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思想界：中心与边缘
——《新青年》及新文化运动的阅读个案
不知从何时起，“自五四运动以来”，成了固定的叙述模式，描绘个人的成长，揭示社会之变迁，往往都离不开这样的开篇。
这样的叙述方式，无疑都在明示“五四”的影响力，及其在中国历史上所具有的分水岭地位。近些年，情况才稍有所变。不乏学者持有这样的看法，“没有晚清，何来五四”。很显然，打通“晚清”与“五四”，多少可以从更为长程的时段来认识“五四”（自然还远谈不上“长时段”），也动摇着历史叙述的架构。不宁唯是，有关新文化运动的“影响”问题，也进入学者的视野。论者阐明了《新青年》从一“普通刊物”发展成为全国新文化的一块“金字招牌”，以及“新文化”由涓涓细流汇成洪波巨浪，都经历了一个相当的“运动”过程。还特别提示对于“新文化运动”，新文化人的当下诠释与后来史家的言说叙事实际上有相当的出入。
对此，似有必要进一步申论。关键在于，对于“影响”的探究，往往将注意力集中于事件的参与者，关注的是“有”；而不受此影响的却成为“失语者”，皆归于“无”。对于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林林总总的“回忆”，所提供的即是“有”的情况。对《新青年》的“阅读”也是如此，各种“回忆”建立起“读《新青年》，参与五四运动”的叙述模式。然而，同样可以基于“无”展开叙述，因为阅读的“时日”，同时也在证明此前未曾“接触”《新青年》。这样的音调或许不那么“和谐”，却也有所浮现。1907年出生于浙江海宁一个偏僻小镇的王凡西即表示：“北京学生们的‘闹事’，则连我们 ‘最高学府’里的老师也不曾注意。十余岁的小孩子当然更是茫无所知。”知道这件事，乃至受这运动的影响，已是一二年之后了。生于1930年的余英时先生也言及，在故乡安徽潜山官庄乡这个典型的“穷乡僻壤”度过的八年岁月，不但没有现代教育，连传统的私塾也没有。在其16岁以前，根本不知“五四”为何物。生活于偏僻之地，不知“五四”，倒容易理解。不过，别的情形却颇耐人寻味，1922年北京大学入学考试的国文试卷，有这样一题——“试述五四运动以来青年所得之教训”，据《学生杂志》一篇文章透露，以“五月四日开运动会”解释“五四运动”的考生，“很有几位”。研究的情形也并不乐观。伍启元著《中国新文化运动概观》1934年由现代书局出版，《清华周刊》登载的一篇评论就指出，近几十年所发生的“或者只有春秋战国时代才能相媲美”的空前的思想变动，“不幸得很，一直到现在，还没有一本书，能将这个复杂撩乱的情形，撷英咀华，作简短扼要的介绍。有之只是几篇不尽不实的论文，散见于各报章杂志，这又怎能满足青年的希望呢”！这样看来，关于“五四”的影响，仍是有待深入检讨的问题。
论者曾提出关于“五四”的记忆问题，指出“1919年事件的参加者、观察者和批评者都学会了相当有选择地使用他们的记忆。”曹聚仁在回忆中即坦诚：“我之回忆五四运动，已在五十年后，用今天的角度，来看那座纪念碑，观感自有不同。”事实上，担心五四被“遗忘”，也算得上持续不断的声音。1935年5月，胡适接连写下关于“五四”的两篇文章，原因无他，“这年头是 ‘五四运动’最不时髦的年头，前天五四，除了北京大学依惯例还承认这个北大纪念日外，全国的人都不注意这个日子了”。到50年代的台湾，作为“五四后期人物”的殷海光更发出这样的叹息声，“五月四日这样重要的节日，几乎被人忘记了”! “记忆”与“遗忘”，或许正构成“后五四”时代的历史基调；“五四”的历史也由此“建构”。
这也是本文提出基于“中心”与“边缘”审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缘由所在。依拙见，如能在更为广泛的视野发掘具体的阅读经验，即将问题转换为新文化运动是如何被“阅读”的，则对此的认知，或能提供新的视野。近代中国的“多个世界”，及所呈现的“多歧性”特质，今日已成研究中国近代史学者的“共识”。这既有助于推动从“边缘”看“中心”，展示更多的图景，同时也表明，针对所谓的“边缘”立说，并不容易，很难提供全方位的视角。故此，本文对此的检讨，所提供的也仅是私人的阅读经验，试图透过几个个案，分析《新青年》所象征的新文化运动，是如何被“阅读”的。内中不只关注新文化是如何传播的，还期望能展现身处不同地域、不同身份个体“阅读”《新青年》及新文化运动所发生的“变异”。这样的“图景”与“中心”所展现的无论是否相似，或都有俾呈现新文化运动的多姿多彩性，也更为全面把握新文化运动的“影响”。
一、《新青年》作为“中心”的确立
所谓“中心”与“边缘”，实在是过于宽泛与模糊的字眼，这里也无意加以严格限定，只是试图说明在不同的时间、空间背景下对《新青年》所象征的新文化运动有着不同的“阅读”体验。换言之，这里所说的“中心”与“边缘”，更多来自时人的自我认定，事实上，“中心”之成为“中心”有赖于“边缘”; “边缘”也不断产生对“中心”的认同，二者本身形成互动关系，难以划出清晰的界限。因此，不妨首先展示“中心”的情形，论者提出新文化运动是如何“运动”起来的，就阐明了《新青年》之成为“中心”所经历的曲折。换言之，尽管在时间的把握上或有不同的看法，但《新青年》构成“中心”，却是难以回避的问题。仅从“中心”所提供的信息，无论是作为“生意”，还是“阅读”，都不难发现这一点。
作为“生意”, 《新青年》最初的确可用惨淡经营来形容。陈独秀1913年亡命到上海，找到汪孟邹，表达了出一本杂志的想法，并表示“只要十年八年的功夫，一定会发生很大的影响”。但当时的亚东正在印行《甲寅》杂志，没有力量做，于是介绍给群益书社出版，但最初每期只印一千本。且只发行了6号，就停刊了半年。对此，陈也是颇为沮丧的，“本志出版半载，持论多与时俗相左，然亦罕受驳论，此本志之不幸，亦社会之不幸”。不过，所谓“生意”，却不能限于杂志本身，结合出版杂志的书局加以考虑，就颇为必要。经营商务印书馆的张元济，在日记中就透露出书局对出版杂志的考量。1916年3月13日，张在日记中曾记载一事，“《时报》将不之”，颇希望商务能够“附股”，他却表示，“本馆近来对于报事甚淡，恐难附股”。《时报》估价较高，是商务没有兴趣的原因；其所说的对报事甚淡，也未尝不是实情。不过，1916年6月7日日记中又提到另一事：“代售《船山学报》，告傅卿函询湘馆，总馆代印价已收足否。不登报无销路，催交报费方可代登。”这里也指明了书局与报刊形成的关联，“登报”与“销路”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因此，从“生意”的角度，有必要考虑到这一层，不能单从杂志的印数来核算成本。群益书社之所以愿意发行《青年杂志》，除了其他原因，部分也是因为有这个窗口，可以将所出书籍，进行推广。从创刊号开始，群益书社每期都刊登了不少书籍广告（绝大多数为群益书社的出版物，少量是其他杂志与亚东书局的书籍广告），并发布《通信购书章程》，书局由此获益，不可不提。而书局业已建立起的发行管道，对杂志的发行来说，也至关重要。《青年杂志》从第1卷第2期开始列出“各埠代派处”，计有49个城市与省份的76家“书局”。这当是指群益书社已建立起的发行渠道，也大致可推断《新青年》杂志借助这样的渠道可能发行到何地。这也是不可忽略的“生意”，也算是《新青年》所搭上的便车。
与之适成对照的是，1919年1月创刊的《新潮》杂志，就显出别样的情形，其社员只管编辑出版，发行由北京大学出版部主持，“发行面是非常狭小的”, “代销处也只限于本校，北京的一些高等学校及书报摊”，而外埠由于“不登广告，只靠同道的几个杂志互相介绍，知道的人不多”。顾颉刚在日记中也透露，由于不能依托书局，《新潮》的发行颇为曲折；日记中所保留的社员之间通信，也不乏内容关切如何与书店打交道。关乎此，张静庐曾以一个“出版人”的身份有所总结：
在几百几千种杂志中，要使你的刊物从那里窜出来，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第一，要使各地的读者都晓得有这样一本东西（买与不买是另一问题），第二，要使它能达到每一家贩卖书店（卖得掉与卖不掉是另一问题），第三，要使读者怎样会拿出钱来买你的杂志（满意不满意是另一问题）。
相应的，《新青年》提供的另一种“生意”，也同样重要，那就是与“学”结合，编者有此用意，读者亦复如此。《新青年》创刊时的“社告”，第五条即明示：“本志特辟通信一门，以为质析疑难发舒意见之用，凡青年诸君对于物情学理，有所怀疑，或有所阐发，皆可直缄惠示，本志当尽其所知，用以奉答，庶可启发心思增益神志。”该杂志第1、2卷的“通信”栏，也显示出读者所关心的集中于“问学”，尤其关切学习某一门知识，该读何书？哪所学校最佳？
因此，关于“学”与刊物的关联，也是不可忽略的层面。所谓另一种“生意”，即是要考虑报章杂志的“色彩”问题。依拙见，且不论来华西人最早创办的中文报刊成为“西学”的重要载体，与“学”的结合同样是晚清士人发行报刊值得注意的“生意经”。这关乎学科知识在近代中国的成长，从学科构成报刊的主要栏目，以及任用学者来办报，都体现出这一点。唐才常所撰《湘报叙》，就强调说：
今乃海宇大通，朝野一气，政学、格致万象森罗，俱于报章见之，是一举而破二千余年之结习，一人而兼百人千人之智力，不出户庭而得五洲大地之规模，不程时日而收延年惜阴之大效。凡官焉者，士焉者，商焉者，农工焉者，但能读书识字，即可触类旁通，不啻购千万秘籍，萃什伯良师益友于其案侧也。其使中国为极聪强极文明之国，吾于是决其必然矣。
一份标榜“觉民”的刊物，也阐明“夫积民而成国，断无昏昏沉醉之民，而能立国于竞争之世”。因此，“学生攻书之暇，出一杂志，以写种种事情，若者良，若者不良，内而己国之事情，外而全球之大势，无不登诸报端，以输入文明，其计至深远也”。该刊登载的第一篇文字，同样强调“阅报”之有益，指明报者乃“新学之母”。《时报》1911年刊登的一篇文字，还提出“印刷物可觇文明程度之高下”: “今夫文野程度，全视印刷物之多寡以为衡。欧美各国近数十年内所以进步如此之速者，皆由印刷物导之先河，各国每年所出新书籍，无虑数十万种，各国每年所出杂志，无虑数十百种，各国之操新闻业者，每日所出纸，无虑数十万份。”换言之，“未有印刷物不发达，而文明程度可以增进者”。作者忧心的是，“试问吾国每岁出版之物有几何？”“虽遍登广告，然大抵翻印旧籍者仍有多数，而新籍则几如凤毛麟角焉。以此风气验之吾国今日守旧者仍多于开新者，此则中国前途最可忧之一大事也。”
《新青年》被带到大学，即产生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催生出另一种形态的杂志。可以说明的是，1918年前后读书人广泛介入办报刊的活动，从报业的角度也构成一道独特的景观。戈公振曾表示：“民国以来之报纸，舍一部分之杂志外，其精神远逊于清末。盖有为之记者，非进而为官，即退而为营业所化。故政治革命迄未成功，国事窳败日益加甚。”正所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要说“生意”的兴旺，最说明问题的即是大学中人广泛介入到创办刊物的活动中。以北大来说，据《北京大学日刊》1920年年底提供的资料，北大之“定期出版品”包括有：《北京大学月刊》、《北京大学日刊》、《北京大学学生周刊》、《新潮》、《数理杂志》、《音乐杂志》、《绘学杂志》、《批评半月刊》、《评论之评论》, “其现在暂行停刊者为《国故》月刊、《奋斗》周刊，曾经拟议尚未实现者，有史学系之《史学杂志》与地质研究会之《地质杂志》”。还特别提到：
更有许多本校之学生，因鉴于文化运动之事业，仅及于通都大邑，殊未尽善，乃各就其乡土之情形，从事研究调查，以谋补救。即就其调查研究之所得，在北京办各种定期出版品，编辑印刷完竣后，再行寄回各处。如四川学生所办之《新四川》，浙江兰溪学生所办之《新兰溪》、永嘉学生所办之《新学》，陕西学生所办之《秦钟》，安徽学生所办之《安徽旬刊》，直隶武清教员及学生所办之《武清周刊》等，福建学生所办之《闽潮》半月刊等等不下十余种。其余若《新青年》，为本校前文科学长陈独秀先生所主持，撰述者多为本校教职员学生。《新教育》为现代理校长蒋梦麟先生所主持。《新生活》为本校职员李辛白先生所主持。《国民》杂志为北京学生界所办。《少年中国》月刊为少年中国学会所办，而主持之者均为本校学生。
学人投身到刊物的创办中，也成为自觉的行为。《新潮》杂志发刊时，傅斯年就不无意味地表示：“北京大学之生命，已历二十一年；而学生之自动刊物，不幸迟至今日然后出版。”还解释了刊物之缘起，一致的看法是“学生应该办几种杂志”, “我们将来的生活，总离不了教育界和出版界，那么，我们曷不在当学生的时候，练习一回呢”。张国焘也描绘了那个年代读书人之选择办刊物，差不多成为“行动的第一步”: “要救国，就要组织团体，发行一种刊物，作为行动的第一步。当时这种组织小团体的想法颇为流行，不少有抱负的青年都想借以一试身手，登高一鸣。”推而论之，整个新文化运动即是以出版事业为基础的：“中国新文化的勃兴，可说是以出版事业为基础的。举凡革命主张的鼓吹，世界思潮的介绍，现代文学的提倡，新兴艺术的引进，科学精神的展开，哲学理论的探讨……其所持的工具，莫非为报章、杂志、书籍，凡此无一不属于出版事业。”而且，“不但在中国是如此，在世界其他各国也莫不如此。盖因近代印刷术的发达，差不多成了压倒其他一切的文化流传的工具，所以出版事业也成了促进文化的主要动力”。
从“生意”的角度，由于材料的限制，无法如探究《百科全书》一般去追问五四时期“启蒙运动的生意”。但上述种种，却多少说明《新青年》构成“中心”的缘由及具体展现。基于此，立足“边缘”看“中心”，也成为可能。不过，要展示对《新青年》等新文化运动杂志的阅读，还有必要对晚清以降所呈现的阅读生活，略加说明。毕竟，对《新青年》及新文化时期报刊的“阅读”，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
二、“阅读”报刊：成长的阶梯
系统勾画报纸杂志在晚清的发展，殊无可能。可以明确的是，“京报”、“邸报”及“宫门抄”、“辕门抄”这样一些沟通政情的形式，构成帝制时代信息传播的主要管道，也产生着持续的影响。当晚清士人走向报章的创办，也主要基于“上下通”、“中外通”来理解报章之功能，发展也颇有曲折。宋恕在一通信函中即表示：“康长素拟开报馆于京师，恐无益处。今上海报馆有三，专以逢迎时贵，变乱是非为事。京师忌讳更甚，安可以开报馆？果开之，其逢迎变乱之弊，必更甚上海！”严复对此也是冷眼相看，他在给汪康年信中念念不忘所谓的“庶人不议之例”，就道出报章在中国发展遭遇阻力的缘由。孙宝瑄更是有言：“今之所谓舆论，乃最不可恃之一物也。”因为，“天下最普通人占多数，其所知大抵肤浅，故惟最粗最浅之说，弥足动听。而一唱百和，遂成牢不可破之舆论，可以横行于社会上，其力甚大，虽有贤智，心知不然，莫敢非之”。
《时务报》创刊时介绍“都城官书局开设缘由”，即指明了这一点：“学会报馆在西国已成习俗，在中国则为创见，是以开办之始动遭疑阻。”正所谓“大江东流挡不住”，到20世纪初年梁启超已感叹，斯时的中国是“学生日多，书局日多，报馆日多”。甚至还不乏文章在传递这样的信息：“二十世纪以前，枪炮之世界也；二十世纪以后，报馆之世界也。”可以说，经历晚清的发展，至民初时，对报刊的定位已不可同日而语。梁启超1912年归国后发表的一次演讲，联系自己18年前之投身报业，不免感触良多：“今国中报馆之发达，一日千里，即以京师论，已逾百家，回想18年前《中外日报》沿门丐阅时代，殆如隔世；崇论闳议，家喻户晓，岂复鄙人所能望其肩背。”
阅读的情况又如何呢？首先值得重视的是官方对于“阅报”的提倡。以张之洞来说，《劝学篇》就列有“阅报”篇，指明“凡国政之得失，各国之交涉，工艺商务之盛衰，军械战船之多少，学术之新理新法，皆具焉。是以一国之内如一家，五洲之人如面语”。由是，“一孔之士，山泽之农，始知有神州；筐篋之吏，烟雾之儒，始知有时局。不可谓非有志四方之男子学问之一助也”。能够实现“寡交游，得切磋”。《时务报》发刊后，张当即表示：“照得新报一项，有裨时政，有裨学术，议论切要，足以增广见闻，激发志气。”不仅通令湖北全省订阅，还为湖北省、府、州、县各衙门以及各局各书院各学堂统一订购共288份。其辖下之两湖，也成为上海之外销量最大的两个省，均超过一千份。推广之力度，不可谓不大。
1902年6月17日创刊于天津的《大公报》，从一开始，即有培育“阅读公众”的自觉，呼吁农工商贾、妇人孺子各色人等，“莫不能阅报，莫不视报为《三字经》，为《百家姓》，为《感应篇》，为《阴骘文》，为《聊斋志异》，为《三国演义》。”甚至表示，“世有以予言为为然者乎，请以阅报人数之多寡与报馆之有无推广卜之也”。1903年创刊的《湖南演说通俗报》，还揭示出地方上的回应，也颇为积极。该报创办后，“抚部院通饬州县，谕令城乡士民，广为购阅，以广化导。”并明确指示，“各乡各团均有公费，各团订购一册，所费无多，收效甚大，亟应谕饬尊办”。稍后刊登的一篇署名储能子的文章，即讲述了该报如何“畅销”的情形：
醴陵县，原由抚宪饬洋务局，派阅通俗报二十份，张大令为之提倡，各团境长，大家购阅演说，近已共销一百四十二份。彼都人士，可谓热心牖民，开通之极。现闻长沙善化湘潭湘乡平江浏阳各团绅，皆拟购买通俗报，共兴演说，况各团皆有公款，报贽甚微，惠而不费，但得贤令尹一谕帖，则不患有人阻挠。上有好者，下必甚焉。
官方之外，更为普遍的情形则是，各地有识之士纷纷开办阅报所。《政艺通报》1903年就登载有《开办晋明书报所简明章程》，指明“本所之设，在开通晋人之智识，改良晋人之性质，俾知我国与各国竞争在学问而不在血气。无学问，则人挟幽并之健，地负关河之雄，徒酿乱阶，靡雪国耻。至本所阅书报者须咸励此志”。还制定相关规定，如“所中除阅书报外，不得闲谈或任意喧哗”。具体阅读办法也有：“凡来所阅书报者，本所备有取书凭条，可自注明所阅之书，向干事员领取。不得擅自取阅，或将各书颠倒错乱，致碍检查。”还鼓励晋省官绅士商能“捐助图籍、经费”,“以志公德”。《东方杂志》所登载之《各省报界汇志》，除介绍各地新出报刊的情况，也展现了各地所设阅报社的情况。如介绍山东的情况说：
济南官报馆主笔李明坡征君，现于布政大街设一阅报馆，各报具备，任人往阅，不取分文。蓬莱李叔坚大令近以寒士阅报无资，特捐廉购报，散给各乡生童阅看。其阅报规则，远者令各社社差限日送到，互相传观，观毕，于下次送报日将上次所看之报缴回；近者于课校士馆时分领回家阅看，每六人共看报章一种，阅讫于下期与课时，将旧报缴回，另领新报云。
还介绍四川推销报刊的情况说：“四川官报发行后，各府厅州县均已派定销数，现复推销云、贵、陕、甘、湖北等省，每省各一百份。”就此而言，成都通俗报社1909年印《成都通览》也提供了颇为重要的信息。该书这样介绍“成都之报界”：
成都向无报章，只有各州县驻省之京报，辕门抄而已。自戊戌年富顺宋芸子先生创办《渝报》, 《渝报》立未久，尊经书院改立《蜀学报》。马君子波创售《时务报》，始见《国闻报》、《时务报》等类，戊戌均绝灭无存。庚子后，图书局傅樵村始同苏君星舫创立《算学报》，辛丑傅樵村立《启蒙通俗报》，并代派京沪各报。二酉山房、算学书局、安定书屋诸处继之，中外各报始畅行。若成都发行之报，只学务公所之《学报》、官报书局之《官报》、《成都日报》三种而已。官报性质为行政机关，系宛平陆天池先生所创立，钱叔楚先生继以《成都日报》，桐城方和斋提学复出《教育官报》，皆派发各州县分阅。官办之报，性质与民报不同，然均不可偏废也。近来阅报之风气，渐次开矣。（傅樵村收藏各报甚多，光绪三十年捐送三十余箱入高等学堂）。
除介绍成都晚清所创办及代派报刊的情况，还具体列出了“成都售报所”，及随时可购之报的名录，并且说明“阅报公社”提供的报刊具体有哪些。相比于“中心”，成都算是“边缘”之地，其展示的图景，多少说明晚清报刊发行及阅读的情况。1903年开明书局出版的王维泰所撰《汴梁卖书记》，还记录了书商也介入此事，“欲在省城设一阅报看书公所”，并且“纠合同志，集资赁屋”，以推进之。此事也得到积极回应，“已择地开办，并托寄各报”。
具体到个别人物阅读报刊的情况，也不乏相关的资料说明。生活在成都的吴虞，其民初那段时间的日记，就展示读报章已成为其读书生活的重要部分。有两个数据颇令人惊奇，说明其与杂志的关联已如此之深。1915年吴虞为自己发表的文字做了一份清单，涉及杂志有25种之多，除省内的成都、重庆等地，还远涉东京、上海。舒新城也提供了相似例证。如果说成都已是大城市，舒的家乡湖南溆浦，只算得上偏僻的小县城。其早年教育是在湖南家乡完成的，1907年考入鄜梁书院，翌年改入溆浦县立高等小学堂。在县立高等小学读书的三年时间里，因为剩余时间很多，看了很多“新书”: “以溆浦那样偏僻的地方，当然购不着什么真的新书，但阅报室中有《时报》、《新民丛报》、《国粹学报》、《安徽俗话报》及《猛回头》、《黄帝魂》、《中国魂》、《皇朝经世文编》、《西学丛书》、《皇朝蓄艾文编》、《时务通考》等等。”这表明晚清时阅报室的出现，为青年学子提供了广泛阅读书籍和报刊的机会。对此，舒也有颇多感受：“我自未满五岁进入私塾就学，至民国六年夏毕业高师为止，共度二十年之学生生活。虽然因为父母与师友的种种教导、熏陶，养成了自学的习惯，数十年来，不曾有一日离开书报与纸笔。”
上述种种，皆说明清末民初报刊发行及产生影响的情况。至于读书人在学业养成阶段受到所读报章的影响，更有太多例证，李欧梵尝试为“五四”一代做一个“集体素描”，即突出了读报章这一环节。在这个背景下，再来具体检讨《新青年》创刊以后被“阅读”的情况，及所产生的“反馈”，也有所依托。
三、阅读《新青年》：金毓黻的故事
王汎森曾提出“阅读大众”（reading public）的问题，认为新文化运动培养出一个新的“阅读大众”，为争取这些新的读者，以营利为考量的出版业者因而随之变化。就对《新青年》的“阅读”来说，其范围是极为广泛的。通过各种渠道，远在美日的留学生，以及生活于偏远之地的少年，都提供了阅读的证明。但如何阅读，是否呈现出“中心”与“边缘”不同的色彩，也值得关注。这里主要选择几个个体的阅读经验加以检讨，试图区分出两种不同的情况，一是已走出校园者的情况，一是在校学生的情况。前者以身处东北的金毓黻为个案，后者则选择就读于武昌中华大学的恽代英，和浙江第一师范学校的陈范予为例证。
金毓黻（1887—1962）的读书生活是从6岁入私塾开始的，尽管16岁时曾一度辍学习商，却“一日未尝废书”。从1906年重新就读家乡辽宁省辽阳县启化高等小学堂，就按照新式教育的阶梯一路走下去，191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文学门。返回东北后，金任教于沈阳文学专门学校，兼任奉天省议会秘书，从此往来于沈阳、齐齐哈尔、长春之间。金毓黻留下的《静晤室日记》，从1920年3月开始记录，展示了虽地处“边缘”却广泛接触“新知”的例证。从其阅读范围来看，是颇为广泛的，传统典籍之外，所点评的时人著作包括有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任鸿隽《科学方法论讲义》，王星拱《科学方法论》，章太炎《訄书》、《检论》，王闿运《湘军志》，梁启超《欧游心影录》、《实用国语文法》、《清代学术概论》等。1920年9月5日的日记，有这样的记载：
由图书馆借到新出版书数种，拟分类读之。一、科学方法论；二、文学概论；三、国语文法；四、文字学；五、史学。近日学术界革新之事业方法有二：一曰整理国故，一曰迎受新潮。新潮之输入者，已具有条理，自无整理可言。至言整理国故，则多主用科学方法。胡氏《中国哲学史》之著，其见端也。然科学方法之何若，为研究学术之阶梯，引为先务，职是故耳。其余三事，皆为余素欲研究者，本无后先可言，所列次第，为明入手之序耳。
仅以此来看，“中心”之地所流行的针对学者“新派”、“旧派”之分，就不那么明显。此外，阅读报刊，也成为金毓黻日常生活主要的内容。对于读报刊的意义，日记中有这样的论说：“欧美人喜阅报章杂志，嗜之成癖，一日不废，此其文明所由日进也。日本人虽为后进，阅报之风，亦足与欧美相颉颃。惟吾国人多半不喜阅报，即使阅之，亦时政要闻及市井琐闻而已。至于杂志之专言学术者，几乎无人过问矣。国人日就鄙野，学术日形窳败，有由然也；奚止风俗之日下，人心之日偷，为可忧哉！”
1920年前后，金毓黻在日记中评说的杂志包括有：《新青年》、《新中国》、《教育杂志》、《唯是》、《大公报》、《学艺》、《东方杂志》、《改造》、《时事新报》、《晨报》、《建设》、《太平洋杂志》等。而且，其所在的地方，似乎也很容易买到所需杂志。1920年10月1日记载：“看报，梁任公主撰一报曰《改造》，第一期已出版，拟购阅之。”次日之日记已表示购到。《改造》第1期发行时间为1920年9月15日，由此亦可知那个时候书报之销售，已建立起颇为便捷的渠道。对于所读过杂志，金在日记中也不乏评点。1920年8月29日的日记就写道：
近年来国内出版界甚发达，报章一类，日刊以《上海时事新报》、《北京晨报》为最佳，月刊如《新青年》、《新潮》、《大学月刊》、《新教育》及《学艺》亦均可观。同学黄、郑两君组办之《唯是学报》，导扬国学，而以适合时势为归，亦出版界之佳品也。获阅两期，未窥全豹，拟去信订购。
对于新文化运动所产生的影响，《新青年》与《东方杂志》的易位，是常被提到的例证。金毓黻日记中提供的信息，却未必如此。1920年12月5日的日记有这样的记载：“《新青年》、《建设》皆近年杂志中之上品，往余皆不知购读，闻见之陋，端由于此，继自今宜多方选择，以充俭腹。”这个记录恐不确，事实上此前的日记中曾言及读过《新青年》，并引用相关文字，但之所以产生这样的“记忆”错位，或许是所读杂志太多，也很可能是因为读后没有留下深刻印象。与之适成对照的是，1921年1月15日的日记却对《东方杂志》抱有更多同情：
蒋百里论新文化运动云：“今年是一个危机，去年不过开个头儿，今年若不认真作下去，则并那头儿同归泡影。”吾国人之于百事，皆勤于始而怠于终，去岁新文化运动如火如荼，而今则逐渐衰竭矣。去岁新发刊杂志不下百余种，而今逐渐停版矣。人有讥《东方杂志》陈腐者，然求之国内，运命之长则无与之相等者，今年之《东方杂志》已为第十八年矣。凡办何事业者，如《东方杂志》之持久，与吾国之文化岂不有更巨大之补助哉！
可兹证明的是，1921年1月23日的日记还这样写道：“近日拟定 [订] 阅之杂志，曰《时事新报》，曰《东方杂志》，曰《小说月报》，曰《学艺》，曰《改造》，曰《新潮》，曰《民铎》，皆国内著名之杂志也，约计年需奉洋二十元，不为多也。”这个名单中也未列出《新青年》。这似乎也无关于作者趋向保守，或《新青年》过于激进。事实上，金所持看法反倒是认为今日报界所少者，乃“批评之态度”。
杂志之外，新文化运动中流行的“话语”，金毓黻在日记中也多有评说。有意思的是，在其中，或许就看不到新旧派的剑拔弩张，甚至没有新旧之间明显的界限。这也提供了审视新文化运动新的视野。
新文化运动中胡适与梁启超的易位，是基于“中心”立场颇为重要的观察，向被作为解释新文化运动取得成功的象征。然而，金毓黻在日记中涉及对胡适、梁启超二人的评说，却没有划分出明显的界限。1920年10月6日的日记写道：“胡适之论新思潮义意 [意义]，有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四项。而新思潮的态度，则为评判的态度。《改造》载寓公《新思潮我观》一篇，解释 ‘新思潮’三字之义最为切当透辟。盖胡氏用综合的解释，而寓公则用分析的解释，此其不同之点也。”1920年11月24日的日记又写道：“梁任公作《欧游心影录》，用语体文作游记，可谓别开生面，造语隽永，富于趣味，盖以说部体出之者也。其于世界现势及政治学说，均用综合法出之，附以批评，并加之以推测断案，读之所以有味。”内中肯定“能知之而能言之，言之又能尽量发挥者，惟梁氏耳”。又指出：“近顷能以白话文谈学理而又引人入胜者，厥惟胡适之氏，实可与梁任公并立两大。其大别，则梁氏于政治外尚乏他科专门学识耳，即此一节，乃梁不如胡处。”
此一评价，也表明在五四时期，梁启超在学识上已处下风。关键即在伴随学科意识的提升，是否有所专长已渐成衡量学者的重要凭据。1921年1月25日的日记中，金引述了梁启超《清代学术思想论》中对自我的评价，然后总结说：
观以上所论，梁氏可谓自知甚明，彼所揭之短处，虽有知言尚论之士，言能探骊，亦恐无以过此。之数言者，不啻为自身作传论、传赞。人苦不自知耳，如果自知，则他人之论皆无当也，以不若自知之深切著明也。吾国往世学者有一通病，曰不求精而务博。即曰能精，亦精者什一，而博者什九。又此方求精，他方复求博，欲一人之身万物皆备，此吾国学术所以不进步也。梁氏之好博，亦吾国学术界数千年之遗传性使然，梁氏实蒙其影响而非其咎也。新学巨子胡适之亦有好博而不求精之弊，试一翻其著述自知矣。梁氏如能从此彻底觉悟，大加忏悔，而别作狭而深之运动，为学术界作一革新模范人物，诚吾国学术界前途之幸也。
既批评梁启超“不求精而务博”，同时又指出“新学巨子胡适之亦有好博而不求精之弊”，可看出金毓黻所持更多是“调和”论点。此亦表明，所谓新旧之争，立于外界的视野，或有不一样的看法。日记中也经常提到新旧两派所发言论，大抵是持平之论，未见偏向哪一方。金似乎也特别主张“兼容并包”, 1920年11月17日的日记中写道：“胡适之极端主张白话文者也，而于教授中学则主文、语并授，所选教材且及于林琴南之作。林之与胡亦世所公认为彼此冰炭而相入者也，而犹不能无所取。学问之道本贵兼容并包，姝姝守一先生之言以自限，究何益乎？韩文公谓世有圣人出，孔子必用墨，墨子亦必用孔。初非调和之论，盖有至理存焉，人之不知，患有蔽耳。”《建设》杂志曾刊登胡汉民文章，论儒教喜排斥异己，并举孔子诛少正卯为证，金看了不免感叹：“余因之有感于今世之为新文化运动者，设生当孔子之世，有不为孔子所诛者乎？”获悉对于国语及社会主义的讨论，他在日记中也发表感想说：“近日报纸载国人对于国语及社会主义讨论者甚多，不外正负两方，时能发见真理，不可谓非可喜之现象也。然仍有意气或私见，其甚者，则以谩骂出之。商榷学术，本为发明学理，非同个人之利害，犹不能矜平躁释以求真是，况下于此者乎？此为贤者之过，甚望其有以改之。”
这样的“调和之论”，也传递出金毓黻对新文化运动整体的评价。1920年12月18日，金在日记中摘录了《东方杂志》第17卷第3号的不少文字，然后评价说：“观上所论，盖以冷静眼光从侧面观察而得之决论，语语切当，足以针砭提倡新文化者之失。特身处潮流中者，或未觉悟及此耳。”然而，对于《学衡》杂志对新文化运动的评估，金又大不为然。1922年1月22日的日记即写道：
阅《学衡》杂志梅光迪《评新文化》一文，语涉偏宕，殊患失平。间亦有中症之论，足箴一般揣摹风气者之失。然如文学一端，近人倡用语体，功盖不在禹下，若亦一概抹杀，非知言也。吾国古文，艰深难晓，中材以下之士习而鲜通，由来久矣。障碍文化，本难为讳。若夫文章口语，组织各异，彼此相通，诚如翻译。而谓此经验为数千年文人所未有，吾不知其何所据而云然也。新文学家之缺点，不在主张之不当，乃在根柢之不深。彼辈太半稗贩西籍，不入我见，日以发挥个性诏人，曾不知己身仍依旁他人门户以讨生活，此根柢不深之失也。尚能之士，宜分别观之，既不能因其主张尚正而为之迴护其失，亦不能因其植根浅薄并其主张亦一概抹杀也。
1920年前后那段时间，金毓黻游走于东北的几个城市，也提供了从“边缘”审视“中心”的例证。很显然，从“边缘”所感知的新文化运动，与“中心”视野相比，是有所区别的。不过，金本人也提供了受“中心”影响的例证。看了杂志的文章，他就往往会联系自己的研究。1920年9月23日就写道：“看《新潮》杂志罗家伦氏《什么是文学》一篇。其文学界说以西洋文学为根据，是否与文学原理适合，他日拟为专篇论之。”1920年9月29日又这样表示：“昨读胡适之《谈新诗》一文，谓 ‘凡是抽象的材料，应用具体的写法。’今日途中试为新体诗两首。……二诗为初次试作，自谓尚能合拍，尚有意境。”
四、来自学生的“声音”
金毓黻对《新青年》及新文化运动的“阅读”，所展示的已是学有所成者的情形，在校学生的情况又如何呢？有一点值得补充，回过头去看，无疑会对那个时代弥漫的“青年”气象，留下深刻印象。1915年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命名之外，其所有的关切，最初也都是聚焦于“青年”。其“社告”第一句就是，“国势陵夷，道学衰微，后来责任，端在青年。本志之作，盖欲与青年诸君商榷将来所以修身治国之道”。《新青年》之外，还可注意到其他媒介同样表达对“青年”的关切。那段时间，以“青年”，乃至“少年”命名的书籍、报刊、社团，可谓多矣。“少年中国学会”也许称得上五四时期最有影响的一个社团，其会员之多，分布之广，存在时间之久，其他社团都只能望其项背。该会宗旨的第一条就是“振作少年精神”，把青年“视为创造少年中国之唯一良友”。笔者曾基于“省界”、“业界”及阶级分析近代中国集团力量的兴起，试图说明“政界”、“商界”等等提法，在清末民初的报刊中不断出现，乃“业界”形成的标识。这一时期值得重视的变化则是频频出现“青年界”的称呼，表明社会界别已有新的划分。凡此种种，皆表明社会动员围绕着“青年”在展开。在这个意义上，梳理作为在校学生的青年如何“阅读”新文化，或许更能发现饶有兴味的一幕。
不妨先以《恽代英日记》为线索，略陈其中的点滴。关于恽代英（1895—1931）对《新青年》的“阅读”，有一点值得先作说明，以此作为对比。在武昌做学生那段经历，恽代英1925年的一篇文章曾有这样的说明，“在五四运动以前，我在武昌做学生”,“那时候全国一般的思想界都可怜极了，只有《新青年》与其他一二刊物，稍稍鼓吹一点 ‘离经叛道’的思想。这一种鼓吹，对于我便发生了影响；我可以说我本是一个富于怀疑批评精神的人，我向来又只爱看课外书报而不爱正经功课，所以我的思想便首先被摇动了”。这样的回溯历史的方式，展现的正是典型的“自五四运动以来”的叙述模式，表明哪怕是当事者在事后的回忆中也不能避免“后见之明”。与那个时期的日记加以对照，即可发现其中的差别不可谓不大。恽留下的日记从1917年开始，那个时期他正就读于武昌中华大学（1918年毕业后担任中华大学附中的教导主任）。一个在校学生与报章有着如此紧密的联系，在恽代英那里，体现得尤为充分。
首先值得重视的，仍然是“生意”。养家负担甚重的恽代英，向报刊投稿换取现金与赠书券，是其支撑家庭生活和学习生活主要的倚靠。据日记提供的信息，1917年2月，恽即以《论奴仆》,“初从《妇女杂志》社得酬现金”。日记中列出有“爱澜阁文稿目录”，记录了其投稿各杂志的情况，具体收益也详细登录。整个1917年，共得现洋109元，书券35元2角。内中，还不乏详细的描绘。
投稿之外，是订阅杂志的情况。1917年2月10日的日记列出“今年应买书”，书仅有三本，准备订阅的杂志却有《东方杂志》、《妇女杂志》、《教育杂志》、《科学》（各一年），尚有《大中华》、《教育界》、《学生界》三种未决定。1919年3月20日的日记又记录了订《东方》、《北京大学月刊》、《实业月刊》、《新教育》、《新青年》（均为全年）。上述对杂志的选择，在别的方面也有所体现。前面提到“阅报社”及“阅读公众”，恽的日记也展示了这方面的情况。1918年6月2日的日记表明恽与其同道，议决“设公共图书馆以交换所有书籍，并公之大众”，而且，“所备图书，以最近杂志及新书为要，其大部旧书不在重要之列”。此外，1919年7月25日恽所拟“启智图书室附卖最新书报办法”，又表明这个图书室“所卖书报暂订如下：《新青年》、《新潮》、《新教育》、《新中国》、《少年中国》、《教育潮》、《学生》、《每周评论》、《救国日报》”。
上述信息，表明青年学生广泛阅读报刊，绝非像恽代英那样仅是个别的情况。更为重要的是，内中还显示出恽及周围的人所“阅读”的报刊，在这两年的时间里，已发生着变化。征诸恽代英的个人阅读经验，也说明了这一点。
从最初的日记来看，恽代英无疑是倾心于《东方杂志》的，1917年1月2日记下了读10月出版的《东方杂志》的感想：“《动的文明与静的文明》篇颇有见地，《欧战主因与旧式政策之灭亡》，尤先得我心。”然而，到1919年6月25日的日记中，却是这样的内容：“阅《申报》编法，较汉口各报远优矣。”“阅《时事新报》，亦复如《申报》，此真进步也，均超迈《时报》。香浦谓中国人守旧，旧日以为《时报》与《东方杂志》最好，现在仍作此语，有耳无目，可怜哉。”这显示出恽对于当时的杂志渐渐有了新的偏好。那么，恽不再认为《东方杂志》“最好”，是否就意味着选择了《新青年》呢？
确立这样简单的联系，或许是危险的。日记中的确展示了恽代英逐步建立起对《新青年》的喜爱。1919年4月24日的日记有这样的话：“阅《新青年》，甚长益心智。”1919年9月9日，恽代英在致王光祈的信中，更是表示：“我很喜欢看见《新青年》、《新潮》，因为他们是传播自由、平等、博爱、互助、劳动的福音的。”但由此即推断为恽代英的“选择”，未必合适。说起来，恽接触并向《新青年》投稿，从时间上说不算晚，1917年3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第3卷第1期，已刊有其所撰《物质实在论》（哲学问题之研究一）。1917年8月11日的日记有载：“拟作文投《新青年》，借问前稿究竟。”在其所整理的“民国六年大事记”中，还道出该年6月20日，曾撰有《破坏与建设》、《论信仰》,“投《新青年》共酬洋五元”。因此，最晚到1917年年初，恽已接触到《新青年》，对比之前已提及的要到1919年3月才订阅《新青年》，不免会问，这个时间似乎长了些？如果再看恽代英对《新青年》具体的“阅读”情况，或许就会发现问题之所在。
1917年9月27日，恽代英注意到《新青年》改革文字，在日记中有此议论：
《新青年》倡改革文字之说。吾意中国文学认为一种美术，古文、骈赋、诗词乃至八股，皆有其价值，而古文诗词尤为表情之用。若就通俗言，则以上各文皆不合用也。故文学是文学，通俗文是通俗文。吾人今日言通俗文而痛诋文学，亦过甚也。又言中国小说，不合于少年阅览，因谓中国无一本好小说。究之《红楼梦》，虽不宜少年读之，而其结构之妙，必认为一种奇文，不可诬也。故此亦一种过论。
次年在《致吴致觉书》的一通书信中，他又表达了这样的看法：“新文学固便通俗，然就美的方面言，旧文学亦自有不废的价值，即八股文字亦有不废的价值，惟均不宜以之教授普通国民耳。”
1919年4月27日的日记中，恽代英又表达了对新旧思想的看法，表示其所主张的是“利用旧思想以推行新思想最妙”: “吾等信新学说，非以纯理的脑筋信纯理的学说，乃以此学说有利于大多数人也，由此则苟利大多数人。如利用旧思想之正确者，以传播新思想，何为非最可用之办法。必欲将旧思想一概抹煞，以启争辩，而碍事机之进行，若非为自己好奇立异，殊不必也。”进一步还谈到：
孔子之学说，自然不尽可信，然苟确有所见之大学者，其根本观念每每不谬，其余则受当时社会之影响，有不正确处，亦有不可讳者。如孔子《礼运·大同》及《论语·道之以政》章，何曾不好。至谓女子比于小人，事君期于尽礼，则囿于时见，此人之常情。以此责孔子，犹责其不用阳历而行夏之时，不坐摩托车而乘殷之辂，此岂非可笑事耶！甚者，必周纳孔子之言行，而《礼运》则必谓非孔子所作，此纯为批评陈死人之闲话则可，不然必是与孔子结下不共戴天之仇。不然，何苦必以如此凌辱孔子为快？一个人必定要争孔子是大圣，没有一句错的。一个人必定要争孔子是大愚，没有一句不错的。若不是为孔子，是为世界人，我看这都错了。
尽管未曾提及《新青年》，但还是不难发现内中为孔子的辩护，部分即是针对《新青年》刊发的文字表达看法。多少表明今日视作新文化运动最重要的象征，在恽代英那里，并未激起热烈反响，反倒是另有看法，甚至是负面的看法。1919年2月10日的日记中，恽也留下这样的记录：“寄仲甫信，劝其温和。”话虽不多，征诸以上事例，所要表达的意思，还是清楚的。这也促使我们进一步检讨，作为青年学生对新文化运动的“阅读”，是否另有枢机？
就“阅读”的层面来说，这也是不可忽略的。可以明确的是，在“中心”推动新文化运动者的“良苦用心”，未必皆能获得“同情之了解”。对于青年学生来说，尤其如此。从恽代英那里，大体可以感受的是，对于自己的未来，自有其设想。因此，“中心”传递的，与他个人的想法，也大异其趣。
恽代英在日记中有对自己的期许：“代英读书时极少，但做事、做文、谈话，处处比读书更有益。自知欲列学者之林，固为无望，亦觉只要做 ‘人’的事，‘一命为学者，无足观矣’。做事、做文、谈话，每求有益于人。”总之，“只求为中学事，决不望作大学教授也。精神因有事业而有所倚托，所以心神常愉快。暇或以书报消遣，无书报亦一样愉快也”。可以说，恽并未考虑选择学者之路，这对他来说，多少是属于“不易得”。更重要的还在于他对“行动”，更有兴趣。前已提及恽在致王光祈的信中，表达了对《新青年》和《新潮》的喜欢，这封信紧接着又写了这样一句，“但是我更喜欢看见你们的会务报告，因为你们是身体力行的”。信中也表达了加入少年中国学会的愿望。这应该是由衷的话，实际上，从恽对《新青年》的阅读来看，往往对于学术方面的内容没有什么回应，倒是对行动方面的内容有兴趣，这也显示出青年一代的特质所在。可以说，尽管居于“中心”地位的北京大学一干人，于提升中国的学术品质可谓不遗余力，然而这样的意见却未必能得到青年的赞同。在1917年1月19日的一则日记中，恽也记下了获悉蔡元培入长北大后讲话的感想：“蔡孑民先生告北京大学诸生言，大学生专研学问与专门之重实用者有别，故大学生宜专心学业。余意不然，（一）先生以为必如此学术乃昌乎？则学术而不顾实用，不证之实用，必非实学。（二）大学生不重实用，非国家设立翰林院，则将来则何以为生。（三）专门毕业生如能以科学尽职分，非不足者自必勉学，其谬误者自必改正，其研究学术之效必更远且大。”
这里无意以恽代英作为青年学生的代表，以为青年学生对新文化的认知如何如何。将目光转向另一位学生陈昌标（1901—1941），或许就能看到不一样的情形。
陈昌标，字范予，1918年从诸暨乐安高小毕业后，考上了位于杭州的浙江省第一师范。曹聚仁曾谈到：“时人谈五四运动的演进，北京大学而外，必以长沙一师与杭州一师并提，这都是新时代的文化种子。”征诸陈范予的经历，也能说明这一点。可以明确的是，这所学校的老师，已将较为时兴的内容传达给学生，如陈在《国文》课上就读到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胡适的《不朽》与《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从报上获悉新文化运动的相关信息，他的立场也是鲜明的，1919年4月2日的日记就这样写道：“看报，知蒙古有国暗助独立及今国内新旧派之反对大学生以思潮之思想著书，而张元吉竟诉之教育部，遂致陈独秀辞大学教育职。噫，顽石不化犹如是。”在日常生活中经历一些事，也有符合类似基调的议论。譬如，针对孔子诞辰放假事，陈在1920年10月8日的日记中就有这样的议论：
孔子诞日为什么放假？孔子在专制时代，是一个不出风头的圣人，他的道德和艺术 [学术]，真可算是成万世帝王的好商品，无怪乎到这日子，要喧闹了一番。不过是什么时代？孔子的道德，既然不适用，就是孔子的学术，还有存在的余地吗？……孔子既然不是现今的人，他的道德、学术配不上做现在的榜样，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空废 [费] 了一天的工夫，放无意识的假呢！……我甚不能解。
问题转向“阅读”，日记中也提供了不少信息。1919—1920年间，陈范予所阅读的报刊包括有：《教育潮》、《新青年》、《新教育》、《星期评论》、《世界画报》、《新潮》、《时事新报》、《浙江新潮》、《学生联合会会报》（杭州）、《新社会》、《平民教育》、《钱江评论》等等。如要加以区分，大体包括三类：首先是教育方面的刊物，其次则是“中心”所出版的各种刊物，再有就是地方性的报刊。就对《新青年》的“阅读”来说，所提供的信息或许与我们的“期待”，颇有落差。日记中有两处提到《新青年》, 1919年7月21日的日记这样记录：“阅《新青年》。”同年10月4日的日记也只是这样的内容：“天晴。晚，学习风琴，并阅《新青年》。”
陈范予的日记较为简略，对于《新青年》没有什么特别的表示，未必能说明什么，这也可归到“无”的一类。那么，“有”的是什么呢？如果要问日记中较多涉及的内容，主要还是对现实问题，尤其是学生运动有更多关注。1919年5月6日，从《时报》上获悉“月之四日下午二时，北京大学生等五千人往各国使馆求归还青岛并诛卖国贼陆、曹、章等”，陈在日记中就写道：
此种学生诚足取法。吾人寄旅此间，岂不知国事之紊乱、民生之涂炭，特以才少学寡，不敢效揭竿之首事耳。前既有道之者，吾人当砺行踵之，以国家为前提，庶乎得尽薄国贼，而重新中国黄帝尧舜之光，亦父老子女之荣也哉。余望者是，赞者愿同向之其可乎。
第二日晚，之江大学来函云：“吾傥学生宜结成团体以为北京学生之后盾，所被捕二十余人当思能以出之。”陈在日记中也留下这样的豪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况吾辈求学者乎。是以对此大事不得不用心强力计，以成之也可。”
日记中相关的内容还不少，不必在此一一征引，所显示的是青年学生如何被“唤醒”，趋向于具体的行动。关键在于，这也影响到对新文化的“阅读”方式。日记中未见多少对于新文化学理上回应的内容，能够激起其反响的，往往是演讲，远超过杂志本身。日记中较多提及听演讲的体会，此亦表明，影响于学生的，报章之外，演讲是值得重视的形式。1919年5月7日记，“赴省教育会听杜威博士演讲。1919年10月7日记：“晚四点后，蒋梦麟先生在礼堂演讲”。此外，还提及包括杜威、蒋梦麟、沈仲九、陈望道、罗素、罗世真等举办的多次演讲，均有详细记录。除了听演讲，辩论式的学习方式也在兴起。1920年1月29日的日记就写道：“下半天，到学校和天池、乃庚辩论新学，也是研究新学，觉得滋滋有味，到晚膳才返家。有这种研究的机会正是促进新学的良机，其乐事也。”
这一点，亦为舒新城的回忆所证明。“当时青年求知欲之切与各校竞争之烈可称无以复加。九年秋由省教育会延请杜威、罗素、蔡元培、吴稚晖、张继、张东荪、李石岑诸先生赴长沙讲演，对于蔡等以下诸人除去公共讲演而外，各校均请莅校讲演，蔡、吴竟至声哑足软。”其本人，因为是湘人的缘故，在长沙多年，师友关系比较多，也不得不多方应付。因此，这也算“中心”影响“边缘”的方式，只不过是由“中心”之“人物”直接发挥影响力。
五、余论
余英时先生讲述《我所承受的“五四”遗产》，集中表达了这一层意思，带有浓厚“自传”意味的“五四”，更加值得珍视。在这一特殊的角度下，“五四”便不再是一个笼统的“思想运动”，而是因人而异的“月映万川”了。虽然同是此“月”，映在不同的“川”上自有不同的面目。立足“中心”与“边缘”审视五四思想界，部分也是期望能展现新文化运动“月映万川”的图景。当然，对“阅读”个案的梳理，无意去动摇关于新文化运动的解释架构，也做不到。然而，个体的故事仍弥足珍贵，多少提供了反省这段历史值得注意的一些面向。
所谓“阅读”，原本即是私人性的。事实上，对《新青年》的“阅读”，也未必有什么“通例”可以援引。除上述讲到的几个个案，还不乏更多例证说明此。譬如，在舒新城那里，其所提供的信息，无论是“禁读《新青年》”，还是“读《新青年》”，都算是“例外”。前已述及，约在1917年舒完成了从私塾到高师约20年的学生生活，1918年下半年，任教于湖南福湘女学。该校为美国长老会所办，舒所提供的信息是令人颇感意外的，“该校对于学生禁阅某种书报——当时的《新青年》是被禁的”。他也成为学生阅读新文化报刊的引路人。据其所言，进入该校后，他很快感到学生“国家常识”之匮乏，原因在于：第一是出于文史教员不努力灌输本国知识，第二她们无阅报的习惯，第三她们不与一般教育界接触。而其本人，却延续了此前广泛阅读报刊的习惯：“自 ‘五四运动’以后，求知欲更为发展，各种刊物风起云涌，使为应接不暇，竟因读书过度而生胃病。我的教育学术研究及著作生活，也在此时植立较深的基础。”他也将此用以教育学生：
我欲养成她们的阅报习惯，每日都为之圈定若干段国内外的重大新闻，强其阅览，且于每次上课之最初最后数分钟或讲到课程与时势有关系时而询问之；对于当时的《教育杂志》、《中华教育界》、《新青年》、《新潮》、《星期评论》、《解放与改造》、《青年进步》、《妇女杂志》等等亦复如是。所以学生的常识很有进步。
舒新城的经验还表明，阅读《新青年》，于他来说也属“例外”。他坦诚：“我对于当时社会之种种，自然和一般青年一样，而惊醒则比较的快：是因为自民国五年起为便继续不断地阅读《新青年》——最初并不是知道这刊物的价值而订阅，是因为它是由湖南陈家在上海所开的群益书局所发行而订阅——对于陈氏的议论，当然是表同情的，不过因为知识的限制，不能有深切的表示。”此外还提及，“当时长沙无代售各种刊物兼报纸的书店”，只是因为一位黄姓体育教员个人创办了《体育周报》，以之与各种刊物交换，且代售各种刊物，舒也由此有了购买杂志的渠道。“我与他本相熟，托他把能办的刊物都送我一份，同时于本省的报纸而外，并由他代订《时事新报》、 《民国日报》及北京《晨报》一份。中秋节他送来一张账单，三种报纸连同五、六十种定期刊物，共为九十余元。这数目是一年的费用，当然不算大。”
然而，仅仅勾画私人的“阅读”经验，还远远不够。区分“中心”与“边缘”，正可以超越个体的经验，寻找两者的作用机制，亦可从更为广泛的视野认知新文化运动。原因在于，尽管“阅读”是个体的行为，由种种机缘造就，然而，哪怕是私人的阅读，也可以展示“中心”向“边缘”渗透的机制何在。同时“边缘”对“中心”所产生的认同，也是需要面对的问题，否则，“中心”也难以形成。前面所提及的个案，主要展示了“中心”向“边缘”的渗透，需要补充的，正是在此过程中所发生的“边缘”向“中心”的认同。
在本文所涉及的几个个案中，恽代英即提供了这方面的例证。1917年3月14日，恽在日记中不无骄傲地表示：“刘子通先生闻余曾投稿陈独秀先生处，因索底稿一阅，并云陈函颇赞美余。余自思，余之地位或已日渐加高。”1919年8月22日的日记，又传达了这方面的用心：“写致东荪先生信，与昨致适之先生信，皆我联络善势力，以得正当助力之企谋。”可以说，恽所开创的事业，颇为希望得到“中心”的襄助。《新青年》第6卷第3期“通信”栏，曾登有《欢迎 <新声>! 》，内容为武昌中华大学中学部新声社致《新青年》编辑的信，及胡适的复信。信中写道：“我们素来的生活，是在混沌的里面，自从看了《新青年》渐渐的醒悟过来，真是像在黑暗的地方见了曙光一样。我们对于做《新青年》的诸位先生，实在是表不尽的感谢了。”以这样一种方式推销自己的刊物，在当时是颇为流行的做法。受到《新青年》的影响，自是事实，但无疑也包含着认同“中心”，寻求“中心”支援的意味。所谓“嘤其鸣矣，求其友声”，从《新青年》的广告看，最初主要是群益书社的书籍介绍，随后，主要即为各种新创办报刊的广告所充斥，展现出各种报刊所形成的“共同市场”。
试图获得“中心”的认同，不单作为青年学生的恽代英如此，吴虞更提供了借此走向“中心”的例证。其经历显示了，阅读报刊的过程也是选择同道的过程。他在读报过程中，凡觉得思想相近者，便致函相关编辑人员，并奉上自己的文稿，其与《甲寅》、《新青年》的关系，即由此肇端。《甲寅》与《新青年》，也成为吴虞晋升之路的重要一环。从《新青年》“通信”栏，还可发现这一幕，从投函《新青年》开始，逐渐成为该杂志的主要作者的，不单有吴虞，还可开列出这样一长串的名单：钱玄同、常乃悳、张申府、俞颂华、蔡和森、陈望道等。
胡适曾说过：“二十五年来，只有三个杂志可以代表三个时代，可以说是创造了三个新时代。一是《时务报》，一是《新民丛报》，一是《新青年》，而《民报》与《甲寅》还算不上。”吕思勉也指出：“三十年来撼动社会之力，必推杂志为最巨。凡风气将转迹时必有一两种杂志为之唱率，而是时变动之方向，即惟此一两种杂志之马首是瞻。”杂志之所以产生如此的影响，关键即在于，“皆针对当时之人发言；又其声情激越，足以动人之感情也”。前者言及刊物攸关于时代，后者则强调了刊物与社会的密切关联。无论怎样，《新青年》都当得上。在这个意义上揭示有关《新青年》及新文化运动的阅读个案，以呈现新文化运动的多姿多彩性，以及中国社会的多样性，或不无裨益。而“中心”与“边缘”的区分，亦可帮助后人更好认知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