了他。
“打猎吗，小子？”老人问道。
“我还不知道去哪里打。”
“鸟儿是很怕人的，我听说。”他说道。
“我也听说是这样。”我说道。
“上海是你的家乡吗，先生？”
“不错。”我怀着一种自尊心说道：“上海或宁波是我的故乡。”我向他解释着这一大一小两座城市，指出宁波是我真正的故乡，那里没有租界，没有治外法权，上海有，名曰：“公共租界。”我说实际上是英国人的租借地，是鸦片战争的产物。
他叫我坐下，先询问了我的年龄，又抱歉不该问他人的私事。“年龄又有什么相干呢？”我亲切地告诉他。
“你们有一天一样会老的，这是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
“不，你并不老。”我说。
“我告诉你，我全部的生活经验：就是人永远不要走极端，鸦片战争就是走的极端，所有的战争都是走的极端。我知道中国人不走极端，喜欢‘中庸之道’，对吗？”老人问道。
我断定他这句话是对我的一种善意的表示，就是说，不要恨英国人。于是我红着脸，点头表示同意。
“得，假如你不介意，”他说道：“我认为你来英国不是打猎，而是读书、求知识、做学问——那就更好了。”
我后来总把这件事，作为来英国上的第一堂课。
“不走极端。”在我缺乏经验的地方，这个老人慷慨地给予了我教训，应当走“中间道路”，可惜的是中国人从来没有实行过。
我的卧室在第三层，一间不大的房子。王铁崖和楼邦彦两位住在第二层东西两大间里。我那房间，小而雅致，天花板是用绒布装修的，洗漱都在房里，方便得很。安顿下来，每天九点去车站，买份晨报，下地铁上学，天天如此。
也许我这个人犯贱，不到一个月，就想搬家，决定离开这个居处。究其原因，首先，我对房东那个歌唱家心存芥蒂。每天早晨他在后院练嗓子，唱个没完，影响睡眠。其次是他老问我喜不喜欢墨索里尼。我说，不喜欢。他总告诉我说墨索里尼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人物。他说，他才不喜欢英国人呢！他说所有英国人都是骗子，张伯伦就是个最大的骗子。凡是高个子都是笨蛋，和这种人打交道，一点味道和好处也没有。他说所有矮个子都是聪明人——拿破仑、丘吉尔……凡是他知道的，都讲了出来，直至讲不出来了为止。
另外，我们三个人都觉得这家的伙食太讲究了。虽然食宿和膳食（早晚两餐）的费用并不算贵，楼、王两位并不在意，我却觉得不好承受。这样高级的生活不是像我这样的人所能接受的。我看到众多的留学生住在北伦敦的康普敦镇，只出我们这里的一半钱就可以了，为什么要过这么阔绰的日子呢？
我立即搬房子。楼、王二君本来不同意我的主张，后来也随我搬到贫民窟来住了。昨日所经过的安乐、享受是无法与今日新居的沉闷、寒酸相比较的；那个意大利人的聒噪已经完全消失了。但我为他可惜，他冒犯了我，他再也不能侍候我们这三个中国的学生了。
去康普敦镇的地铁比较麻烦，到了一处交叉路口，要看记号，转车，繁琐得很。地铁的乘客都很安详，每人手执一份买的报纸，扶着自动梯下到地下。自动梯要滑行三次才能到站台出入口。据说，伦敦在百年前就造了地下电车。站里的路标非常清楚，不同方向有不同颜色的灯光表示。只要识字，就可以找到你在哪里，你该如何到达目的地。这种为乘客着想的周密和认真，不失一个管理良好的大国风度。但一件事情总有两方面，我也看见在深层地下工作的人，劳动条件极差，脸色灰白，身材清瘦，简直连个蜡人也不如，这也是大英帝国的臣民。在地铁站口，还可以看到手拉风琴的“乞丐”，慈祥的男士或女士将几个便士或先令掷进放在地上的倒扣的帽子里，说是酬金而不是“施舍”，以表示大英帝国臣民一种很有威仪的生活方式。
伦敦是世界上最大城市之一，它好像是整个英国。我看除了伦敦，几乎找不到英国在哪里。曼彻斯特、朴次茅斯……甚至爱丁堡，没有一个城市能与伦敦相比拟。它像一团水蒸气组成的气球，大街上的路灯明亮，小街上的灯光一闪一闪的透出绿色的光芒，那是一种很老式的照明气体，照在脸上，呈现出一种不顺眼的灰白色，但也有一种幽幽的神秘气息。每当海上的大雾降临到街头巷尾，十字路口就必须烧起木头来指引汽车，以免相撞。那时，喇叭声就会响彻整个街道。当你从地铁站口出来时，将不辨东西，迷失方向。当然这是在没有烧木头的车站。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不是那样了，工党采取了措施，把伦敦的雾给驱散了。
4 我所知道的伦敦经济政治学院（LSE）
刚到伦敦不久，就遇到英皇爱德华八世登基，后来又逊位的趣事。对加冕典礼，我们不感兴趣，那是英国人的事情。当局为了炫耀英帝国的威仪，大摆排场，自不待言。可恶的是，英人设在皮卡迪利广场（Piccadilly Square）的观礼台，卖票分等级。以半价票售给他的殖民地居民，香港亦在此列。尤其可恶的是，凡中国观礼者若自称是来自香港，均可享受此种“特权”。我们是决不会去凑这种热闹和得这种便宜的。至于那位“不爱江山爱美人”的爱德华——乔治五世的大儿子，威尔士亲王（Prince of Wales）的逊位倒是引起了我们中国留学生的很大兴趣，我们每天从报刊报道的各个阶层的评述中，获得了不少有关英国君主立宪制的知识。
英国国王是英国的国家元首和政治首脑。原先，英王在法律上拥有许多重大权力，是立法、司法、行政中的一个不可缺少的因素。可实际上掌握国家权力的是内阁和首相。现代英国国王已失去实际的政治权力，也不再介入实际的政治活动。在当时（1936年）以英王名义治理国家的首相是保守党人鲍尔温，他也是伦敦大学经济政治学院名噪一时的工党理论家拉斯基教授在课堂里经常恣意攻击的对象。按照英国法律的传统，英王的政务活动以及个人生活，甚至包括终身大事在内，都要由内阁及其首相安排。这次英王要娶一位离异过三次的美国妇女——辛普森夫人为妻，大大背离了传统，不能不引起轩然大波。他与首相商议，要求：一方面娶辛普森夫人；另一方面不给予他的妻子以王后的头衔，以便对保守的英国国民有个交代。这在当时真是一件使首相头痛的大事：同意吧，必将掀起一场全国性舆论的非议；不同意吧，又要得罪集大权于一身的国家元首，尽管在习惯上英王职位只是个虚设王位，一个象征国家最高权威的“皇冠”。总之，进退两难，对这事很难有个万全之策来处理。后来首相广泛接触了英联邦成员国的政府首脑，取得了他们的同意，回答国王说：“娶了辛普森夫人为妻，那她必然成为王后，这是法律的规定，但英国国民是不能接受的；要么逊位，以谢国民，别无选择。”从当时英国老百姓中的街谈巷议来看，保守的英国人根本不接受这桩婚姻。我在当时的旧式有轨电车上，曾听司机说道：“干吗要讨个美国破鞋，难道英伦三岛没有一个配得上王后头衔的姑娘吗？真是奇哉怪哉。”他摇头不止。旁边几个老人甚至破口大骂，美国这个女人是破烂货色，不配进白金汉宫。有的还说，娶离了婚的女人为妻的人是渎神的，应该把他像詹姆斯二世那样，赶走了事。报纸上的议论更是莫衷一是，有道古的，有释法的，有同情的，更多的是反对者。到了10月，我们都在广播中听到了爱德华逊位的告别演说。音调凄惨，一开始就声明英国没有宪法危机，他经过多少个日夜的思索，决定娶他心爱的妇女为妻，而放弃王位。最后他对他兄弟肯特公爵（Dukeof Kent）夫妇颂扬了一番，并表示了对继承王位的新主效忠。就在这番话后，爱德华便带着那位为英人所不齿的美国妇女乘车到法国度蜜月去了。
第二天，鲍尔温以新国王的名义召开两院联席会议，通过了《逊位法》，这场风波才算了结。我们都没有想到实现宪政制度的英国还是这么保守。值得一提的是，我的导师——拉斯基教授在这个问题上，始终认为婚姻是国王的私事，不容政府干涉，遵守英国的法律是完全的形式主义。
作为伦敦大学经济政治学院一个最享盛名的教授，很多人认为：“拉斯基先生在政治思想界的权威是研究政治学的人所公认的。”中国也有许多他的门徒，罗隆基就是其中的一位。作为他的学生，我最初也感到自豪。他对待学生不摆架子，每月定期批改我所交的论文，谆谆教导，不厌其烦。记得有一次，当我抱着一大包书本和稿件从他的写字间出来时，等在门外排长队的各国学者，不分年龄都向我表示羡慕。这些来访者似乎都很崇拜他，对于这些很尊敬拉斯基的客人，我不能表示冷淡，我面带微笑向排长队的学长们一一点头，向他们表示歉意（耽误了他们的时间），同时向他们保证，我走了以后，他们完全可以得到教授的耐心接待，就像我所得到的那样。
在拉斯基教授的指导下，我研究的是行政机关的内部民主，包括公务员应有罢工权利这样激进的课题，所以我不得不去拜读他的著作。拉斯基教授著作很多（多半是关于国家权力与民主自由的两个问题）。但是他的思路头绪纷繁，不易把握。尽管如此，在通读了十几本他的著作后，我开阔了的视野，推翻了20世纪30年代风行的国家观和形式主义的法律观。作为他的学生，我认为他在中青年时期的著作远远胜过他进入30年代后的混乱的长篇政论。他讲课时，常常引起听课人的满堂喝彩和倒彩，时而不绝的有“Hear, Hear”的嘘声。他那蛊惑人心的辞令，特别是对保守党人的抨击，远远超过了他应该保持的身份。与其说他是个学者，毋宁说他是个宣传家，至少是工党里的一位最享盛名的“左翼理论家”。拉斯基教授“时刻准备着的特别慷慨”，以及众所周知的那种“对青年人一往情深的兴趣”，曾使他一度成为伦敦最时髦的人物之一，以至于竟有人这样写道：“世界上大抵有不少的人在其生平的多余时间将怀念拉斯基作为他的一个老师的深长意义。”由此可见，青年学生受他的影响之深了。他给我们中国留学生的影响也是广泛而深刻的。有些大知识分子1957年被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我认为这些个别的人是和拉斯基30年代思想混乱的政论著作直接有关。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思想改造运动中，这些人的表现，受拉斯基的影响，尤为明显。
尽管拉斯基口口声声自称为工人运动的“左翼”。其实，他在理论方面是“右翼”。如同他在《政治典范》（第4版）一书“导言”中所写的那样（至少就我而论）：多元论国家观和法律观是走向接受马克思关于国家与法律的观点那条道路上的一个阶段。
拉斯基的国家学说是与马克思主义理论根本不同的，最主要的就是他否认国家的阶级性。与马克思主义相反，拉斯基的国家学说不是把国家看作阶级社会中唯一的，由统治阶级所独占的，用来保护其阶级利益，并使其阶级敌人俯首听命的工具，而是把它看作社会上各种各样的组织之一，把它当作与在社会内其他的一切团体对立并存的一种团体。
国家之外，尚有工会、教会、阶级、城镇、乡村、大学等团体。“它可以与国家合作，但不需要这样做。它可与国家发生关系，然而这种关系是彼此的关系，而不是合二为一。”
因此拉斯基的国家观要求所有的团体处于一律同等的地位，而且要求国家在道义上、在理论上放弃特殊地位和特别力量，而同其他团体并肩作战以争取成员的忠诚。国家“在一家限度内，还需像达尔文主义所说的那样的竞争；国家只有凭借国家及其周围环境相抗衡的能力”。
拉斯基虽然也倾向于承认国家的出现和存在是和社会内在的矛盾与斗争分不开的，但是他否认这些矛盾的阶级属性，并认为个人利益——自私的利益，是社会成员间和社会团体间发生冲突的基础。根据拉斯基的观点，国家虽非保卫全社会的团体，但国家和其他社会团体一样，同受达尔文“生存斗争”的公式的支配，因为组成国家的也是一个个的人，“我们叫作政府”。
“不过马上我们要说明，国家与政府的区分，毋宁是一种理论上的事情，而无实际的意义。因为我们身受的国家之一举一动实在都是政府的举动。国家的意志在其法律，但给予法律内容以实质与效力的却是政府。我们说英国于1914年8月4日对德宣战，但在那一天行使英国主权的却是它的政府。”
我们读拉斯基的书，一定要注意并正确理解他所使用的名词概念，例如，他说：“国家与政府的区分，毋宁是一种理论上的事情……”这里他的所谓“理论”，乃是一种理想，实际并不存在，理想中的国家很少是现实国家。这些对国家的赞美在更多的时候，是一种宗旨系统的辩护；而这种宗旨系统乃是在想的人看来认为是善良的，而且唯有通过国家这个特殊组织才能实现的。这些宗旨的性质在政治哲学史上颇为恒定不变。它们乃是一种探索，要寻出男男女女怎样最能充分满足他们自己的那些条件；它们乃是一种认识，知道因为各个人采取不同的行动，以达到相反的欲望，所以社会上必须有一个共同的机关，出来规定各人如何合法行动的条件。
“事实上，人们是从他们以为国家应该给予的满足来判断国家的……一个国家论（在30年代盛行的）分明是评估现实国家成就的一种方法，一种测量的范畴，而不是一种现实的说明。”
从这些话里，十分清楚地表明拉斯基的国家观没有半点马克思主义。他的论点重心是人们所见所闻的、每个人各自的经验，而不是什么“阶级”。马克思主义者会驳斥他掩盖了社会发展的真正的客观物质基础——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同时也掩盖了国家的阶级本质，即耸立在它上面的政治关系、思想关系，斯大林就是这样说的。“生产关系并不能包括形形色色的社会关系，但是它构成经济基础，在它上面有着它所制约的，所产生的上层建筑，即政治的、法律的、宗教的、艺术的、哲学的观点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
拉斯基不仅否认国家的阶级性，而且更进一步否认国家的强制性和国家主权——国家至高无上性，所有这些观点，在当时，在法西斯主义和斯大林主义漫天飞的时代，被像我这样的青年人所接受，被拉斯基所征服，我认为是比较荣幸的，至少要比接受斯大林主义或希特勒主义不知道要强多少呢！
我在伦敦大学经济政治学院整整两年，在拉斯基教授的指导下，完成了《民主国家的官纪》论文，获得了特殊优秀生的称号。我始终认为：在英国所学的与其说是行政法学不如说是民主宪政学。通过两年的民主宪政学的学习，我切实感觉到拉斯基所讲的国家论同斯大林的、希特勒的都不一样。他站在国家的对立面，以实用主义的哲学为基础，研究国家与教会、国家与工会的关系。应该说，在当年甚至现在或将来，相对而言，是一种较可信服的方法论。如果说拉斯基教授是世界各国右派的祖师爷，我认为并不过分！右派观点不见得比“左派”观点少一点实际，也未必多一点反动。我承认，正因为他讲的较为符合缺乏或尚未消化好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一般人的实际经验，所以像我这样的人，就接受了。我容忍同仁们用他们的马克思主义武器来批判我的由于时代和环境不同所造成的思想。我在30年代接受的不是斯大林主义，更不是法西斯主义，而是被马克思主义者称之为“第三条道路”的那种思想，这实在是时代的特征使然。思想这个东西，不是政治运动强制力所能改造的。
在伦敦大学，另一个对我有影响的教师是詹宁斯博士。他那时是讲师，声望远不如拉斯基教授，但是他冷静持重，属于剑桥派学者。后来由于他在法律方面的杰出贡献，皇家授予他爵士荣誉。詹宁斯博士的成名作是《法与宪法》、《内阁政府》等。这些著作以翔实的资料（广泛收集传记、回忆录、案例等）、清晰的分析和客观的论断，赢得了学生们的尊重。詹宁斯博士不是一个自然法学者，但是他承认有人相信自然法，并奉行自然法则是一个事实。他认为宪法所称的“基本权利”之所谓“基本”非常重要，是因为宪法权利不同于买卖双方和义务相对应的权利，而是与国家相对应的基本权利；对有些人来说，也可以指“自然权利”而言，这也是事实。他总是这样，从实际出发，坐而论道。因此，我觉得，我从他那里学到了真正的宪法学。
5 话说西安事变
1936年12月大概是在Soho，我饱餐一顿中国饭以后，偶然溜进中英协会去阅览室瞧瞧国内的新闻报纸。无意中发现隔壁大厅里正有人在聚会。看过去二十几个中国留学生在那里议论国家大事，神色紧张，口气激烈。我顺便走了进去，想听些最新消息。只见伍启元（原毕业于沪江大学，后考取清华经济系研究生，当时正在伦敦经济学院进修）好端端地坐在主席位上，人们正在讨论一份讨伐张学良通电的措词。人们怒气冲冲地声讨12月12日在西安发生的一起由张学良劫持统帅蒋介石的事变。正当伍宣读通电原稿时，听到落脚是“全英中国留学生”。一分“神”来，我向伍说道：“这里只有二十几位同学，怎么可以用‘全英中国留学生’的名义发电呢？”前排在座的几位闻后，面有愠色，现出愤慨的模样。我还继续陈辞：“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你们搞清楚了吗？人在伦敦，消息可靠吗？”话音未落，一个高个儿的中年人猛然站起来，他紧握拳头，大声斥责这则似乎罪不容恕的名似怀疑实为反蒋的言论。他怒不可遏，似乎言者必是另一派（后来知道有一部分中国留学生同时在别处正在黄少谷主持下召开同样的集会。后者是拥护张学良，要求蒋委员长“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派来捣乱会场的。到会的人接着就齐声高呼“打倒共产党”口号。我顿觉事涉国共之争，有理说不清，声称：“我们在伦敦，国内情况到底怎样姑且不说，用‘全英中国留学生’的名义总是不符合正当程序的（我用了dueprocessoflaw这一英文术语）。”说完这句话，我就拍着倒掌迅速离开会场，回住所了。
我把中英协会的场面向楼、王两位一说，他们俩目瞪口呆。当时我们都还不知道“西安事变”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1936年12月12日发生的西安事变是中国编年史中一件真正的大事，直到1946年止，它是形成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一致抗日的关键与开始，而在海外，国共两党的成员则尚在“分庭抗礼”呢。对这件事我认为，即使在英国固有言论自由，然而在中国人的群体中还是残缺不全，非常有限的。倘在国内若有人发表这类中立性言论，说不定有被何应钦这帮人活活打死的可能。我觉得，我们中国学生远渡重洋来到外国，学点较先进的政治和法律，以养成实事求是的思维方式是有所裨益的。
到了1943年，我才知道这位在中英协会握起拳头声讨张学良的中国人，就是后来王政聘请到蒋经国青年干部学校教数学课的中央大学理科的一名国民党的忠实信徒。人各有志，我并没有和他一般见识，见面还是彼此和和气气、既往不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