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行于现实和书斋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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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验对发展中国家的启示本文根据作者在2008年11月2日“中道论坛”第27期的演讲整理而成。感谢《中道论坛》的整理工作。

谢谢“中道论坛”的邀请,也谢谢《时代周报》时代沙龙的邀请。在过去的30年里,中国的很多改革起点都在广东,很多的思想起源也出在广东,广东的几家媒体对中国社会的进步以及经济改革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今天能到这里来和大家交流,我觉得非常荣幸。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中国经验的世界意义。为什么要谈这个题目?有两方面的原因。第一,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如果按照PPP计算,我们是第二大经济体,中国不可避免地要成为一个世界强国,起码是经济强国。但是在成为经济强国的过程中以怎样的姿态呈现给世界,我觉得我们还没有准备得太好。以这次金融危机为例,中国应该采取更主动的方式,但是当前的应对方式基本上是被动的。欧盟来中国开会,提出12点主张,我们就针对这12点一一回应,但没有自己的东西。这次在美国开会,他们也会提出几点主张,估计我们也仅仅是给予回应。我们的回应之所以不够积极,是因为对这些问题原有的关注程度远远不够,也就是说,国内学者对国际问题关注得并不多,很多研究仅仅着眼于国际关系,而并没有把中国纳入世界的一部分。相比较而言,美国人就非常主动。我昨天在西安开会,跟我一起开会的来自复旦大学的孙立坚教授,写了人民币国际化的问题。突然有一天美国上海领事馆的人打电话来,说有4个美国议员想跟他探讨人民币国际化的问题。按理而言,议员对国家的政策和外交没有直接的关系,可这4个议员专程来跟孙教授谈,足以体现他们对国际问题的关注。中国这样一个大的对手,更是引起他们的高度关注。相比较而言,我们国家在这方面差距非常大。

第二个出发点是,今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各方面都在做总结和反思。然而,多数总结仅停留在就中国论中国的层面上。尽管这是十分必要的,但我们也应该打开视野,看一看中国在世界上的位置、中国这30年走过的道路对世界可能产生的影响以及可以带来什么样的共识。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摆准中国在世界上的位置,否则我们很难以一种正面的方式把中国呈现给世界。在这一点上,我觉得我们做得非常不够。我们自己的正面总结不够,尽管官方有很多总结——这些总结其实都是对的——但是没有进入世界的话语体系。官方的总结拿到国外,别人恐怕很难明白。这是我们经常会出现的问题。作为学者,我们应该以世界通行的语言,把中国的经验总结出来,并呈现给世界,这也是我在《南方周末》上发表这篇文章的初衷。指《南方周末》连载的《中国高速经济增长的由来》一文。这个初衷是对比中国和其他国家,对比的群体肯定不是发达国家,因为发达国家已经走过了几百年的发展和民主化道路,与它们没有可比性。我们的人均收入今年可能超过2500美元,这种水平大概刚刚步入脱离低收入国家、踏入中下等发达水平国家的行列。如果跟发达国家去比,往往会非常悲观。所以,我觉得比较的对象应该是与我们收入水平差不多的发展中国家。通过对比来研究中国对这些国家的借鉴意义,以及对比我们收入水平更低的国家的借鉴意义。

谈到中国经验的世界意义,就必须提一下中国模式的问题。前几年有一个“北京共识”,实际上是一个美国记者提出的。北京共识在国内讨论的并不是太多,我只看过黄平主编的一本书。其他人很少去讨论这个共识,这恰恰说明可能没有北京共识。当前有一些学者从正面来说,认为我们存在一个中国模式。我个人觉得中国模式可能不是一个太合适的名词,因为一说到模式,就是指一种已经定型了的东西。那么中国现在所定型的东西,是否可以作为一种样板去推广呢?我觉得不是。为什么呢?我在《南方周末》的长文里一开篇就说到,存在两种“华盛顿共识”,一个是主流经济学家告诉我们应该做的东西,还有一个是关于转型国家的,即怎么样由计划经济转为市场经济,主要指的是“大爆炸”理论。前一个共识是存在的,我觉得任何的主流经济学家都会承认华盛顿共识开出来的药方对一个国家的增长是至关重要的。这里我从几个方面简单说一下,比如,华盛顿共识要求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和有责任的、相对谨慎的财政政策,中国在这方面就做得很好。我们从来没有经历过恶性通货膨胀,最高的一年也只有24%,对比其他国家我们就真的做得太好了。还有税收比较低,至少在税收改革之前是这样的。我们在20世纪80年代其实经历了一个大幅的减税过程。在对外开放方面,中国是第二大外资流入国,还大量开放贸易。在产权保护方面,中国做得不够好,但我们一直在向保护产权和建立私有产权方向努力。改革中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国有企业改制。此外,我们通过了一系列立法,包括最近的《物权法》,在保护产权方面还是有所作为的,至少大方向是这样的。再则是政府规制,通过20世纪90年代末的政府改革,政府规制大幅度下降。另外,在教育、基础设施投资和储蓄等方面,中国都做得非常好。我们的储蓄率非常高,去年超过了50%。所有这些,跟主流经济学建议没什么差别,所以国内外有人觉得,中国的奇迹没什么特殊的,只不过主流经济学建议我们做的我们都做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没有超出主流经济学提出的模式。当然我们的转型也有创新,比如渐进改革。但是关于转型的路径,其实在华盛顿也没有共识。仅仅在最早期的时候可能有,比如以萨克斯为代表的“大爆炸”和休克疗法。但很快大家就发现这样不行:东欧和前苏联的经济下滑得太快,两三年之内GDP减少了50%。因此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这个共识已经不存在了。转型的华盛顿共识是斯蒂格利茨在做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的时候造出来当靶子的。

不存在一个中国模式,但可能有中国经验。因为发展共识摆在那里,怎么套用这个共识,其实还是需要一定的政治智慧的。中国经验有哪些内容呢?我觉得有四个方面。第一个是产业政策方面,我们用两条腿走路。产业政策在过去的30年中扮演了比较核心的角色,给经济增长带来了直接作用。这里的两条腿一条是比较优势,另一条是研发。第二个方面是自主开放。我们的开放很大程度上是完全的,比如对外资开放和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但另一方面,我们的开放又是按照自己的步调来走的,而不是别的国家或者国际组织告诉我们怎么走我们就怎么走,这对我们起到很重要的作用。第三个方面是实践的务实主义。讲到改革,我们基本上采取了一种务实主义的态度,“实践”两个字是指务实主义不是被动的,而是一种比较主动的、有探索的务实主义。第四个方面是中性政府。必须要肯定,过去30年来政府做了一些事,而且这些事情可能都是对的。在发展中国家早期的发展过程中,政府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发展经济学强调制度的重要性,但是制度是由谁来制定的?政府在这里是很关键的。世界银行刚发布的增长报告——是由诺贝尔奖获得者迈克尔·斯宾塞主持的——列举了很多条发展经验,其中一条是强调政府的作用。这在世界银行是一个很重要的信号,可能又回到1993年他们撰写《东亚奇迹》那本书的时候,强调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先说产业政策,我认为,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是中国能成功达到9.8%的增长速度很重要的经验,也是对世界有意义的经验。很多发展中国家和我们1958年“大跃进”的想法一模一样,希望一步能够跨到彼岸去。比如印度,天天说高科技,让我们误以为他们的高科技多发达,其实印度的高科技只占GDP的2%,就业也是2%,根本就不是支柱产业,甚至连显著产业也达不到。几年前我到斯里兰卡开会,他们提出了一个e-Lanka计划,想做到让每一个渔夫都能上网。我说:“你们是在搞‘大跃进’呀,我们中国过去搞过‘大跃进’,失败了,你们这是搞洋‘大跃进’。”但是在他们看来,这是一个美好的想法,一下子跨入信息时代嘛。后来我问当地人,当地人说,这其实完全是腐败,一个企业家拉着政府去做,世界银行又给钱支持。可是,电脑的界面是英文,斯里兰卡多数的农民连英文都不懂,怎么可能去上网呢?想一步跨过去是不可能的。印度说要走一条新的道路——以服务业为主的一种发展道路——这完全是自说自话:没有任何一个大国能够跳过制造业。处于这种世界格局下,发展中大国最丰富的还是劳动力,按照比较优势来走是我们过去很重要的经验。这一点林毅夫老师经常提到,虽然好像大家听得耳朵里都长茧了,但是出了中国以后还必须讲这个,不然发展中国家还真的是不明白,依照比较优势的发展道路真能让一个国家发展起来。

走比较优势的发展道路有两个好处:第一是利用最丰富的劳动力,使产品有竞争力;第二是走一条更加具有包容性的增长路径,因为劳动力多,所以使用最能吸纳劳动力的技术,让穷人有活干,因此这是一条公平发展的道路。大家可能会说,这种低附加值的方式是被世界剥削了,就像薄熙来当商务部长的时候,跟美国人说:“我们生产一万件的衬衣才换你们一架飞机。”可是,如果中国生产飞机,让美国生产衬衣的话,这个世界就乱套了,生产的飞机上不了天,生产的衬衣成本奇高,这显然不符合世界的分工原理。另一个我常提到的例子是,我们读书的时候,政治经济学教材告诉我们,19世纪英国帝国主义凭着坚船利炮打开了我们的市场,用廉价的纺织品摧残摧毁了我们的民族工业,这叫做“经济侵略”。那么我们今天跟英国帝国主义19世纪做的有什么差别呢?我们现在说我们被剥削了,那么,我们为什么不反过来说19世纪我们剥削了英国呢?其实当年英国和中国现在做的是一样的事情,说白了就是比较优势的问题。

另一方面,中国是不是完全按照比较优势发展,没有一点技术进步,或者说在技术进步方面跟着人家,世界前沿往前走一点,我们也挪一点呢?其实不是。如果看我们的出口结构,可以很明显地发现,出口一开始是资源型的,比如石油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还出口,之后就开始大规模地进口。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们主要的出口是服装,现在主要的出口是电子产品、机械产品,机电产品已经成了我们最大宗的出口。20年间我们走过了一条产业升级的道路。当然,这也得益于我们在计划经济时代留下来的底子,那个时候完全偏重于重工业发展,重工业自己内部循环,最后循环不下去了,这是有问题的,但另一方面也为改革开放之后30年的发展奠定了工业基础,这一点也不可否认。虽然政策失误非常大,但留下来的还是有用的,特别是人力资本,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在过去的30年中,我们还是有很多方面走在前面,否则也不会有出口结构的提升。尽管有人说,即使是出口机电产品,我们也集中在低端,但这比起出口服装也是一个提高。我们出口的服装也是低端服装,设计都在纽约、巴黎、米兰完成,很少有自己的设计。但我们毕竟可以生产和出口计算机了,从制造服装到制造计算机,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在产业政策方面,这种两条腿走路的方式对于保证中国的增长,是非常重要的。

第二个方面是自主开放,这一点和其他国家相比,是非常有特色的。对外开放,我们主要是利用外国直接投资,而当年很多拉美国家主要是利用借款。他们情愿借款,也不允许外国人来投资,因为他们觉得外来投资会剥削本国人。中国刚好相反,很少举外债,允许直接投资。而且我们这方面的心态比其他发展中国家要好很多,比如,中国企业到印度去,往往会受到很多歧视。当然现在限制比较少了,但印度对中国还是相当警惕,把中国当做一个竞争对手来看待。相比而言,我们的心态很好,很多人甚至还觉得有些过了。外资到处收购我们的产业,而我们很少进行政策上的限制,这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很不同。

外资的进入是产业升级的一个捷径。很多人说外资进来以后,没给中国带来多少帮助。的确,外资没有直接转让看得见的技术,但是外资进入之后,至少起到两方面的作用。一是示范作用,我们可以学习国际上别人怎么做。二是通过人员流动和竞争,提高国内企业的效率。没有外资竞争,效率的提高没有这么快。外资在我们出口中所占的比重非常高。我们的出口60%是加工贸易,加工贸易中有60%是外资,外资占到总出口的50%,这是非常高的比例,很少有发展中国家达到如此高的水平。我们有一定的民族主义,但是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比起来,其实是比较轻微的。印度的知识分子非常反感外资,除了经济学出身的知识分子,大部分甚至反感全球化。而中国的知识分子中反对全球化的,也不是对全球化全面否定。比如新左派,他们也只是认为经济的全球化有问题,并不是说全球化不应该发生。但是在印度,他们会认为全球化整个是不对的。

我特别要提一下我们的汇率和资本账户问题,因为这两个是被国外批评最厉害的,但我们顶住了。汇率在1994年并轨之前长期实行双轨制,一个是官方价,一个是外汇调剂市场上的调剂价。官方价是干什么的?是买机器设备,买核心技术的价格,人民币高估压低了进口技术的成本。然而,要买消费品的话,对不起,得去市场上买外汇,这个价格就高了。另一方面,出口企业特别是在四个特区,外汇留成是百分之百,可以自主决定去买机器设备还是拿到外汇调剂市场上去卖掉。这显然是鼓励出口的办法。官方汇率是5元兑1美元,市场调剂价却可以达到8.5元兑1美元。这样的政策达到了两个目的:一方面用官方汇率去进口技术,20世纪80年代我们进口了很多关键的成套设备技术;另一方面又挑选性地鼓励出口,起到一定的示范作用。这样做,可以说是重商主义。国外从一开始就极力反对汇率双轨制,但我们就是不听。给我们贷款没问题,但想我们改变办不到。到1994年汇率并轨的时候,外汇短缺已经不再成为一个问题,我们自己选择并轨。

资本账户开放也是同样的,我们一直非常谨慎,外汇只能进不能出。在两次金融危机里,这个效果非常明显。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我们守住了这个底线,经济受到影响,1998年的增速有一个大的降低,但是在国际金融这方面基本没受到多大的影响。试想一下,如果我们允许资本自由流出,影响很难避免。发生金融危机的这些东南亚国家,都是基本面不好的吗?其实它们的基本面都挺好,除了泰国的楼市泡沫在破灭,其他国家没有多大的问题。基本面不存在什么大问题,但是经济一泻千里,是因为这里有恐慌因素。发达国家货币如果贬值50%——比如说澳大利亚在21世纪初的时候就发生过——是没有什么问题的,而且可以帮助经济的调整,出口竞争力大增。但如果中国贬值50%,肯定发生资金外逃,最终不止贬50%。这一轮的金融危机也是同样的,2万亿的外汇储备,看着好像很多,但如果把资金出口的闸门拉开,我想问问在座的各位:如果有风吹草动,说人民币要贬值了,在座的有多少人会握着人民币,就是不换成美元?我估计没有多少人会这样,至少我不会这样,我会把人民币统统换成美元。美元毕竟是硬通货,这是一个信心问题。如果对美国的经济有信心,美国的强势会一直维持下去。至少我个人认为在21世纪,美国还是全世界最强大的国家,还是会主导世界。我想在座的很多人大概和我想的一样,所以守住闸门还是必要的。

我们的开放是以自己的步调在开放,人民币的汇率问题也是同样的。很多人批评人民币汇率,说我们的汇率政策太不灵活。说这些话的人,实际上把人民币汇率仅仅当做一个价格。但我觉得汇率不仅仅是一个价格,而是关系到国家经济命脉的事情,特别是对于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都是成熟经济,把汇率当做价格可能问题不大,但发展中国家不能这样,特别是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有着全球雄心的国家。作为一个全世界的大国,币值的稳定,或者说货币的国际化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为什么出现欧元,为什么美国要把美元霸权把得那么死?孙立坚教授告诉我,美国议员跟他谈的时候,告诉他:“你们不要想脱离美元,脱离美元你们死路一条。”他们知道美元霸权到底给美国带来了多大好处,获得铸币税、消除贸易结算风险不说,更重要的是在关键时刻通过贬值稀释负债,把成本转移给其他国家。人民币国际化离美元地位还很远,但如果能做到拿本国货币结算,贸易风险就大大下降了。我们的企业天天担心人民币是贬了还是升了,因为这个风险很大,人民币升值5%,企业的5个利润点就没了。人民币贬值对企业有好处,可是不知道什么时候贬值,合同都不知道怎么签。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保持币值的稳定,缓慢地升值,走一步看一步应该是一个比较好的做法。

第三个方面是实践的务实主义。这里我用“务实主义”,没有用“实用主义”这个词,因为“实用主义”在中国好像是贬义词。务实主义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这个世界一切都是流动的,都是可变的,没有任何人的话是唯一的真理;意味着我们现在所经历的是暂时的,所有的东西都不是永恒的。中国在过去的30年里,所谓“摸着石头过河”就是一种务实主义的态度,甚至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的变化也是一种务实主义的态度。但我要特别强调加上“实践”两个字,因为纯粹的务实主义可能是被动的。纯粹的务实主义有点像浙江人,某种程度上也像广东人,是被动的务实主义。举一个例子来说,我到四川、浙江去采访当地的企业家,问两地政府行为的规范性问题。四川、浙江的企业家都抱怨同样的事情,如在招标过程中由于不规范的程序,自己被挤掉了,尽管他们的公司都是比较好的。四川的企业家这时候就会说这不公平,政府的做法不好,要改变,要我们去提建议。浙江企业家的心态非常平和。我问:“你遇到过这种事吗?”他说遇到过。我继续问:“那你怎么办?”他说:“我自认倒霉,这一次人家的关系比较硬,下一次我尽量找比他更硬的关系。”这是一种被动的务实主义,是绕着走的务实主义,而不是积极的务实主义。中国所采取的务实主义不是绕着走的务实主义,而是通过积极的实践探索,来发现新的东西。我们做很多的小型实验,然后通过这些实验来发现下一步要做的东西,这就是实践的务实主义。我自己不是哲学家,但这里头可能有很多东西可以从哲学的角度来挖掘。我记得李泽厚先生论述过实践美学,现在已经走过30年,我们的经验是不是可以上升到哲学的层次上来进行总结?

第四个方面是中性政府。在这个问题上我已经说得很多了,我简单说一下。中性政府指的是一个不偏向任何利益集团的政府。这并不是说这个政府是一个好政府,只能说相对而言可能是好一点的政府。相比较有偏的政府,中性政府更关注社会的长期和整体利益。这个政府有私心,有自己的利益追求,但是由于跟社会没有多少瓜葛,比起有偏的政府要做得好一些。这一点就像蒋介石在大陆和台湾的表现一样。在大陆,蒋介石也想搞土改,但是搞不成。他在大陆的时候其实在好几个省进行过实验,还立了法,搞三七五减租等东西,但最后都不了了之。后来,他快要败退台湾了,1949年年初就开始让陈诚在台湾搞土改,台湾的土改成为有史以来最成功的土改。政府悄无声息地收走了地主的土地,然后给他们一些不值钱的国有企业债券。但是,随着台湾经济的增长,这些债券后来就值钱了,尽管当时是一文不值的。这个对比是因为蒋介石在大陆的时候跟社会的瓜葛太深了,说白一点,就是一种卖身投靠。他以前是流氓无产阶级出身,出身低微,后来跟着孙中山搞国民革命,按理说跟社会应该相对中立一些,但是,掌权以后,他就完全站在大资本家和大地主的一边,过早地放弃了革命,成为现存秩序的“守成者”。反过来,他在台湾是外来者,台湾本身又是非常平均的,这是日本殖民者留下的结果。为了让台湾人和朝鲜人不能反抗,日本有意地压制这两个地方的精英,日本人知道,精英壮大之后,就会产生民族意识。这一点在日本人走之后反倒成了一件好事,蒋介石就可以放开胆子去进行土改。我在《南方周末》的文章里也强调,中国政府之所以是中性政府,是因为中国的社会结构比较平均。如果有时间,我们还可以再讨论一下中国现在和未来的问题——当前的中国的确有问题,中性政府的社会基础在丧失。

说完这四点,再讲一讲中国经验对世界的启示在哪里。第一是对经济发展的启示。开放要有一定的能力和基础,如果没有一定的能力而去贸然开放,可能会陷入被动,陷入世界分工的最底层无法逃脱。世界银行在上海召开世界扶贫大会,乌干达总统做午餐演讲,时间按计划是20分钟,但是他慷慨激昂地讲了40分钟,尽管下午要到北京见胡总书记。他讲到乌干达的咖啡非常好,咖啡在发达国家卖7块钱一镑,可是7块钱里头乌干达顶多只能赚2块钱。为什么?乌干达没有烘培技术,也没有销售渠道,所以大块儿利润都被发达国家赚走了,乌干达永远都在底层。一个发展中国家如果一点制造能力都没有的话,可能永远都处于国际分工的底层——出口资源。中国之所以在开放的过程中还有技术提升,就是因为有些基础,我们的制造业基础和人才基础都非常好。所以,开放是必要的,但是要培育自己的制造能力和人力能力。

第二是对制度研究的启示。世界银行给发展中国家的政策建议,20世纪50年代的政策基本上是进口替代,就是关起国门自己搞,就像中国优先搞重工业,替代进口。但是这个政策基本上是失败的。20世纪60年代发展经济学沉寂了一段时间。20世纪70年代发现人力资源,认为教育很重要,建议要搞教育。到了20世纪80年代和20世纪90年代初,“亚洲四小龙”的出口导向战略成功,就建议出口。后来发现光靠出口也不行,一些国家怎么老是不采纳好的政策建议呢?所以又说制度很重要。可是在什么条件下会有好的制度呢?而且,大家发现把西方的制度搬到发展中国家去,橘越淮为枳,就变味了。中国的经验告诉我们,制度当然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为社会特别是官员提供一个好的激励结构,激励大家拧成一股绳,齐心协力搞经济发展,这一点可能更重要。如果以制度好坏来衡量,我们会认为产权保护是好的,所以我们要把私有产权搬过来,但一下又搬不了,所以只能在中间状态。中国的私有产权不能一下子建立起来,那么模糊产权行不行?我们的乡镇企业模糊了十几年,才变成比较清晰的产权。我们不是吊在制度的裤腰带上,而是自己有创新。但是,这个创新也不能没有规则,就是基于激励结构,给大家以激励。比如乡镇企业之所以得到地方政府的保护,是因为地方政府拿了很多乡镇企业的好处,有了激励之后,就和企业家的追求一致了。对于发展经济学来说,采用一个好的激励结构,调动各种资源,传统的资源、当下的资源,甚至国际的资源,而不是单纯地奔着一个所谓的标准制度去,这是一个研究方向。

第三点启示是跨越民主与专制的二分法。国外谈到中国的时候,往往就是一个专制社会或威权社会概括了事。赖斯在最近一期《外交》杂志上,明确地把中国和民主国家对立起来。她承认,无论如何中国肯定是要主导亚洲的;但是,她又说,亚洲的民主趋势也是非常强的,而且比中国的经济崛起还强,因此不要惧怕中国威权体制的传播。显然,她把中国排除在民主体制之外。国外一谈到中国的崛起,往往是把它跟中国的威权联系在一起,认为中国经济的崛起,包括对非洲的援助,会把这种威权体制带到其他发展中国家去。发达国家讲到非洲的时候,对中国是非常警惕的。一次国际会议上,一位英国学者说,西方给非洲的援助都是有条件的,而中国的援助不开任何条件,这支持了非洲的独裁统治或者威权统治。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不好去反驳。但有一个印度人马上提问:“以前西方搞这些条件,非洲发展起来了吗?中国现在去援助非洲,好像非洲有些国家反倒是发展起来了。”我想,从一个中国人的角度跨越这种民主和专制的二分法,找到一些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共通的东西,可能是我们的一个责任,也是把中国作为一种正面的形象推向世界的必由之路。我们应该告诉这个世界,我们的经济增长并不是由一个威权主义制度造成的,而是由于我们采取了具有正确激励的制度。

最后,在结束今天的演讲的时候,我想谈一下关于我们应该怎样看待中国和世界的问题。在讨论中国的时候,我们往往把中国和世界对立起来,所谓“中国的”和“世界的”,往往完全对立起来,很多有名的知识分子都会这样。北京大学有北京论坛,第一届很成功,之后讨论第二届定什么样的主题。有人提出“中国的和平崛起”、“中国的和平崛起与世界”,等等,很多人附和,说这个题目很好。我说这个题目不是很好吧,因为我们这个论坛是韩国人出钱,韩国人最怕中国崛起,题目还叫中国崛起就不太好。叶朗教授坐在我旁边,拍案而起,“为什么不能说中国?中国文化就是比外国文化好,就是要宣扬中国的文化。”我觉得这种态度首先不是一个好的、平和的心态,而是把自己作为失败者的一种心态。当然在过去的一百年,我们被人家欺负得很厉害。有时候我跟老外谈起来也觉得义愤填膺,想想我们的圆明园就生气。可那是意气用事,不能到这种时候还意气用事,不能因为我们的国门被坚船利炮打开了,就否认中国现代化这条路。现代化这条路是必走的,世界在过去的三百年里走了现代化的路,从古代社会过渡到现在的自由民主社会,中国亦不能拒绝自由民主这条路。有人写文章说中国是21世纪世界文明的曙光,即使是,但首先也得承认自由民主;如果不承认自由民主,美国人和欧洲人就会问:“为什么中国人就不能得到自由?”而我们坐在这里的每个人都会问同样的问题:“凭什么我们要听任他人决定我们的命运?”这就是普世价值。当然,在什么样的语境下讲这个话是有分寸的,但普世价值肯定是有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福山肯定是对的,历史将终结在自由民主。拒绝普世价值,然后谈什么中国文化,只会让人家当笑柄。自由民主不只是西方的事情,我们必须明白,过去三百年世界所发生的这件事情,就是从古代社会向现代自由民主社会的大转变,中国只不过是比别人晚走而已——比西欧晚走了二三百年。从这个高度来看待中国,我觉得会看得更清楚一些,也更容易用平和的心态把中国的正面形象推向世界。

我就讲这么多,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