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东坡之前词论中关于词体的内涵

文人词的创作始于盛、中唐时期，但创作并不多；到了晚唐五代才形成一定规模，至宋初时流行渐广。因而东坡之前关于词方面的专门评论也相应甚少。此处试作一简略爬梳，以明东坡之前词论中关于词的概念。

词在中唐的主要创作者是白居易和刘禹锡，二人常以词相和往来，他们以诗歌里的新乐府精神进行词的创作，采民间小调，在文字上雅化而使之成为文人词。刘禹锡至夔州刺史任，闻蜀中民歌而倚其声作《竹枝词》九篇，并序引云：“昔屈原居沅湘间，其民迎神，词多鄙陋，乃为作《九歌》，到于今荆楚鼓舞之。余亦作《竹枝词》九篇，俾善歌者飏之，附于末。后之聆巴歈，知变风之自焉。”刘禹锡欲效屈子，保留民间俗调而对文词作了雅化的努力。显然，此处他把词与《诗经》传统中的变风看成一脉相承的产物。

后有李德裕作《玄真子渔歌记》，其中谓：“渔父贤而名隐，鸱夷智而功高，未若玄真隐而名彰，显而无事，不穷不达，其严光之比欤！”将张志和的人品比作汉代高士严光。由此可知，他欣赏《渔歌子》词的角度，乃取自一种较高的格调——将词品与人格统为一体。从这两个评论都可见出词在《花间》之前的风貌，其格调并未陷入后世所谓的靡丽纤弱，人们对于词的评赏，也是将其与诗联系到一起的。

晚唐五代的词创作，南宋时陆游称之为“简古可爱”。这似乎与欧阳炯对花间词的看法有别，实则二人是从不同角度来评说词体的。陆游主要从文章世运的关系上，看到了词体对前代诗精神的继承。其所以“简古可爱”，在于“酒间易晓，颇摆落故态，适与六朝跌宕意气差近”，因为时代的诸种因素，诗格愈卑，文人颇苦于不能振拔，转而投入词的创作。又由于词作为一种新的抒情方式，其间自由的张力较大，不必因循故习，故容易传写自然而真率的情意。而欧阳炯《花间集序》，则从词作为一种新兴文体，所分领的情感精神之域的特性而言。他视词的功用为“用助妖娆之态”，即所谓“绮筵公子，绣幌佳人，递叶叶之花笺，文抽丽锦；举纤纤之玉指，拍按香檀”。这自然是为词体内涵作出了限制性的规定，引导了此后长期代表词体特性的“侧艳”之风。同时说到编纂《花间集》的目的，是“将使西园英哲，用资羽盖之欢；南国婵娟，休唱莲舟之引”。就是说，当时文人们确是有心将民间俗调雅化，使之传唱于上层，供一时的风流雅赏。词自刘禹锡、白居易的有意变革，扩展到文人集团的群体创作，呈现出词作为一种文学体式已经自觉，并且愈来愈文人化的趋向。这样的词风到南唐后主李煜手里又变出新调，其入宋后的创作不无悲苦之情，正所谓“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实际上，词自刘禹锡、白居易开始到五代，无论风格怎样变化，走的始终是一条从俗而雅的士大夫化的历程。

宋时潘阆《逍遥词附记》，仍然可见这条隐约而在的雅化痕迹。其中潘阆先论述了好诗的不易得：“诗家之流，古自尤少，间代而出，或谓比肩。当其用意欲深，放情须远，变风雅之道，岂可容易而闻之哉！”又自呈其《酒泉子》曲子十一首，拟之与诗，谓“其间作用，理且一焉”，毫无疑问地把诗与词等同来看。同时代的陈世修所作《阳春集序》，与欧阳炯的《花间集序》略同，强调词“娱宾遣兴”的功能，以及作为风流雅赏的一种姿态。一方面揭橥词创作的场合和功能：“公以金陵盛时，内外无事，朋僚亲旧，或当燕集，多运藻思，为乐府新词，俾歌者倚丝竹而歌之，所以娱宾而遣兴也。”一方面，颂美侧重在于词集作者冯延巳从容进退，所谓进则“磊磊乎才业何其壮也”，退则“不矜不伐，以清商自娱，为之歌诗以吟咏情性，飘飘乎才思何其清也”。这是从道德的角度来评赏冯词创作的价值，而词的定位在于士大夫功业已成，独守其清的一种姿态。这里传达了一种观念，词可以“晚作”不可以“早作”。同样是一国之重臣，和凝因少作词而后“自扫其迹”不暇，尚不免于蒙羞；冯延巳功业既成，以余事作歌，则更见出飘逸出尘的态度。何以“晚作”与“早作”区别如此之大？原因还在于时人认定词是一种闲适的产物。宋欧阳修等人，亦以余事作词，虽偶遭质疑（如前例王安石云：“为宰相而作小词，可乎？”），但随即就有人以功德回护之。那么从时人认为作词宜采取的时段上来看，词的本质功用还在于功业之外的“怡情冶性”，即不与人格直接相关的一种抒写情致的方式。

从中唐刘禹锡关于词的观点，到宋初陈世修的词论，我们大体可以看到这样一条轨迹，文人始终致力于词从俗调变为雅声的努力；同时，受时代和具体创作的影响，词的内涵也从最初的《诗》之变风流衍为遣兴娱宾之体，诗词不同功用至此判然两途。此后，宋诗理性精神的完型，更促使诗词相隔在不同的畛域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