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关于中国妇女与性别史论文集的出版，最早由鲍家麟首开风气，于1979年主编了《中国妇女史论集》；1981年，李又宁与张玉法也合编《中国妇女史论文集》，其中《中国妇女史论集》发行最久，迄今共计八集。（注：鲍家麟编著的《中国妇女史论集》由台北稻乡出版社于1979年发行、1991年出版续集，至2009年已出版八集；1981年与1988年李又宁、张玉法也先后编辑出版《中国妇女史论文集》第一和二辑。）这十年来，由于妇女与性别史研究日渐受到重视，以及妇女史会议论文与期刊论文的不断增加，有更多学者投入中国妇女与性别史论文集的编辑工作。这些论文集多半采专题方式编纂，在历史断限上，有通史也有断代史；至于论文作者不限华人，也包括从事中国妇女史的日本或西方学者，让妇女史研究走入国际化。（注：秦孝仪主编：《蒋夫人宋美龄女士与近代中国学术讨论集》（台北：财团法人中正文教基金会，2000年）；李小江等著：《历史、史学与性别》（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吕芳上主编：《无声之声（Ⅰ）：近代中国的妇女与国家（1600—1950）》（台北：中研院近史所，2003年）；游鉴明主编：《无声之声（Ⅱ）：近代中国的妇女与社会（1600—1950）》（台北：中研院近史所，2003年）；罗久蓉、吕妙芬主编：《无声之声（Ⅲ）：近代中国的妇女与文化（1600—1950）》（台北：中研院近史所，2003年）；王政、陈雁主编：《百年中国女权思潮研究》（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李贞德、梁其姿主编：《妇女与社会》，收入邢义田、黄宽重、邓小南总主编：《台湾学者中国史研究论丛》，第9册（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5年）；游鉴明、罗梅君、史明主编，洪静宜等译：《共和时代的中国妇女》（台北：左岸文化，2007年）；李贞德主编：《性别、身体与医疗》（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08年）；李贞德主编：《中国史新论·性别史分册》（台北：中研院·联经出版公司，2009年）；姜进等著：《愉悦大众：民国上海女性文化解读》（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年）；胡春惠主编：《宋美龄及其时代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香港：香港珠海书院亚洲研究中心，2009年）。）《中国妇女史读本》便是汇集中、外妇女史论文，以通史方式编纂的论文集。

近年来，随着新史料的出土与发现，还有妇女史观的多元化，中国妇女史的研究视角越来越广泛，重新解读或诠释妇女问题成为热门研究，《中国妇女史读本》所推荐的19篇论文，就试图提供中国妇女史新的研究方向，尽管有的论文发表多年，却是研究典范，值得读者捧读再三。为方便分析，我把本书收入的19篇论文，分成妇女地位、性别与身体、书写妇女、妇女形象建构、媒体与性别、恋爱与婚姻等六部分。

就妇女地位的探讨来说，一般认为，中国传统妇女受到“重男轻女”观念和各种规范的限制，她们的地位自古以来就十分低下，一直要到近代才有机会翻身，然而，这真是一种绝对的说法？细读杨联陞、李贞德和陈弱水的论文，我们发现这种说法其实有很大的讨论空间。杨联陞在《中国历史上的女主》中指出，虽然众所周知，传统是一个男权和父系的社会，但在这样的社会里，妇女并不是完全没有影响力，历代的女主便是不能忽视的力量。杨联陞表示，从东汉开始就有太后摄政的制度，尽管各朝代都有批评或禁止太后摄政的言论，但一旦遇上紧急状况，邀太后摄政，成为权宜之计。由此可见，让女主摄政是出自不得已，却也因此为妇女制造强化地位的契机。

无可否认，传统社会设计了各种制度去规范妇女，刑律便是其中一种。制法者利用刑律实践父系家族的伦理规范，并借此确立“夫尊妻卑”的地位；但李贞德提醒我们，当一元的制度与妇女多元的生活经验相遇时，礼法出现崩解。透过对汉唐之间的礼律研究，李贞德认为不同族群文化、阶级利益与性别差异对父系伦理法制化或刑律儒家化，做出了各种诠释与因应。在实际案例中，妇女的夫家认同固然是刑律儒家化的关键，不过，透过妇女与本家的纽带关系，以及妇女追求自我生命意义的努力，刑律有了松动空间。至于母子亲恩对丧服礼制的折冲、养育之功与母名认定的挑战，也一再地呈现母亲经验冲击着父系制度，而唐朝女主改变丧服礼制，更提升妇女地位。

李贞德强调由于女主的介入，使汉唐的礼律制度并不是朝必然的方向发展，而是经过不同制度关系人或团体的协商。然而，女主争取地位的动机是什么？她们采取何种方式改变地位？是否与妇女意识的形成有关？陈弱水的《初唐政治中的女性意识》试图解答这些问题，他根据武则天、韦后、安乐公主、太平公主的措施，观察到她们提高妇女地位的行动，具有连续性，特别是武则天的一连串改革，最为明显。陈弱水指出，武则天屡次接见妇女、更改嫔妃的名衔、把父在为母服延为三年、尊崇老子的母亲、编写妇女书籍、亲祀先蚕、让妇女参与禅礼、建武周等举措，是彼此关联，并形成一个模式。不过，陈弱水认为，武则天虽然不断改变女主的地位，却没有直接挑战男性文化，反而是韦后、太平公主等人，对妇女地位提升的行动非常直接，妇女意识也更明确，却也因为手段过于强烈，导致败亡。令人好奇的是，初唐妇女参与政治所带来的妇女意识是否早有渊源？陈弱水特别强调，这只是孤立现象，既无前因又无后果。

由上述汉唐女主地位提升的现象看来，我们对传统妇女是否被压制的说法，有必要重新检讨；只不过，女主之外，一般妇女的地位又如何？虽然杨联陞没有深入究明，却给了读者延伸研究的提示，他表示，母权、妻权、各阶层主妇的权威和责任，都值得注意；他甚至发现汉代以及汉之后中国北方妇女的地位，高于中国其他地区妇女。

而借由柳立言、曼素恩（Susan Mann）对妇女守节问题的研究，我们也可以对一般传统妇女的地位，有新的认识。与刑律一样，守节也是规范妇女的一种手段，而且深入到各个阶层，然而，守节观念真能够做到滴水不漏？是否曾出现松动？造成松动的原因又何在？柳立言以宋代为例，环环相扣地推论宋代妇女的守节与再嫁问题，他指出，尽管宋代士大夫大多倡导贞节思想，但他们的家庭背景、思想环境与个人因素，却影响妇女守节的实践。从不同阶层的再嫁恩恤、嫁妆与实例，检视再嫁与守节的因素时，柳立言观察到妇女守寡或再嫁的原因，有来自个人意愿、也有出于社会压力。柳立言更强调，宋代的贞节观不如明清普及，除了与经济和家族制度有关之外，士大夫不一致的贞节观，贞节观未曾大众化，以及政府没有积极倡导节妇，都是不可忽视的因素。

守节观在宋代无法普及，在明清时期又能深化吗？曼素恩也和柳立言一样，对守节观提出怀疑，并以清代寡妇为研究焦点。曼素恩不讳言清政府对旌表制度和建选贞节牌坊的细致设计，以及编纂地方志学者对忠贞妇女形象的建构，明显地提升清代节妇的数目。不过，曼素恩进行寡妇与家族关系的考察时，发现被禁止再嫁的寡妇，虽然无法获得婚姻自主，却因为具有生产衣食、赡养公婆和抚养后代的能力，为家族中带来不小贡献，显示透过旌表制度，寡妇的地位意外受到重视。有意思的是，晩清之后，随着公共节妇堂的普及与受新式教育士绅对寡妇价值的批评，“寡妇”的概念有大的转变，而寡妇再嫁的风气也随着开放。

就性别与身体研究来说，学者所关心的，与前面五位学者相同，试图重新界定传统妇女的地位与自主性，柯素芝（Suzanne Cahill）、高彦颐（Dorothy Ko）、吴一立（Wu Yi-li）分别从宗教信仰、空间与妊娠问题，提出突破性的观察。一般以为，传统妇女的身体只属于家庭，不是操持家务，便是进行性欲或与生育有关的事情。然而，妇女一旦出家或外出修行，她们对自己的身体是否有自主权？柯素芝经由唐代道教女仙生活的身体与实践，让我们认识道教妇女如何通过宗教实践，掌握了自己的身体。柯素芝以12位道教女仙的传记和著述为例，指出唐代女道士在没有阶级区分下，各自以循序渐进方式完成身体实践，她们以自己的身体为中心，通过食物、性欲的节制，不仅改变物理性的身体，还让她们把死亡当成解脱与超越。此外，柯素芝结合不同性别的书写文献，勾勒出唐代女仙较完整的修行图景，她认为，由男性书写的女仙，详细记载了女仙修行与解脱的过程，而女仙创作的诗歌，则提供女仙的情感生活、内在动机，展现自我。

高彦颐的《“空间”与“家”——论明末清初妇女的生活空间》，也让我们对传统妇女的身体与空间关系，有不一样的认识。传统妇女向来被认为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到了近代才有妇女从事旅游活动，而高彦颐从明清闺秀的诗文，观察到早在明清时期，就有闺秀经由旅游及文学创作，扩大她们的活动空间。高彦颐特别以内外概念，分析妇女的生活空间，她表示，尽管近代人认为传统社会以“内外有别”的性别理想限制妇女活动，但传统时代的内外界限，并非绝对；从随丈夫宦游、与女伴出游、外出谋生以及借书信卧游的闺秀诗作中，高彦颐证实闺房不是妇女唯一的生活空间，也颠覆传统妇女被禁锢在家的刻板说法。

在传统医学中，妇女身体的变化多半取决于医师，伴随医师意见的不同，许多疾病的判断出现不确定性，甚至看不到妇女的位置。吴一立从妊娠不确定所衍生的议题发现，除了医疗不确定之外，医者处理妇女妊娠问题，明显地与其他医疗议题不同。吴一立指出，这种现象的产生是由于传统医者或妇女本身，都对妊娠判断模糊不清，以至于有真、假妊娠的判断；还有医者则把一些妊娠现象，解释成与鬼怪有关的“鬼妊娠”、“鬼胎”、“鬼梦”等说法。不过，吴一立也提到，其实妊娠议题的讨论，不断在改变，特别在医疗知识融入了性别规范的明清时期，医者对妊娠症状的解释从人鬼相交，转变成与妇女情感和体弱多病有关。虽然这类说法仍不免偏颇，但把妇女放入医疗中。

在半旧不新的晚清，受放足运动和西方女子体育传入的影响，社会大众对妇女身体的要求，有很大的转变，一向被认为禁锢妇女外出的知识分子，开始大力鼓吹妇女放足或做运动，然而，在这解放妇女身体的过程中，男性或女性是否都欣然接受这项改变？

从杨兴梅的小脚研究，我们看到人们（无论男女）对妇女身体的解放，是站在两个不同的世界发声。过去学者研究反缠足运动，着重反缠足言论的内容与实践，鲜少关注被要求放足妇女的态度，近年来，逐渐有学者关注这个问题，杨兴梅是其中之一。激起杨兴梅兴趣的是，官方和民间不断倡导放足，但反缠足运动竟在中国延宕半个世纪，仍无法彻底完成，于是她从观念史的角度，分析原因。她发现，在男人的世界里，原来反对大脚和欣赏小脚的不是旧式男人的专利，新式男人也喜欢小脚妇女；在女人的世界里，同样存在这两种现象，而妇女之所以不愿意放足，除了取悦男性之外，大脚在女性社群遭遇的轻视和不自在，让有的妇女不愿意放足。杨兴梅还提出，城乡、阶层之间对缠足的看法有着明显的反差。

上述四篇论文提醒读者，解读传统或近代妇女身体的自主问题时，必须跳脱旧有观念，以多元视角重读妇女身体史，因为传统时代的礼教规范或医疗观念，固然让妇女身体无法自主或模糊化妇女的疾病因素，但妇女的自我追求，让她们的身体找到自主空间；医疗专业知识的转变，也让医疗有性别区隔。至于近代，虽然提供妇女解放的途径，有的妇女依然得不到自主或不愿接受解放。

书写妇女与妇女形象建构，也在近年成为重点研究，不断有突破的诠释。以书写妇女来说，就如刑律和贞节制度，女教书对妇女的规范在传统社会扮演重要作用，家喻户晓的女教书莫过于《列女传》，该书以书写与编纂女性人物的方式，为历代妇女树立典范，也刻意把妇女框限在一定的模子里；但《列女传》的传主是否随时代而更迭？为何更迭？更迭的标准又何在？高世瑜指出，从长期变化看来，《列女传》虽然取决于作者的选择，但各时代妇女生活与社会地位、道德观念的演变，以及男性社会的妇女价值观念、审美观念的变迁，也影响作者的选取。高世瑜还提到，历代《列女传》的改变，显现妇女的社会角色日益淡化，从双重角色转化为单纯家庭角色；妇女价值观则从多元走向一元，品德和贞节成为入传的主要标准；至于礼教禁锢与贞节观念更是日益加强，但透过三阶段论，高世瑜表示，宋金时期的礼教规范并不如过去认为的大，而清代的礼教禁锢也不如明代严谨。她的分析可与前述柳立言和曼素恩的研究相互印证。

从《列女传》可以看到，妇女书写，深受作者与社会价值观的影响，如果把妇女书写聚焦在单一妇女上，又会出现何种图景？“王昭君”出塞是一个人尽皆知的故事，但你我所认识的王昭君却可能不完全相同，因为“王昭君”的故事被不断修整、改写，而且以不同的版本呈现给读者，导致没有人知道王昭君的原貌，甚至是王昭君最初的书写方式。刘静贞的《历史记述与历史论述——前后〈汉书〉中的王昭君故事辨析》，以抽丝剥茧的方式，试图从王昭君最早出现的《汉书》、《后汉书》中，寻找书写脉络与王昭君的形象，结果发现，经过历代改写的王昭君，和班固的书写脉络，相差甚远。刘静贞强调，王昭君出塞的历史不只是一段人事的“记述”，而是经过史家选择、辩证成的片段“论述”。

这两篇论文，提醒我们注意的不仅是妇女书写脉络的变迁，也说明任何历史人物或事件的书写或建构，是经过选择与安排，但除了书写之外，仪式典礼中的妇女形象建构，也同样复杂。胡缨便充分展现在20世纪政治与文化语境多变的中国，秋瑾如何成为变化多端的象征物，并被打上各种甚至相互矛盾的标记。胡缨提到，在九葬秋瑾的过程中，纪念者的身份地位，越来越高，从家族成员、密友、地方精英到政府，讽刺的是，不管在中华民国或中华人民共和国时代，秋瑾被认定是爱国精神的象征，即使“国家”的政治定义有戏剧性的改变，秋瑾依然长期地留在公共记忆中。值得一提的，秋瑾的九葬，与王昭君故事的一再改写，虽有时空差异，却呈现传统或近代对女性人物形象建构的别有用心；而经过层层建构，后人对秋瑾或王昭君的原貌，越来越模糊。

从九葬秋瑾的过程中，可以看到国家话语如何被用来建构近代妇女形象，但这些话语究竟在何种状况下产生？人们期待的近代妇女形象又何如？随着晚清政局的转变、西方思潮的传入，不但中国的社会、经济、文化产生巨变，连人们之间的身份认同也起了大变化，特别是妇女，不再锁定在“贤妻良母”的单一形象中，而是被要求走出家庭，进入学校和社会，也因此妇女形象呈现多元。与传统时代最大的不同是，中国人和国家之间的关系因国家意识的出现，变得紧密，“国民”取代“臣民”、“庶民”，妇女则称为“国民之母”、“女国民”，不过，“女国民”只是近代知识分子对妇女形象期待的其中一种，跟着吕美颐的历史考察，我们除了认清“女国民”这个概念产生的背景，同时，也进一步观察到属于政治领域语汇的“女国民”，与社会生活领域的“贤妻良母”、“新女性”相遇时，会是相互抵触或是逐渐整合，吕美颐特别指出，五四时期对“独立人格”的追求，以及女权观念的提升，让“女国民”与“新女性”的内涵趋于一致。换句话说，近代知识分子建构的妇女形象，既要体现自尊、自立，还要为国家尽责。

这种透过国家意识建构的妇女形象，毕竟是由知识分子主导，当政府或政党以公权力介入时，又会产生何种样貌？符合传统家庭和社会期待的“贤妻良母”角色，是否还受到支持？支持的原因又何在？许慧琦以训政时期的国民政府为例，指出为了宣扬符合国民党与国家利益的妇女形象，在1934年的新生活运动中，国民政府颁布禁令规范妇女，除要求妇女具备妻性、母性，以及做好“修身齐家”的本分之外，也期待妇女成为服务家庭与社会的新女性。为响应政府政策，社会舆论不但与这些论调互为呼应，还对不符合妇女形象的“摩登女性”，大加挞伐。许慧琦坦言，在思潮多样的时代，国民政府的妇女政策并未获得完全认同，甚至引发论争；但由于摩登女子的言行背离民族大义，“反摩登女性”的论述得到了各方支持，让国民政府有机会建立“以家为重”的妇女新形象。

必须注意的，当人们在建构妇女形象的同时，也提出不符合建构标准的妇女形象。进入近代，因为有越来越多的妇女外出读书、工作或参与社交活动，社会大众对这群新女性深感好奇，她们的打扮穿着也吸引着人们的眼光，在半旧不新的晚清，更是如此。曾佩琳（Paola Zamperini）阅读晚清小说，观察小说的作者如何书写上海时尚男女的穿着，曾佩琳发现“上海时尚”不仅是人们欲望的目标，同时成为小说嘲讽的对象。除了妇女利用服装展示身体，借此掌握观众的欲求之外，性别颠倒、新旧混搭、阶级错位的服装，也出现在晚清上海的男女身上。从文明的角度来看，曾佩琳认为，面对时尚与身体的相互交错，小说家没有在上海街景找到进步与文明，反而因社会性别、身体、国家和社会认同的撼动，让部分人陷入焦虑。

除了穿着打扮之外，妇女的行为举止更受到大众瞩目，从近代女学生的登场到职业妇女的产生，这群新女性始终是舆论的焦点，批评的声浪也不绝如缕。随着受教育妇女的增加以及各行各业对女性职员的聘雇，晚清以来，许多机构或商家都有妇女身影，却也因此引来各种正、负面的看法。连玲玲表示，近代上海女店职员的出现，是女权运动的促成，也是商家在经济萧条下的性别策略，试图借“妇女”这个群体来招揽顾客；然而，女店职员出现后，因为改变了劳动市场的比例，也影响性别分工，开始遭到评论，有不少反对女店职员的人，从形象这个角度去观察她们，指责她们是危险人物。与曾佩琳一样，连玲玲认为这些复杂的性别论述，是来自人们的焦虑，而他们的焦虑是出于工作权力关系的变化，也是性别认同与工作认同的矛盾。不过，连玲玲表示，为了因应舆论攻讦，女店职员以工作能力与性别中立的“职工”身份，来建构自我形象。

这种以工作能力和表现自我去建构自我形象的例子，还可以在民初弹词小说家姜映清的创作过程中找到。据胡晓真分析，晚清的女性弹词小说，主要出自闺秀之手，她们的作品在妇女读者群中占有不小市场，虽然这群传统女作家受妇德礼教规范，有少数作者却愿意与书商往来，亲自掌握自己作品的市场行情，候芝便是其中一位。而在晚清崛起的姜映清，更因为时代的转变，呈现新女性勇于自我表现的一面；姜映清除了承续传统通俗小说移风易俗的写作风格之外，她也配合近代媒体的推销方式，增加作品的曝光率。胡晓真特别指出，当弹词小说随着无线电的播出，走入每户家庭后，写作事业一度走向末途的姜映清，借着《弹词开篇集》的出版，把她的作品带入广播，参与了城市大众娱乐的生产。严格来说，在近代中国，到处可以找到新女性如何建构自我形象的例子，而女店职员与姜映清的探究，正为我们提供研究范例。

就媒体与性别研究来说，从事近代中国妇女史的学者基本上都会引用报刊媒体的素材，因为其中有丰富的性别议题与论述，这些论述多半呈现两极批评，在报刊媒体充斥的1930年代，更是变本加厉地评论，许慧琦、连玲玲的论文，就让我们看到舆论交相论辩的热闹情景。然而，一味批评妇女的舆论，真起得了作用？或是一种反效果？1930年代，刺杀孙传芳的事件曾被沸沸扬扬地讨论，人们对主事者施剑翘提出不同的评论，但施剑翘最后竟能得到宽恕。林郁沁指出，从法律上来说，杀人是不可赦免的罪行，而媒体的炒作却让施剑翘得到同情和支持，换言之，“公众同情”把施剑翘的复仇行为与中国人的“孝道”巧妙结合，即使左翼分子批评复仇阻碍中国现代化，集体同情却建构一种女性化、无批判性的公众，以至于施剑翘获得司法宽容。针对因同情施剑翘所引起的媒体炒作，林郁沁认为，这反而促成新兴公众舆论的崛起。进一步说，尽管透过媒体进行性别研究已相当盛行，但仍有新议题值得开拓，这篇论文便提供思考方向。

关于恋爱与婚姻的研究，无论是传统婚恋或近代婚恋，都有丰富的研究成果，特别是追求婚姻与恋爱自主的近代，更受到研究者的青睐；不过，绝大多数的讨论，集中在观念的倡导，鲜少注意观念是否落实的问题。吕芳上便一反过去的研究，关注192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情爱问题的抉择与讨论，他从张竞生的例子发现，这位留法的学者因为谭熙鸿和陈淑君的情爱事件，发表了“爱情定则”，对传统社会的男女情感重新定义，提出“爱情是可变迁”、“夫妻是朋友的一种”等原则；但张竞生面对续弦妻子的爱情变迁，却难以接受，不但强烈抨击，还修改“爱情定则”。吕芳上特别表明，在革命与集体主义盛行的1920年代，“恋爱”从私事变成公事，他以北京工读互助团和中共党员的三角恋爱为例，说明当革命与恋爱相遇，除了无法解决恋爱问题，甚至受困于扭曲的恋爱中。吕芳上的论文，提醒我们不能因为1920年代“自由恋爱”的沸沸扬扬，便认为已经付诸实现，其实在动荡不安的中国，“自由恋爱”这基本的个人的私生活，并没有得到健全发展的空间。

综括来说，在这19篇论文中，有三项研究趋势值得注意：一、以妇女为分析范畴在本书占多数，也有论者把男性列为研究或比较的对象，扩大了性别研究的视角；二、以女教书、刑律、贞节观、缠足规范妇女或以国家意识、政党政策、媒体舆论框限妇女，固然是既定事实，并被论者认同；然而，论者们也认为所有规范或限制并不绝对存在，无论传统或近代都出现松动，他们为妇女的自主性找到新的诠释；三、除从女性世界去探究妇女问题之外，许多论者也注意到政治、经济或社会变迁，如何影响妇女，让妇女研究有更多参照面，不流于独白。

以上是我阅读本书后的一些观察，虽然名为“导言”，但相信读者还能从中得到更多研究议题。

游鉴明　谨志

2011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