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儒家的“人治”学说

“人治”和“法治”的对立，是指在治理国家问题上，起决定作用的是人还是法的对立，儒家从礼治和德治思想出发，重“人治”而轻“法治”。

儒家认为，政治的好坏取决于统治者之良否，统治的方法主要靠统治者的道德感化作用，而不是依靠法律的强制作用。所以，“为政在人”，“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主张“惟仁者宜在高位”的贤人政治。

孔子说：“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又，“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统治者的个人道德有极大的感召力，上行下效是必然的，所以，统治者个人道德的好坏，是国家治乱的关键。《论语·颜渊》载：“季康子问政，子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又，“季康子患盗，问于孔子。孔子对曰：‘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统治者其身正，方能使人正，所以，“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又，“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要求统治者先正其身，而“举贤才”主张，也是服务于“人治”观点的。“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人治”是孔子的基本观点。

孟子完全继承了孔子的“人治”思想。他说：“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治国关键就是统治者正其身，因为，“枉己者，未能有直人者也。”而“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定国矣”，只要有一个“正君”，就足以“定国”了，统治者“其身正，则天下归之”，这样“惟仁者宜在高位”是自然而然的了。

荀子不同于孔孟，主张儒法合流，礼法统一。他很重视法律的作用。他说：“法者，治之端也。”法律为治国所必需。但是，他又说：“君子者，治之原也。”起决定作用的，是“君子”而不是“法”，仍然是“人治”的观点。他说：“君者仪也，仪正而影正，君者槃也，槃圆而水圆。君者盂也，盂方而水方。”又，“君者，民之原也，原清则流清，原浊则流浊。”所以，他明确提出：“有治人，无治法。”并从法理的角度论证“人治”的观点。他说：“君子者，法之原也。”法律源于“君子”制定，所以，“君子”的好坏决定法的好坏。进一步说，即使有了良法，也要靠人才能贯彻执行：“羿之法非亡也，而羿不世中；禹之法犹存，而夏不世王。故法不能独立，类不能自行；得其人则存，失其人则亡。”而且，国家的情况非常复杂而又经常变化，法律“有所不至”，不能概括无遗，它本身又无法随机应变，只有“君子”可以“有法者以法行，无法者以类举”，运用类推解决问题。所以，“故有君子，则法虽省，足以偏（遍）矣；无君子，则法虽具，失先后之施，不能应事之变，足以乱矣。”总之，“有良法而乱者，有之矣；有君子而乱者，自古及今，未尝闻也。《传》曰：‘治生乎君子，乱生乎小人。’此之谓也。”值得注意的是，荀子的“人治”不是不要法律，而是指法律不能离开人而存在和执行，因此，人是起决定作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