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五四”的再思考
——共识的达成及其伟业
一、前言
（一）中国人民心中“正面记忆”的五四
在“五四”（五四运动的简称）九十周年之际，有幸参加了北京大学主办的关于五四的研讨会。借此机会，促成了对于五四的历史意义的再思考。本人曾在《名古屋大学东洋史研究报告》上发表了《五四认识的各种面貌与五四文化论的主题》
，作了如下论述：毋庸置疑，不仅是在“五四”那个时代，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到三十、四十年代，到建国，直到今天，在中国人民心目中，对于五四的记忆和纪念是一脉相承的。此外，遇到某些周年纪念活动时，如“九·一八事变”等特殊时期，平时看起来很平静的民意表象之下，也会引发对五四的纪念，国民突发出对于国家的热情等，成为表达解决危机和内外悬案的人民意志的媒介。五四作为这样一种包涵创造契机的事件，在中国人民的精神中有着特殊的意义。
从建国一直到七十年代中期，在毛泽东领导下，五四的形象被固定化，并经常被政治运动所利用。但通过对五四纪念活动的持续观察，可以感觉到人民对于五四的记忆和纪念，与当政者的利益和用心保持着一种微妙的距离。如何认识这样一个问题，正是前文“文化的主题”所想要尝试的。
对于五四的印象，目前大致可以说比较明确了。用笔者的理解来说，国民各阶层对于“还我山东”这一高度统一的诉求，也就是解决当时中国国民所面临的内忧外患的关键，成为从自民国初年以来的闭塞、彷徨中解脱出来的契机。其结果就是北京政府罢免了亲日派的三个官僚，并拒绝签署损害中国利益的凡尔赛条约。其影响远不止于此，安徽派势力的失势、日华秘密军事协定的失效、《九国公约》的缔结等均无需赘述。笔者尽管也认为这一系列的成果是“五四的伟业”，但这毕竟是没有政府和政党作为后盾，而是由国民各阶层自发的行动来实现的。五四运动，对于中国人民来说、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正面的记忆”——这是给笔者的强烈印象。
但是笔者认为，五四的意义，与所谓“无产阶级领导”的认识还是有些出入的，应该不仅仅限于所谓的“民主、科学”和“启蒙、救国”等形而上学的概念。中国国民文化的成熟可以被认为是来自五四的业绩，但在此，“文化”并不是艺术、美术等狭义的概念，应该理解为“实现人类的理想和目标的精神行为”的总称。进而言之，它是指由人类内在的力量创造出的为改善生活的技术和智慧，或是指以民意的力量推动政治改革的能力，特指对于社会和国家的责任意识。笔者认为，中国人民内在的这种素养在五四时期突然爆发，改变了国内外的政治格局，不仅挽救了濒危的山东省，并借发扬民意的余威一举改变了民国初期政治的混乱，引发了社会思潮的变化，进而严厉打击了借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个所谓“千载难逢之良机”而气焰嚣张的日本的“东洋门罗主义”。
如上所述，本文与其说侧重在政治或经济方面，不如说是从广义的国民文化的角度来研究五四。将“五四”看作民国初期内外悬案解决之起点，而导致了继国民革命之后的政治变换，在没有政党、政府的参与以及并非因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而产生的，而是由民意也就是如孙中山所赞扬的“人民的心力”——中国人民精神的内发力而导致的，这才是笔者的主张。在此，本文援用“社会的共感”这一概念作为考察的帮助，将五四作为“出现的瞬间”来进行分析。
现代议会制也罢，发达的生产力或市场经济也罢，以及全球化运动等等，如果没有达成全社会成员的共识，那么这个体系不过就是空中楼阁，抑或仅仅是给统治者或富人阶层提供的作秀场。这也是十多年来展示在我们眼前沉重的现实。没有了社会成员交流的共和制度以及资本主义生产力等，无异于无魂之体。反而言之，得到共识支持的社会，即便是在落后生产力以及不良政治体制之下，也能够顽强抵抗现代军事大国的猛烈攻击，比如抗日战争等就是很好的例子。
由此联想到，我们日本和日本国民，实际上正是缺乏这种“正面记忆”。确实，在日本也有像“八·一五”等想忘记却无法忘记的记忆和纪念。但这大多是需要加上“够了，不要再提”这样的感慨的，这种差异对于“五四认识”也不例外。在中国“勿忘五四”的召唤兴起的同时，在日本以《大阪朝日》为首的大众传媒却污蔑中国的五四为“学生义和团”，强烈谴责其“妖言惑众”以及有排日暴行等。以吉野造作等少数有良知的人士，针对“文明的日本，野蛮的支那”等荒谬舆论，提出“不要谩骂北京学生团体的行动”。在亚洲唯一完成资本主义改造的君主立宪国家日本，与中国人民认为“二十一条”是国耻、日华陆海军秘密军事协定是亡国危机的认识，居然毫无共感，这不得不让人感到有一个巨大的断层横亘于两国的近代史当中。
（二）日本的五四研究的回顾与批判
本文主要想将日本对于五四的研究进行归纳整理。日本对五四的研究有很深厚的积累，笔者大致以20世纪80年代中叶作为分水岭来进行整理。
至1980年代前半期，总体而言，可以说是“反省对华侵略”、“以中国近代为鉴对近代日本进行批判”这样一种基调。各学派都认可将“五四”作为现代中国的起点。日本人的“战后”观有很大的范围，五四研究暂借这一概念统称其为“战后期”。在这一时期的五四研究中，诚如有人指出的那样，基本上都是认同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史观，将五四高度评价为“中国民众民主化运动的金字塔”。
进行这种整理时，笔者将1980年代中期以后称作“后战后期的五四研究”。可以举出中央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编著《五·四运动史像的再探讨》的出版作为这个转机的标志。此项共同研究是此前的五四研究的集成，同时也是“战后期”五四研究轨道大幅度转化的产物。由此，中华民国史研究、资本主义发展史研究的进展也相得益彰，互为影响，使对于五四的实证研究得以更加精密化地进行。
如果把这共同研究的成果以及新的转化做一概括，应该包括以下几点：第一，对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史观在五四研究中的运用提出重大疑问。第二，将五四“反帝反封建”的性质重新严格确定到“反日、反皖系”运动。第三，对照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水平，将在运动中“强调资产阶级的作用”替代了以往单一强调无产阶级的要素的看法。第四，综上所述，否定了以前形成定论的将五四视为时代分期标志的学说。这些倾向逐渐得以巩固，其结果就是看做为一个改变其定位的契机：与辛亥革命相比，五四并非一个特别的事件，它不过是中华民国史、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上的一环。第五，五四的核心是“收回山东主权”，支持它的是所谓的爱国主义被认为就是广义的大中华主义。近年来更进一步的研究中，对以前一直强调的理性运动的定性也产生了歧义，对学生们的过激行为、盲目的群体骚乱等也以冷静和反省的视角进行了探讨研究。
对“后战后期研究”的倾向，笔者毫不吝惜地认可各个实证研究的成果。历史从来就是多样的，有时是以相反的、互为矛盾的无穷的史实积累为基础，发掘出新的历史真相，毋庸赘言是应当受到尊重的。但问题在于，这些“新”的史实最终是否能颠覆战后期五四研究的成果。
战后期的五四研究，可谓在宏观上形成的五四观。与此相对的“后战后期”，如果对照来看，或许可称为“微观”的五四观。例如，“再探讨”的代表人物之一的斋藤道彦，试图将“五四”凝缩在“五月四日事件”——以此为由，将五四表示为“五·四”——从这一限定的视野开始，导致历来的五四观产生了全面的转换。
笔者认为，即使有微观的五四观，宏观的五四观也有重要的存在意义。就是说，宏观的五四观有需要修正的部分自不待言，但是从“五·四”（即北京学生游行）的微观图中，是否可将以五四记忆来支撑的、由来已久的中国人民的精神归纳到大中华的爱国主义中去？实在难以苟同。只能认为是微观图将五四的全体面貌忽视了。进而言之，战后的五四研究尽管确实受到毛泽东的五四史观的鼓舞，但非仅限于此，仍需注意到它对战前的五四及中国观的反思这一特点。对毛的史学观进行批判的清算主义也是需要重新考察的，这一点不得不说。
从将“五四”作为历史时期区分标志的观点来看，此点更加明了。如果顾及到五四的因果关系，最直接的当为：1914年日军占领德国在山东省的军事基地为起点，由“二十一条”引起的中日对立、以“西原借款”为代表的日本援段（祺瑞）政策、日本出兵西伯利亚和《日华陆海军秘密军事协定》、围绕巴黎和会与凡尔赛条约产生的中日争端、五至六月达到高潮的反日反皖系运动、皖系官僚的罢免直到拒绝签署凡尔赛合约，这一系列的事件可谓一目了然。此点斋藤先生也表示认同。而且，五四也并非到此为止，如上所述，还应包括皖系势力的倒台、日华陆海军秘密军事协定的废除、九国公约引发的“二十一条”失效等。把这些广义和狭义都包括在内后，统称为“五四”是否妥当？此外，六月以后从上海发展到全国各主要都市的国民运动阶段，是否也需给予同等的关注？北京的学生运动到了上海等地发展为“三罢”（罢课、罢市、罢工的并存与联动，以下不加括弧表示）的国民运动，不应忽视从开始就伴随产生的一系列成果。
或许是画蛇添足了，笔者认为，必须铭记的是：五四是中国人民抗日史的第一步——尽管是以和平的形式进行的抵抗。在战后期的五四研究中，无论是资本主义化，还是立宪化，比日本大为落后的中国，在五四中发扬了日本近代中缺失的文化道德，这一点值得关注。近年的五四研究，涉及到对中国民族主义以及暴力行为的论述，很让人担心是否会回到以前的五四认识？日本的近、现代，甚至到今天，与经济和政治相比，文化可谓贫瘠到可怜的地步，因此，笔者认为尚有很多值得从战后五四研究中学习的东西。
二、关于五四的不朽性
（一）对五四再思考的视点
五四是何时发生的？谁是发起人？或者是哪个社会阶层、阶级发起的？如何发动的？如何进行的等等，这些史实是不会变的，很多问题都已经明确了。在此一定程度的共同理解中，着眼于五月四日的北京学生运动，还是应该关注包括六月五日之后上海的三罢运动等，以至于关注范围直到九国公约？存在着各种不同意见。可以说根据着眼点的不同，对五四的历史评价产生出各种不同看法。
与此相对，本文希望能够改变一下研究思路。也就是说，确认跨越时空的五四被中国人民牢记和纪念这一事实，让我们回到那个时代去进行探究——为何五四成为他们不朽的永久记忆。但是，这并不是说将五四从零开始重新考察，以彭明先生为首的学者已经有了很深厚的研究积淀，因此为了避免多余的劳作，在考察具体的史实认识上只选择有必要的相关史料进行再读解。
下面，对于本章节的研究办法进行分段确认。
第一，五四的规模，是以北京和上海为首的大、中、小规模的都市为主要舞台的运动。彭明先生提到了农村的背景，也有像山东省那样在全省范围内进行运动的例子。但以笔者愚见，毕竟发生在农村的事例较为稀少。也就是说，五四属于在中国新兴都市起源的事件。但是当时的中国，现代化都市还处在形成过程中，在领域上和居住人口上，所占范围还是极为有限的，如黎澍先生认为的五四尚属比较小的事件的看法，笔者认为是一语中的的评价。相对小规模的五四，以“收回山东主权”为纽带，由皖系势力的倒台、日本对华“二十一条”的失效，直到民国的政治统一，成为一连串政治转换的机缘。综上所述，不是很大规模的这次市民运动，为何得以成就前面所提的“伟大业绩”，这正是本章的要点。
第二，五四的原动力。五月四日北京的学生们展开了爱国游行，唤起了市民各阶层的共鸣，使运动产生了连锁反应，推动了批判北京政府的媚日政策、抵制日货、提倡国货、拒绝签署凡尔赛合约以及实现九国公约和收回山东等一系列悬案的解决。以学生为发起者的这次运动扩展到工商业和工人阶层，之后又有妇女团体的加入，在短时间内跨越了都市社会各阶层的壁垒，以复合和多层次的国民运动的面貌出现。五四像一个磁场般扩大影响的同时，参加者之间一时形成了“一个气场”（即一体感、共享感）的体验。在这次运动的熔炉中，产生了各阶层间的相互理解和相互支援的氛围，同时，“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这样的民族认同意识得到了加强，国民的民族主义时代到来了。以此溯源，五四的原点和根基不可否认就在于北京的五四学生运动，其发展后成为上海的三罢运动难道不应被看作是五四的象征吗？
共感观念（sympathy）与民族认同意识，简言之，是超越了社会阶层间的壁垒的一种共同感受，恐怕也是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现象。以往承担起社会革新使命的士绅阶层，事实上一向恐惧被称作“造反”的来自下层社会的骚乱。为了避免遭到“造反”，这些士绅阶层才担当起改革抑或革命的使命。至少，到辛亥革命为止，中国的政治是以这种面貌来运作的。值得注意的是五四成为了改变这种政治构图的征兆。
（二）对于上海三罢的考察
我们将“因为有了上海三罢的支持，五四才得以胜利”作为前提来进行研究，正如众所周知的那样，六月八日之后已经在客观事实上发生了总罢工，震撼了国内的政治和经济界，使淞沪护军使、直系军阀等对皖系形成了包围圈。同时，在国际上，英美等列强也与日本拉开了相对的距离。其结果便是罢免了亲日派的三个官僚，拒绝在凡尔赛合约上签字以至九国公约的签署，如上所述，得到了如此意外的成果。学生的罢课、工商业者的罢市和工人的罢工，这三种抗议行为既有独立性又相互支持，这体现出了他们统一的共同政治目的。
但是，在现代社会，尤其是在成为瞩目点的都市空间中，在行业分配以及社会阶层的分化进程中，市民间的价值观是与时俱变的，生活上的利害关系也错综复杂，时而发生矛盾也难以避免。其结果就是市民间很难形成共鸣、连带和共同斗争的局面。由此可以想到，学、商、工三者的行动同时发生，并相互联动、相互支持来共同解决社会问题的这一事实，可说是极为特殊的事例。
荷兰莱顿大学的J.T．陈先生已经提出，上海的学、商、工三者联合发起的反日反政府抗议活动，是由于紧迫的亡国危机感造成的特殊事件，本文对此要的补充是，应该密切注视到：由于植根于生活产生的共同意识才得以成为五四决定性因素的三罢的实现过程。受篇幅所限，本文只能拨出一部分精力，研究当时学、商、工的生活状态。
1．罢课与罢市的关联
首先，关于罢课与罢市的关联性，从五四抵制日货运动即可探究其端倪。
发端于五四前的反对“二十一条”运动，以抵制日货、救国储金等为武器。为此，全国各地设立了劝用国货会、维持国货会、救国储金事务所等机构，以北京为首的各地总商会唤起国耻意识，全力推广抵制日货、普及国货运动。此外，在反对“二十一条”和日华秘密军事协定的过程中，在日中国留学生以及从日本回国抗议的学生们，从北京和上海开始，进入各地的商工业行会和事务所，摸索联合行动。
在五四的最初阶段，收回山东主权、严惩国贼、反对“二十一条”运动，可以肯定是与抵制日货、实业救国运动相辅相成的。所以，市民各阶层对学生的罢课。理解为“正当民意的代言”。工人阶级认为：学生们不惜失去求学机会而罢课，实属悲壮。他们被罢课学生的街头活动所感染，鼓掌乃至捐赠饮食等行为屡见不鲜。在这样的气氛中，可谓为工商业者和市民阶层的罢市创造了足够的条件。但是，罢课遭到军警的镇压，学生们催促进行罢市，下层工人和店员被激起，这股热情并带动了工商业者行动起来——这是很普遍的实际情况。
罢课的学生是自科举制度废除、新学制实施之后，与高等教育相关的学生群体激增的产物。这些新知识阶层（新精英）与过去的士绅阶层相比，被称作“边缘人知识分子”，其生活和感情与平民接近。《少年中国学会规则》中明文禁止赌博、嫖娼，并制约着他们参与政治，保持勤俭朴实的作风。同时，接受资本主义经济的趋势，以及认同民族主义、实业救国等价值观。
另外，包括上层士绅商人阶层的工商业人士，受到民族资本主义昌盛的形势所趋，打出了实业救国和加强国权的旗号，利用抵制日货、劝用国货等运动来对抗“二十一条”等外来压力。这种质朴的学、商两阶层的结合点产生后，引起了相互共鸣，导致了罢课和罢市的实现，进而成立了商学联络会，在主要城市召开了“国民大会”，最终实现了商、学、报、工等由各界组成的联合会。
2．罢工的展开
其次，谈一谈罢工问题。在现在可以确认的《申报》、《时报》和《晨报》等报道中，最早可从六月五日开始，也就是商人罢市开始前后，即可看到日本人经营的纺织工厂等最先发生“罢工”的事实。在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史》中，由当事人一侧提交的报告中亦有描写。罢工拖得越久规模也就随之增大，八日之后出现了全面罢工的状况，包括批发业、零售业、旅客和货物的运输、内外航运，以至电力、供水、电信、邮电等，导致了现代城市各个机能和市民生活的混乱和麻痹状态，已有多方指出，这些活动显示了他们使城市停摆的能力，给予国内外当权者以极大冲击。
众所周知，在上海等现代城市地区，随着现代工业的发展，工人数量也得到急速增加。在上海，1915年前后，粗略估算最多有大约200万人口，其中包括工厂工人在内的近代劳动者、手工业工人、清扫以及扛包等杂业工人在内，约有70万人左右。这些工人当中，学徒制的工匠和具有一定技术能力的熟练工人的周边，还有着很多来自农村的临时雇工。尤其是后者，存在于人力车夫、挑夫、纺织工厂等非熟练工种的各个领域，他们在非常艰难的情况下维持着家庭的最低生活水准。他们面对极为恶劣的工作和微薄的收入，不得不面临每天都可能失业的不安的生活，生存在上海社会的最底层。有研究指出，依靠微薄的日薪的这些工人，由于不得不面对一天不工作就有可能无法生存的窘境，从来就与政治诉求的罢工毫不沾边，有时却又处于非常矛盾的立场。
另一方面，已经很明了，民国初年以来，以中华民国工党、中华工业协会等形式，企图对于工人阶级进行启发、动员的组织出现了，并因此开始产生了对劳动基本权利的拥护。此外，在上海等地，青帮等各种帮派的结社，也针对这些原始的劳动者群体提供雇佣调解和互相帮助的福利，同时作为企业中介的形态进行劳务管理。还有传统的“会馆”等设施作为地缘的纽带收容劳动者，在这一时期附属于上层的工会组织，起到了灌输国货及国权意识的作用。这些就成为了动员工人阶级参加到五四政治运动中的媒介。之后在五四时期中，与日本向西伯利亚出兵以及日本的米骚动相关联，日本强烈要求北京政府出口大米，这就直接威胁到一般工人的口粮，因此成为工人反日情绪高涨的条件之一。以上这些条件相综合，才造成了反日罢工以及罢课、罢市同时发生，并得以坚强地持续。
也可以说，罢工的出现还有很多未知部分，在报道中，工人的罢工是在六月五日同时发生的。在工界大会上，谢申岳指出“商学两届相随一致救国”，也就是说工人阶级在学生罢课和商人罢市的感召下开始行动，非常形象地描述了当时的景象。但是，综合各报纸的报道来看，彭明先生主张的方针，也就是工人罢工的“自愿、自动性”，也就是自立、自发性是不容忽视的。当时在上海，工人们按各自的意志在各个工厂进行集会的行动被多次地报告。五月初在救国十人团的诱导下，出版界工人受到启发，在内外棉、日华等日系纺织工厂，围绕劳务管理的修改持续发生纷争，导致由日系工厂最先开始罢工，应该是顺理成章很自然的事情。尽管也有工党或罢市的工商业者唆使工人进行罢工的例子，但在这个场合，工人的作用、工人有组织的行动力毫无遗憾地得到了发挥，工人们不仅进行了政治抗议，也在房租及改善工作条件方面提出要求，如邓中夏、戴季陶等记录的那样，逐渐演变为给社会与政治以压力的存在。
截取“三罢”中的几个横断面，可看到以罢市的商人阶层为中心，多次提醒“文明举止”、“不要暴动”，由学童组成的“童子团”为了维持秩序而在街道巡逻等。与工人罢工声援“反日、反皖系”的运动相对应，有报告指出了学、商两阶层对于挽回工人罢工造成的利益损失进行了考量。恒丰纱厂老板聂云台倾力救助罢工工人，工党方面也为维持工人生计而组织各行业“公所”，进行募捐，也有将违反抵制日货誓约的违约金用于救济工人的主张等。此外，也有报道说上海学联要求今后继续维持中国对日本大米的禁运、维持粮食平价出售等。
如此这般社会各阶层间相互关联的行动，以管窥之见，是这一时期上海的突出的事例。但是，不同的职业和阶层间有意识地进行相互理解与支援这一贵重的历史经验，与传统的以血缘、地缘建立的社会关系很不相同，是值得关注的新型社会结合的象征。这一行动，如上所述，学生联合会、各地商会、商业联合会、报业联合会、工界联合会、妇女联合会等进行联合，结果是各界联合会的成立。可以推断，在商业、教育两团体的指导之下，各种“民治”运动高涨。如李大钊的概括，中国从传统的纵向结构的社会，开始向横向社会连结的新社会转移。
三、关于民国史中的五四
毋庸赘言，五四是民国史中的一节，但它占有什么样的位置呢？
在受“新民主主义革命史观”支配的时期，众所周知，五四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起点，也是新中国形成的原点。但是，对此进行否认后该如何呢？经过“再研究”，斋藤道彦先生将其再定义为“民众运动的最高峰”。但对于它与辛亥革命或民国史的关系如何，以笔者之见却没有合理的说明。
五四处于辛亥革命和国民革命之间的位置。两次革命发生的时间相对比较接近，但在规模和方向性方面都存在很大差异。也就是说，前者是以“分权（分省）论”为理论基础的，而后者则是拥护集权论的。都是在民国之下，一个是离心方向，另一个是向心方向。已经形成定论的是：辛亥革命以及它的成果之约法体制、国民革命和它的后果之党治体制（即革命党的治国体制）是完全背道而驰的。在这两极之间，五四正位于这个转折点上。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没有五四的话，就没有国民党政权和国民政府，五四便是这一重要的环节。
如前一章所述，五四的业绩是不朽的。但五四的性质并非是与国家、政权的交替相伴随的。并没有超出城市的居民，也就是“市民”运动的范畴。李剑农、李平心、华岗等在“当代史”的研究中表明：国民精神的自发，打破了民初以来北京政府体制的混沌和闭塞状况，导致了国家的统一、引发了“制宪”和“裁兵”等市民自治运动、关税自主权等改正不平等条约运动。此后的国民政府推出的政治的求心力与提升国际地位相衔接，也被国民革命所验证。
如果把“独裁的”党治与“启蒙、民主的”五四相提并论也许不被接受。五四具有“启蒙”和“救国”这两个特性，必须承认：“救国”具体化来说，将分省、联治的民国，重新整合为集权的国家，需要这一国民运动。集权的整合，也就是国民政府的政治统治，是中国人民的选择的结果，由此产生的对民国复兴的期待也是不可否认的。但是，笔者认为，五四与革命政权的“党治”并非直接结合，其间还有若干脉络存在。已经开始的国民运动的最终结果，却是理性的选择和市民的自由相对立的“党治”，这一不可动摇的事实不能不说是中国国民运动力量的直接结果。
五四并不是一个旨在夺取政权的政治斗争，它实际上成为了解决内外悬案的一场国民运动的催化剂。但再度审视其过程，那时五四的分化和分解已经开始发生。五四的群像，可谓各自对五四的记忆，步入下一个台阶。众所周知，工读互助团的实践也走到尽头，少年中国学会、湖南新民学会也开始解体，陈独秀发现了“工人”，在上海组成了共产主义小组，李大钊热心关注“主义”与苏俄。五四的这种“短暂过渡”的性质非常明显。作为集权论的转折点以及对五四潜在的纪念，它深深印刻在中国国民的心中。
（一）五四的“运动”评价的形成
从民国史的地平线上看，五四并不是自然而然的永恒和不朽。这是同时期的知识阶层努力将“五四之际的事件”称为“运动”并进行纪念的产物。五四时期知识分子阶层的高度机智令人刮目相看．切勿忽视，这些举措并未被说成是“一部分党派和团体的参与”，而是超越党派的共同事业，。这在以下列举的各种“金玉良言”中可看出。举例来说，《新潮》派的罗家伦在论证“五四的真精神”时说道：“学生的牺牲精神，社会制裁的精神，民族自决的精神”被评价为“是正当民意的表示，是中国国民的创举”。此外，《青岛潮》记者在其序言中写道，“是共和国的人民维护国家主权的新生机”, “是替代旧官僚史的共和国人民史的一页”。还有在国民党派的《建设》中，沈仲九评论到，“（中国人主动地）做出了作为人应当做的，作为民应当做的”，评价五四为中国近代史上“人的诞生”。戴季陶在《星期评论》上说，在五四中看到了“中国人的组织能力”。邵力子在《民国日报》上开设了“五四专栏”，赞扬“从死气沉沉的中国变为少年中国”。朱文叔第一个表述“五四运动史”，记述五四为“多数平民参与政治的第一声”,“五四的根本就是共和精神”等。孙中山将五四的意义提炼为“人民的心力”，并更名为中国国民党，宣告政治活动的彻底革新等。
如果将五四限定在收回山东主权的运动中，作为1919年5月前后发生的事件孤立的来讨论，是不适当的。上述作者们在将一连串的“事件”归纳为“运动”并进行纪念的同时，将其与民国共和制相连结并论述，正如在五四的熔炉中，作为拥有独立人格的各阶层人民（即平民），以及作为共和国的主人，尽到了他们本应尽的权利和义务，对此进行纪念。那时，各个作者尽管被民族主义的热潮所鼓舞，但不容忽视的是他们对新生的共和国的未来走向的关注。
（二）为五四做的准备
那么，五四的起源和原型是什么呢？
国民党相关人士通过大众传媒以及省议会等对五四进行了支持已经很明确了，但国民党总裁孙中山从广东退避到上海时，偶然际会了五四。民国的“旧国会”的议员大多在广东，并无直接参与五四。与以山东为首的各省议会的关联，野泽先生也已进行了介绍。以对于《日华军事协定》的担忧为基础，发展到对于巴黎和会的警惕，各地陆续不断召开了“五七”或“五九”国民大会。这是省议会、商会、教育会等以当地为活动基础的地方权威团体，也就是绅商阶层的政治组织的运动。他们在声援收回山东、抗议巴黎和会的同时，提倡马上停止南北内战、谋求和平统一的诉求。但是五四不是这类权威团体倡导的产物。制造出这种热潮的，首先是学生救国会、国民杂志社、少年中国学会、新潮社、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会等，被总称为“社团”的小规模自发团体所起的作用。
五四中受到关注的井然有序的抗议游行、街头演讲以及派发传单、抵制日货同时提倡国货等，在当时是非常明确的新志向。这与至辛亥革命前的政治结社形态完全不同，其中大多数超越了士绅运动的范畴，启发大众（平民）、推动运动发展，从以往的秘密及非法的政治活动，转变为在民国法制规定的公民权内正当的活动。学生、知识分子和绅商阶层的诉求，也面向大众甚至没受过教育的赤贫的劳动人民。这也明确地昭示出了时代的变换，五四便是以这种新型政治活动的总和的形式出现的。而承载这一使命的各个社团，在五四前夜已经开始了上述类型的运动。到了五四，“到民间去”的时代到来了，星星之火终于在五四显现出了它们的光芒。
各地出现的各种社团大多在五四前夜即已经诞生了，这可以认为是《新青年》运动的成果，可以说是受到欧美的影响，但由李大钊等留日学生对于近代日本的怀疑和批判活动也是不容忽视的。李大钊等人对于袁世凯的帝政阴谋象征的共和制的幻想破灭了，为研究近代社会而东渡日本求学。但是，到达日本后不久便发生了对中“二十一条”、“西原借款”等支持段祺瑞的政策、妄图殖民化民国的《日华秘密军事协定》等事件。李大钊等人坚定了与近代日本对抗的决心，大规模回国展开救国与启蒙运动，与《新青年》运动会合，投入到国民启蒙运动的洪流中。此外，根据胡适的回忆，为庆祝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蔡元培校长率先举行了露天演讲，制造出了最为高昂的爱国热情，广场的学生们沉浸在“公理战胜强权”这一理念之中。次年四月末，也就是五四的前夜，从巴黎传来了山东主权危在旦夕的噩耗，学生们的失望以救国运动的形式爆发出来，启蒙与救国在相互影响，相互补充中得到发展。
随着李大钊从担任北大图书馆主任、提携留日归国学生的救国会的活动，在蔡元培校长的鼓励下首先在北大开展活动，成立国民杂志社，向同仁、同胞们展开启蒙活动等。大约同一时期，新潮社也诞生了，业已开始筹备的少年中国学会也参加到国民启蒙运动中来。
与此前后时期，《每周评论》等“评论时政”的启蒙杂志的出现使运动的范围更加扩大，与此形成互补的《申报》、《新闻报》、《时报》、《晨报》、《民国日报》、《益世报》等日报也摆脱了旧时的形态，强化了社会大众传媒的机能。《申报》和《新闻报》的发行曾一度突破了二万部，与经营上的稳定化伴随而来的是摆脱了以往的“御用新闻”的体制。《星期评论》、《建设》、《觉悟》和《晨报/副刊》等期刊也呈现出了空前的活力，这些政论杂志也获得了一定的读者。成为五四“宠儿”的年轻的精英们有效地灵活运用了这些新兴的传媒。五四是这种文化的成熟的成果，这与古厩忠夫先生的论述是一致的。
（三）新旧运动的融合与集权化趋势
五月，以北京为中心的学生运动很快导致了全国学生联合会的成立，与此同时，运动的中心转移到上海，因受到三罢的影响力得到加强，如前所述，学界、报界、商界、工界、妇女界的结合而最终扩大为各界联合会。与业种、企业内的组织化进行的同时，促进了各地区的国民大会的举行，这些行动加重了反日、反皖系联合的色彩。直系和奉系开始从控制北京政府的军阀联盟中脱离，使皖系的武力统一政策开始出现破绽，由湖南为首的驱逐皖系督军的运动逐渐扩大。再加上英美两国与日本拉开距离，在与《九国公约》相关联的华盛顿会议上，各界派出了超过凡尔赛和会规模的“国民外交”代表团。
这就是所谓的实现了“民众的小联合→民众的大联合→融合了体制内反主流、独立派的政治大联合”。这股力量对内使由南北停战带来的统一气氛得到高扬，成为民国从“联省自治”的趋势转化向集权统一的转机。这是周知的毛泽东的五四认识，可认为是慧眼之识。对以往的毛的关于五四的政治的解释进行批判，并将与原本毫无关系的毛的这个五四认识束之高阁予以漠视，不能不说是欠缺合理性的。
还有，辛亥革命在分省化的社会趋势中催生了近代共和国。新生的民国面对分权化的省政权对于中央的背反，大众（平民）日常利益的游离等，其权力可谓停留于极其脆弱的状态。但由五四而实现的社会各阶层的相互提携、相互支援的经验，成为向陈独秀所谓的“多数国民的自觉和自动”为基础的共和国转化的信号。这一动态，克服了民国初期国家、社会的四分五裂状况——如谢里丹（J.E.Sheridan）指出的disintegration（解体）状况——而扭转向较为妥当的集权的统合方针。
四、暂作结论
最后，想就本文研究的内容做一总结。
首先，五四的焦点是收回山东主权的民主运动，对此并无异议，但本文将与之关联的一系列内外悬案解决的头绪也包括进来。五四的高潮虽然是短暂的，但其余韵至少持续到了1923年底，在这几年中，人民的内在的国家创造力的展露被鼓舞，不必说收回山东主权，更形成了政治统一的气氛、关税自主等国际平等的舆论等。沉滞的民国一下转变为充满活力、动荡的民国。尽管是短暂的，五四正是这决定性的冲击。笔者认为这就是中国人民对于五四“正面的记忆”的缘由。
其次，五四是其规模相对受到限制、以新兴都市为舞台的运动，从收回山东主权开始兴起，后来成为内外悬案解决的敲门砖，是由当时一时的社会各阶层间超越了壁垒形成共识及其运动来完成的。经过二十世纪初叶的“光绪新政”与民国的成立，中国开始向真正的现代化进行转换，在这五四时期中，随着职业的分配和社会阶层的分化的进行，各阶层和职能间产生了新的联动的萌芽——笔者认为这是划时代的一点。从学生到工人，“作为人，作为民做到应该做的”这种自我觉悟，使民国得到更生，成为支持中国经济自律发展的契机，值得认可。使国民各阶层预感到“人的诞生”，培养了跨越了阶层和职能的共生的社会规范，这也是纪念五四不朽的意义。
最后，谈谈对五四再研究意外的成果。这就是向集权论的转折是五四隐形的纪念。纵观五四的经过，李剑农、J．杰诺（J.Chesneaux）曾暗示过，也与J.E．谢里丹明确的预示构图相吻合，如将五四看作由分权、分省论向集权论整合的转机的话，辛亥革命与国民革命的相互关系、国民党政权开始实施的“党治”的构造便不言自明了。
辛亥革命是中华民国成立的开端，但只是个起点。五四则是由社会的共识来支持的，产生了对于“集权的统合”这种更为完善的国家体制的启示，甚至延续到今天。试错和重新启动的结果，使中国找到自身存在的国家形态，在低生产力的现状中构筑了坚实的社会基础。在近半个世纪以来，中国改革开放所形成的经济成长有目共睹，同时五四以来的原生质正在不断发生变化。在五四的九十周年到来之际，这是笔者本报告的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