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宋人对于“词体”的一般看法

宋人在提到词的时候，用得较多的术语是“倚声”、“乐府”、“小词”、“小道”等。“倚声”，侧重于词对于音乐的从属关系；“乐府”，侧重于词对于前代音乐诗歌的承继性：二者均强调词的音乐性。词在初期是和音乐紧密相关的，至两宋交替之际的李清照，音乐性仍是其评词的最高准则。但是，从“倚声”、“乐府”的称谓，到李清照《词论》里的“别是一家”，词的内涵在文人那里已经有了质的不同，其地位也相应得到了很大提高。此后，南宋词人和品评家，虽然不尽同意李清照的观点，但词的“雅化”的创作方向和兴寄功能的出现，正是使词地位提高的一种努力。

“小词”一语本身是不含褒贬意思的。一般指（初起时的词）篇制短小，表达内容因不必如诗般典重而所抒情感又趋于轻灵婉妙，所以称之为“小”。譬如努力把词与诗区别开来，以标示词独立的地位，极言词“别是一家”的李清照，在其《词论》里用的也是与之相近的称谓——“小歌词”。

“小道”则不同，其中含有明显的贬抑之情。作为“小道”的对举面的“大道”是“诗”是“文”。这里的“道”有技艺、技巧的意思。中国文化传统历来以技巧类为等而下之，而诗文合乎的是“道德”、是遵循礼乐教化功能的。宋人把诗、文、词分成不同的等级，从下举魏泰《东轩笔录》中的一段话即可看出：

欧阳文忠素与晏公无它，但自即席赋雪诗后，稍稍相失。晏一日指韩愈画像语坐客曰：“此貌大类欧阳修，安知修非愈之后也。吾重修文章，不重他为人。”欧阳亦每谓人曰：“晏公小词最佳，诗次之，文又次于诗，其为人又次于文也。”岂文人相轻而然耶？

欧阳修和晏殊两人互致不满，晏殊当众指出，自己看重欧阳修文章胜于其为人，隐含的意思就是欧阳修为人不如文章，那么一般的标准则是首重为人，文章次之。这个说法不外乎立德、立功、立言的三阶标准（《左传·襄公二十四年》:“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而欧阳修的说法更层次分明，倒过来看，就是晏殊为人不如为文，为文不如为诗，为诗不如为词，很显然，衡量的标准是为人——文——诗——词，等而次之。无论这个记载是否合乎当时实情，此笔录出自宋人之手，可见宋人对于几种文学体式的一般态度，词居于忝陪末座的位置。

又检看当时词作序跋的内容，虽内中不乏对于词之创作的颂美，但总不忘上悬一个道德为人的标准；似乎只有说明词之作者道德为人方面不愧于天地，其词才有了示人的资格和价值。这不能不从反面看出宋人对于词的地位始终持以“小”视的观念。体现此观念的又如以下两则词集的跋序：

情动于中，而形于言，人之常也。诗三百篇，如俟城隅、望复关、标梅实、赠芍药之类，圣人未尝删焉。陶渊明《闲情》一赋，岂害其为达，而梁昭明以为白玉微瑕，何也？公性至刚，而与物有情，盖尝致意于诗。为之本义，温柔宽厚，所谓深矣。吟咏之余，溢为歌词，有《平山集》盛传于世，曾慥《雅词》不尽收也。（罗泌《六一词跋》）

予友贺方回，博学业文，而乐府之词高绝一世。携一编示余，大抵倚声而为之词，皆可歌也。或者讥方回好学能文而惟是为工，何哉？予应之曰：是所谓满心而发，肆口而成，虽欲已焉，而不得者。若其粉泽之工，则其才之所至，亦不自知也。（张耒《贺方回乐府序》）

前一则以为词不害于作者为人（与晏殊对欧阳修之评相映成趣），为词乃人之常情，且“吟咏之余，溢为歌词”。后一则以宾客问答的方式解释了贺铸作词出于“情不得已”，所谓“好学能文，而惟是工”，恰好透露了时人轻视词的态度。对于词的轻视，还有一个典型的例子，即欧阳修《归田录》卷上云：“钱思公（钱若水）虽生长富贵，而少所嗜好。在西洛时尝语僚属，言平生惟好读书，坐则读经史，卧则读小说，上厕则阅小词，盖未尝顷刻释卷也。”从叙述的次第和姿态中，我们便可知词的地位如何了。

然而，宋人显示出不寻常的态度是，一方面他们“小”视词体，以为不合于大道，甚而有损于自家清誉，如魏泰《东轩笔录》卷五记载王安石对于晏殊的轻嘲：“王荆公初为参知政事，闲日因阅读晏元献公小词而笑曰：‘为宰相而作小词，可乎？’平甫（王安国）曰：‘彼亦偶然自喜为尔，顾其事业岂止如是耶！'”但另一方面，他们却不耐技痒或“情不自禁”尝试作词，前例中嘲笑他人的王安石，便是在词的创格方面作出了诸多尝试（如括、集句等）的作者。所以胡寅《向林<酒边集>后序》称：“然文章豪放之士，鲜不寄意于此者，随亦自扫其迹，曰谑浪游戏而已也。”“鲜不寄意于此”说明词在有宋一代已经成为一种众手皆能的文体，成为一种情感抒发的载体。至于“自扫其迹”，究其原因则归之于理学思想的深锢人心。

宋人对于词的喜爱，从他们之间不厌其详地相互点评和自赏中便可获个中消息。如以警句称谓词人，以示对其赏慕之情：

张子野郎中善歌词，尝作《天仙子》云：“云破月来花弄影”，士大夫皆称之。子野初谒欧公，迎之坐，语曰：“好，‘云破月来花弄影’，恨相见之晚也。”有客谓张子野曰：“人皆谓公为张三中，即心中事，眼中泪，意中人也。”公曰：“何不目我三影？”客不晓。曰：“‘云破月来花弄影’,‘娇柔懒起，帘压卷花影’,‘柳径无人，坠风絮无影’。此予平生所得意也。”（李颀《古今诗话》）

这里，不仅以对方词中警句称美之，词作者自己也不避其嫌地自许。同样，东坡称秦观为“山抹微云秦学士”，宋祁与张先互相称为“云破月来花弄影郎中”、“红杏枝头春意闹尚书”，都可见这种由词而及于人的称赏。不仅如此，还有自赏其词者，如陈师道《后山诗话》中跋旧词云：“……余他文未能及之，独于词，自谓不减秦七黄九。”比照陈无己在另外一处说的话：“今代词手，惟秦七黄九耳。”足见他自矜其词的程度。

此外，在词话的资料里留下了许多文人之间对词评赏的记载，并且他们对词的研磨，可以说达到了细致入微的地步。如：

《雪浪斋日记》云：荆公问山谷云：“作小词曾看李后主词否？”云：“曾看。”荆公云：“何处最好？”山谷以“一江春水向东流”为对。荆公云：“未若‘细雨梦回鸡塞远，小楼吹彻玉笙寒’，又‘细雨湿流光’最好。”

《漫叟诗话》云：前人评杜诗，云：“红豆啄残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若云“鹦鹉啄残红豆粒，凤凰栖老碧梧枝”，便不是好句。余谓词曲亦然，李璟有曲“手卷真珠上玉钩”，或改为“珠帘”，舒信道有曲云“十年马上春如梦”，或改云“如春梦”，非所谓遇知音。

由以上而知，宋人对于词嗜爱有加，惟观念上始终不将词与诗文等同，而多在于技巧层面上的赞赏和探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