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儒、墨两家的对立与互融

儒、墨两家虽分享了共同的思想资源，即三代的文化，尤其是周代的礼乐文化。但正是周代的礼乐文化在当时却出现了大问题，导致政治、社会秩序混乱不已，“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所以，改良和抨击周代分封制度中贵族的生活方式，成了儒、墨思想的共同出发点。在究竟应如何改革，儒、墨两家的主张即产生了巨大分歧，“孔子之正名复礼，本贵族之见地而言之也。墨子之天志、兼爱，本平民之见地而言之也。其抨击当时贵族之生活者同，而所以为抨击者则异。惟墨学之兴，尤足为平民阶级觉醒之特征也。”社会地位迥别，对社会生活的态度亦因之而异：一则贵族社会生活为理想，强调君子、小人之别，注重精神生活；一则以平民社会为理想，主张“节葬”、“节用”、“非乐”等，注重物质生活。除此以外，墨家将秩序实现的力量，更多地寄托在宗教上，而儒家则进一步远离鬼神，将秩序实现归于人文社会中来。职是之故，同为救世而兴起的学派，形成了相当对立的观点。儒、墨两家思想的对立，有目共睹，习为世人所重视。本节主要阐述二者在思想上的对立。

一、“敬鬼神而远之”与“事鬼神”

儒家一反商周故态，试图将社会安置在人文的基础之上；而墨家则承续神权思想，认为天的力量消退使社会丧失了秩序，因而强调天和鬼神仍应是形成社会秩序的根本力量。尽管儒家力图承载和倡扬商周文化来拯救已坏的社会，但对古代学问并未采取亦步亦趋的态度。原来蕴涵着浓厚神秘色彩的天命、天道思想，开始趋于淡化，社会秩序的基础逐步摆脱固有的神祇秩序，沿着周公的道路，进一步由神意回到人文世界。孔子认为“天道远，人道迩”，倡导“敬鬼神而远之”，强调注重现世的精神，所谓：“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

墨家则指责儒家的这种态度，认为“儒以天为不明，以鬼为不神，天鬼不说，此足以丧天下”，指出“执无鬼而学祭礼，是犹无客而学客礼也，是犹无鱼而为网罟也。”批评儒家不信鬼神的作用，破坏了社会秩序得以建立的基础。他们认为，“鬼神之明智于圣人也，犹聪耳明目之于聋瞽也”，而且天能够笼罩一切，并有善恶意志，人在世间无可逃匿于天，它以生与死、富与贫、治与乱等来行赏施罚，所以要求人们尤其天子应该“顺天意”，而所谓“顺天意”就是“兼相爱，交相利”，逆天意就是“别相恶，交相贼。”顺天意就会得到天的佑助，逆天意就会受到天的降灾，这是毫厘不爽的。墨家认为，当今天下混乱，就是因为不再相信天和鬼神作为人间的制约力量，“以疑惑鬼神之有与物之别，不明乎鬼神之能赏贤而罚暴也”，因而失去了神的监临，导致人间政治和家庭秩序混乱不堪。天下大乱的症结，在于人间社会缺少了外在的权威，人们尤其是贵族为了满足私欲，骄奢淫靡，无所顾忌。因而墨家提出根本改造贵族社会，使天下安定、秩序井然，其方法不是儒者的“敬鬼神而远之”，而是“上尊天，中事鬼神，下爱人”。

二、“爱有差等”与“兼相爱”

墨家特别强调“兼爱”中的“兼”字，这为先秦各家学派所一致公认。墨家的所谓“兼”，一方面含有普遍的意味，孔子的“爱人”主要是限于君子内部，而墨家则强调“天下之人皆相爱”，要求打破贵贱贫富的界限；另一方面含有平等的意思，要求“爱人若爱自身”，不分远近亲疏，一视同仁地爱，即所谓的“爱无差等”，以此反对周礼的“亲亲”和儒家的“爱有差等”。

儒家从亲子血缘和心理原则出发，于是强调“爱有差等”，由近及远，由亲及疏。儒家的“爱”，虽发源于血缘亲情，但就其立意来说，实是想将父子兄弟间的天伦之爱，推己及人，所谓“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扩充至全天下。

“爱有差等”和“爱无差等”是儒墨两家对立的重要问题之一。墨子把自己所主张的“爱无差等”称为“兼”，而把儒家所主张的“爱有差等”称为“别”。墨子，特别是后期的墨家认为不兼爱就不能算是真正的“爱人”，因此也就不能说是“仁”，只有“兼爱”才是真正的“爱人”。从最终目的上讲，都是要造就一个人人相爱的理想社会，二家是相通的，其不同之处主要是达到这一最终目的之方法。“兼爱”，从字面上看如佛教爱众生一般。但实际上如何才能做得到呢？根据经验，“兼爱”不是一般人所做得到的，爱需要发自内心，而且在经验层面上是基于了解。只要家庭还存在，一个人最了解的必然是其父母，因此也就最爱其父母。怎么可能把别人的父母当成自己的父母一般去爱呢？或者能忍心把对自己的父母的爱降至爱别的父母的水平。墨家的解决方案之一是“天志”。墨子说，你的父母和我的父母，在你我看固然不同，但在天看来全是一样。人本于天，所以应该兼爱。此其一。其二，墨家的爱根据的是外在标准，是有条件的，是以现实的物质功利为根基的；不是出自内在心理的“仁”，而是来自外在互利的“利”。这就为后来的“法家斥仁爱为虚伪，一切以现实利害计较为根本”提供了基础。因此，郭沫若所讲的墨、法两家在秦国合流是有其道理的。所以有学者说，“墨家仅见人类平等的一面，而忘却其实有差等的一面，为事实上所不能抹杀也”。

三、“小人喻于利”与“交相利”

墨家的“兼相爱”是以“交相利”作为基础的，而儒家则反对言“利”。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孟子也曾对梁惠王讲“王何必言利”。墨家则大谈其“利”。在墨子那里，“爱人”就是“利人”，“兼相爱”就是“交相利”。在他看来，天下人所以不相爱的根源，就在于他们“亏人自利”。要改变这种状况，其解决之道就是“交相利”。如何才能做到“交相利”呢？他认为：“视人之室若其室，谁窃？……视人之身若其身，谁贼？……视人之家若其家，谁乱？……视人之国若其国，谁攻？”从而推导出结论：真正要获得利益，必须爱他人如己身，要求不分亲疏、贵贱，“凡天下之人皆相爱”。并且从己身出发奉行不渝，试图以此来达到“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的平等相爱的社会。

在墨子和墨家的整个社会思想中，基于非儒这一主攻方向，可以概括为十大命题，即：尚贤、尚同、节用、节葬、非乐、非命、天志、明鬼、非攻、兼爱。贯穿其整个思想的核心就是“兼爱”或“兼相爱、交相利”。这不但是墨子用来构筑其理想社会的基石，也是他的法律思想的指导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