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品位化的资格管理：魏晋南北朝、唐宋

周朝尚没有严格意义的资格管理制度。宗法贵族凭借家族权势而获得爵级，那么，就不妨把爵级视为官员的本阶，那是他们任职资格的品位依据。

魏晋南北朝时，资格等级管理再度品位化了。自曹魏始，“加位”、“进阶”之事就屡屡出现。汉代的“位”指的是官职，“加位”只是指升官而已；魏晋以下的“加位”，指的却是提升个人的位阶。这种“位”、“阶”被记录在吏部的档案里，以及个人的“阶牒”上。在任官时，个人位阶应与所任官职的品阶相称，否则就是“超阶”。加位进阶的最基本条件，是所谓“秩满”。做满一任官，考课合格，就可以“秩满”进阶了。朝廷还经常普赐百官位阶，称为“泛阶”。朝廷“泛阶”的诏书一颁，大小官僚们欢声一片，“鸟腾鱼跃，喜蒙德泽”，因为位阶上升之后，就有资格做更高的官了。陶侃在荆州，觉得某官员十分敬业，“乃超两阶用之”。这是破格用人的意思。刘宋有制，捕捉到亡叛的吏民，赏位二阶。可知当时的“阶”是可以论功行赏的。这种“阶”的出现，标志着魏晋以下的资格管理，相对于秦汉已发生了重大变化。

中正品是魏晋新出现的资格等级。它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呢？日人宫崎市定认为，乡品（即中正品）评为一品，等于预告此人将来可以做一品官，但眼下要从五品起家；乡品为二品，等于预告此人将来可以做二品官，但眼下要从六品起家。如果乡品为六品，眼下就只能做流外官了。所以，乡品有如一张“期票”，预告着士人可以升至的品级，但起家官品比乡品低四品。以下是宫崎市定所绘制的示意图：

不过胡宝国先生指出，中正品是与具体职位直接对应的，在制度上说，中正品与官品没有对应关系。胡先生的看法，可以得到史料的坚强支持。对任官所需的中正品，朝廷是一一规定的，如“从事中郎缺，用第二品”，“中朝助教，亦用二品”，“典学二人，三品”，“户曹、仪曹各二人，五品”，“白簿治礼吏八人，六品”。这里所说的“品”，都是士人任职时所需要的中正品资格。令史一职，有三品令史、四品令史、五品令史和六品令史之别；县令一职，有二品县令、三品县令、四品县令之别。这里的“品”也都是中正品，不是官品。从官品说，令史是八、九品官，县令有六、七、八品三等。为各个官职规定的中正品，是“官之品”，也就是“任职条件”；士人个人的中正品，则是“人之品”，是“个人条件”。吏部任命，就是让两种条件一致起来，让士族士人的“门品”与适合这家士族做的官职一致起来。

南朝梁武帝创设十八班。十八班外，另设流外七班，还有三品勋位、三品蕴位；又为郡守及丞各设十班，县设七班。学者往往把十八班看成官品九品18等的变体。笔者也曾这么看，但现在看法变了。我认为十八班主要用于管理官资，因而与官品性质不同，并非九品18等的“变相”。兹陈理由如次。

第一，魏晋以来，九卿照例在第三品。梁增九卿为十二卿，我们推测仍为三品官。这一点可以由陈官品反推，陈官品中的十二卿“品并第三”，梁也当如此。但在十八班中，十二卿的班位相差非常之大：太常卿十四班，宗正卿、太府卿十三班，卫尉卿十二班，司农卿、少府卿、廷尉卿、光禄卿十一班，太仆卿、大匠卿十班，鸿胪卿、大舟卿九班。这说明九品与十八班各是各，不是一回事。

第二，州郡县掾属，魏晋以来都不列在官品之中。在陈官品中，州之掾属中，只有别驾从事、治中从事二职列于官品，其余主簿、西曹、祭酒、文学、诸从事，都不入官品，然而它们却被列在十八班中。按，南朝的军府僚佐在逐渐取代州郡掾属；主簿、西曹、祭酒、文学、诸从事等因为是长官自辟，而且已趋闲散化，所以在此期变成了品位性官职，用于安排闲人，所以仍没有进入官品。但它们又被用作入仕位阶，事涉士人起家资格，所以在十八班中有了它们的身影。

第三，十八班与薪俸无关，薪俸另行配置于官品或秩级之上。陈官品中有很多“秩若干石”、“减秩”、“不言秩”字样，证明薪俸依官品与秩级而定，十八班中却没有这些字样，表明十八班与薪俸没有关系。此外在南朝，法律特权“官当”依官品而定，与十八班无关。

第四，十八班中没有爵级，军号另行立班，州郡县长官另行立班；而在官品之中，则有爵级、有军号、有州郡县长官。

第五，北魏的官品18等30阶，是可以考课进阶的。梁十八班却不能“考课进班”。因为十八班中所罗列的，是中正品二品以上官，相当程度上还是按“门品”即门第高低定官资的，而“门品”这东西，当然不能通过考课来提升了。所以北魏的官品18等30阶是功绩制的位阶，梁十八班则未能超越“门品秩序”。北魏官品18等是官僚依功进阶的阶梯，梁十八班则是士族“平流进取”的阶梯。梁十八班的创制，虽然受了北魏官品改革的促动，但没能跟上北朝官阶的进化步伐。北朝官阶的功绩制精神更浓厚。

综上所述，梁十八班是一种管理任官资格的位阶，未能超脱九品中正制多远，与北魏官品18等并不一样，后者更为进步。北朝时的位阶制发展，总体看比南朝快一拍。

具体说来，十八班的结构分两大段落，中正二品士人所任之官，列于十八班之内；位不登二品士人所任之官，另行列为七班。这七班是从中正的三至九品7等变化而来的；还有若干位不登二品，但比较重要的中央吏职，被特别列在三品勋位及三品蕴位。九品中正制只确定了“人之品”，即“个人条件”，而十八班体制等于是前述的“官之品”，即“任职条件”的总汇。所以我们说，十八班是用于管理官资的，是中正品在职位结构上的投射，进而是“门品秩序”的一部分。

魏晋南北朝具有管理资格功能的位阶，还有文散官、将军号。将军号相当于军衔，用于标示军官的个人资位。文散官如常侍、侍郎、给事中等，既用作加官，以加重官员资位，又用作入仕阶梯与迁转阶梯，士人可以由文散官入仕，官员可以在文散官上升迁。在南北朝时，对任满者、考优者，经常授予军号与散官；地方州郡长官在任满解职回京时，往往授以较高的将军或大夫，表示这人做完一任官后，其位阶已经上升了，并以此位阶等待下一次任命。此外，由汉代而来的察举科目，在魏晋南北朝继续发挥资格功能。

南朝的文散官和将军号的覆盖效力还没达到百分之百，不是所有官员都拥有文散官与将军号。综合性位阶还在孕育之中。由北朝而入唐，文散官发展为文散阶，将军号发展为武散阶，综合性“本阶”由此正式形成。“凡叙阶之法，有以封爵，有以亲戚，有以勋庸，有以资荫，有以秀、孝，有以劳考。”文武散阶各29阶。散阶的获得，由封爵之高下、皇亲国戚之亲疏、勋官之高下、门荫之高下、科第高下及考第高下而定。各种分类资格，在文武散阶上被汇总，一元化了。参看下图：

封爵、亲戚、勋庸、资荫、秀孝、劳考等，作为分类资格，有些也形成了位阶，例如封爵，勋官。秀孝以科目及试第为等级，资荫以父祖官品为等级，“亲戚”即皇亲国戚以五服亲疏为等级，劳考则使用“若干考”及“上中下”的考第为等级。它们又全都归结到官员的“本阶”上，吏部据阶授官。封爵、亲戚、勋庸、资荫、秀孝，主要用作入仕资格；入仕之后，劳考是决定性的。

唐宋资格管理的品位化，还影响到了官品的结构。唐（及北宋前期）官品有18等30阶，但明清官品就只有正从18等，不设上下阶。这说明，如果只是要区分职位高下，官阶没必要像30阶那么细密。那么设30阶是为了管理薪俸吗？也不是。唐官品虽有30阶，但薪俸只有18等，可见30阶不是为管理薪俸而设的。这时把视线转向散阶，事情就明白了：文武散阶各有29阶。请看下图左表（只列文阶为例），比较其薪俸与散阶等级：

于是我们就知道，唐官品之所以分30阶，是因为存在着29级散阶的缘故。质言之，是为了更精细地管理资格。唐朝官僚政治特别重“资”，倾向于对资格实施精细管理。而且设置了30阶之后，若干职事官在正从之外，也有了上下阶之别。就是说，为管理资格而设的30阶，反过来又影响了职位结构，令职位等级也变繁密了。当然官品30阶，北朝已是如此。汉代的禄秩等级与薪俸等级“一对一”，完全重合；唐朝重“资”，官阶等级比薪俸等级繁密一倍。

宋朝的情况与唐类似，资格管理相当细密，“本官”等级繁多；同时宋神宗之后的薪俸等级却疏略得多，30个寄禄阶只对应着14级薪俸，参看上图右表所列。由此我们知道，宋朝的官僚政治也特别重“资”，与唐相近。还可以指出，宋朝用于承载权责的是“差遣”。然而后来，差遣资格也发生了品位化，形成了关升资序。下面是邓小南先生制作的《南宋关升资序略表》：

寄托权责的差遣也发生了品位化，这与今天的一种情况有些相像：今天所谓部级、厅局级、处级、科级，从制度上说只是职位等级，但事实上却经常变成了个人的品位尺度。

差遣的关升资序，看上去比寄禄官疏简得多。不过资序又有“充”、“权”、“权发遣”之别。某一差遣，用本资序的人担任，称“充”；用资序低一等的人担任，称“权”；用低二等的人担任，称“权发遣”。这就使关升资序的等级管理，更复杂入微了。在一任差遣上达到了规定年限，即可“成资”，即计算为资历。朝廷尽量保证官僚能够“任满成资”：有的官僚治事“乏誉”，当局下令待其“成资”后再替换；有的官僚应该“避亲”，当局指示待其“成资”后再放罢。皇帝很关心官僚利益，很注意工作方法，想方设法不让官僚吃亏。可见宋朝官僚政治中，存在着精细计算官资，以保障官僚品位利益的强大压力。

宋朝君臣对位阶名号，有特殊的热衷与爱好。唐朝宦官使用朝官的散阶，宋徽宗则为内侍省和入内内侍省的宦官，制定了专用位阶。起初是9阶，自内东头供奉官至祗候高班内品；后来增为12阶，自供奉官到贴祗候内品。还有“祗候班”的位阶，及都知、押班各有5阶。宋徽宗还为医官设置了14阶，由和安大夫、成和大夫而下。后来增到了22阶。甚至妃嫔、宫人也采用品位化管理，“内命妇”位阶5等：第1等四妃以下有24级，侍御郡夫人以下有10级；第2等“尚字”以下有29级，“知尚书内省事”以下有5级；第3、4、5等又有18号。

流外九品的9个等级在宋朝被废弃了，通为“流外”；但面向吏、役，宋廷依然设有若干位阶。比如州衙吏人，从都孔目官到粮料押司官，共10阶，称为“职级”。又职役“衙前”，从都知兵马使到第六名教练使也形成了10阶。宋徽宗时，三馆吏人之职被定级为“流外从九品”，在流外中又弄出了一个“从九品”，这是一个特殊的品位。

宋廷不厌其烦，甚至还给道士设置了道阶。道阶又称“师号”，源于唐朝。宋徽宗政和四年（1114年），设道阶26级。宋徽宗所宠信的温州道士林灵素，其官号之一“通真达灵玄妙先生”，就是道阶中的所谓“六字先生”之号。宋神宗以降，政府还出售道阶以舒缓财政困难。在南宋初，四字师号的售价是二百贯，宋孝宗时贬值到了三四十贯。学道者还可以通过考试获得学历，凡初入学者称道徒，每年考试，根据成绩分别给予元士、高士、大士、上士、方士、义士、居士、逸士、隐士、志士名号，官品正五品到从九品。

连民间隐居的“处士”，宋廷也为之设置了位阶。宋仁宗“赐处士号”，所设置的名号，有冲晦、安素、清逸、高尚、高隐、通微、善济、葆光、悟静、丹华、守静、和靖、白云、耆德等。对“赐处士号”的意义，徐冲君指出：“在这一行为所反映的王朝与士人之关系中，前者对后者的优位以及后者对于前者的依赖变得越来越强烈了。”

宋廷制造位阶的热情之高，可称中国官阶史之最，甚至可能是世界官阶史之最。